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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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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丈夫。”然而一方面她又尽力想向阿格林解释清楚，她与萨特的关系。她曾在信中告诉他：萨特可以给她巨大的帮助。她需要他，她不能“把萨特搁在一边”，他们所结成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
1948年4月，波伏瓦第三次赴美。这次她与阿格林乘船航行于密西西比河，游览了两岸的自然风光。他们还一同去了美国南方，随后又游历了新奥尔良、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在这次相会中，阿格林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步入缪塞的后尘，波伏瓦是一个乔治·桑式的女人。这种想法使他对波伏瓦的感情中，掺入了一丝酸涩。该年7月14日，波伏瓦在得知萨特的一个电影脚本需要她进行修改时，执意要即返巴黎。临行前她与阿格林发生了争执。阿格林提出要与她结婚的请求，竭力阻拦波伏瓦返回法国。波伏瓦则据理力争，她终于向阿格林明确地表明了心迹：她不打算改变她的生活方式。第三次赴美以不欢而散告终，波伏瓦怀着内疚矛盾的心情踏上归程。在情感与事业的天平上，她又一次面临了选择。然而这一次，指针向事业倾斜。
返回巴黎后，波伏瓦见到了萨特，两人立即开始着手修改电影剧本。但这时，远在美国的陶乐赫丝又从美国打来电话，她告诉萨特，马上要来巴黎与他相会。于是，为与陶乐赫丝相聚，萨特不得不将电影脚本和波伏瓦搁在一边，再次从工作中抽出时间，陪同陶乐赫丝去南方旅行。此时，孤单的波伏瓦不得不独自完成着剩下的工作。失望之余不由得又唤起了她对纳尔逊·阿格林的深切思念。她把这些思念，再次写入了寄给阿格林的书信中。
1949年6月，为了作最后的努力，阿格林终于乘船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欣喜之余，波伏瓦陪他游览了巴黎。此后两人动身去意大利、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旅行游历。从巴黎返回美国后，阿格林完成并出版了一本小说，而且荣获了普利策奖。他将这一成功归之为与波伏瓦的爱情。与此同时，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的第一卷也在伽里玛出版社和《现代》杂志上相继出版和发表。此时，她又在着手撰写她的第四部小说《名士风流》。不久她又计划她的第四次赴美。
这次赴美，波伏瓦仅与阿格林共度两个月。由于值1949年底，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人们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于是不论是在美国的芝加哥，还是在法国的巴黎，人们纷纷涌向杂货店，排队抢购食品。由于担心波伏瓦的安全，萨特来信请她启程返法。于是波伏瓦又辞别阿格林，回到了巴黎。对待波伏瓦的这次启程，纳尔逊·阿格林似乎已经超脱多了。从以往波伏瓦多次的情感反复中，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尴尬地位。他相信波伏瓦对自己的纯真的感情，也明了她那种自相矛盾的痛苦心态。但他实在理解不了波伏瓦与萨特之间的所谓契约式的爱情。他搞不清他所爱的女人把他和她的事业、把他与萨特放在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他对波伏瓦既要两情相悦，又要在爱情中保持平等、自由和独立感到由衷的困『惑』，更对几次求婚均遭到波伏瓦的拒绝而恼怒。他在感情上，不愿去勉强波伏瓦，他已经思考了两天，囿于现实，看来他只能放弃波伏瓦。他实在不明白，其实他需要的只是波伏瓦的承诺和感情，而绝不是她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但这怎么就这么难？
1950年10月，波伏瓦又第五次赴美与阿格林相会。在逗留期间她还完成了论著《必须烧毁萨特的著作吗？》。然而这次相会中，阿格林却告诉她，他准备与前妻复婚。对于阿格林的这一番话，波伏瓦多少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正如她后来在《年富力强》中写道：“当时，我不知道最令我惋惜的是什么？一个男人、一片风光或是我自己？”但最终波伏瓦还是赞同了阿格林的最后选择。尽管理智告诉她，这也许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然而当离别期至时，波伏瓦还是流下了她遗憾、痛苦的泪水。
波伏瓦回到巴黎不久，萨特也同陶乐赫丝中止了交往。自此，一对半世的伴侣又回到二重奏的合作关系中。经历了美国之行的情感风波后，波伏瓦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又经历了一次历史的锻炼。顺情乎？合理乎？实在难以回答。对此问题，不仅纳尔逊·阿格林回答不了，恐怕当时其他许多人也同样疑『惑』不解。这种疑『惑』正如阿格林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的：“什么是契约爱情？它是怎么样的？它相对于什么而言？”阿格林始终弄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仅为了要忠实于爱情契约而却要割舍自己的情爱。1981年，阿格林由于接受记者关于他和波伏瓦爱情问题的采访，勾起了对往日难忘经历的回忆，从而导致心脏病的突发，在寓所里孤独地逝去。他一生三次结婚，三度离婚，但始终对波伏瓦难以忘怀。令人遗憾的是，他是带着“波伏瓦为什么要这样”的疑『惑』，离开人间的。的确，阿格林的疑『惑』确实也代表着许多人的疑『惑』。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契约究竟是如何的不可理喻？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九章《第二性》及其他
“我一直犹豫很久不能决定要不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我们在目前女人的处境中如何才能获得成就？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哪一条路是不通的？如何能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变成独立？什么样的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她们如何能去克服那些困难？这些都是我不得不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只代表着我对女人命运问题的关心……。”
这是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序言中的一段话，是序言所要交待的波伏瓦决定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的意图、缘由和想法。的确，正如序言所说，波伏瓦一直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境况，『妇』女的命运问题非常关心。儿时，她曾耳闻父亲乔治对母亲的不忠，他不断在婚约上“捅口子”。青年时代，她又目睹了女友萨萨的悲剧，这位女友是因家人反对，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爱的对象成婚抑郁而死。而她本人的情感生活一直波澜不止，在她与萨特的爱情生活最初阶段，不断有一些新面孔的女『性』出现，而她仅仅因选择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就不断遭到人们的非议。从母亲的婚姻生活、女友的爱情悲剧和她本人的情感经历中，她认识到了『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处境、境况和她们的命运。随着阅历、思想的丰富和成熟，她更感到即使在进入了20世纪40—50年代，即二战后，『妇』女属于从属地位而遭受到男『性』歧视，一直被视为第二『性』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婚姻、爱情、事业等诸多方面都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作为女『性』，出于对自身及『妇』女境况和命运的关心，同时也出于存在主义作家的责任感，波伏瓦决定要为女人写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迄今为止强加给女『性』身上的『性』格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她要为女人指出如何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走出来的途径。这部书正是波伏瓦为了让当代『妇』女更了解自己的处境、思考自己的命运而著的。
《第二『性』》从构思、撰写到完稿历经了两年半的时间。1947年4月，波伏瓦在美国纽约访问讲学时，开始构思写作。1948年2月《第二『性』》中的“女人与神话”一节发表在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刊物《现代》杂志上。1949年6月，《第二『性』》第一卷《事实与神话》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1949年，《现代》杂志又开始分期登载《第二『性』》第二卷的部分章节。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今日『妇』女之生活》又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第二『性』》一书出版后，人们都争相购买，此书因此而成为该年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人们还争购《现代》杂志期刊，偌大的巴黎，被此书的出版直搞得洛阳纸贵。然而巨大的影响也使各种对此书的议论成为了一个个热门话题。公众对此书的评论褒贬不一。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莫里亚克就曾在1949年当月的《费加罗报》上，指责波伏瓦的《第二『性』》是：“从文学上看，我们已达到下流的极限。当我们还是幼童时，大人们为使我们呕吐，给我们灌进肚里的正是这种反胃的东西。”但《巴黎竞赛》报的评价则给予了波伏瓦的《第二『性』》以很高的赞誉。该报的记者评论道：“一个女人号召『妇』女们争取自由。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出现在男人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然而《第二『性』》在出版不久就横遭被列禁书之祸，这一结局多少也反映出它对当时人们思想的影响之大，它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冲击之猛，以及它所受到的批评、责难较之于它当受的颂扬、赞誉是如此之多。
《第二『性』》一书实际上并非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本宣『淫』诲盗之书，它实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理论专著。在书中，它系统地提出了当今社会中有关女『性』生理、心理、社会处境、社会地位及命运等方面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诸如，『妇』女为什么退到比男人次要得多的地位？什么是女『性』化？女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女人应该怎么学会生存？等等。波伏瓦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分别以生理学、心理分析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观点，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她还详细论述了从原始时期到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论述了『妇』女身心发展的过程，以及她们应当如何摆脱被奴役的状况去寻找自身的出路等问题。该书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提出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形成的”观点。在这里，波伏瓦用科学的态度探讨了是社会的各种规范和道德价值取向，引导了一个女孩逐渐变成了一个女『性』的社会化过程，揭示了『妇』女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它的高明之处正是把第二『性』的问题同法律、宗教、习俗、传统对『妇』女的压迫联系起来，从社会根源上去挖掘第二『性』形成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妇』女解放，『妇』女如何才能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如何才能在实质上获得生存自由等出路的设想。它指出，女『性』要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对传统的爱情观、价值观、道德观进行重新估价，从而确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而正是这一结论准准地戳中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痛处，才导致了《第二『性』》遭受到灭顶般的诋毁。
《第二『性』》这部著作，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是波伏瓦思想体系成熟时期的产物，是她这一时期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晶。从1943年至1949年，波伏瓦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的转变。她放弃了战前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彻底转向了存在主义。她坚持存在主义的干预、介入思想，呼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才引发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激发了她欲解答困扰『妇』女自身诸种问题的热望，促成了她这部关系『妇』女自身命运、反映『妇』女切身问题、涉及『妇』女自我解放的划时代巨著的问世。也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自这部著作发表后，在法国公众心目中，波伏瓦不再是萨特的“小伙伴”、“追随者”，而是著名的哲学者、思想者，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更加之她本人的身体力行，与萨特一起，创立了一种新型的爱情形式，因此，她被视为西方『妇』女个『性』解放的楷模。
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出版时，虽曾轰动一时，但又旋遭查禁。当时的舆论界因对它褒贬不一而大加争论，但终于是责多于赞。而该书于1953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则再次引起了轰动，成为了最抢手的畅销书。此书对当时美国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美国女权主义者尊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同样，这本书在美国也被公认为是促使西方『妇』女女『性』意识觉醒的启蒙作品。自从《第二『性』》被译成多国文字后，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为了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该书在西方世界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不亚于一场战争和革命。该书在观念上向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第二『性』》发表后，波伏瓦从1949年开始着手撰写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从构思、完成到出版，历经5年。该书发表于1954年10月，两个月后获得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大奖。
在波伏瓦创作《名士风流》期间，法国存在主义阵营内部因政见不统一，出现了分歧。从1945年以来，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组织，一直以《现代》杂志为论坛，宣传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主张。《现代》杂志的创办人是萨特和莫里斯·梅洛·蓬蒂，阿尔贝·加缪是后来才加盟的。1951年，由于政治上的分歧，《现代》杂志的编委会内部出现了矛盾、分歧。萨特在这一时期与法共关系密切，他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在冷战期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而加缪在这一时期则对法共以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反抗者》因遭到了萨特的否定，继而引发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的论战。这一论战的结果就是使这个延续了七年之久的友谊宣告破裂。这样，分裂在两位存在主义领袖之间发生了，而这种分裂又是政治分歧造成的。加缪曾指责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坐椅放在了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萨特则谴责他宣传暴力专政，指责加缪是一个资产者、自由派思想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分裂标志着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的趋于衰落。
从1949年至1954年，波伏瓦的个人生活时而落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地，时而又出现了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转机。1950年，美国作家纳尔逊·阿格林与波伏瓦结束了三年的异国之恋。这次情感经历，一度曾使波伏瓦陷入了悲伤痛苦之中。她无法忘怀这段经历，并把它写入了小说《名士风流》中。1952年，一直与萨特分居的波伏瓦开始与《现代》杂志的新撰稿人克洛德·朗兹曼交往。这一年，44岁的波伏瓦与比她小17岁的克洛德·朗兹曼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她的心目中，朗兹曼又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这段新恋情中，波伏瓦也曾担心过这会不会对萨特有所影响。但事实证明，萨特能够正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萨特在这段时期，正全身心地忙于他的社会事务。而波伏瓦则渐渐地对那些吸引萨特的政治活动失去了兴趣。她把主要精力又放在写作上，每天平均写作七个小时。
《名士风流》一书就写于存在主义组织内部出现分裂，波伏瓦本人的生活又出现新的转机期间。由于波伏瓦自始至终都参予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全过程，自然对《现代》杂志编委们之间的分歧感到遗憾。于是她决定要在《名士风流》一书中，将《现代》杂志的团体，以及该杂志的经历，把她与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之间的爱情，都写入作品中。
《名士风流》一书，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中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代表着波伏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与其以往小说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重点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精英的精神危机，揭示了他们在面临“说真话”与“干革命”这一抉择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这部小说无论在题材上、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方法上，都与《女客》、《人总是要死的》都有所不同。《女客》主要是自传『性』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波伏瓦与萨特、奥尔加之间的“三重奏”生活。而《人总是要死的》则偏重表现哲理『性』的思考。只有《名士风流》既有自传成分，又有对存在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反思，但更多地反映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向何处去，西方知识分子应如何选择他们的道路问题上的思考和精神探索。因此，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里，波伏瓦对于发生于她身边的各种政治事件、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关注和介入、干预意识。
如果说《名士风流》是以波伏瓦在二战后至1952年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话，那么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型。在小说中，亨利是以阿尔贝·加缪为原型来塑造的。小说描写了亨利创办《希望报》的经过，以及他所遇到的来自左派和右派压力的夹击。小说中，亨利与法国左派运动组织的发起人，他的盟友罗贝尔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巴黎沦陷时期就携手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战后又共同参予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属于同一派别。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幻，两人的政治分歧逐渐加大，最后被迫分道扬镳，亨利则被左派运动组织开除。小说中罗贝尔的原型就是萨特。他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就有非凡的表现，成为地下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战后他认为拯救西方社会，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因而倾向社会主义，站在苏联一边。在现实中，他也同样遭到了右派的攻击和左派的怀疑。最后他所领导的新左派运动，因得不到盟友的支持而失败。罗贝尔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宣告破灭后，曾感叹道：“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但他仍不会放弃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小说中通过亨利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存在主义《现代》刊物的创办经过及存在主义文学组织内部政治分歧的过程。而通过罗贝尔的经历则深刻表现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过程，同时也宣扬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人物萨特一些积极的政治主张。小说中心理医生安娜和美国作家刘易斯则是根据波伏瓦自己和她的异国情侣纳尔逊·阿格林为原型构思的。在小说中，安娜与刘易斯的爱情故事虽然描写得生动感人，但在整部小说中，终归只是一个『插』曲，是一个次要的情节。因此，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名士风流》在1954年10月出版后，《法兰西文学报》立即作出反映，对该作品及时给予了肯定。同年12月，该书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大奖。这次获奖对波伏瓦意义非同一般，它终于使西蒙娜·德·波伏瓦跻身于法国20世纪当代名作家的行列。这是这一荣誉给予她的最高承认。
自1949年6月《第二『性』》的发表至1954年12月，波伏瓦因《名士风流》而第一次获龚古尔文学奖，在短短的5年中，波伏瓦的社会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这是她一生的鼎峰时期。而这一时期，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逐渐摆脱了受萨特的影响。在思想上，她表现出了女『性』学者那种特有的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纤细、敏锐的认识，表现出了她能抓住与自身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在这方面开拓其小题大做式的探索。而在创作上，她已跳出了原来的框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这一时期，她已一改以往的内心体验式的创作风格，开始了积极地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写实派创作。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里，她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这一时期，她与萨特仍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和坦诚。他们的合作，他们的事业越来越联系在一起而更加地熔融难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又经受了几度风霜雪雨的考验。在情感的历程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的自由和独立。回首当年方觉这独立的来之不易，这其中凝有多少忧愁、疑『惑』和伤痛，又溶有多少嘲讽、谩骂和围攻。但波伏瓦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过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确立了成熟女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论在事业上、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已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她不再是他人的影子，她就是她自己——西蒙娜·德·波伏瓦。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十章世界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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