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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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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拒绝与他们再“埋堆”？总之，霍英东这样处理与旧朋友、旧伙计的关系，是绝顶聪明和非常明智的，不然的话，霍英东就不可能是今天的霍英东，霍英东后来就不可能成为香港的商界领袖、体育社会活动家，更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霍英东的历史将要重新改写。
对于我的这个说法，霍英东的助手凌汉伟先生也深有同感。他对我说：“我认识霍老板以前一块做朝鲜战争生意的那些旧朋友、老伙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没有什么作为，有些还好赌；若霍老板再跟他们‘埋堆’，那就惨了！”
却说由于李康节极力扩张，仅在两三年间，联合公司就在北角呼风唤雨，成为北角的“地王”，几乎独霸北角的地产生意。
李康节把北角视为自己的地盘，决意当北角的“大地主”。别的地产商见到他在北角大抢地皮、大展拳脚，气势咄咄逼人，也就无意到那里发展地产，免得龙虎相争，伤了和气。但有一个地产商，却偏偏不顾这些，也杀进北角来，在北角抢购地盘。此人名叫陈德泰，是霍英东的朋友。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陈德泰是香港较大的地产商，在1956、1957年间，他买了很多地，也兴建了一些楼宇。当时，他仿效霍英东的做法，预卖楼花，一登报纸就收几百万元，几乎不用自己的本钱发展地产，因而大力扩张，到处抢地，连别人不敢问津的北角，他也照杀不误，结果惹来李康节等人的不满。
晚陪陈德泰上飞鹅岭
由于卖楼花令香港地产界出现疯狂现象，港府为保障买家利益，约在1957年制订新条例，规定发展商要投资多少于楼盘才能向买家卖楼花。
霍英东早已在地产市场大有斩获，资金充裕，故新条例的实施对他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对那些拥有大量地皮、但没有多少资金的地产商却大为打击，令他们捉襟见肘，资金周转不灵。
陈德泰就首当其冲。当时，他的不少地盘是以一成订金购下的，并没有缴清地价。由于不能提前卖楼花，不能预收买家的钱，结果不少地盘到了最后缴款时，他仍然拿不出钱来，原来的地主逼得很紧，甚至要拿回地盘。
当时是1958年，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出售楼花；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住房需求量增大，而楼宇炒风又夸大了楼宇的需要，从而出现楼市短暂的虚假繁荣现象，并爆发了战后第一次房地产危机。当年，香港的空置楼宇达到1。7…2。8万个单位，地价下跌70％，致使部分地产公司濒临破产绝境。
当时，地产商卖楼花，一律通过律师行收取和管理买家预付的钱，即律师行是买家的信托人，可从买家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把钱放给发展商。很巧，李康节的联合公司和陈德泰的公司都是委托的近律师楼收取买家的钱。在地产出现危机的形势下，的近律师楼听信一些人的话，决定冻结买家的钱，不发给陈德泰。这样一来，陈德泰既无钱继续兴建已经动工的楼宇，也无钱缴清地价，进退两难，公司濒临破产边缘。
“我和陈德泰的关系很好，初时也很想帮他，但一了解，发现他牵涉的钱数目实在是太大，无法帮他的忙……”霍英东回忆说。
据霍英东所述，那段时间，陈德泰整天忧心忡忡，神情恍恍惚惚，吃不下，睡不着，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还借酒消愁。霍英东见状，很担心他会想不开而自寻短见，于是天天陪在他身边，白天陪，晚上也陪。
一天，已是夜深时分，霍英东陪陈德泰散步，开解他。两个人忘记了已是深夜，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只是漫无边际地走着、走着……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居然走到了飞鹅岭。两人接着爬上山去，坐在山上，或聊天、或静坐；而陈德泰，却不时对着星空低吟，或对着香江夜景扼腕长叹……
“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会到飞鹅岭去？”对于那段患难与共的经历，霍英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陪着陈德泰上飞鹅岭，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在飞鹅岭，两人谈起怎样摆脱陈德泰的困境。霍英东对他说：“因为你牵涉的数额太庞大，看来只有汇丰银行可以救你。所以，我建议你给汇丰写封信，请汇丰帮忙。”
“我担心叫汇丰出面帮忙，可能倒过来会被汇丰吃掉。”陈德泰患得患失。
“到了这一步，你要相信汇丰……”霍英东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陈德泰被霍英东说服，去找汇丰银行，要他们出面支持自己度过难关。
“汇丰银行基于很多买家已经给了钱，于是同意出面帮他。汇丰将陈德泰的一些地盘挞订，比如渣甸货仓地盘；一些地点好的楼盘如美丽都，汇丰帮他卖掉；有些楼就干脆斩仓……”霍英东谈起这段往事，感叹道：“在地产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救起陈德泰，都算是一个奇迹！”
陈德泰面临绝境，最后绝处逢生；而李康节，因为大量抢购地盘，扩张过度，负债累累，最终也陷于困境。
霍英东说：“由于李康节搞得不好，最后拖累了何贤，恒生银行逼他还钱。何贤本来投入不多，但这间‘联合’公司的不少借贷都是由何贤签字担保，搞得何贤一身债，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出面，想方法帮何贤度过难关。”
对廖宝珊爱莫能助
1958年的地产危机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危机一过，楼市再度活跃和疯狂起来。
在地产危机期间，霍英东曾以低价大量吸纳空置楼宇和地盘，资产剧增。1960年，他再次与汤于翰医生合作，在半山购入嘉慧园和普乐道2号等地盘。
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的地产发展商主要有何东家族、利氏家族、广生行、陆海通等，他们在地产界各显所能，平分秋色。50年代中期和后期，霍英东叱咤香港地产市场，大胆创新，业绩斐然，可以说是独领地产之风骚；至于被人称为“铁三角”的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他们在香港地产市场大展宏图，却是60年代的事；而如今在地产界有卓越表现的李嘉诚、郑裕彤等华商，他们踏足地产行业则比霍英东更晚了好些年。
正因为霍英东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地产界的中流砥柱，所以，那时香港地产界发生的一些事，往往会把霍英东牵扯进去。1961年6月，霍英东就曾一度卷进震动香港的“廖宝珊事件”之中。
廖宝珊原籍广东潮阳，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香港闯荡，靠炒卖地皮和黄金发迹，而后于1948年开办廖创兴储蓄银行，几年后更名为廖创兴银行。廖宝珊动用银行存款，在西环抢购大量货仓和一些电厂的地盘，兴建新楼。由于廖宝珊经营有方，银行存款与日俱增，加之地价和楼宇不断升值，他的家财也水涨船高。1961年初，他曾向外宣布，他的家财已超过1亿元。
谁知，那年6月份，市井坊间突然传出廖宝珊曾贩卖毒品，并将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些报纸也刊载这些传言。紧接着，从6月14日起，廖创兴银行一连几天出现了空前的挤提风潮。6月16日，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透支3000万港元应付存户的挤提；与此同时，香港警务处长也在报纸上公开辟谣，指市面流传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的消息乃属谣言，毫无根据。到此，银行挤提风潮才告平息。
“其实，我自己也曾像廖宝珊一样，深受谣言所害，1954年传我被递解出境，说我的沙船走私，一点根据都没有。”提起廖宝珊事件，霍英东愤愤不平地说。
在银行挤提期间，廖宝珊已整整7天没有睡好。风潮一平息，汇丰、渣打委托罗兵咸会计师行稽核廖创兴银行账簿，并要求拍卖他的地皮和楼盘顶数。廖宝珊误认为两家银行要吞并他的资产，精神大受打击，终日以泪洗面，有时夜发惊梦，有时睡到半夜也吵着要找律师查询详情……
“这时，有一些商界朋友告诉廖宝珊：汇丰、渣打要吃你，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可以救得你，应该找霍英东谈谈，叫他出面帮助渡过难关。”霍英东回忆说。
“为什么说全香港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救廖宝珊？”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答道：“当时，我在地产界都算是最有实力的……”
廖宝珊与霍英东尚算熟稔，他知道霍英东除了财力雄厚外，当时在香港地产界也算是领袖人物，地产界人士都尊重他，他的话在地产界有相当分量。于是，一天，他亲自去找霍英东。看到廖宝珊神情恍惚，脸容憔悴，霍英东甚为同情。
据霍英东所述，他们两人坐下，廖宝珊就悲从中来，眼眶带泪，哽咽着对霍英东说：“霍生，汇丰、渣打有意吃掉廖创兴。他们要拍卖我的物业，这不等于割我的肉，要我卖仔卖女……”
霍英东见他把自己的物业看得这么重要，放不下，已经预感到他可能出事。他关切地问：“廖生，你不卖地，哪还能有什么办法？”
“霍生，只有你才能帮我渡过这一关。”
“你要我怎样帮你？”
“有一个方法，就是由你和我签署一张买卖合约，把我的物业全部卖给你，这样一来，汇丰、渣打就不会拍卖我的物业。”廖宝珊转而向霍英东说明，“霍生，你放心，这张合约只是签给汇丰和渣打看的，风波一过，合约可以由你解除。”
霍英东想：签一张合同，不能是假的，一签，合同就是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况且他的物业数量很大，涉及的买卖金额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于是，他委婉地对廖宝珊说：“廖生，作为朋友，我也很想帮你，但这一方法似乎有些不妥，是否再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听霍英东这么一说，廖宝珊有些失望，以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霍生，你一定要帮我，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得到我！”
霍英东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廖生，能帮，我一定帮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两三天之后，廖宝珊又去找霍英东。
霍英东安慰说：“廖生，你想想，陈德泰前几年碰到地产低潮时，也能渡过难关。现在地产市道这么好，你的情形并不是很坏。不管怎么样，你的物业拍卖后也值一亿多港元，汇丰、渣打吃不了你的。”
“那很难讲，拍卖物业时，如果有人‘食饼仔’，压我的价，那就惨了！”廖宝珊还是患得患失。
霍英东态度极其认真地说：“廖生，你不用担心，如果汇丰、渣打一定要卖你的地，我们绝不会食饼仔，压你的价，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汇丰一定要拍卖我的地，我也毫无办法了。只望霍生你到时跟那些行家打个招呼，不要落井下石，拜托你了！”廖宝珊情绪低落，说话有气无力。
霍英东接着又劝他：“廖生，你最好将物业交给哈利敏卖，因为哈利敏是洋人的，洋人卖物业，个个都相信是真的；若交由中国人卖，有人不一定相信。”
几天之后，廖宝珊百般无奈地将自己拥有的物业拍卖，以顶汇丰、渣打的数。
“那天，我也参加拍卖，我记得，我们公司还买下了他的‘恒景楼’。”霍英东回忆说。
虽然拍卖所得的价钱并不算低，但眼巴巴看到自己曾经拥有的物业落到别人手里，廖宝珊耿耿于怀，心里极度伤心和失落。几天后，他的高血压病就发作，送进医院后没几天，就脑溢血死亡。廖宝珊出殡那天，霍英东还送了花圈，并亲临丧礼，为廖宝珊送行。
“廖宝珊很叻（能干），很有本事。”霍英东谈起廖宝珊时，感慨地说，“但他把财产看得太重，想不开，放不下！”
第十六章大举淘沙 终成行内巨擘
霍英东的立信叱咤地产行业，有荣公司却在香港大搞市政和海港工程，并独霸香港的海沙采集和供应权，霍英东也因此被人称为“海沙大王”。但由于种种原因，淘沙业最终成为失败的生意。
一百多万元购大挖沙船
1961年11月，也就是“廖宝珊事件”之后几个月，霍英东应邀前往英国3个星期，考察英国的教育和建筑事务。
那时，霍英东听说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有意出售一艘巨型挖沙船。这艘船名曼哈顿号，原是美国政府用以援助泰国挖湄公河河床，以利黄金半岛海面交通畅顺的。这是一艘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船只，因为当初泰国政府接收曼哈顿号时，适逢泰国发生政变，披汶总理及旧政府高级官员多人，曾被海军将领扣留于此船多日，后来总理及随员等逃离此船。
结束英国的考察行程，霍英东专程从英国飞往泰国首都曼谷，与泰国政府港监部门洽谈购买曼哈顿号挖沙船事宜。此船长288英尺，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入海底挖取泥沙2000吨，然后自动卸入船舱中。其性能之优良、生产效率之高，在当时实属罕有。霍英东有意购进此船，提高有荣船务的挖沙机械化程度和淘沙产量。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霍英东最后以泰币400万铢（约港币120万元）购得此船。当时，一个八九百英尺的楼宇单元也不过是几万港元，故120万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款额。重金购买此船，可见霍英东对淘沙业雄心勃勃。
196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曼哈顿号挖沙船驶抵香港，霍英东将之改编为“有荣二号”。由于此船乃当时香港最大型、最先进的挖沙船，故当它抵达香港时，引起港人的关注，不少报章还刊文报道此事。
霍英东是在朝鲜战争生意结束后，从事淘沙生意的。“有荣”是他用以经营淘沙业的旗舰。
据霍英东回忆，初时他们招请大量的驳运工人当铲沙工。挖海沙相当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产量不高。这些铲沙工是临时招请的，每逢煤炭船一到，他们就转去运煤，淘沙工作就得暂停下来。
有感于此，霍英东就改临时招请工人为招标挖沙，与几十个驳船的船主签订挖沙合同，一立方米海沙约支付3元多港币，霍英东则先支付一年工钱给船主。但船主大多都不能按量完成挖沙指标，霍英东支付的工钱扣不完，尚有余欠；而船主却要求再借第二年的工钱，霍英东又不能不再承包给他们，故预支款总还不清，这样一来，霍英东获利甚少。
霍英东意识到只有减少挖沙工，提高挖沙产量，淘沙生意才能大有可为。他从海军船坞买来一台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之后，他又进一步改用机船挖沙，并派人到欧洲重金购进一批先进的挖沙机船，并收购了美国人经营的太平岛船厂和荷兰治港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
霍英东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收购太平岛造船厂的。据说，这是香港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例。
至于后来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李嘉诚收购和黄，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
淘沙的生意额少之又少
由于霍英东独霸淘沙生意，在这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故曾被人誉为“海沙大王”、“淘沙巨擘”。这盘生意看起来规模虽然很大，但涉及的生意额却少之又少。据霍英东说，这盘生意每年的营业额只有几十万，最多的时候也不足100万元港币。
“营业额这样少，即使有赚，也是极之有限，那你为什么要经营这盘生意？”我曾经问霍英东。
他说：“本来不是我做的。我有个堂兄弟，较早前就搞海沙生意，但一直很困难，没什么赚，我就帮他，这样才介入的。这种生意很难做，问题很多，比如一些工人很恶，他们不喜欢你用机械挖沙，一定要用人工铲，而且霸住地盘，不让你用机械挖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到他年纪大了，铲不了沙了，他就坐在那里收你的钱。”
“外界一直说你有海沙的专营权，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其实不是专卖，我们也没有什么专营权，政府每年都划定采沙地点，公开招标，只是因为我们有荣公司有优越的条件，才连连中标。也就是说海沙由政府专卖，我们公司只是负责采沙和收购海沙，然后统一卖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卖给用户，管理很严格。我们与政府是有合同约束的。”
“为什么港府对海沙的管理如此严格，一定要实行专卖？”
“我想，一来，因为政府要保护海滩；二来，海沙是矿产，里面可能还含有黄金，故政府在放开煤炭、粮食之后，仍然不放开海沙，实行专卖经营。”
20世纪50年代，香港地产业蓬勃发展，兴建楼宇需要大量海沙，填海造地也需要大量海沙，几乎全部由有荣公司采集、运输和供应。港府在新界和离岛为有荣公司提供多处堆沙场所，而有荣公司还专门在新界设立一家公司负责海沙的采集、运输和供应。那时，霍英东时常驱车或坐船前往各堆沙点和淘沙处巡视。
由于大量采挖，香港地区沙源减少，有些居民还说挖沙“破坏风水”，反对在沙滩挖沙。有荣到离沙滩较远的海上挖沙，但成本增加很多。于是，霍英东又转移阵地，到内地找沙源。
1962年，霍英东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一次到内地。那次，他去了广州，找广东省工商联合会和中国五矿公司广东分公司洽谈海沙生意。最后，广东五矿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并指定深圳的大鹏湾、小梅沙、盐田等地为有荣公司的采沙区，广东方面安排工人采沙，而有荣公司则负责把沙运到香港，专卖给港府。
淘沙最终成亏本生意
“香港每天都离不了沙，一天没沙，建筑、修路、填海造地等等都得停下来，损失很大。”霍英东接着说，“但是，海沙是一盘失败的投资。”
“为什么说淘沙是失败的生意呢？”我问。
霍英东解释说：“做淘沙，花费大量的时间，假如我做地产只需要10％的时间，做海沙则占了90％。我们把沙卖给政府，一吨才几块钱，不要工人、不要船、不要成本，都赚不到钱。”
“既然是亏本生意，那为什么要做？”
“其实，做海沙也是一种挑战，一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二来，香港的标志那时是驶风船，我们就是用驶风船淘沙的，后来，高楼大厦取代驶风船成为香港的标志，而没有我们供应的海沙，香港就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所以搞海沙有一种满足感和责任感。”
“你们公司什么时候放弃淘沙生意的？”
“也就是几年前才放弃的。淘沙生意已无法做下去，因为香港越来越多地采用合金钢、塑料、钢化玻璃等新的建筑材料代替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并用岩石粉碎后代替海沙。除了填海造地需要海沙外，香港对海沙的需求已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彻底交给中国的五矿公司经营，由他们负责给香港供应海沙。”
其实，自霍英东放弃海沙供应权之后不久，港府就提出并实施在大屿山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大面积填海，香港的海沙需求量又再次剧增。据香港的一些传媒所言，新机场工程所需要的海沙，总值至少在20亿港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海沙是由广东方面供应；传媒又报道，近两三年来，不少不法分子大量走私海沙到香港，令广东省方面减少了两三亿港元的收益。
我把这情况告诉霍英东后，问他：“本来这几年海沙生意大有可为，但你在20世纪80年代 放弃了这门生意，是否觉得可惜？”
霍英东只是淡然一句：“没什么可惜的。”
当然，就“在商言商”而言，淘沙可以说是霍英东失败的生意。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霍英东重金投资淘沙业，一来满足了建筑业的需求，有助于香港建筑业之发展；二来挖深海床，有利于海上交通；三来淘沙用以填海造地，为香港增加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就此而言，霍英东专事淘沙事业，虽然亏在自己，但利在社会，功不可没。
由于霍英东旗下的“有荣”拥有大批挖沙、挖泥船只，故在大举淘沙以供应各建筑商之时，霍英东又实行物尽其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兴建一些市政设施，比如在铜锣湾兴建香港第一条行人天桥。另外，还与港府签订长年合同，专责修理港岛海面的各处码头、港口，或清除海底淤泥，或挖深海床。
在1962年之前，有荣公司承建的市政设施和海港工程，就有二三十个。从一份统计资料中，我们可清楚看到有荣早期所承建的一些工程项目——
1958年
修理湾仔海底渠
1959年
修理荃湾大埔道盒式地底渠
1960年
维修及保养一些排污和排洪系统工程
1961年
建造北角新渡车船码头
清理北角海底渠
建造观塘海〓基础
兴建中环浚海工程一、二、四期
建造佐敦道填海工程之海〓泵房
深井明渠重建
吐露港淡水湖大型试验海坝工程
1962年
西区咸水泵房建筑
九龙湾第一期海〓基础工程
东区排污计划马头角海〓工程
土瓜湾填海之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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