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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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傍帖而眠，当然早已懂得帖里的一切。　　今天，我这个侄儿捧着《祭侄帖》反祭于他，似乎觉得其间有一种故意倒置的天意，一种悲情浩荡的预设，一种英雄人格的反馈。我也因此在游动的墨迹间找到了一种能够阐述他生死选择的精神图谱，听到他在三次割脉后对我的最后嘱咐。　　面对毁坏盛唐气象的叛臣逆贼，文化大师颜真卿全家都举起了刀戟。他亲自率兵抗逆，堂弟颜杲卿被逆贼脔割，连遗体残骸都无法完整。侄子颜季明也被杀害，留下的只是一颗头颅。但朝廷对这样的烈士却不闻不问，只得由颜真卿自己来祭。这样的祭文，怎能不大气磅礴、感天动地？　　颜真卿撰写这篇祭文时四十九岁。二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他还在另一个叛将前不屈不挠，壮烈捐躯。　　在一个混乱而血腥的时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还拥有一个英雄的家庭，这实在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响亮的一页。我相信叔叔对于这篇祭文的很多词句，都会晨昏吟诵。那么，此刻也让我来复诵一段：　　…………　　土门即开，　　凶威大蹙。　　贼臣不救，　　孤城围逼。　　父陷子死，　　巢倾卵覆。　　天不悔祸，　　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　　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吾承天泽，　　移牧河关。　　泉明比者，　　再陷常山。　　携耳首櫬，　　及兹同还。　　抚念摧切，　　震悼心颜。　　方俟远日，　　卜尔幽宅。　　魂而有知，　　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　　尚饗！　　我几次想把这篇祭文翻译成现代散文，但实在无法放弃这种一顿一泣、一步一哭的恸人节奏。里边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如能借来悼念叔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还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个更隆重的悼念仪式。　　虽然隆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默默地隆重在心里。　　事情还须回到安徽。　　　　　正当叔叔刚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脉而死的时候，在同是安徽的太湖县，也有一个与我叔叔同龄的男子陷于灭顶之灾。但他不能像我叔叔那样处置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一家老小都靠着他。　　他的学历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学生，整个县城学历最高的人。他遭难的时间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从乡下搬到上海后不久他就抬不起头来了，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天天挨批。　　平时，他总是向三个孩子封锁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突然得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高潮”又要掀起，他和他的妻子，必然要在县城里不断地当街批斗。这还能瞒得住孩子们吗？　　三个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挂着牌子、浑身捆绑着被人殴打，会怎么样？　　对此他毫无办法。很想先找孩子们谈谈，但每次都开不了口，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们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个抗洪干部的身份进驻过一个叫叶家湾的小村庄，便决定把三个孩子藏到那里去。这事通过一个正好上街来的农民，说妥了。三个孩子也就住到了举目无亲的叶家湾。　　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有一天在村口遇到一个不懂事的农民慌张地对她说，好像看到她爸爸、妈妈在县城街上挨批斗。小女孩一听便不顾一切地一头撞向那个农民，哭着喊着说是造谣，其实她小小的心里早有疑惑：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这个荒村中来呢？我们来了之后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现在一听，便知真相，但她不愿承认，只能向着那个农民哭喊。　　过了很久，传来消息，爸爸妈妈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连续表演了几夜的歌舞，感谢乡亲们的收留。　　多少年后，这个村的乡亲凡有喜事，例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电影表示庆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叶家湾的乡亲都说：“我家马兰。”　　当我知道这段往事之后，曾经问过岳父马子林先生：“这么小的三个孩子，要送走，为什么不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　　“怕给亲戚朋友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对于农民，对于村庄，就不太在乎了。”岳父回答。　　“叶家湾连一个远房亲戚也没有？”我问。　　“没有。”　　“把三个孩子送到这样的小村子里，心里有没有一点害怕？”我又问。　　“不送更害怕。”岳父说，“马兰的性格你知道，多么强硬。记得她才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满脸不高兴，她要为我点烟解闷。当时我抽长长的旱烟杆，用一根长香点燃，小马兰举着长香正要为我点，手却被长香烫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把那支伤害了她的长香从香堆里找出来。我们大人不知她找到后会干什么，已经把那支长香藏了起来，小马兰爬上爬下非要找到不可，最后终于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么着？居然把那支长香用小脚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连一点儿也不留下。才一岁多一点已经是这个样子，如果到了五岁看到爸爸妈妈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会放过，她一定拼命。”　　“那一定。”我赞成岳父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被斗被打，很容易产生对社会、对人类的抵触。我不希望马兰他们有这样的抵触。”　　这话使我非常感动。　　这一对在安徽太湖县城的街道上被口号声、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　　马兰多年来一直向我打听叔叔因《红楼梦》而死在她家乡安徽的种种情况。她找来叔叔的照片细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并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投入的程度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尊严和艺术尊严。　　她本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由于这部电视剧，同时被评为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全国观众对她所做的一切，从心底里赞赏。　　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而死。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冬天的斯坦尼

　　　　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间。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青菜萝卜便宜，一斤要差好几分，一个月下来好几角，我算过。现在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来上下一致，你也没有抵触情绪，这很好。鉴定要做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四个等级的学生有分工，第一等级的参加鉴定组；第二等级的参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级的参加社会大批判；第四等级的继续审查、关押。”　　余：“什么叫社会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针对大家都认识的那些领导、教师，指名道姓，一针见血，你们立场没有转变，做不了。社会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说什么不好你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看。”　　余：“社会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吗？”　　尹：“那倒不一定。听我们队里的小王师傅说，报社要批判几个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要我们学校也弄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听说报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钱就能买一个荤菜……”　　余：“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哪些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听说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声音嘀咕开了：“毛主席也真会记恨，其实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么远，他老人家又那么忙……”　　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接近正常逻辑，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缘分，就此结束了。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得那样，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我的脚被粘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滩。　　外滩当然来过，但居高临下地俯瞰还是第一次，那番宏伟静寂的景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离开上海，便找了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与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个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滩仿佛根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细细看去，会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印记，但从上面看下去，高楼依旧，石壁依旧，江水依旧，堤岸依旧，连那座建造于世纪初的外白渡桥也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屹然冷然，无知无觉。　　早晨，江轮的汽笛声中，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家庭妇女急匆匆地提着一个小竹篮到大饼油条摊去买早餐　白天，外滩并不热闹，在那里徘徊俯仰的多数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无论是黄浦江边还是苏州河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情侣。这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一些敲锣打鼓的车辆来“报喜”或“表决心”，吵吵闹闹地抹过一笔极左狂热的仓促印痕。但是，对于这种吵闹，沿江的情侣们没有一个会回过头来观看，街边老屋里刚刚入睡的居民也许会醒，却嘟哝一声翻个身又酣然入梦。　　我注意了，“文革”给外滩之夜带来的惟一变化，是江边一对对情侣背后会出现一些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子的老工人。他们见到紧紧偎依的情侣，会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栅栏杆，随口叫道：“分开点！分开点！”　　转过身来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标准的上海话骂一句“十三点！”美丽的愠怒完全等同于任何时代的上海女人。　　这些老工人白天在厂里很可能是颐指气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厂里，不是在外滩，更不是在外滩的夜间。在外滩夜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上海女人美丽的愠怒仍然如雷霆万钧。　　一种经过反复调试的秩序，会构成一种稳定；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种惯性；一种沉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成一种防卫；一种蕴涵着人性的习惯，会构成一种气氛。这一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头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恼怒的地方。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满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变，上海的文化生态却很难动摇。正因为他们讨厌的是文化生态，所以搞起了一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发起。那些天，我在上海外滩的夜间，找到了这个秘密。　　　　　与窗外的一切相比，报社屋子里的事情就显得非常琐碎了。　　报社文艺组的几位编辑找了我们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士来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本是想为报纸弄一两篇文章发发的，我们几个也这么想。后来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先生也准备写一篇评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让我们帮他做点文字准备和专业咨询。他当时已参加市里的一个写作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都不知道深浅。结果，只要一讨论斯坦尼体系，专业人员就与胡锡涛先生对立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事回忆起来十分有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于造反派声色俱厉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对胡锡涛先生文质彬彬的观点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没有进入文明的底线，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包括吵架）结构，而胡锡涛先生的批判话语却在文明底线之内，具备辩论的基础。这就像，有人说你是“强盗”你很难驳斥，有人弄错了你的学历你却会站出来更正。　　我从胡锡涛先生那里，第一次近距离地知道了一种“学术性大批判”是怎么回事。那种“大批判”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的一些大批判干将那样满口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种外层的理论态势。但是，这种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根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进行断章取义的组接，然后得出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他们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胆跳跃。　　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学术性大批判”文章也在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深，尚无切肤之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体系，那就难于承受了。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我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的被“枪毙”，纯属必然。不要说胡锡涛先生，即便换了全国任何一家报刊，在当时也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非常喜欢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但因为已经接触过布莱希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认为一个演员仅仅“从自我出发”来表演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表演形态出发，文章主要写了这个问题。　　　　　我写这么一篇明知要“枪毙”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对即将永别的文化话语的一次告别性沉醉。小王师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碰这些东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还想碰点别的，就到报社的资料室去找书。没想到这个资料室因为天天开放，清理得特别干净，连一本可读的书都没有。两位楚楚动人的小姐，管着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我狠狠心，干脆把今后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书拿了出来。这稍稍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因为据报纸公布，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语，被取消了“毕业”资格。我故意在一片口号声中读英文，当着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文，在一辈子下乡的前夕读英文，确实有点“表演”。按照当代的说法，有点“作秀”。但只有我内心知道，这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窗外，是百年外滩。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例如，我们几个专业人员的召集人王亚仑先生，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个进修班的毕业生，当时下放在一家工厂，他班里有一个叫何西明的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戌团，剧团领导苦苦积蓄多年，凑成一笔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来买舞台灯光设备，没想到他掂着这笔款子一进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个工薪极低的人，一辈子也赔不起，更觉得无法向剧团交代，居然要上吊自尽，被人发现后救起。我们从王亚仑先生处闻知此事后，决定集体签名给何西明所在地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写信，以证人的身份请求由政府免除赔偿。做这些事，胡锡涛先生特别起劲，他并不认识何西明，但每次签名都带头，还到报社的各个编辑室征求签名，因为当时《文汇报》有名，容易获得外地领导的信任。这事后来终于给我们办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谢，然后天天在他失窃的柜台前抓小偷，一连抓了十来个。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个同学因尿毒症去世，由于我谈起过这位同学的一些情况，那天我到报社报告死讯时，胡锡涛先生立即霍然站起，双眼含泪，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位同学。　　我很快就下乡了，握别各位与我一起受尽委屈的专业人员，也与胡锡涛先生告别。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没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后，读到了他在武汉《今日名流》杂志上对那段往事的回忆。　　且引几段——　　为了这篇文章（即胡锡涛先生写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和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两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