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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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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枪也在你手里，你可以选择开枪或放我走，但我拒绝你的任何要求，说罢拉开车门向荒地走去。
“和当时一样，你另有一把枪。”身后的人有一口汉诺威的小舌音，我的朋友喊出我的名字，“海因茨加兰！单对单。”我猝然转身，小口径的警用手枪指向我的眉心，而这个狡猾的特工也举枪相向，八发子弹宣泄我们的决绝。
我身携一份秘信赶回柏林，准备谋划阿登反击战，我的朋友不知其内容，但猜准了我们立场相左。他扣下扳机前先示意我拔枪，我们了解彼此的信任，但绝不回头。
现在三年过去，“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的朋友，我们会有一番怎样的交谈。
1947年12月21日
【编者注】
1944年11月下旬法军攻打阿尔萨斯，马尔罗率领的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参加作战。这支游击队虽然武器装备不全，但作为法军的增援参与了多场战斗。其后驻守斯特拉斯堡，并于次年1月与阿登反击战的德军对峙，最终守城成功。
这段小插曲注定要被诺曼底登陆或攻克柏林一类更具战略意义的历史淹没，但并没有逃出文人的笔墨。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作家、小说家、记者或其他文字工作者，马尔罗更是一位撰写传奇的好手，早年曾以一部真实性堪忧的亚洲革命纪行扬名文坛。后来解放斯特拉斯堡成为法国光复的经典战例，阿尔萨斯—洛林旅名噪一时。
加兰先生的挚友伊萨？罗森斯坦因也参与了马尔罗的战斗。这位前党卫队成员在1941年被发现犹太血统，他们再次在德法边境相遇时已各为其主。“我们了解彼此的信任，但绝不回头”，身为法国游击队员、斯特拉斯堡守军的罗森斯坦因对加兰举枪相向，后者还以同样的决绝。
多年后我把这则日记放在罗森斯坦因面前时，他说，“真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一名剧作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谈论这件事时加兰先生已经去世，罗森斯坦因则在法国监狱里，但看上去一派优容。他把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收紧下颌以使自己不那么像在吹牛。“他可是个职业军人，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补充道，“御用文人不也是文人的一种嘛？”
那天他把雪铁龙开到阿尔萨斯一处无名荒地上，试图说服加兰与之合作。“这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而我也没有制服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打算，”罗森斯坦因望着前方略高的地方，人们在陷入回忆时是很难撒谎的，“所以我踩下油门，准备把车开到十米外的河里去，反正我们都不太会游泳，如果老天站在我这边，兴许结局会令我满意。”
“不，这跟大义凛然丝毫不沾边，我只是信任老天会眷顾我，”他摆摆手，“可是那小子差点把我手腕都拧脱臼了。结果我们只是在车里打了一架。”
“但愿您这位文人没有被揍得很惨。”我同情地看着他。
他顿了顿，旋即笑了起来，“实际上是你爹被搞得很窘。噢不，我不能对我的教子说这些，我改变主意了。”
不得不重申我没有什么教父，虽然这会遭来“一个男孩怎么也那么看重名分”一类的调侃。我那一星半点的贫嘴大概都是跟这位大叔练的，现在我好奇他到底对我老爹耍了什么滑头。
“你知道，即使打架也有一些禁忌部位，”他停顿了一下，看见我皱眉后更加好整以暇，“所以我就——噢，当然不会违背骑士精神，事实上我正要发扬骑士精神，像浪漫小说里那样。”
我真的后悔自己的好奇心了，为什么我的父辈从来没给我树立一点正面的榜样。
据称老爹在盛怒之下，给了他的好友一记头槌。所以当他逃出雪铁龙时，两个人都眼冒金星。他们各自拔出枪，“八发子弹宣泄我们的决绝”，上帝知道他们都在瞄准哪里。
一切细节都是信仰的绞刑师，还是来讲述更为宏大的历史吧。他们骑士般的友谊并未因此破裂，但两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血河。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爆发，德军重新攻打该地。阿尔萨斯—洛林旅奉命死守斯特拉斯堡，这支传奇般的游击队抵挡住了德国人的背水一战，最终让战争惨淡收场。
这是史实还是史诗？二者正如这对挚友对他们相遇的说法那样各执一端。在本文作者看来，阿尔萨斯的解放仅仅是德军的战略性撤退的结果，而阿登反击战是由于燃油等后勤补给的沉疴而崩殂。似乎只要给坦克灌满汽油，德军就能再次越过斯特拉斯堡，直抵巴黎。
、新年
死囚们筹办在监狱里的第三个新年，圣歌在火鸡肉的香气里飘来，不同的教派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我拿着一只未发酵的面包，看着桌子对面与我一样年轻的笑脸，大口咬下去。
景象和在警卫旗时一般无二，只是这里有一道高墙阻隔了外界，但那时我们也没想过兵营外的世界。1938年的圣诞礼物用普通军袜包裹着的酒芯糖，缩微的巧克力酒瓶就像玩具。塞普老爹反对年轻人吸烟喝酒，这癖好后来沿袭到党卫军青年师的配给上。
那时人们成长得更快。战争末期我们还不满三十，已经在比我们年幼的人身上唏嘘自己的过往。我们这些一零年后出生的人有幸遵循自己的意愿，走上如今的道路。1933年纳粹上台时我十八岁，选票上写着希特勒的名字。生于二十年代的人自幼便在纳粹笼罩下，尚未懂得人生的正道，就被狂热宣言驱使到战场上。这些仅比我们年幼十年的后辈自来被灌输一整套纳粹理念，我们便身负指引他们避开毁灭的责任。
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少年的死亡，很多人死在战场上，现在由于不堪忍受刑讯，十八岁的孩子死在监狱里：几位党卫军士兵的□破损，几个人用裤子挂在窗上结束生命。活着的人无法为之鸣枪敬礼。
残存的人布置起圣诞晚会的会堂。没有圣诞树，但是有圣餐，取代帝国时的烛火和煞白的百合，假装成一个简朴农家的新年礼。我们喝咖啡代替酒类，统一的囚服使我们像一家人。我看着故友重逢：身份改换，面容渐老，笑容是苦中作乐，但经年的友谊是真实的。就像在瓦哈拉，只是这里的英灵不享有永恒的殊荣罢了。
自由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即使在监狱里，生活的片刻温暖也让人沉醉。于是我扭头看向窗外的高墙和铁丝网，提醒自己什么是真实。
新年快乐。
1948年1月1日
、死亡
死前的记忆总是特别清晰，往事根据它们在我骨骼里的深浅而先后来到，回忆所用的时长也以此为据。这就是记忆的力量。人为了实现价值而生，而记忆就在人所经历的各向同性的物理时空之中，把某些经历赋予更高的价值。
死刑因此具有某种不易察觉的人道。假设安排后事是每个人生命里最后的愿望，那么在监狱里等待可以预期的死亡，就拥有了思考在余生中做些什么的权利。
遗憾的是此刻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死期。美国人令人失望。两年前我被判处死刑，两年后我仍然这里，看着太阳从高墙的一头爬起，又落到墙的另一头。
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被剪除了重要新闻的报纸外不被允许接受外界信息，除了无关痛痒的书籍得不到任何精神食粮。时间变成纯物理学的量，我记不起这两年里的事情，它们外在于我，被消耗于更为久远的记忆之中，我像个固守着旧日时光的老人。
美国人大概乐见我们精神上的少白头。我们曾经拥有理想，现在成了行尸走肉。最近我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监狱伙食的不新鲜，或打赌明天放风时是否能晒到太阳等事情上——您还能从我身上看出往昔帝国军官的影子吗？但您错了。我们因为拒绝忏悔而无法融入生活，空虚由此而来，而它反过来说明，我们从未放弃曾经坚持的信念。
现在我打算承认“帝国万岁”的罪愆，那么，请容我在死前默念德意志的名字。
1948年2月7日
、五月
天气真的暖起来了，一只斑鸠落在铁窗上，这只候鸟应该已经回到故乡有一阵子，它长得很肥。
看守我的美国兵说，今天是5月13日。在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州，已经可以下海游泳。但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春夏秋冬，整座监狱也没有。每天放风时。我只看见沙黄色的地面，拉着铁丝网的、高高筑起的围墙。我们像一群井底蛙，用投石子一类的原始游戏排遣时光。
这只斑鸠把我的季节感扯了出来。五月是怎样的季节，记忆遥远，纷至沓来。在我长大的法兰克福，它和任何一个月份并无不同，那座金融之都的冷暖只受股票期货市场的左右。在我初涉人世的海德堡，老菩提树在哲人路上抽出嫩芽，气味清鲜。柏林，浪迹的生活被各种事件冲乱。布拉格通往中世纪的查理大道上，春寒让人禁不住竖起衣领。东线，我在一个锈蚀的炮架边上看见一株欧石楠，其下是冰封的年轻人的尸体。
在战争的严寒里，我见过很多的春天。阿姆斯特丹浓雾深锁，日内瓦湖畔风光明媚。1944年斯特拉斯堡空袭后，圣艾蒂安教堂墙角一丛勒杜鹃开的鲜红。但1945年的春天从未到来，我走在莱茵河岸无尽的瓦砾堆当中，这条载着德意志最辉煌文明的河流，此时只是冒着黑烟的废墟。五月，柏林在巷战中化为灰烬。
五月是怎样的季节。
几年来我们对此噤声，好像这样就能让记忆拐过弯去，覆水再收。在一生的终结地兰斯贝格，时间过得太慢，不得不细心查看大自然的琐屑变化，才能发现日月流逝，而我们对此背过身。直到今天我迎头撞见它，才又看着窗上羽翼丰满的斑鸠，寻找五月的气息。
我在海德堡的丛林里呼吸过的空气，在柏林轴心大道上看过的秀小的菩提树，都提醒我春天的含义。那时我们的面容和现在并没有多大不同，只是生与死倒置。在又一个五月初至时我想起生活的感觉，那些过去将带我迎接短暂的未来。
1948年5月13日
、柏林故事
【编者注】
这是一段极其抽象的回忆。作者不去记叙那些漫长的故事，而是直接落笔为过后的省思。从晦涩的语句中只能猜出那是他一生最鲜明的岁月，他对之作了细致分析，却认为不足为外人道。
这是作者的个人路径，只有同路人能分享一二。如何读懂他的人生，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面对这篇抽象概念组成的回忆，我只感到进入历史的荆棘丛生。
【原文】
在兰斯贝格追忆柏林，就像在远别后追忆暗慕之人。我想念他们，但四维时空里错误的时间地点会导致事件不能发生，主观意愿再强烈也没有用。就这样，我看着新刷了灰浆的围墙上飞起一道山影，想象几百公里外的那座城市。
我来到柏林时只有21岁，而以市民的身份生活在其中，则要到1938年的夏天。那时我从警卫旗的军人变成安全局的政府职员，离开部队管理而投入社会，生活一下子多出安排一日三餐和与邻里相处之类的琐事。此前我是在总理府前走正步的“柏油路部队”仪仗兵，高等学府实验室里的大学生，中产阶级家庭独自长大的少年。
但也在这个城市，我遇到了弥足珍贵的人，懂得从未想过的一些概念。于生存本身它们只是奢侈品，于人生则善莫大焉。毕竟没有人必须依赖谁而活在世上，但不系于血缘的手足连理却可告慰心灵。
调任安全局后，我在威廉大街与一位大学故友重逢，那时他令人惊讶地穿着党卫队制服。我们的关系终止于两年前我要加入元首卫队时的一场争执，现在他竟也成为帝国枢机部门的一员。他粗框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了许多，我们的和解以向世界妥协的方式实现。
“不，不是这样。”他说，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各自转着浓缩咖啡的小杯，他已经改了喝加两块方的奶茶的习惯，“无非是因为我们选定的道路不够笔直，总不能在到达之前先撞上南墙。”
我们又交谈起人生，交谈起大学时在星形树叶下讨论过的抽象话题。“人生从未如我们所设想，正因为如此，无论遇到什么都不是放弃自我的理由。”他说，现在海德堡的曲径换成柏林的大道，军装风纪扣取代圆领角衬衫，语言更为丰富，眼神的复杂却没有掩盖如初的固执。
“庸人往往视妥协为识时务，但是灵魂一旦动摇，人就在岁月流过以前先自暮气沉沉。生命是不必有意义的，但如果相信它的意义，就享有年轻和锐意。”是的，我在很多双眼睛里找到过这种激情，而当这独特的目光交遇，彼此无需多言就能相认。
“那么你呢，比当时多懂得了些什么？”他把目光递给我，这个比我小了近一年的人有时会诘难我的幼稚。
我懂得了抽象信仰在传教者的血肉之躯面前的轻佻。践行理想要越过所有社会皆难避免的圈套、暧昧和倾轧，名之为政治未免独大了政治的肮脏。“如你所料，我为它做了缺德事，”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上面沾满污渍，“但看看那些丢掉了魏玛的社民党，这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
我们默契一笑，收下彼此的和约，找回各执一端而对立，却和平共处的方式。过往数年，正是在这种最深层的认可之上，建立着我们各有所往的人格。
有的人因为心灵上的异构性而无法成为同路人，但无碍于彼此深刻了解，我和那位大学故友就是如此。有人则是在你试图接近时，先已有了另一个与你无关的寄托。
我在来到柏林，初次濒临世界的冷漠时邂逅了一座温暖的屋子。它激起我从未有过的对于“家”的深情。即使那只是一种虚构，此前我过着另一种更为热烈的集体生活，或我本来、至今，都是个更愿死于抽象理想的人。
那座放满柔软靠垫的房屋是他的心灵，我是这位好客主人的常客。但只有被他视为家人，才能在那座温暖的屋子里久住下来，分享他的喜乐，与他生老相依。而失去这层信诺，就失散在世界的仓促当中。二维世界不平行的两条直线必定相交，这在三维世界这就站不住脚，而在四维世界，则是连这两条线本身都可能消失。
死亡会让我再也无法接触到他，而对方的心不在焉或麻木，则是割断联系的更锋利的一柄刀。
我不愿回忆更多，只能信任孤独，告诫自己本身被剥夺的东西不应在别处寻找，否则就是刻舟求剑。此外我所拥有的东西仍然存在，时刻擦去妄想说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广大容许亿万种可能，而它的宽容造生亿万种遗憾，人生如此，追袭我每一步的前进。
这番话过于晦涩，只有几个当事人了解其衷曲。但这是我的二十五岁，世界敞开它无所不包的色相，我学着表达我与它的联系，用行动或语言，不以拒绝或否定。今天我想起在柏林的那段流徙而相聚的岁月，就不可遏制地想起这些抽象思辨。
我仍然记得那些谈笑风生的午后。那时我涉世未深，有过偏见与激情，错过一些真理，坚持过不少陋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世界的另一面，用等量的洞见标明我视野的局限。那些跨越岁月的信任是行动的基石，后来我面对各怀鬼胎的人，在满是异己的狭窄河道里穿游，就凭借这些信任，走出自己的路线。
现在我三十岁，在过早来临的末日回想此前获得的这一切。感谢神灵将我投入这并非多好的时代。我加入某个拥有共同信念的组织，拥有另一种更小但更紧密的私人关系，十年的狂热和轻信没有夺去我，因为如果我的朋友尚未使这个冥顽的灵魂懂得何谓正确，至少也纠正过他的谬误。
人们在年少时健谈理想，那时一无所有，因而妄言付出。我有过这样空白的激昂，战事未起时曾用各种漂亮的语言宣誓。今天我们要死了，被剥夺荣耀和信念，打碎理想。看着这些残骸时我才知道，我曾经美好而富足。
在世界上走过一圈之后，我一无所有，只是仍记得和挚友的约定。“我们要永远年轻。”他说，现在我们做到了。尽管他在德累斯顿的空袭中生死未卜，我坐在死牢的底部，被外界否定全部的人生，谁也没有对平庸妥协。
所以直到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我也能说，在这个誓言下我走过了全部岁月。这是我的盛年，柏林记下了帝国的罪愆，我们的年华在其中等速流过。
1948年5月15—17日
、相逢
【原文】
我把朋霍费尔神父的《狱中笔记》合上，跟从狱守走到会客室。去年十二月这本书寄到我手里，现在半年过去，我可以谈谈对它的见解。
编者在这本荷兰出版的反纳粹者的作品里提到，朋霍费尔是军谍局（纳粹德国时期国防军谍报局——编者注）成员，由于持反纳粹见解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5年4月遇害。他在狱中写过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散文与书信集。我曾任安全局与军谍局的联络官，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我的旧识，依我之见，他实是死于1943年来军谍局与安全局的派系斗争。
我曾经造访过在狱中的他，那时他安详平静，不打算出让自己的立场，也不急于针锋相对。我们在那间僻陋但足以满足思考的狱室里有一席话，关于民族国家，或一些不露报端的政事。“人类不需要超自然的神明，但仍要遵守由施道者设下的秩序。”他抚摸着圣经说起神学，我点点头：“如果把施道者替换为施政者，我们的见解就一致了——您反对的只是当前的执政党。”
他有些愕然地看着我，仿佛尼禄身边不应有神志正常的官僚。我的父亲是一位恪守教义伦理的新教徒，我读书时也曾旁及哲学，何况我身为德意志人，怎会不明白他的精神。
朋霍费尔在他一生中最不自由的时间里，写下人类应该自由信仰宣言。后来他因为牵连进一起英国间谍案而死去，因人废言，他的《狱中笔记》在纳粹时代被禁毁。现在自相残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书出版于自由西方，我的朋友把书寄给同样在狱中提笔作文的我，居心让我知道血债犹存。
“这个世界需要秩序，但只需要给专业管理者以权威，而不是权力。”我的朋友并不喜欢朋霍费尔的民族主义，他对国家边界的理解更为淡漠。但这论调异曲同工，我也的确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种温和的卓见。
于是我的朋友带着讥讽，为我指出一条安宁的道路。现在我走到狱房甬道的尽头。被告知有一位“迷索逻各斯先生”来访。那是他大学时的绰号，现在“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们可以谈些更好的话题。
1948年6月1日
【编者注】
我在1964年遇见加兰时常提到的这位朋友，当时他因为间谍罪，被关在法国自己的监狱里。伊萨？罗森斯坦因是加兰的大学同学，生于瑞士，长于德国，战后取得法国国籍。他们在柏林一同度过寓居他乡的岁月，又在德法边境上剑拔弩张，情节详见《一封信》。1956年，他参与了加兰意图收复东德的那场密谋，事败后加兰车祸身亡，罗森斯坦因则被自己的单位，法国外情局七处判了间谍罪——这个错误，耽于度假的法国人目前还没有发现。
由于一些不便披露的机缘，我得以面见加兰的这位故友。“48年后，父亲的笔锋明显不一样了。”我试探道。
“那小子想越狱。”他扬起嘴角。
1947年底罗森斯坦因把一本朋霍费尔的《狱中笔记》带到狱中，作为密码本。这个手段平庸但奏效，其后半年加兰依靠它破译密信。“我告诉他盖伦早就投靠了CIA，后者是他以为缺乏逻辑的OSS的后继。”现在他深陷在沙发里，有着年近半百之人的世故与狡黠，只在皱眉时显露出应有的书生气，“斯科尔兹内逃狱后去了西班牙。失踪的缪勒据悉在苏联，我建议他多关心古德里安将军的近况。”
“为什么？”
“东线外军处已经成为美国的雇佣兵，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正要成为美国顾问，而身在苏联的缪勒熟知德国。如果不弄出个狡兔，这些走狗岂有长日？三十年战争即将开始，斯科尔兹内却没有前往与他上司关系良多的英国，可见在这场游戏里，安全局六处已是一枚弃子。”罗森斯坦因的话音缓慢，仿佛置身事外，“别瞪着我看，记者和间谍只是一线之差。”
“而我父亲恰恰深得六处的信任。”
“不止如此，”他换了个姿势继续沉在沙发深处，做了个打断的手势，“但这偏了题。施伦堡一贯主张欧洲联合，但令尊实为一位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可惜天不遂人愿，历史仍然回到了1618年，成为冷战垓心的德国又一次担纲受害者，这场战争在秘密阵线展开，他不能坐视不理。”
那么，加兰先生是在1947年底，经由他的这位朋友获知了一些外部情况，准备在破灭的帝国背后践行一场务实的战争。他曾经是德国的情报官，在这本必然会被美国狱方检审的笔记里，他开始讲述安全局六处和东线外军处，用以威胁那些将他隔绝的人。从那时开始，这本笔记就不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自我剖白，而有了隐晦、伪装、刺探和要挟的目标。
、逃亡之路（上）
【编者注】
这三篇文章讲述前安全局国外政治处（六处）成员海因茨？加兰从纳粹德国的一名情报官员到战争罪犯，又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员的过程。他在《狱中笔记》开篇满怀冥顽而不乏激昂的精神赴死，三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却走在变节的路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这个问题就如历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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