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霍英东全传-第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但落车后松了，就不止1立方米，要加3点，到了落海时又将泥土压实，这三个数目都不尽相同。向政府收款时，以山上实泥计算；但与司机计算就不同了，可能加3，也可能加到5。一斗原为1立方米，落到车上就是1。5立方米了，送三车就是4。5立方米，本来每次车可以装5立方米的，但司机装了实泥3立方米就不愿再装了，而付款时则要以5立方米计算。这当中容易受骗，比如倒泥不净，带些余泥回来，那就更难计算。既然很难准确计算，只能给人承包，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承包工程，若不充分估计这些复杂情况，那就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是亏蚀多少的问题。不少承建工程的公司经营不下去，关键也是在这里。”
挖泥、倒泥的数量之偏差，在不少人看来是很细微的问题，但霍英东却计算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霍英东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商人，事事精打细算，绝不含糊。
在海湾建淡水湖，工程技术要求甚高。其第三期工程，主要是加高主坝和副坝，筑起水泥溢洪道，并把湖中的海水全部抽出。堤坝外面是石块，石块上要铺5尺厚的沙。由于是斜面，沙粒铺放时很容易被水冲掉，如何铺好，技术难度大。但有荣公司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技术难题，成功地把海湾改建为一个可以储藏淡水300亿加仑的水塘，大大舒缓了香港用水紧张的问题。
1973年，海湾淡水湖工程高质量圆满完工，比原定时间提前一年完成。
大搞工程乃迫于无奈
在香港，霍英东的生意主要有三方面：地产、海沙供应和工程建筑。这三种生意都是在50年代开始经营的，当中以工程承建稍晚一些，始于50年代后期。其中，地产和淘沙生意广为人知，而工程生意，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
霍英东的有荣公司承建的都是填海造港、疏通河道、挖深海床、排水排污、街道隧道等市政设施工程，与香港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除了船湾淡水湖，“有荣”在香港承建的大大小小工程，可以说是多不胜数。
1962年之前，“有荣”所承建的工程项目，在第16章中已有所述及：之后所承建的工程，则主要有——
1963年
红石勘第二期填海海石勘工程
油塘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秀茂坪徙置区道路及排水工程
1964年
中环填海第二、四期挖泥、海〓和泵房工程
柴湾第一期填海海〓工程
通往沙田隧道道路工程
狮子山隧道通理工程
1965年
坚尼地城海〓工程
油麻地政府船坞码头及排路建造工程
湾仔填海区第一期海〓、码头和泵房工程
1966年
湾仔第二期填海工程
宝马山水库水坝及贮水池工程
1967年
铜锣湾道路及天桥工程
红山贮水库及滤水工程
1969年
大角咀渡轮码头工程
官塘渡海小轮码头工程
青山水厂和青山供水站工程
1970年
荔枝角食水处理站工程
……
之后，在1972年和1977年，“有荣”还承建其它一些市政工程。在香港，霍英东的有荣公司可能是兴建最多填海开港之类工程的公司。
当我在采访中得知“有荣”承建那么多市政工程时，最初有些不理解：港府长期歧视霍英东，在海军船坞和星光行事件中曾表现出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那为何又把这么多工程给他做？
就此事，我问过与霍英东私交甚深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他解释说：“港府只是在地产方面卡他，因地产能赚大钱。但工程就未必赚钱，很多是亏本的，尤其是那些大工程，谁敢做？淡水湖其实是没人敢做的。”
此后，我又问过霍英东：“淡水湖工程是否有钱赚？其它工程是否有钱赚？”
他答道：“淡水湖工程，其实是没钱赚的。做工程的，怎么能有钱赚呢？”
“没钱赚，为什么做了一宗又一宗？”我又问。
霍英东显得有些无奈地说：“人最怕是入错行，一做这一行，就得做下去。很多人做建筑、做工程，注定一世都是辛苦的。不像做地产，有钱买一幅地，之后可以什么都不做，坐着享福。”
说到这里，他的神情又有些兴奋，“当然，人到了某一阶段，是不讲赚钱的。我常想，很多时候，你说我做傻事也好，或者说我喜欢接受挑战也好，总之，别人没做过的事，或者是别人认为很困难的事，我却偏偏喜欢去做。比如在铜锣湾建香港第一条天桥，在海湾建淡水湖，世界上当时还没有先例；去澳门开新港，到文莱开港，也是一样……”
但是，探究霍英东的心路历程，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霍英东明知承建工程大多是没钱可赚的，但却一宗接着一宗不停地做，除了他所说的因为“入错行”和“喜欢接受挑战”外，似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霍英东希望通过承建大量的市政工程，一来可以与香港的城市建设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造成客观上或别人的认识上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就是一旦他出事则会影响市政建设的效果；二来以此使港英方面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改善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以上的想法虽然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因为朝鲜战争时的商业活动而备受港英当局歧视，以及50年代中期传被递解出境，始终是霍英东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他曾经对一些知心的朋友流露过因为解不开这个心结而生发的隐忧。
我和霍英东的一位助手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交谈。他以下的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积藏在心底、挥之不去的隐忧——“他有时对我说：”不知几时被递解出境？被递解出境，怎么办？‘一提起这件事，他整个人就很担心。他看见在搞李福兆时，搞得几凄凉。李福兆这种事，在香港不知有多少……“
事实上，港英当局的歧视，传被递解出境，像一股凝重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对霍英东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性格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有心事总是往心里藏，不喜欢向外人透露；处事低调，即使被误解，别人有负于他，往往也是默默承受，尽可能息事宁人。二是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它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
我曾经把自己对霍英东的这种看法、分析，说给跟随霍英东近50年的凌汉伟先生听。他听了以后，也认同我的看法。他说：“你看得很仔细入微，经过1954年被传递解出境，以及一系列事件之后，霍老板确实跟年青时完全不同。我想起‘星光行’事件之前，他交代我搜罗多一些地盘，但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却突然又说不要这些地盘了。当时，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也没有解释原因。经过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他觉得政府有意限制他在地产行业的发展……”
“性格方面，也和以前大不一样。”我说。凌汉伟回应说：“是的，很多事，他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有什么事都不想搞大。但是，霍老板不因小失大，知进知退，看事情看得比别人远一些，不急功近利。”
而霍英东本人，也曾经认同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经意地说：“你都算很了解我！”
第三十章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六七”之后，他经常邀请李嘉诚、冯景禧、郭德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到家里吃饭，让内地官员与他们见面、接触。1971年，他还带李福兆、郭德胜到内地观光、旅游……
一度计划把“有荣”上市
霍英东虽然在“六七”之后，风光不再，处于“半冬眠”状态，但他并非只是靠吃老本，而是仍然“掘金挖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财富的地产市道，他几乎是不再涉足，因而他无缘享受了。
从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自1971年至今，霍英东在香港发展的地产项目，只有寥寥几宗，分别是：1972年发展的崇龄大厦，1973年发展的福荣街81～85号，1980年发展的联安街8号，1985年发展的香岛道41号和1986年发展的信德中心。
这10多年，霍英东正处于人生的中年、壮年阶段，又身兼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名义上仍是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但却不能保持这之前10多年叱咤香港地产市场的势头，而是在这个市场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和感到痛惜的事；相反，不少华资地产商，就是在这10多年间大展宏图，不断发展和壮大。如今活跃于香港的这一批顶级富豪，几乎都是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
“六七”之后的霍英东在生意上实施只守不攻的低调、消极策略，在地产方面的收益，主要来自毕打行和港九各地一些楼宇的收租。由于他所大事承建的市政工程没钱可赚，故他家族那些年较大笔的收入，就是来自澳门赌场的分红和物业的收租，进帐极之有限。但是，虽然霍英东那些年在地产市场隐退，然而其作为香港超级富豪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由此足见他的家底原本是如何雄厚！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市民炒股成风；尤其在1969年李福兆创办远东证券交易所，1971年胡汉辉等人创办金银证券交易所之后，香港的股票市场更是风起云涌，不少公司乘势上市，大量套取现金，大发横财。霍英东向来对公司上市不感兴趣，他所持的观点是：“我又不是不会做生意赚钱，何需把公司上市，让别人帮我做生意？”由此可见霍英东稳健的经商作风。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霍英东突发奇想，计划将自己旗下的有荣公司上市。当时，他不多的商界朋友和他旗下公司的职员 也大感奇怪。有人认为，霍英东此计划，可能是继1967年初改组霍兴业堂之后，淡出商界的第二步实际行动：一来借上市，在英、美联手“封杀”自己发展空间的形势下突围而出，开一条生财之道；二是对香港前途信心动摇，因而借上市，避免一旦时局有变时，家族资产全军覆没。
正当霍英东密锣紧鼓筹备“有荣”上市之时，香港股市突然刮起大风暴。1973年3月份，由于香港一些大财团从股市获取巨额利润后，纷纷将钱外调，加上假股票充斥市场，大财团人为造市，以及受西方“能源危机”影响，股市大幅暴跌，跌势急劲，导致人心惶惶，竞相抛售，从而引发香港历史性第一次股灾。一个月后，恒生指数自17000多点跌破1000点大关，此后，恒指又一直滑落，到1974年底，更跌至150。11点，香港经济深受打击。有鉴于此，霍英东打消了“有荣”上市的计划。
帮中共做统战工作
在逐渐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时，霍英东却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跟中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与中方早期的关系，霍英东始终不愿多谈，有时我多加追问，他也是轻描淡写说上一两句。倒是长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有关人士，在与我的交谈中，透露了这方面的不少情况——“你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多年，而且又是做统战工作的，应该知道中方何时开始关注霍生？”
“是在‘六七风暴’之后。当时，我们就抓住几个人，一个是利铭泽，一个是霍生，还有一个是中华厂商会的黄笃修……”
利铭泽在“六七风暴”期间，因不满港英当局武力镇压中国人而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之职，从此与中方的关系更为密切；接替他成为首席议员的，就是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家族的第二代成员简悦强。
至于黄笃修，则是“淘大”家族的后人，当时是香港淘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打理家族生意之余，黄笃修也活跃于社会事务方面，历任多届中华厂商会的会长。他自60年代初期起，与中方官员有往来。
他继续说：“20世纪70年代初，利铭泽经常出面邀请行政、立法两局的华裔议员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家里聚会，或者在利园霓虹馆吃春茗，不少两局议员和邵逸夫、包玉刚、何善衡等人士都参加了。黄笃修最初不敢公开与新华社往来，起初只是单独与梁威林见面，还颇畏缩。他抱手作揖对梁威林说：”包涵，包涵。‘这表示碍于环境，他不便请梁威林到中华厂商联合会和大家见面，并强调’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通过黄笃修，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较为疏远的朋友，其中有丁鹤寿的父亲丁熊照、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苏浙同乡会的余季良、山东帮的张军光等人。后来，黄笃修还回内地去旅行……“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问。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沟通、了解的。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月发生的，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习。”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况且，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是否要求你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成立东方石油公司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扫清了道路。1972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签署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而英国驻中国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也随即撤掉。另外，英国为顾及中国的立场，同意中国向联合国解除殖民地委员会备案，正式重申香港是中国领土，不是殖民地，并将于“时机成熟时透过适当途径收回”。
中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霍英东虽仍未能完全消除受港英当局歧视、排斥等的顾虑，但他与中方的接触却不需像以前那样，如履薄冰，瞻前顾后，因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并且更加公开化，关系也更加密切。
在中英正式建交前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经向港府明确表示中方对霍英东的态度，希望港府不要给霍英东添麻烦。这可能也是霍英东从20世纪70年代起，敢于公开与中方频繁往来�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