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则，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但显而易见，他比我崇高。作为他的大儿子，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但我现在看来，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　　与我爸爸一样，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中国男人。

　　　　借住何处
　　　

　　　　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　，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录。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