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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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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对我们家族影响不大，因为这些钱并不是我们家族的，而是基金会的，用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
到此，我们关于澳门博彩业这段历史的采访告一段落。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博彩业何去何从，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了解澳门的经济现状。
1995年9月，澳府曾向联合国递交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澳门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中，博彩税占了46％，而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只占19％，卖地收入占25％，其余的则是其它各种收入。由此可见，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博彩业与出口加工业、建筑房地产业、金融业并称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但其它三大支柱加起来的影响力也没有博彩业那么大。而且，博彩业的专营公司，还在金融、交通、地产、百货等行业有重大投资，跟澳门各项公共事业，跟各个经济领域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博彩业几乎全面垄断澳门的经济。
所以，在1999年之后，任何力量若强行限制或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澳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将会出现大的震荡。甚至可以这样说，若博彩业被限制、取缔，澳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一个死城、空城。
事实上，中方也很清楚博彩业对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早在制订《澳门基本法》的时候，就为澳门量身订做了第118条：“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由此可见，中方为了维持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决不会急于去动摇博彩业的地位和权益。
当然，中方不希望看到博彩业日益在澳门的各行各业不断扩张，因为将来的博彩业会对澳门的经济造成全面垄断的局面，继而左右到特区政府的运作。那么，中方所要做的，可能是透过自己的代理人入局，逐渐把博彩业纳入中资间接控制之下；或把博彩专营牌重新招标，吸纳其它公司经营，以免娱乐公司一家继续坐大。
2002年3月，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北京期间曾与霍英东会晤。霍英东向何厚铧表示退出澳门博彩娱乐公司，并表明退股后成立澳门基金会支持澳门发展。
何厚铧说：“我们对霍先生这个决定是非常欢迎的，特区政府非常尊重霍先生的决定。我相信霍先生同何鸿燊先生会在适当时间有所接触，大家友好地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在股份转让方面不会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何厚铧表示，特区政府不会干预获得博彩牌照的公司转让其股份，当局会按法定程序处理有关事宜，而有关公司就股权处理情况要告知特区政府。
何厚铧重申，股份转让是公司的内部事情，在无碍公司运作及未来的经营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对博彩业的开放构成影响。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作太多揣测和顾虑。
霍英东持有近三成股份的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原专营赌牌是在2002年3月31日到期，霍英东选择此时退出，顺理成章。
霍英东表示，他的退出，是基于个人取向，并不是对澳门发展博彩业有不同看法。他完全赞同澳门特首何厚铧提出的博彩业发展思路，认为符合澳门的长远利益，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也重申，当年他参与“澳娱”成立，到今天退出澳娱另组基金会，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推动澳门经济繁荣。
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
1964年9月底，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这次上京，他并没有直接从罗湖过海关，而是绕道澳门回内地，有人指此举是为了避人耳目。在北京，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绕道澳门上北京
1964年9月底的一天，霍英东悄悄地搭上信德船务属下的路环号水翼船。这次，他并不是专程去澳门，而只是绕道澳门到内地去。他是应内地之邀，以香港商人的身份，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
霍英东与内地方面的接触，始于朝鲜战争时期，但那纯粹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中方和霍英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的呢？
就此问题，我曾问过一位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的人士，但他的回答前后有些矛盾，他最初说中方是在“六七风波”后才与霍英东有往来的；一回他又坦认大约是在196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层如社长梁威林等人已经与霍英东有接触。
我问：“那次见面是谁主动提出来的？”
他说：“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
“在哪里见面？”
“就在旧中国银行大厦。”
“你们接触霍生时，他最初的反应如何，是不是很爽快地就答应和你们见面？”
“是的，大家作为朋友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什么大不了。”
“当时，新华社方面有哪些人与霍生见面？”
“第一次见面，梁威林和我在场，最多可能还有祁烽。”
祁烽是1957年来港出任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及代社长的，而梁威林则是在1958年正式到港出任社长一职。梁、祁两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组织、领导过游击队抗敌，对香港的情况也较为了解。
我又问：“第一次见面，大家谈了些什么？”
“具体谈什么，我不记得啦。应该是互相了解、沟通一下而已。”
我也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多次，但他都没有正面回答。很明显，他不愿多谈他早期与中方的交往。直到1996年2月份，在我的再次要求下，他才蜻蜓点水般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与那位何先生所谈的全都一致，连两人谈此情况的口吻、语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在当时而言，霍英东与梁威林、祁烽等中方官员见面，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据一些了解中方早期在港活动情况的人士透露，从50年代起，旧中银大厦就成了中方的主要活动场所，中方的重要会议、活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与香港重要人士的会面，一般都安排在那里举行；而港府政治部也一早就发现这个情况，并且在线人提供会议时间、日期、地点及人物等情报资料的情况下，对出入大厦的人物加以摄影和记录。
霍英东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的会面，以及往后在同一地点的见面情况，是否全在港府政治部的绝密侦查下呢？对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据一个前政治部探员1996年初在无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透露，一些亲中人士，包括霍英东、吴康民（原培侨中学校长）等人长期都受政治部的密切监视。
那么，在1961年第一次与梁威林等人会面之前，霍英东有无与其他中方人士接触过呢？就此问题，我也问过霍英东。
“朝鲜战争之后那几年，中方有无主动与你接触过？”
霍英东欲止又言：“没有的，一直都没有……老实讲……后来很多人……结果呢，陈祖沛返回广州之后，也没有接触。”
陈祖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北行”的富商，曾有人称他为“商界超人”，因他做生意手法高超。他可能是中方的“自己友”，大陆搞“三反”、“五反”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南北行”的账本带上广州市，向中方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陈祖沛受到冲击，被迫跳楼自杀，虽然幸而不死，但却落得个双脚折断的下场。
“南北行”是老牌中资贸易行。朝鲜战争时，在冲破联合国禁运，向内地运送物资方面，“南北行”居功甚高。
从霍英东以上那断断续续的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朝鲜战争时可能与陈祖沛，与“南北行”有过生意上的合作；朝鲜战争后，他可能也与陈祖沛有过往来，但自陈祖沛返回广州后，两人就不再见面。如果以上的推测成立，那可以证明霍英东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前，已经与中方有了秘密的接触。
1962年，也就在与梁威林见面之后不久，霍英东又去了一趟广州。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第一次返内地。”霍英东对我说。
“是不是为了跟内地方面谈海沙生意？”我问。
“是的，那时，香港的海沙供应出现问题，沙源不够，所以到广州找广东省五矿公司等部门谈合作的事；但是，也不全是谈海沙……”
“还谈了什么？”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
“是不是统战对象？”
“可能是啦。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的主席……”
当时，霍英东已是港澳两地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加之他曾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故他成为统战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霍英东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传递解出境的阴影一直困扰着霍英东。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谓的“危险人物”递解出境的事还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香港仔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华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当局扣留50多天后，递解出境。
霍英东也感觉到港府对他并不友好，且总是担忧哪一天真会被当局递解出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选择这样的处世方式，可能是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所以，与中方的往来，他不可能高调、招摇，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因此，曾有人认为，霍英东第一次上北京时绕道澳门，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我曾就此事问他：“那次绕道澳门，是否为了避人耳目？”
霍英东断然否认此说：“不是的。如果从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罗湖海关要排队、填回乡介绍书，几百人过关，要排几个小时；到了深圳，换了外汇券，才有饭吃，然后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车到广州，几乎要用一整天时间。但从澳门过关很简单，不用填回乡介绍书，凭中华总商会的会员证就可以顺利过关，手续简单，花的时间少……”
其实，从澳门过海关虽然快捷、方便，但从澳门去广州，路上要过好几个渡口，所花时间几近10个小时。也就是说，直接经罗湖到广州，与绕道澳门到广州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霍英东上述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随身携带炉具和食品
从霍英东的这段话中可知，他当时已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成为其会员。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华人商界团体，它创建于1894年，原名中华会馆，1900年，改称华商公局，后来又改为香港华商总会。直到1952年，中华总商会名称正式使用，并沿用至今。中共在内地执政之后不久，中华总商会首任会长高卓雄就力排众议，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随着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霍英东在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吃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还几度出任该会的会长。
却说霍英东过了澳门关闸，坐了近10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广州。之后，他又匆匆赶赴浙江杭州，与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会合，然后一起上京观礼。
在观礼团众成员中，霍英东的行装最特别。他除了带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还装有一个小电炉和一些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所以他的行囊比谁的都大、都沉重。
上京观礼还要自带炊具和食品，霍英东解释说原因有两个：一，他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白天一般不进食，到了夜深就寝前饱餐一顿，他不想给接待人员添麻烦，自己的饮食自己解决；二，他两年前去过一趟广东，那时正是内地的困难时期，不少人缺衣少食，他不知道内地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北京初见邓小平
1964年，3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70万人的盛大游行队伍；晚上，这些领导人又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齐观看节日的焰火，同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国庆期间，正是金秋时节，北京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街上彩旗飘扬，节日气氛洋溢全城。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不知他置身于宽广的天安门广场，望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时，感受如何？
我曾问霍英东：“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想，最难忘的应该是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我们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国务院 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廖承志等领导人就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好像他当时是总书记……”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
“我记得，廖承志当时还与我们港澳观礼团座谈、讲话。”霍英东说。
“廖公主要谈些什么？”我问。
“我那时普通话听不懂，所以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廖公是广东人，他是会讲广州话的……”我说。
“是会讲广州话，但那时是在北京、在中央，他怎么会跟我们讲广州话呢？”
“还记得不记得，那次观礼团，谁是团长？”
“不知道是杨光，还是其他人，记不清楚了。”
杨光是香港资本的左派工运领袖，当时是“工联会”的负责人。
这次北京之行，中国领导人除了向霍英东一行介绍内地的情况之外，是否还谈到其它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向霍英东面授一些什么？这些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此行，霍英东与中方走得更近……
第二十四章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
在华资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地产市道处于低潮时期，霍英东提议并主持筹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团结香港各地产商共同发展。他还出任该会第一届会长，成了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傲立于汹涌的地产浪头上
霍英东自北京观礼回来不久，香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华资银行挤提风潮，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震荡。这次银行挤提风潮，可以说是祸起于地产业。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加之有大批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香港的住宅楼宇和工商业楼宇的需求量剧增。另外，为改善社区环境，港府于1962年对建筑条例进行修改，规定从1966年起，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将比过去少建20％的楼宇，地产商于是抢着在1966年之前建楼，地产市场十分繁荣。而一些华资银行也相互竞争，竞相把存款利息提高，盲目贷出巨款予炒家和地产商炒地皮、建楼宇，甚至自己也动用资金参与投资地产，以致香港的地产投资热潮风起云涌。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银行对地产业的贷款过度，从1965年1月26日至2月8日，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恒生、远东、广安、永隆、道亨、嘉华等华资银行，相继发生挤提风潮。后经港府和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出面支持，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汇丰银行答应“无限量”支持恒生、远东、永隆三家银行，最后还因此“换取”恒生51％的控股权；渣打银行则宣布“无限量”支持广安道亨。而明德银号却由银行管理处接管，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则由财政司向高院申请清盘。地产的投机活动导致华资银行出现挤提风潮，这自然也殃及地产业，不少地产公司破产，地产市场陷入历史低潮。
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虽然介入澳门博彩业，但他并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这就使他得全力以赴发展地产业，并保持50年代的凌厉势头，在香港地产市场叱咤风云、领尽风骚。1962年，他和汤于翰合资500万港元，每人250万，购入中环毕打街的毕打行；1963年，他投资兴建浅水湾花园大厦、皇后大道西大楼、上海街313号西环大楼；1964年，又兴建联发街、汀九。
由此可见，在华资银行挤提风潮出现之前，霍英东投放在地产上的资金很大。但由于他的实力雄厚，向银行借贷不多，长期奉行稳健经营原则，稳扎稳打，所以当银行风潮出现，不少地产公司相继破产的时候，他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傲然屹立于汹涌之地产浪头上。
创建香港地产商会
华资银行挤提风潮虽被平息了，但地产市道的低潮却刚刚开始。香港的地产业何去何从，成了行内人士关心的问题。那年3月份的某一天，霍英东和胡汉辉、何鸿燊等一些地产界的朋友聚会，谈论近期的地产市道。
言谈之中，霍英东提议：有必要团结本港的地产商，尽快组成一个代表行内人士的团体，以谋求地产商的共同发展和香港地产市道的繁荣；如今地产市场很低迷，成立这样一个业内团体，更为迫切。
他的提议，得到在座各位地产商的响应和支持。
据胡汉辉回忆，霍英东和其他一些地产商有意创建一个业内团体，始于1964年7月。他在一篇谈到香港地产商会筹备过程的短文中写道：“……7月间，我们一部分地产界人士，在一次欢宴中聚首一堂，谈论到有关业务上的种种问题，大家都就自己的实际经验，交换了不少宝贵意见，一致认为本业人士应该有一个团体，能加强团结，共谋发展，使地产业成为更有建设性的稳健事业。”但这次聚会，大家只是有个想法，之后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直到1965年3月间，霍英东再次向地产界的朋友提议之后，创建业内团体的工作才正式展开。
4月6日，霍英东又邀请地产界的热心人士到位于中环的恒生银行总行大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那时，霍英东旗下的公司已从铜锣湾的蟾宫大厦搬到恒生总行大厦的7楼办公。筹备会议就在霍氏集团写字楼的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7人，全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他们一致认为有从速成立地产团体的必要，并正式把团体定名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该会筹建处设在霍氏集团写字楼，聘请的近律师楼的摩亚律师为法律顾问，进行注册事宜。
与会者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还推举何鸿燊作为筹建处的临时主席。
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消息传开，在地产界反响很大，香港的各大地产商闻风响应，倾巢出动。参与筹备工作的地产商共有69人，他们是：曹绍松、关启明、李康节、梁燊、高庆余、郑裕彤、郭得胜、顾乾麟、范文豹、杨之深、张子璇、周义中、陈曾焘、胡应湘、康立卿、欧阳森、胡汉辉、崔雨川、吴多泰、李兆忠、陈光中、王宽诚、伍树荣、林本固、陈悦来、许维桢、林本典、杨志云、香植球、郑翼之、庄道权、李文举、叶文山、张基、罗鸿兴、郑镜泉、陈泽富、徐培根、吕高华、郑翼雄、方显扬、刘锦茂、陈继承、郑桂生、方润华、湛兆霖、潘锦溪、余仲强、严明、邓树椿、屈崇浩、文洪磋、陈泽儒、李赐豪、陈泽恩、桂华山、叶正平、刘志文、胡忠、卢永广、孙秉枢、方汉华、凌达镗、钟明辉、林继振、李福兆。
这69名地产商，全是香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和中坚力量。霍英东能够一下子就把他们集合起来，足见他在地产界一言九鼎的号召力、影响力。
出任地产商会首任会长
到了6月3日，筹建处召开第一届同业会议。那时，申请加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商号和个人会员已有300多个，几乎所有香港有影响力的地产建筑商和地产建筑公司都加入了这个商会。这次会议还选出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25名，他们是：霍英东、屈武圻、何鸿燊、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钟明辉、吴多泰、欧阳森、香植球、李兆基、陈泽富、郭得胜、许达三、桂华山、湛兆霖、孙秉枢、严明、吕高华、陈曾熙。另外，还选出叶正平、郑桂生、郑锦茂、叶文山为候补会董。商会还聘任何善衡、何添、利荣森、邱德根、梁昌、梁球琚、陈德泰、陈弼臣、廖烈文、关启明等32名香港富豪出任名誉顾问。
6月8日，地产建设商会举行第一届会董会议，会议顺利推举霍英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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