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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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交换来的生命，是我从陌生世界里得到过的最深刻的东西。
1947年11月7日
【编者注】
文中提到的这位国防军军官名为汉斯？莱曼，生于1899年，父辈是阿尔萨斯的农民。1930年后他供职于总参谋部，负责后勤运输，1942年死于东线。
加兰先生未注其姓名，他对那些渊源颇深但又试图逃避的人往往如此。这段日记简略，但或许这已是他最大限度的坦诚。


、世界

世界是一种经验。人文学家将人类经验总和划归为世界的全貌，心理学家则提倡个人经验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特感知。他们都假设世界的边界乃在于人类总体的认知，却罔顾个人智力与生命有限。
个人能够谈论的世界仅仅是他所知的一切，因而只需拥有一门能够解释其个人所有经验的语言，就能获得安宁。但真正得到它的人无不被奉为圣贤，可见此道之难。多数人反而去寻求敷合于他全部语言的世界，因而败阵于能力的有限，时运的不济，悲剧的笔法由此诞生。
写这番话前我也沉浸于悲剧意识当中，过往的追求已成罪愆，曾经的信诺都已荒废，但现在我明白悲剧无非是信仰与生活悖离。不应该自绝于生活，因而不应该承担由思维与现实的脱节造成的痛苦，这让我倍感轻松。
我不需要所谓总体的“世界”，能被限制的只是身体的自由，语言和思想则能超越四维空间的桎梏。
这半年来我过得不太坏，重新看起求学时看过的论文，回忆往事，追溯我的所自，在所有的个人经验里寻找我的世界。它在我读过的那些清晰而睿智的数理论文里形成了最初的边界，又在我所投身的浑浊时代当中被赋予丰富内涵。我所走过的阡陌、见过的树木、赏看过的风景、一再想起的片段，无不是将我如此塑造的世界本身，我成为怎样的人，就必有怎样的归宿。
1947年11月15日


、时代

最近我在逐步整理思绪。其过程颇类于收拾屋子，将过往的信札捆好并束之高阁，只留下生活所需：一套被铺、两套衣物、三餐定量、四季虚度。生活像被奥卡姆剃刀割过，凸现出最本质的东西。
作为生物体，我们需索不多，作为有灵，则妄想无限的自由。所幸思维无须倚仗同等丰富的物质，只要人还在生存，它就自然生长。
思维使人成为能反躬自问的造物，这既是悲剧的来源，也是至福的起点。身体下坠时思维仍能架空其上，二者的隔离造成了文明中不朽的精神，古今莫不如此，未来或不以为然。我站在一个时代的终结点上，后世会有人将之作为近代与当下的分野，若您不苟同，敬请观其变。
这种可笑的划分使人类这一固定物种有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导致兵分多路的归宿。天堂远不是一个没有藩篱的极乐之地，一个在中世纪获准升天的人，会为20世纪人们所向往的天堂而愤怒。且不论因信称义，这个时代不认可苦修，视权威为无物，他一世的牺牲如今都被等闲视之，他的价值将被置于何地。
当我嘲讽一位中世纪的虔信徒时，未免也心寒于自己的处境。身为20世纪中人，我今日所持的价值观或亦在时代终结后被视若无物。认出这一点并不难，每当信仰改宗、观念变化的时刻到来，其前后都横亘着两个互不承认的时代。每当一个人屡遭问难，他就来到了旧时代的葬地。
他或也有过无上的精神世界，但是当目标不再具有普世价值，他所持的信仰就仅仅是个人的操守，而这终将被唾为食古不化。他曾经处于怎样一个时代？以他三十而立的粗浅阅历，尚不足以了解真相。但他先一步发现了它的结束，因而幸或不幸，即使不被赋予可实践的选择权，至少能设想要在两个时代的对立价值中作何样权衡，放弃些什么，从而拥有一些他原本视同草芥的价值。
这只是一个牢狱中人饥寒时的思维运动罢了。人们认为远足户外是一种有益人生的运动方式，在监狱里散步则仅仅被视为维护身体机能。思想或也如此，只是它的藩篱并不在于画地为牢的兰斯贝格，而是时代的堑壕。
谨守旧时代的信条意味着什么？你的灵魂将不被后人铭记。如果放弃？当后人又一次经历时代易变，你将与之同朽。时空是夜晚的路灯和阴影，精神在其中走过，时明时暗。
1947年11月30日


、德意志兰

从马斯到默默尔
从埃施到贝尔特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现在这段歌词被禁止了，但是被砍头的罪人总会亡灵复活，继而得到对真相一知半解的人们的崇拜。“德意志高于一切”，崇拜是一种多么省事的行为，附庸于强力意志因而不必思考，享受一切懒惰无知的便利，责任则由他所附庸的强权承担。
人民不是因为未被启蒙而选择极权的，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狡黠。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者都一度获得大众的拥戴，等到怨声四起，自有皇帝或外国总统为民做主。砍头！下台！人民喜迎一届政府的建立，又喜迎它的倒阁。
德意志高于一切是那些拥有德国的土地和军队的贵族的吹嘘，他们的特权来自于老德国的法律。与国际金融休戚相关的罗斯柴尔德们则宣称世界主义才是普世价值。二战到底是世界罗斯柴尔德反容克战争，还是罗斯柴尔德与容克反人类战争呢，现在德国人痛恨自己选出的元首，但何时人们才愿意为自己做主，而不是跟着俾斯麦威廉兴登堡希特勒阿登纳翻身求解放。
1947年12月12日


、哲人路

1932年我离开家，到海德堡念大学，次年纳粹上台，我的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那时我不是他的青年团员，也不是纳粹党员。世事万端，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末日审判时却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至少天主教早已明言怎样可以飞升，怎样则会下地狱，人间的法庭则在事后才条列罪款。
20世纪不愧为博彩的世纪。但我对迄今走过的路并无悔意，因为在每个十字路口上，我曾经审慎思考。至于世事更迭、际遇好坏、事与愿违，则属于现代社会的不可知论。地理学家认为纵然条条大道已经在大地上铺开，每个人仍有其个人路径。其他人称之为经验、背景、履历，或更为优美的心曲，林林总总，无非是长辈、政党、雇主和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现象的认可。
我的个人路径从海德堡出发，此前是遵循一条固定道路前进的少年期，此后是世界纷繁的可能性。或许每个中产阶级男性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些无根的伪贵族在自立门户时会兴奋不已。
那时我在海德堡镇上的大学和几十公里外的路德维希港之间穿梭，有时也到北山一带的教授家中求学。海德堡经院式的教学方式并未被年齿最幼的自然科学部习染，我一直知道前往教授家中的那条山道有着“哲人路”的别称，曾有名列于教科书的大哲学家在这里走过，但当我走在同一条路上时，却毫无缓步踟蹰的意识。我侍奉真理，人间的琐事都是赘物。
我也罔顾真理代言者的来路不明。科学被认为是不涉政治的，但科学家不是，名垂史册的科学家无不曾是御前学者，碌碌无名之辈则为教职而远走他方。当时我走在这条颠扑不破的人间道路上，尚未惊觉两旁怪石嶙峋。
反犹主义改变学界格局时我持什么态度？
诚然科学式的睿智敲击过我的心灵，迷恋过一个简洁定理的人会对“犹太人的科学”和“德意志人的科学”这类词无可容忍，它违背了接近真理的道路。当勒纳德物理所的崭新牌匾出现在哲人路旁，我知道德国物理学正遭逢横祸。但学术的不幸往往是学术界人的侥幸，削去一代学术巨擎必然引来革命，每每让人类离真理更近一步。
勒纳德的学术思想让我想起杀死哥白尼的天主教会，但哥白尼实与希特勒同为一流，只有伽利略才是那个时代的巨人，党同伐异是改变不了真理的。
但党同伐异可以改变世界。技术是一柄精钢打造的剑器，而不是持剑的灵魂，哈伯教授发明的芥子气只是提供了一种战术，就像他发明合成氨所提供的农业耕种模式。日后他可以选择忏悔，也可以选择自证清白，就像今日的奥本海默。科学家属于各自的祖国，于是他们强调真理的中立。
对于改变学界乃至让德国没落的种族政策，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如此。我曾把海涅诗集放在枕边，但文学触感过于糟糕，一如当时未涉人世。
名声大噪的哲人路实为海德堡郊外别墅区的一条山道，黑格尔曾在这里思考，这条山道由此得名。对于学生而言，那里是教授的住宅区，登堂入室无疑是一种殊荣，但无济于驱散走在这条路上的拘束感。海德堡和当时所有名校一样有许多身世不凡的教授，庭前种种花木强调着其家眷的矜持和细致，因而我更爱哲人路尽头靠近内卡河的一小段。
那里的蒺藜扑向道路，壕沟般的石路在荒山上蜿蜒，椴树遮天蔽日，适合狂恣的思想。我那位学艺术史的朋友时常在这里堵截我，我们辩论那些因为涉及情面和身份而时常被人文学者糊弄过去的社会规律。纯逻辑的线条凛冽，就像初生的意志。
自然学科使你明白世界，人文学科使你明白人类，哲学与物理学则致力于万物本源，试图解释所有法条背后的规律。意志是在那之上建立的，余者只是某种宗教的附庸。这条浅显的道理摆在人间时却总是招致诸多菲薄，人们惯爱向异端和异乡客投掷石头。
我的个人意志是在哲人路通往内卡河的一小段山路上获得的，它继而向下延伸，跨过河流回到大学、大学边上我租住的公寓、图书馆与广场、人声鼎沸的学生运动，最后抵达一条重归僻静的小路。我的业师、指导我在专业道路上取得每一项进步的卡尔？博施工程师住在那里。施洛斯小径在内卡河南岸蜿蜒，最终没入城镇边缘茂盛的树林。这条漫长的山道上印着我的大学时光。
入学不久我就到博施管理下的BASF实习。应用化学实为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最前沿的技术是那些与工厂联系紧密的学者实现的。哈伯教授的合成氨法需要贵金属铂作为催化剂，只有发现铁在高压环境下可以作为铂的替代品，合成氨才能最终成为工业，后者是博施的功勋。我在实验室里学到了把理论变成工业生产的具体思路，在他娴雅的家中聆听这一门学人的丰功伟绩。大至乙烯生产的温度控制所经历的千百次调试，小至波尔多液如何拯救法国葡萄，重要如氧化氘在原子物理实验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寻常如常用仪器本生灯开启的更有效的教学方式。博施是一位实证主义者，所有从事应用化学的人都理当是实证主义者。
但我纵任的是逻辑、原始概念、基本规律。非常奇怪，在海德堡这样狭小的世界里，人们竟也有如此之多的个人路径，各自通往它外界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下一个阶段的生处死地，在短暂的相聚中迸生电子跃迁般的光，然后回到能量更低而稳定的基态，从容经历漫长的离别（玻尔模型。——编者注）。
我向业师询问应用化学的意义时，他带我去看奥堡银光闪闪的高压合成氨塔。那是他和哈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杰作，它让德意志的犁耕作在更肥沃的土地上。这景象激动人心，但逻辑断裂了：这是应用化学的功能，正如铁匠、军人、教师不失为体面的谋生本领，却与人类生存的意义毫不搭边。
我个人为何从事应用化学，而不是别的职业？它不是必然选择，而在21岁时，我以为成为党卫队员并加入军队有着当仁不让的核心价值，并且势在必行。
不是因为这个组织多么高尚，恰恰相反，它值得坚持的理念和令人堪忧的理念执行者让我妄自断定，它需要我本人亲执矛锐去剔除那些伪劣的国社主义者。我的好友曾用清教运动加以讽刺，他是对的。
大四的一天我走出奥堡的研究所，金属塔上反射的阳光增加了水泥路面的热度。这一带荒无人烟，却种植着德国化工业的未来。与我渊源良深的地方大都如此，由新建的大学殖民而成的艾丽大街、一片荒地上的奥堡合成氨技术研究所，即将前往的利希特菲尔德有着普鲁士军校的深厚传统，但作为警卫旗兵营则是一段崭新的故事。我并非特立独行之人，但历史是在前进的脚步下铺陈的，人类比道路走得更远，不得不披荆斩棘。
我向业师提交了一份结项报告，它已经取得的实验结果不容质疑，但后续仍有大量的操作和计算。我的业师愕然而视，仿佛交响乐刚刚奏完序曲，而提琴手已经离席。
“陈述你的想法。”一段沉默过后他这样说到，我在他神情严峻的脸上读出既往三年的师生之谊。博施是杰出的应用化学家以及卓有远见的企业家，法本不仅仅是一家效益巨大的工厂，更是与国家竞争力衔接紧密的化工科技的前沿阵地。博施在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以外，他作为学者的教导谦然而深具启发。
“我要参军。”我则像一匹不服管束的马驹。
更漫长的沉默让我们不得不找出别的理由退场。我离开奥堡和路德维希港，把几本书还到业师家门前，他没有把我延请至家中。
道别简洁得就像计算结果。我仍然希冀有个错误的算法或不正确的公式引用，才得出现在的答案。为何我的业师未发一言，是否他已预见再清晰完备的逻辑推演也阻止不了一颗冥顽的心灵？
但我告别了施洛斯小径，回到河对岸的哲人路上。路的另一端是勒纳德物理所，那里不再传授“犹太物理学”，哪怕勒纳德先生的实验曾经为量子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我向他请求一份推荐信，他很爽快地签了字，后来我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成员。
在哲人路通向内卡河的一段，我与我的朋友激烈争吵。
这条是非不断的道路曾经是机械主义的圣地，从黑格尔到勒纳德无不皆然。我在这条路上去而复返，是否也印证了我思维的肤浅？
今日我为当时的选择而惭颜，时过境迁后面对离别造成生命的干涸，我对这个决定多了一分歉意。当时业师没有和我辩论，像我们在化学上的论争那样使用“你”而不是“您”地针锋相对。或许在纳粹上台三年后，他对这个国家和跟随国家而去的年轻人心灰意冷，我曾经是他最后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四十年代初我从校友会上得知卡尔？博施工程师逝世的消息。他没有回到故乡，也没有前往使他扬名天下的路德维希港，德国和法本化工早已不是他所深爱的样子，他安葬在学林秀丽的海德堡，内卡河对岸的山坡与哲人路遥相对峙。
1947年12月18日


、一封信

【原文】
几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的朋友，惊悉你在兰斯贝格吃好住好，又提笔作文表达向死情绪，吾心甚慰。随附一本购于海牙的同题作文，期见。克里斯托弗。”包裹里躺着一册小开本的《狱中书简》，作者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旧识。
往来战犯监狱和外部世界的书信要经过一道审查，我在帝国审核书报，如今有此际遇，也算报应不爽。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他以一贯作风用了假名，但审查者会知道我有一位对我的死亡毫不仁慈的密友，隔着一道布满铁丝网的高墙识破我的想法。我回想他略带嚣张的笑容，设想他要对我说什么。
“岁月徒长，自斯特拉斯堡一别后又是三年，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而你自诩得到了终局。”凭借多年熟识我肆意想象他的语言。1944年在阿尔萨斯我们交过一次手。那时法国游击队抢在盟军前占领斯特拉斯堡（攻占斯特拉斯堡的是法国第二装甲师，不知为何作者会将这支正规军与游击队搞混——编者注），德军后退至齐格飞墙一带，我从瑟堡潜行回国，生硬的法语没能瞒过逡巡的游击队。他出现了，对他的同伙宣称我是他的一位波兰同志，“跟我走。”
那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阴天，北大西洋上吹来的乌云压在平旷的荒地上，一辆破雪铁龙在迂回的小路上行驶。“把东西交出来。”他扶着方向盘直视前方，我摸出一把枪。“还有。”
我走陆路回国是因为海路漫长，而我身携重要情报，这瞒不过他。
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战争结束了，加兰中校，”他叹了口气，操起清晰的汉诺威音，“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利坚。”
那是他的祖国留给他的口音。这条路偏离了通往杜塞尔多夫的干道，或许导向一片适合秘密处刑的荒地。“我应该庆幸是你们接管了阿尔萨斯，时机恰当时我愿意见你们的指挥官，但不是现在。”
“你打算和他聊文学？”他惬意地笑起来。
法国游击队阿尔萨斯—洛林旅旅长马尔罗曾是一名作家，据此实在有理由说，诺曼底后德军回到齐格飞墙只是战略性撤退。马尔罗是否也像其他法国游击队长一样抽英国烟，满口“丘吉尔大爷”？是的。而我读过的法国文学只有《波斯人信札》，其他大抵不知所云。
我们谈什么？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击队长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五十开外的索邦大学犹太裔教授，因为伏击德军而被捕。我从盖世太保手里接过这桩案子，在简陋的审讯室里和他对面而坐。
“如果您答应此后不再进行类似活动，我可以保证……”
“不。”
他抬起一双睁的很大的眼睛，里头写满“你这个种族主义狂徒”。我们对峙着，衣冠楚楚的纳粹军官和褴褛憔悴的受害者，而他在我这个后生面前强调自己的反抗精神。
“我想存活您。您的情况可以作为间谍案处理，那样就有交换的机会。”我试图推进话题。里昂扼守法国南部，由此取道西班牙或意大利，可以打通直布罗陀和地中海。但游击队遏制了德军的方略，于是他被捕了，但解决问题不仅有杀人一个办法。
“不。”
“为什么？”
“我不会跟你们，德国人，作任何的谈判。”
他把嘴紧紧合上，好像除了用单音节来对话，眼神也能显得坚决。
我看过太多死亡，有罪或无辜，有的出自我手，我比这位教授更懂得人的意义。“您的地下活动太高调了，”我也直视他那双闪着火光的眼睛，那里饱含对真理的焦灼，但欠缺对真相的洞见，“您是否想过，为何您直到现在才被捕？”
“为何？”
我为这位本该尊为师长的人的幼稚而痛心，“即使两国交战，但我们首先都是欧洲人。”
他变得严厉起来，就像一位审查学生考卷的教务主任。“我不认为欧洲需要奴隶制度。”
他开始讲课，封建时代终结于人本主义，而种族政策和侵略和人本主义背道而驰，如此滔滔不绝。我的人文素养是比不过这位教授的。我知道的是他身为犹太人，几年来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而身为游击队长，他的组织直到危及德军战略供给线时才被迅速批捕。
“我们一直在避免将您投入牢狱，但您却采用恐怖手段攻击战场外的军人。您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是违背骑士精神的暴力？”
“那么您的正义呢！用毒气虐杀犹太人，迫害不同政见者，使欧洲陷入战争？！”他猛然站了起来，膝盖处破了洞的裤子里露出模糊的血色，使他接下来的话有了殉道者的意味，“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把魔鬼送回属于他的地方。”
由于纳粹政府的犹太政策，而对德国军人进行恐怖袭击，这和由于罗斯柴尔德之流的犹太富商带来的经济萧条，而屠杀东南欧的贫苦犹太人，二者的逻辑有何不同？我沉默地与他对视。如果自由都无法利诱一个人，使他交代罪行的办法便只有拷打。
“请坐吧，”我对他说，“您的腿不适宜站立，我敬佩您不假思索的理想主义。”
我的朋友两手交叠在方向盘上，沉默不语。法国抵抗者里昂总部在1944年春被破获，其魁首马克？布洛赫成为殉道者。他写有一部享誉学界的《封建社会》，但有的人无法在书斋和外部世界里同时保持睿智。
“你杀了他。”
是的。当时我想看看这位人文主义者对我这个德匪有多大的仇恨。“如果您出狱后仍然要对德军进行恐怖袭击，不妨先在这里表个态。”我这样说，把配枪交给他，他焦灼的眼睛里涌起震惊和愤怒，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我生于法兰西，啜饮于她的文化长河，她的过往铭刻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
他用祷告似的语调说完上述一番话，然后涌起不可遏止的愤怒，向我扣下扳机。
但是，我藏在袖中的另一把枪已经打在他的膝盖上。
我不与他争论历史哲学，他却试图和我比试枪法。于是“危险的敌对者”布洛赫教授被转交回盖世太保审讯，他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死在里昂郊区的荒地上，后颈开枪是德国人的行刑方式。
“现在你想和我说些什么？”我看着眼前衰草起伏的荒地，我的朋友的面容疲惫。布洛赫是他所尊敬的师友，因为相似的主张而成为地下抵抗阵线的伙伴。
但他遏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们都是欧洲人，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此刻我明白的却是布洛赫教授的遗言，切换字句后恰如其分。我生于德意志，他的尊严践行在我的生命里，只在这片土地上，我能够自由呼吸。我对他说，现在我的枪也在你手里，你可以选择开枪或放我走，但我拒绝你的任何要求，说罢拉开车门向荒地走去。
“和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