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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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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霍英东全传
作者：冷夏
内容简介：
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
正文
我与霍英东之交往
——作者自序
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历在目……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节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
那3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谈一谈……”
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
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书）说影印了一份稿给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
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他也提到《霍英东全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记得是在哪里了）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的一个儿子（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唔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霍在北京的秘书）、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
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
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本书？”
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我反问他。
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
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清楚了。”
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让我参考。
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温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
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号的私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们在北京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
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历史。
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
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认识回应对方。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
当然，真实的霍英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于我而言，写人物传记不存在为传主歌功颂德或对传主批判贬毁这个问题，因我总喜欢把人物当作历史来写，希望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变迁。史诗色彩始终是我写人物传记最高的追求。当然，要达到这种效果，那又谈何容易？但我还是期望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
我注重历史感，因而内容的真实是我写传记作品时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作品内容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南华早报》一名记者较早前访问我时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写人物传记，涉及到人物的阴暗面时，怎样处理？”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会回避。”
这本《霍英东全传》是否做到这样呢？那还须由读者来评说了。但有一点，我可以大胆地说，关于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时常对自己讲：如果不奉行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言论，那又何须辛苦抓笔、惨淡为文？
冷夏
引子
“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在与霍英东先生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周，我们都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交谈，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七八个钟头。每次，我总是毫无顾忌、无所避讳地发问，而霍英东先生的反应有时是有问必答，有时是欲言还止，有时干脆答非所问，离开话题，言及其它。更多的时候，他是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身世、经历、思想，像一位讲故事的长者和传授经书的牧师，讲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
当中，霍英东反反复复讲得最多的就是他的10多年来在内地投资的一次次“冒险记”和“创举”，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几乎每次交谈，他都是有意无意地讲起这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一经扯开，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骏马，任意纵横，没完没了。这个问题的讲述，占据了我们见面时的很多时间。最初，我不由得也产生了一些不耐烦的情绪。
1995年7月，霍英东远赴法国巴黎，在欧洲华人学会主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重点讲述100多年来，中国人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以及香港回归中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加拿大、德国、美国先后有10多家报刊转载此稿，好评如潮。
霍英东人还在巴黎，我已在香港的报刊上看到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演讲稿。我看完此稿后第一个感觉是：“这可能是目前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与香港前途、世界发展之关系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文章之一。”当然，这讲稿未必是出自霍英东的手笔，但我知道文稿所述及的，全部都是霍英东的思想。
霍英东从巴黎返港的第二天，他又约我见面。一坐下，他又向我谈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他10多年来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反复向我说明他在改革学会研讨会上演讲时重点阐述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要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愈高，政治愈显开明，社会也必然愈稳定，文化更开放，经济更繁荣。
后来，与霍英东接触多了，相处时间长了，交谈多了，我才逐渐认识到，霍英东不厌其烦、反复多次向我讲述他10多年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是想向我说明“改革开放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惟一选择”这个他心中最强烈、最坚定的理念。虽然，在谈到这些问题时，霍英东总是说：“这么说，并不是说自己很伟大，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似乎总在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是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与霍英东的相处，成了我那一年多来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与我多次的交谈中，霍英东给我印象最深、最让我感到兴奋和惊喜的，是下面这句话：“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1995年8月28日晚，在香港南区深水湾的乡村俱乐部，霍英东对我这样说。这句话，他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一副满不在乎、轻描淡写的神情，既不带半点自傲与自负，也不显得那么气壮如牛，但听起来，仍然令在座的每一位感到惊喜和愕然。
26、27、28日这3天，是公众假期，但几十年来几乎没休息过一天的霍英东，仍然像平日那样，提着装满文件和资料的厚重密码皮箱，回到中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58楼霍氏家族集团的办公室处理商务。利用处理商务的空隙时间，我们随意地交谈。
28日那天，在中银大厦和写字楼里，霍英东已和我谈了约3个小时。晚上8点钟左右，他提议去乡村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继续交谈。
应该说，霍英东不算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不合作。事实上，一年多时间的采访过程中，他多次鼓励我，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提醒我想想还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既吝于言语，亦拙于辞令，不是一位健谈之士。很多时候，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反反复复陈述一些他可能自认为重要但已经讲过多次的内容；而且，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当我们正在就某个问题交谈时，他往往会忽然中断这个话题，而转谈一些与我的发问毫不相关的内容，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反过来问我，提出一些让人大感意外和摸不着头绪的问题，比如：“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一问，他说道：“……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国内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另外，霍英东既不喜欢评价自己，亦不愿意评价别人，对我提出的这类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所以，即使他也多次在我的要求下讲出一些诸如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贸易、澳门博彩业之类的世人极感兴趣但又不为世人所知的真实内幕，但却极少有骇世惊人之语。
但是，那天晚上，可能是因为他心情好，霍英东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亢奋神情，谈兴甚浓，甚至对一些以往避而不谈或总是轻描淡写、一两句话简单地掠过的问题亦主动提及，并且一反常态，谈得酣畅淋漓，出语惊人，似乎不吐不快。
“你从商已有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个自我评价。假如人生满分是100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能听到霍英东对他半个世纪的商界生涯来一次总的自我评价，但我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或答非所问；谁知，他连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不止100分，起码100多分！”
霍英东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连在座的那位已跟随他近50多年的老职员也大感愕然和惊讶。
他沉吟片刻，解释说：“为什么给自己打100多分，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接着，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补充说：“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像你这么说，在商界，你真正的朋友不多？”我问。
他平静地说：“那倒不是，像李嘉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
环顾港澳两地商界，超级大亨不乏其人，但试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称“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的，当中又有几人？而够胆表态“与我合作过的人，不少都有负于我”的人，当中又有几个？这些话出自向来处事作风极为低调的霍英东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诧异和难以置信。
霍英东的这些话，令我想起几天前与他的一番交谈。那天，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霍英东突然递过来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内地作家写他的文章，他特别叫我看其中的一段，这段文字是作家虚构的，写的是小时候的霍英东，时常去找一个叫何叔的人，这人喜欢给他讲“厚黑学”……
看完，霍问我：“对这段文字有何看法？”
我简单地谈了我的看法后，霍英东一边处理商务，一边自语：“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过了一会，我们一起离开中银大厦，要去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搭乘电梯下楼时，霍英东又问我：“‘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
“是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
“这个人写这本书真要命！听说毛泽东亦很钟意看古书？”霍又问。
“毛泽东很少看外国书和现代书，但确实很偏爱古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读的。”
“这本书讲什么的？”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中国朝代的演变历史，本来是写给皇帝以及士人借鉴的。”
出了电梯，坐上奔驰房车，霍英东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了一通“厚黑学”，他又引申到体育：“体育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踩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球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打了多少棒，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霍英东反复强调做生意要讲信用，应该不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为人，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话来判断霍英东几十年的商业道德行为。但霍英东的这番话，倒是再次调动起我去探寻他的商业活动、评价他的经商操守的兴趣。
霍英东叱咤商界半个世纪，其间，除了他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段海上贸易经历，因真实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或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词外，至今，尚没有听过关于他的商业行为的其他负面传闻——倒是政府和某人有负于他的消息，时常见诸于传媒书刊，或流传于市井坊间。何贤、“赌王”何鸿燊、“金王”胡汉辉等港澳两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开称赞霍英东对他们的事业予以极大支持。在港澳两地商界，霍英东信誉至上的商业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辈的那些商家们，提起霍英东，个个敬重有加。有一位与我较为相熟的商家，早些年曾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共事多年，闲谈之中，一提起霍英东的商业操守，他总是跷起大拇指直呼：“霍英东好样的！”
有一天，我曾问霍英东：“自从你发达以后，有无担心过被绑架？”
“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
“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要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据一些在霍英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人说，几十年来，从未见到霍英东出入带保镖，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在几个月的采访期间，我见到他也总是独来独往的：自己搭缆车下山，独自步行到中华总商会开会，一个人前往中华游乐会打网球……
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回首往事，能够问心无愧，实属难得。在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发觉霍英东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这种自我感觉是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时亦会在有意无意间，隐隐约约地从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来。虽则如此，但霍英东并不在乎别人怎样评价他——或者说，他既不得意忘形于别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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