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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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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英正式建交前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经向港府明确表示中方对霍英东的态度，希望港府不要给霍英东添麻烦。这可能也是霍英东从20世纪70年代起，敢于公开与中方频繁往来的原因。
由于与内地关系密切，霍英东与内地还有了生意上的往来。除了于1962年起，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外，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
那时，由于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减，造成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也深受影响，石油紧缺，油价攀升。1972年，香港耗油7。5亿港元，当时有人预测1973年会增至17亿港元，增幅达125％。霍英东于是联同刘浩清家族，于1973年成立东方石油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90万港元，两人各占一半权益。霍英东利用他与内地的关系，成功取得内地石油的出口代理权。
与霍英东合资经营“东方石油”的刘浩清是香港工商界的老前辈。他出生于上海，16岁就到香港闯天下。40年代，他以“上海大中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时常坐镇香港。1949年，他卖掉自己的轮船举家回国，参与祖国建设；1954年，他重返香江，再战商场，并成功为内地的水泥、钢材、煤炭等物品打开了香港市场。他和中方关系非常友好，后来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自1973年起，中国石油正式对外出口。第一艘油轮“大庆210号”停靠在观塘蚬壳油库码头，亦即现在“丽港城”海边。
当时由于没有卸油经验，“东方石油”的工程师和工人，花了30多个小时才卸完4000多吨煤油。
那时香港市面洋油充斥，蚬壳、美孚、半岛、德士古等洋油争霸，“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能在香港打开市场，主要是当时的石油危机令港府对中国石油不甚抗拒。
到了1974年6月，“东方石油”代理的中国石油改由油龙（列车）运载，从陆路运送到香港。湖南长岭炼油厂开出的36节油龙，每节装50吨柴油，在深圳分成两列，每列18卡，分批驶入香港。
由于那时石油奇缺，市面掀起抢购煤油狂潮，因此港府不仅破例允许油龙在晚上9点钟以后进关，且安排警车、救伤车在现场待命。当电视台播出中国油龙抵港的新闻之后，市面上的煤油抢购潮即告平息。
到了1975年，“东方石油”每年经销的中国石油产品已达40万吨，其下有40家分销商。
时到今日，中国石油产品在香港市场的比率，已上升到40％以上。
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
霍英东酷爱体育，体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0年代后期，霍英东出资创办足球队，每年打球300多场；而后又天天到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更于1971年至1976年，连续6年蝉联香港网球双打冠军。1974年，远赴英国参赛，成为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赛的中国第一人。
每天做运动6小时以上
“六七”之后，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工商界。但与此同时，他却异乎寻常地活跃于体坛。那时，在地皮拍卖会上，在建筑地盘，已绝少见到霍英东出现，但在一些体育场合，却时常见到他的身影。
1971年，霍英东与网球健将杜路第一次合作，在“南华杯”网球双人赛中，击败叶冠雄和麦天伦，赢得冠军。那年，霍英东已经48岁，而对手只是20岁出头，又是香港网坛的冠军级人马，故而那场比赛，曾在圈内传为一时美谈。
处于“半退休”、“半冬眠”状态的霍英东，有充裕的时间享受人生，过着有规律、相当豪华的生活。那时，他养了8条名犬，拥有7辆名贵房车。有时外出，兴致一来，他干脆不用司机，而是由自己开车满街跑。但他没有随身带钱的习惯，有好几次，他开着车过海底隧道，要缴费时才发觉自己身上没有钱。
凌汉伟先生介绍说，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每天的生活可以概括为“游水、打网球、工作、按摩、睡觉”这循环反复的五部曲：每天上午七八点钟起床在家里的泳池游水，并打电话到公司安排工作，简单吃点东西后，便倒头再睡；睡到中午醒来，又再游水，然后到公司上班，埋头苦干两三个小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左右，他就到中华游乐会，打三四个小时网球，接着在那里按摩、桑拿浴；除了打网球时喝点饮料外，他白天一般不进食，而直到午夜，他才坐在家里大饭厅的16英尺长台前，饱餐一顿，菜肴都用精致的高脚瓷碟盛着；吃完，便呼呼大睡。
每天，霍英东用在做运动方面的时间至少有6个小时，强身健体成为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自小喜欢体育
霍英东是体育“发烧友”，他对体育的酷爱，在香港几乎是人人皆知。
“我从不否认是个体育运动迷。我觉得，体育之于人类，不只是一种爱好，而且是人体所必需。也只有运动才能使身体强健起来。”霍英东曾经撰文述及他对体育的热爱，在一篇题为《我与体育运动》的文章中，他说：“我喜欢体育运动，是从小开始的。当时的环境，使我少年时代就深知体育是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在敦梅小学读书时，霍英东就时常与同学在校内、校外踢足球；到皇仁念中学后，他对体育的爱好尤甚，一有空就与同学拉开“阵仗”，踢它一场。据霍英东回忆，小时候，有一次踢球，全身发热，他就干脆把羊毛衫脱下，但回家时却忘了带上，结果被母亲打了一顿。
“孩童时，我便迷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向往和崇拜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霍英东曾兴致勃勃地向别人讲述他的童年梦想。
霍英东崇拜球星，确实不假。1971年，霍英东与名扬世界的“球王”比利见面。那时霍英东已是年近50的人，但见到比利时，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笑容堆满脸上，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兴奋莫名。后来，他穿着比利签名赠给他的球衣，与另一位世界级足球名将、有“黑豹”之称的尤比西奥，在缘茵场上拍肩搂腰合影留念。这两张与世界足坛名将的合照，上面分别有他们两人的签名。霍英东极为珍惜这两张合照，至今还珍藏在家里。
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成为香港的新富豪之后，他对体育的爱好程度丝毫不减。当时，他正是地产界的大忙人，但却坚持每天锻炼身体。有一段时间，他曾练习举重。
有一天，在中华游乐会，谈起自己早年在体育方面的往事，霍英东显得神采飞扬，两眼发光。他津津有味地回忆道： “朝鲜战争以后，由于几年的海上运输生意很辛苦，身体变得很差，体重才40多公斤，102磅。为了把身体搞好，我就去练举重。举重要跟师傅，当时的健身院大都在五六楼，而楼宇都没有电梯，我连登楼也不够气力，找来找去，在坚道找到李剑琴健身院，因为在低层，所以决定跟李剑琴学举重。
“每日到李剑琴健身院做一个钟头举重，都是上、下举动这个动作，很单调，于是练了几个月就不练了，转去踢足球。当时是1954年，我已经31岁，开始不敢在正式球场打，只在赤柱等一些偏僻的地盘打，球员都是自己公司的职员。慢慢兴趣大了，就去修顿球场打，越打越有兴趣，后来在1959年，干脆自组足球队。”
出资创办足球队
“那时，香港还没有电视，足球运动很受市民欢迎，是市民最喜欢的运动。最初，我们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球，后来一个礼拜打三次，一次两场，一年打了300多场，除了8号风球外，风雨不改，这300多场还不包括我们去长洲、大澳、平洲、大屿山和澳门的场数。
“球队最初叫有荣，但觉得好像是个人的球队，后来为了吸引多一些球员参与，吸引多一些球迷支持，又以香港足球名将姚卓然的名字，改为卓然队。再后来，又改名为东升队。”
“我们东升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上最好的球队，球星众多，早期有于灼强、莫振华、尹志强、何祥友，以后有仇志强、张志伟、黄文伟。这些球星原本是有归属的，有些属南华队，有些属愉园队。但一登报纸，说要打球了，最好的球星都踊跃参加，记得那时我们是在《商报》登广告特约球队。有时球星来得太多，个个都想下场打。他们是没有工资的，全是出于兴趣，打完球，大家吃餐饭就算数。市民也很支持，我们到哪里打，他们就跟到哪里……”
每年，用于球队上的资金有几十万，全由霍英东一人承担。他除了是球队的老板，还是绿茵场上的一名骁将。1966年，43岁的霍英东正式成为甲组成员。第一场赛事，是对甲组足球队杰志，在香港会所举行。一上场，霍英东英姿飒爽，脚底生风，雄风凛凛，一连射中三个球，获得满场喝彩。如今，霍英东还珍藏着在这场比赛中，他正切入准备起脚射门的照片，从此，他对足球兴趣更浓，时常率队大战杰志、东方等甲组队。在圈中，不少人都称他为“好波老板”、“波王东”。
在香港足球圈，霍英东地位超卓，大家都拥戴他为“大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他还出任香港足协会长，此职务一直担任20多年。直到前几年，霍英东才主动卸任。
中华游乐会最大的主顾
在绿茵场上驰骋近20年后，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逐渐减少打足球，转而天天在网球场上挥拍而战，这也使得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成为霍英东一生之中，除了位于沙宣道的私邸之外，他居留时间最多的地方。
中华游乐会的出现和发展，正是霍英东这类的香港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香港开埠初期，所有的会所都是洋人创办的，并且只吸收洋人会员。后来，香港逐渐出现一些有钱和体面的华人，他们有感于华人不能进洋会所，于是投资创办中华游乐会，供华人享用。如今，中华游乐会已有3000多名会员。在近二三十年间，霍英东、何鸿燊等一些华人资本家，都曾经给予中华游乐会不少经济上的支持、赞助。
自喜欢上网球后，几十年间，除了出差在外，几乎每天，霍英东都前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每天呆在那里的时间，平均超过4个小时。有一些网球好手，每天都守候在中华游乐会，陪霍英东打球，与他对打，其中大多数球手都是香港网球界冠军级的人马，如杜路、叶冠雄等人。据说，霍英东为报答他们花那么多时间陪自己打球，时常给他们酬劳。身为超级富豪，相信霍英东出手会相当阔绰。
其实，除了霍英东外，他家族有不少人，包括太太，还有儿子霍震霆、霍震寰，以及小舅子林锡鎏，也是中华游乐会的常客。霍英东及其家族成员在这里消费，都是签单，统统入霍英东的数。不算入会费和给陪打球员的酬劳，光是吃吃饮饮之类的消费，霍氏家族在这里的支出，每月应有三四万港元，成为中华游乐会最大的主顾。
很多次，霍英东就是在中华游乐会，接受我的采访，与我做海阔天空式的交谈。
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在更衣室，他把外衣、外裤和鞋袜脱掉后，总习惯蹲在秤盘上秤自己的体重，然后自己穿上球鞋，挥拍上阵。
穿着短袖运动衣和短裤的霍英东，平凡得像一个市井坊间的老伯；但他动作敏捷、灵活，尤其是一进球场，更变得虎虎生风，前后左右奔跑自如，速度快得惊人，而且可以连打一两个小时不需休息——这非凡的体力、耐力和跑步速度，应该是早年天天驰骋绿茵场和每日坚持游泳所练就。
霍英东抓球拍的手势与众不同，他抓起球拍，像是一个手腕弯曲的人抓拍一样，很不自然；但他出手有力，球球落地砰砰作响，令对方不好招架。若自己打了一个好球，比如打到对方的空档，对方接不上，或者把球打到边界上，令对方无所适从，他往往会面露微笑——虽然笑得不算烂漫，也没笑出声，但笑容很稚气、很可爱，活像一个害羞的少年。那应该是他最开心、最感满足的时刻。霍英东平日一脸严肃，神情庄重，不苟言笑，惟独在球场上，他才有那样的笑容，人性的天真无邪才在那一刻于他的笑容中浮现。
球场上的霍英东，没有任何掩饰，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这时的霍英东，可能才算是一个真实的霍英东。
连续6年获得网球双打冠军
一天，我在中华游乐会看霍英东打球。一位身体健硕的球员与霍英东对打一轮后，下场休息，正好坐在我身边。原来他就是与霍英东结对，在“南华”杯双打网球赛中击败叶冠雄、麦天伦的网坛好手杜路。杜路自我介绍说，他是越南人，原是越南国家网球队的冠军。既是越南国家队队员，为何会到香港来，并且成为霍英东的球友呢？我一问，想不到居然问出霍英东一段不为圈外人所知的故事——他和杜路的一段情缘。
“ 1970年，我代表越南国家网球队在南朝鲜比赛，打赢南朝鲜队。回越南时途经香港，球队在香港逗留几日，后来其他队员都返越南，只有我一个人留下，属非法居留。当时，美国支持南越和北越打仗，我是南越的士兵，偷偷留在香港，就是一个逃兵。”杜路以不太标准的广州话，娓娓向我道来，一点都不忌讳他当“逃兵”的历史。
“后来又怎样认识霍生？”
“是在一次打球时认识的。我有一个朋友帮霍生做事，那天，我和朋友打网球，我戴着墨镜，怕别人认出来。因为，我在香港是非法居留，越南政府要求港府抓我回去，因为我是国家人才。香港的报纸上还登出我的照片，叫市民举报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打球了，那天是第一次出来打球，霍生那天也在场。我朋友向霍生介绍，说我是他的亲戚，接着，我和霍生打了一场，他发现我是一个会打球的人。他当时还认出我来，知道我就是报纸上登出照片的那个人，我们简单谈了几句……”
“那时，你用什么话与霍生交谈？”
“用英语，霍生的英语讲得很好，那时我还不会讲广州话。我曾经托人找个律师，向移民局申请在港合法居留，但行不通；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叫霍生出面写信给移民局，担保我在香港居留。我跟霍生一说，他愿意帮我，即时有效，我变成合法居留，霍生救了我一命！
从此，我在他的公司做事，并且天天陪他打球。1971年，我们两人开始合伙打球，第一次出赛就打赢叶冠雄他们。当时叶冠雄说有信心赢我们，有不少人还打赌，买我们输，霍生说我们好好打，结果打赢了。那场球，霍生打得很好。他跟很多人合作，包括叶冠雄，但都拿不到冠军，我和他合作之后，就得到冠军。“
“你那时教他打球，他是你老板，他认不认你这个师傅的？”
“他认的，在球场上他认的。到今天，只有我和他合作最默契。”
“霍生打球有什么特点？”
“他很稳阵……他手抓球拍的姿势，到现在一直没变过。”
“你觉得霍生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印象中，他最好，我还没有碰到这样好的人。他对人好，能理解人，又愿意帮人。他捐钱建网球场，总是叫我去做，把网球场的生意交给我，很多网球场都是我负责兴建的……”
谈到这里时，霍英东正好退场休息。他一边用大毛巾擦汗，一边向我们这边走来。知道我们在谈他和杜路合作打球的情况，他显得有些兴奋，和杜路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忆起当年联手击败对手的往事……
原来，自1971年，霍英东和杜路首次联手击败对手之后，两人继续合作，连续6年在“中华游乐会杯”公开赛、香港公开赛等赛事中，击败香港的顶尖级球手，获得冠军。最后一次是打赢王维和高雄茂。
连续6年蝉联网球双打冠军，至今仍在圈中传为佳话。霍英东的球艺甚精，由此可见一斑。
1974年，霍英东更雄心勃勃，远赴英国温布顿，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虽然因高手太多而未获得名次，但霍英东是第一个参加温布顿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其勇气和胆量令人称许，故说得上是“虽败犹荣”。球赛结束后，霍英东还兴致勃勃拉上儿子震霆、女儿丽娜，一起与冠军得主纽甘壁合影留念。
由于有霍英东的影响，他的家人很多都喜欢体育运动，长子震霆现为香港足总副会长，二子震寰担任香港武术联会会长。
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霍英东就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失利于法兰克福之后，又以香港足协会长身份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年会，大力斡旋，连闯三关，终于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打开了突破口。
法兰克福初战失利
在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几乎先后担任或兼任香港每一个单项体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首脑，在香港体育界，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1974年，霍英东还参与亚洲足球协会领导层的竞选，并成功被选为副主席，成为亚洲体坛的闻人。那时，海峡两岸在国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体育活动，因而作为香港体育界领袖的霍英东，其角色和影响力极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体育界与内地体育界开始有了接触交流。1973年5月，以霍英东为团长，张锦添、赵不弱为副团长，李冲为顾问的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9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参观游玩，并和内地体育界的人士交流。香港体育界参观团的内地之行，很受内地方面重视，以致霍英东回港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说是：“对祖国热情隆重的招待，我个人感动非常！”
霍英东带团访问内地之时，内地方面正筹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庄则栋宴请霍英东一行时，对他说内地方面也邀请台湾乒乓球界派团到北京参赛。回港后，霍英东对记者谈到此事时，说：“当如回家里一样，中国人个个可以回去，回去主要是看看，好的要看，有缺点的也可以批评。”
不知道这次内地之行，内地方面有无向霍英东面授机宜，总之内地之行回港后，霍英东就开始致力于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而只有台湾的席位，这就使得中国的体育健儿不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不能在国际场合扬威显名。为此，霍英东时常到一些国家去展开斡旋工作，为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中国健儿得以参加各项国际赛事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虽然那时有周恩来总理借助“乒乓外交”，从而打开中美邦交大门的实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1971年底重返联合国，但国际上反华势力仍然很强大，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排斥中国。所以，霍英东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体育外交”可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第一战就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始。”一日，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开始向我细述他协助中国展开“体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国际足协在那里开年会，会上要讨论中国重返国际足协的问题。自1949年中共执政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就邀中国加入，但台湾的会籍仍然存在，内地方面就表示抗议；到了1954年，再次抗议，并于1958年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组织。按照各体育协会的章程，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法席位。所以，中国要入会，就必须先‘驱蒋’，不然就是承认两个中国。那时，我们就把台湾称为‘蒋匪’要‘驱蒋’出会。”
霍英东转而说：“但驱除一个会员出会，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非洲、南非、阿拉伯国家、东西德、南北朝鲜等国家的问题。那时国际足联的会长STANLEY ROVS（罗斯）是英国人，巴西的阿维兰热正准备与他竞选下任会长职务。我是亚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谁当会长，之前，我已经透过香港的钟逸杰，与罗斯达成默契，以简单多数表决，作为罗斯继任会长的条件。我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用简单多数举手方式，也不够人数支持我们。因为国际足协的会员以欧洲会员居多，他们担心内地吃掉台湾后，东德也会吃掉西德、北朝鲜吃掉南朝鲜，所以反对开除台湾的会籍。第一次，我们失败了！”
那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足联年会，内地由于不是会员因而没有代表参加，而代表香港和台湾赴会的分别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车上，问起这段往事，他一边笑，一边回忆说：“讲起来，真是好笑到极。台湾方面那次有5个年青人参加大会。吃午饭时，国际足联秘书长突然大声说：”各位，支持中国内地的，这边请，由霍震霆请客；支持台湾的，那边请，李惠堂请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中华游乐会打球。当时，体育就是政治。结果，人人都可以吃两餐，吃完我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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