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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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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上校军衔，也是不够格上军事法庭吧。”我直视施伦堡的眼睛。
“您让我惊叹时间的伟大。”他沉默良久，说出这句话。
我进入安全局还是个只知道扛枪冲锋的傻小子，那时他对我的坚硬和固执报以苦笑，然后带我走进间谍这个灰色的世界。六年以后，我终于学会在不分敌我的时代韬光养晦，在背叛的关头倒戈一击。但我失去了信任，一切晚矣。
720事件后，古德里安成为陆军总参，羽翼未丰因而让盖伦成为他的眼线和左膀右臂。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外军处成为六处的对手，在这局满盘皆输的棋局里，争夺那一点狭窄的求生之路。
“事已至此，我将和您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我对我的上司，帝国安全局六处长瓦尔特？施伦堡少将说，那就是我们最后的合作了。
那也是帝国内部最后的联合。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古德里安动用未成年人组成的军队发动阿登反击战。施伦堡想将之作为和谈的筹码，他联系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以获取海外燃油，并借由这条线与西方联系和谈事宜。而我意图保障这场行动的威慑力，于是前往路德维希港，确保地面补给线的通畅。这条在720事件后重新组建的阵线牵动了战争末期的策略，德国到1945年夏才战败，当中有我们的负隅顽抗，或称丧心病狂。
现在我身陷战犯监狱，读着开满天窗的报纸，看到新政府纪念720事件的新闻。施陶芬堡的塑像被安插进总参旧院，德国大小的街道以他为名。这真是值得纪念，他成为德国的光荣，我也在这光荣无比的烈士报道里，猜出了一些高墙外的事。
阿登战役开启时，东线外军处放弃了军事侦察，开始整饬人员和资料。他们想用苏联情报向西方讨个好出身，现在料必如愿以偿。连同在720事件里不清不白的处境，也变成其首领在新国家里的功绩了。
1947年7月20日
、艾丽大街
我们谈到失去故土的感觉，悬浮在半空中的生命是孤苦无依的，伊利亚斯说。当时我们用勺子刮着碗里最后一口汤，兰斯贝格的贫乏让人幻想更大的世界。
我游历过世界，但是当岁月无出其外地剥夺一个人的富庶——无论物质或心灵，人们便眷恋故土。乡音与亲友能让亡魂安宁，热爱思考的人向往的精神故乡，也无非是它的抽象化。
此刻我看着窗外奇怪而高的天空，铁栏阻止不了这样的好高骛远。从布列斯劳到斯特拉斯堡的地名已被兰斯贝格僭越，人们聚集在这里，老德国蜕化成孤独的信念，我们有了共同的葬地。但这个葬地是无法让人瞑目的，因为在共有的信念之外，个体仍有独特的皈依。正如所有天主教徒都向牧师告解，忏悔则从不雷同。人们师习语言、获得思维的方式殊异，宗教也无法消弭这样的独立性。
出生档案记载我是法兰克福人，但法兰克福包罗万象，人们回忆的却是自己所在的那一小片地方。我真正的故乡是维多利亚—艾丽大街。
这条大街名不副实，只一条隐藏在城市边沿的小巷，居民是一些五方杂厝的读书人。他们因为附近一座大学和附设初等教育的建立而前来此地，真理是这些自由骑士毕生侍奉的领主。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骑士。他们不讲本地方言，我最初的口音是汉诺威标准音，童年在一群言谈千奇百怪，而又吊诡地热衷于普遍真理的父辈当中度过，他们领我进了一扇知识的窄门。
知识界自成一体，俨然新教弘扬后复生的另一个跨国教会。艾丽大街的人会为某个见解而大声吵闹，他们来自萨尔茨堡、吕贝克还是哥本哈根，则是“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爱国主义”。世界以抽象的形式栖息在这条小巷，国家是信仰的选择，地域观只在真知与冥顽之间壁垒森严。我的母语是汉诺威音，后来学会明斯特方言、柏林话，我最意气相投的朋友、渊源最深的人来自其他的城市。
何处是故乡，这个问题容易得到感伤而肤浅的回答。兰斯贝格隔断了正见与异端、生活与反常，哲学意义上的荒漠给予思想无限空间，我有足够时间思考一个不失分寸的答案。
故乡是意识的入口，一个人成为其个体的意识根植其中。我的故乡在哪里？海德堡温和民主的气氛滋养了最善辩的纳粹，年轻的警卫旗成员在利希特菲尔德度过激昂岁月，后来他在柏林笔直而空洞的大道上忘记生活，又到过东斯拉夫的冷冻土、荷兰内涝的海港、不列塔尼扎着都铎古楼的荒地。作为地理坐标的故乡毫无意义，我只眷念艾丽大街上一扇铁枝的矮小院门。
庭院里没有多少花草，白墙顶着红屋檐，一双父子伶仃地站着。我的父亲在妻子亡故后没有续娶，他精心饲养我，带我去看他走过的世界。我们之间并无太多不合，家里饭菜至今是我牵肠挂肚之物，但一些抽象问题使我们沉默多年。
就像艾丽大街无处不在的争执，学术或政见、立场或宗教。自由骑士们喝着同一壶咖啡，争论时却能把桌子砸出裂缝。父亲师学于抽象理论，我从书本和辩争当中取得知识，形成了一些根本的观念。
它们不切合于实物。我对法兰克福口音的眷念远不如对内卡河水，我在那些因为冥顽、偏见或利益而不可沟通的人面前收获了绝望。盟军法庭进一步把绝望确定为无可挽回的毁灭，似是而非的罪名、各怀鬼胎的盘问、监狱里意图不明的谈话，最终让我除了沉默别无他选。
绝非所有人都对沉默无法容忍。但是砍去贩夫走卒的手脚会让他成为废人，为何那些犯戒的古代学士往往是受割舌之刑？文明社会擅长不杀生地摧毁一个人，死刑不过是一道附加险。
我走过不太长的道路、建立过短暂的功勋、获得并非神判的罪愆。模糊的地理故乡让我能够接受尸骨撒进伊萨河的终局，但精神的乡音仍难改变。使我成为自身的艾丽大街、那些自由骑士赋予我的精神无不在召唤我，到那里寻平安。
没有什么能阻止狐死首丘，也没有什么能抚慰死不瞑目。
1947年10月2日
、风蚀作用
【原文】
死亡是意义的消解，那些终会被放进英灵殿的人只是脱离凡胎。——多少独裁者许诺过这样的英灵殿，只有耶稣建成了它，历代君王的许诺无不成为其僭主所称的罪行。
多少人在死前高喊过某种口号，最近的例子发生在纽伦堡。这些人面对罪行累累时也面露惭颜，却竟然相信终有一天会得到末日审判般的正名。逻辑在恐惧面前不举，因为此时逻辑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
逻辑实则从来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意义是信以为然，一切哲学在这里遁入宗教，笛卡尔与海德格尔互为仇敌。前者选择生活，后者选择存在。
无论从学界地位还是株连甚广的社会影响来看，海德格尔都主宰着这个时代。战争不是最残忍的毁灭者，他身后的复仇女神践踏了一切美德。为了向胜利者乞求偷生，人们不得不自我否认，昔日同袍之谊变为尔虞我诈的法宝，信念成为累赘，生存高踞于一切之上，乔装成意义本身。
我们吟唱过的歌诗无不成为笑谈，共同度过的岁月让人得以更彻底地互相告发，世故里不含天真，冷漠变为麻木。恐惧不仅仅让人放弃逻辑，也包括信念。
真正的死亡犹如风蚀作用，摧毁任何人造的纪念。
1947年10月30日
【编者注】
在瓦尔特？施伦堡作为被告人的外交部审判中，海因茨？加兰的证词如下：
美国国家档案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后续审判—外交部案，卷37：海因茨？加兰党卫军中校证词
海因茨？加兰（1915—）自1938年至1945年是瓦尔特？施伦堡的属下，曾担任RSHA四处E科二组成员、六处二等副官、六处一等副官等职务，亦是RSHA六处与国防军总参、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
谨以名誉为誓，确保呈堂证供的真实和准确。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一
1、我出生于1915年1月的法兰克福，1936年于海德堡大学毕业，其后加入警卫旗。1938年6月军队进驻但泽后，我调任党卫队保安处，并在这个机构供职直至1945年4月。
2、我进入保安处时，它正在改组为帝国安全局（RSHA），许多机构面临撤换改组。我在办公室留侯派遣，当时的办公室主管是瓦尔特？施伦堡。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机构内部的日常文书、协调部门间的配合、组织员工活动等。涉密文书是直接呈报给各部门主管或局长本人的。
3、涉密文书是指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或与国家大事、高层领导密切相关的文书。
4、1938年11月初，我个人并未看到任何关于平定犹太暴乱或与之相类的文书。既然这件事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料想它是涉密的。
5、1939年7月，施伦堡组建四处E科并担任科长，我是二组的成员。这个分支主要监察国内外的主要报刊，它与三处合作负责书报审查，但主要职责是从报刊上获取情报。RSHA的建立时间很短，信息往往滞后于媒体。二组是个典型的文职部门，E科本身也主要招收各大高校的文科生，它的非军事化特征一直延续到日后的六处。
6、我本人曾是警卫旗的军人，但在那之前我受学于海德堡；E科科长施伦堡则是马尔堡的学士；日后成为六处S科科长的斯科尔兹内是一名特种兵，但他也拥有大学学位。余者请详参庭审记录，我相信其中不乏博士头衔。
7、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期间，我跟随军队前进，其后参与组建RSHA的法兰西分部。随后我在国防军总参学习，直到1941年南斯拉夫战役开始。
8、六处的巴黎分部设于福煦大街，那里的确是巴黎的富人区，但选址依据是这个街区的良好治安和建筑的私密性，以及与当时仍然生活于此的法国邻里的和睦关系。关于进占巴黎后六处获得的财产：巴黎分部征用了一座空置的小楼，桌椅不全，尚需多方寻觅。附带一提，当时六处处长为海因茨？约斯特，施伦堡是在次年6月继任的。
二
1、1938年6至9月间我正在入职培训，与施伦堡的共事是9月后开始的，职责与权限已如前述。具体参与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参与了RSHA进驻捷克的行动，是年年底负责对国防军反对派的调查。对于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2、文洛事件是一起突发事件。时任四处E科（主管国内反对者）科长的施伦堡间或会被授命一些国外任务，这是因为国内反对者大半与德国的敌国相联系。1939年9月间，我在明斯特办理一桩国防军将领里通外国的案件，施伦堡在附近的杜塞尔多夫。他曾问及这个案件的细节，并要去了几套国防军军装。文洛事件中他以“国防军总参军官夏梅尔”的假身份赢得英国间谍的信任，但据我推测，逮捕他们并非施伦堡本人的意愿。
3、只需要一些逻辑便发现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认为卧底是叛徒或卖国贼，但他的实质功能更类于中介。你需要付出一些情报，才能换得情报，这恰恰是双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实是，直到次年不列颠战役开始前，施伦堡仍在设法把手下最优秀的卧底间谍派往英国；我也曾耳闻海德里希对施伦堡与英国人过于频繁的交往的批评。那么既然他希望与英方增进往来，逮捕文洛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层就无异于作茧自缚。
4、我在文洛事件后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这是因为我提供的关于国防军反对派的信息使施伦堡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这些信息是在此前的国防军谋反案中取得的。
5、我并不知晓被抓获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官下落如何。不过1943年时我与因为“黑色乐队”案而被捕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神父交谈过，略知他在狱中的情形：彼时他正与同在狱中的白斯特过从甚密。“黑色乐队”大体上是亲英的，不过一位身陷囚牢的前军情五处官员与业已被官方定罪的反对派明目张胆地往来，可见二者的触角远未限于牢狱之中。
6、关于朋霍费尔、白斯特，或“黑色乐队”。从1939年开始，RSHA已经对“黑色乐队”了如指掌，1939年9月我办的案子即针对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本人，当时已知道他与英国联系的细节。正是这些证据使施伦堡成功假扮了夏梅尔。不过哈默施泰因只被革职，其后又复任国防军高层军官。这是施伦堡的直属上司、海德里希的主张。把文洛抓获的间谍投入集中营，是希特勒独裁的体现。
三
1、从1939年9月涉及国防军密谋案开始，我就与藏有众多“黑色乐队”成员的国防军分不开了。1942年后我成为RSHA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期间涉及了东线情报工作。
2、齐柏林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
3、就我所知，飞艇计划开始时，德国在东线已经转攻为守，不过一年前的快速推进中捕获了大量苏军俘虏，此时正直动摇期。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飞艇计划是从战俘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
3、很多集中营也兼做战俘营，当时人们不知道那里也关押犹太人，今天则以为它是专为犹太人而造。
4、飞艇计划的具体活动已经超出了我的权限。即使它不涉及保密条款，每个部门也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一般而言，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这仅仅是我的推论。
5、飞艇计划是利用获释战俘到苏联境内从事地下活动，它没有屠杀战俘的理由。
6、我未曾听过战俘营里存在战俘非正常死亡现象。
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愿作出以上陈辞，已尽我所知，并力求准确。
速记人在第三段第6节末尾脱漏一句：你们是否听说过45年后德军战俘非正常死亡的传言？（手写，英语）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往日
狂喜可以是无比宁静的。让人获得解脱的不止超越体能的运动，把困惑已久的问题想出清晰而简洁的答案，人们便获得与俗利无关的成功感。如果答案甚至改变了既往的愚顽，它就直指向极乐世界。
在海德堡时我有幸遇到一位乐于辩论的朋友。二十岁上的粗糙理念被辩论反复打磨，对方的思维、措辞和辩论的手法、攻诘时的要害也被谨记在心。日后我们各奔前路，遇到更新的问题，仍能设想对方的见解。这些真正发生和想象当中的辩论随着经历而日渐精致，最终塑造了我们笃行的人生法则。
热爱思考的人很多，赖以为生的人则很少。对我来说，思辨的重要性不亚于德国猪肘。这不意味着放弃一半伙食来寻找思辨的话题，二者的关系就像空气与水。我惊讶于一些人能像空气兰花那样只依靠很少的水土便能生存，也惊讶于他们每以为只有空气是必要的。当你谈及阳光或知识、水源或思辨、微风或挚友、蜂蝶或快意江湖时，他们便嗤为不切实际；当你谈及泥土或家学，他们更横生妒忌。
只有戈壁上的动植物才这样坚忍而冥顽，但生活在温带大陆气候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当中，有着富饶而强大的国度的人们，竟也认定存在“低层诉求”和“高层诉求”，又对后者敬而远之。富可敌国的人训诫子嗣务要子承父业，而不是开创自己的理想。
如果信念是一种奢侈品，那么我就是个富翁。奇怪人们认可前半句话，却推导不出后半句的逻辑必然，因而我只能与很少的人分享这快乐。
我们谈及时代的涡旋。那时化学重新臣服于量子物理，后者却又遭受政治的攻讦。折弯的真理是否仍是真理，臣服的学术是否仍是学术？我的朋友引述了一句古代箴言，“没有一个屈膝的人是日耳曼人”。
那是在海德堡众千条小路之中的一条上，我们这一代人在漫长的行走当中交换思维，共同成长。时代因此而前进得更快，我们也更早地度尽青春。拿人和真理作比是错误的，因为不屈膝的人未必是握有真知。
“但追逐真理的是人，到处闲逛当然也有在路上捡到金子的可能性，但你总不会因此每天闲逛。”那个有着一头总也梳不平的蜷曲头发的人靠在山径壕沟般深陷于地下的岩壁上，显露出常有的欢愉。
相对于个体短暂的生命而言，这个思维是有意义的。正是“我”在追逐真理或任何种类的道路，“我”必然会考虑世界般宏大的理想是否在我有生之年，愿意垂顾于人类的窥探。
“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和创世传说，亲爱的逻各斯。是你我和众人在选择世界。”
“那么学界今天的样子，”
“如果有人能把执权柄的人赶下去，就能改变它。”
我们的谈论时常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化学家放弃了他们捕捉到的量子世界，物理学家继续前行，但无法让自我的内心超越宗教般的经典物理。守旧的思想统治了学界，正如守旧的军人及其模仿者统治了德国。
“但既然我们选择了秩序。”
所以是纳粹上台，而不是社民党，也不是德皇威廉复辟。
“我们选错了。”
这时离战争爆发还有四年之久，而《纽伦堡法》已经订立。
“为什么？”
如果没有秩序，德国仍在消沉于二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莱茵兰不会收复，萨尔不会回归。
“连你也回到经典物理学了吗，逻各斯。我们所处的当然是低速的宏观世界，但讨论人与社会时不妨引入微观世界的数理思维。的确每个人都在谨慎选择自己的道路，然而每个人只是在社会中做布朗运动。秩序是机械主义的思维，孔德和兰克以及一切试图用必然性解释人类社会的学说都已经失败了。你自以为贯彻到社会当中的个人理想，只是丁达尔效应。”
怎么能相信这些文艺但毫无逻辑的说法呢，起码丁达尔效应和爱因斯坦理论所应用的领域就相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巫师。”
他笑得无比灿烂。
“你没有发现我们的元首是另一个巫师吗。”
我眷恋那些无所不谈的日子，让思维前进到边地，濒临于真理和谬误之间。心智由此成长，此后我不再需要附庸于他人的理念。很多人把盲从视为虔诚，然而我找到一条出于内心的独立之路。
是的，我参加过青年团，投身于纳粹党中，参过军，也曾供职于这个国家最阴暗的暴力机构。但信徒和自由骑士的区别是，前者对他托身之外的其他组织和理念怀有狭隘的仇见，而这仇见根植于冥顽。信徒每以为思辨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他们变得无所适从，我并不需要这种外在的权威。
那些美好的日子从未离我远去。当我心生疑惑时我总是能设想一个对话方，在正与反之间辩难。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在交锋当中找出正确的道路。在这个早已无法用前辈的任何经验来揣测的世界当中，我凭借基本的逻辑向前走。
五十年后会有一群感伤的知识分子前来问询，“20世纪是怎样的世纪？”但这一次的答案会与前一次不同。他们会看到一代代的人在这个出离于经验的时代里勇敢前进，走出一个迅速脱离于近代，乃至脱离于当下时空的世界。
1947年11月1日
、未来
【原文】
“你今年25岁，战争结束时你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会拥有你的未来。”
成为死囚的今天我想起这位长者的话，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他心焦于我所涉足的地方，而我满怀自负。今天我回想起他的时候已经32岁了。他留在东欧的雪原之下，我不断滋生的岁月很快超过了他伪造的年龄。
你今年25岁。
25岁时我认为能在自己坚持的道路上无往不利。现在我也拥有清晰的头脑，而失败并不是我所造成，但当时拥有过的一些东西则再也得不到了。
自由、集体、实践理想的机会、人间的温暖。
如果我没有在推动战争的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现在就能以反战者的面目成为社会一员。找一份工作，拥有家庭，成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者。
但那会是怎样的国家？会更像威廉时代，更像古代，由特权阶级把持的那个脓血满身的帝国。我和生于一零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反对那些采用卖国手段来反战的人们而成为“战争犯”，我与这些顾及自身远多于大众的国家代表们的分歧永不更改。
于是当德国变成罪恶的代言者，我也就是为虎作伥的罪犯。浅显的经验主义思维夺走我应有的一切。
现在我行将赴死，却回想着1940年的岁月。那时我是安全局局长的得力部下，跟随他单刀前往明斯特，将涉嫌通敌的西墙总司令捉拿归案。刺客般简洁的手法，所有少年期待的冒险。那时我也得到过懵懂的爱情，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相互支持的朋友，有一位深知我性格的弱点，并加以斧正的长者。那也许是我最好的年华。
在两年牢狱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情绪紧张中，我总是设想他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对我投以关切的目光。那些用生命历练出来的灼见，用生命交换来的生命，是我从陌生世界里得到过的最深刻的东西。
1947年11月7日
【编者注】
文中提到的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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