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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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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两个组织矛盾很大，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气氛十分紧张。”霍英东回忆说。
“万隆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不欢而散。
而这次，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就是“万隆谈判”的继续。
其实，双方都有意合而为一，因为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举办亚洲乒乓球赛、亚非拉乒乓球赛那样，自行举办羽毛球赛扩大影响，削弱自己的权威；而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历来有权威性、代表性，没有信心与对方竞相争辉。
几天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并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结束分裂局面。
几个月后，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最后宣布合而为一，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多年的纷纷扰扰终于结束。
不久，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大约到了1984年、1985年，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设想之后，中国和台湾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才最后彻底解决，并全部统一为：内地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加入，台湾则以中国的地方名义“中华台北”或“中国台北”名称加入。
第四十四章效力内地 台湾图谋暗杀
因为霍英东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驱蒋”，引起台湾的敌视。有一段时间，中国情报部门接获消息：台湾派了3个暗杀小组到香港，准备暗杀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霍英东，但霍英东对此却处之泰然。
台湾派人图谋暗杀霍英东
体育往往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霍英东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吁，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外交行为。他长期以来，在多个国际公开场合，大力支持内地，与台湾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后使得台湾在各个国际体育组织中连连败北，这自然会受到台湾方面的敌视。
另外，自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霍英东除了大举到内地投资、慷慨捐赠以外，还时常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上京议政，并经常接触国家高层领导人，这自然也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据说，有一段时间，台湾国民党情报部门曾经图谋暗杀霍英东，并且已有实际行动。那是1983年底，内地在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知国民党已派了3个小组到香港来，准备分别暗杀3个人：一个是当时的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另两位是亲共的华人资本家——其中一位就是霍英东。
后来，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也写及此事：“……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
一次，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交谈时，我曾问及此事。
“那时是否真的有台湾特务过来要暗杀霍生？”
“我们接到情报；我当时还提醒他小心一些，但他似乎并不是很在乎。”
“是什么直接原因，搞到台湾要用这种行动？”
“是体育活动，霍生当时在国际体育界，搞得台湾很狼狈。”
“霍生所做的这一切，是他自动自觉，还是中方授意？”
“是他一个人的行动……”
对暗杀传闻处之泰然
就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一事，我曾经问过霍英东本人。
“曾听说，有一段时间台湾方面要用一些偏激的方法对付你，有没有这回事？”
“那时是有这种传闻，我无法知道是真是假，我不一定相信。如果台湾真的要杀我，那也……”
“那你有没有特别的防备措施？”
“没，没有，因为我们……”
这件事，我也与霍震霆谈过，我问当时他们有没有特别的防范措施，他答道：“没的……我们对这种事……我和霍生（霍英东）……他在政界、商界、体育界做不少事，但他坚持一条，要保持自己的平衡。如果日日担惊受怕，去哪里也带保镖，做人没什么意思！”
据霍氏集团资深职员凌汉伟先生对我说，台湾方面图谋暗杀霍英东的传闻，不但在香港传开，连内地一些地方也有所闻。他说：“大约是在1983、1984年，霍英东到中山去，中山方面还特别提及此事，并征求随行人员的意见：需不需要给霍生特别保护？对这件事，霍生处之泰然，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防范。”
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霍英东照常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尤其是1984夏季，他更不顾一切，携一家大小前往美国洛杉矶，观看第30届奥运会。霍英东说，这是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后，首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捧场。
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连夺15块金牌，异常高兴，他对记者说：“中国的金牌一枚枚增加，我身上的热度也一次次地增高，精神振奋，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有记者问他：“你贵人事忙，为何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转播，而老远跑到美国来？”霍英东说：“我到洛杉矶来，就是要亲眼看中国选手夺魁的。当国歌高奏，五星红旗升起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末了，他又补充说：“无论来自内地还是台湾的，我都希望他们多夺金牌。”
霍英东这次赴洛杉矶，是否已做好充分的安全防备，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那段时间里，他仍然进进出出，一切如常。
从不担心被人绑架
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被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派人刺杀，震惊世界。国民党对一些敌对人士采取过激行为的做法，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岛内岛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改变以往的做法。
几年之后，有记者采访跟随霍英东几十年的一位秘书，谈及霍英东为何不曾去过台湾时，这位秘书说：“霍先生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他的儿子霍震霆先生是去过的。他很想去，但也要有机会才行。”记者又问，是否霍英东对国民党有看法？秘书答道：“不是。作为香港商人来说，到哪里也是一样的。”
霍震霆去过两次台湾，一次是去观摩在台湾举行的女子足球赛，另一次是作为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的董事，赴台为公司的一条大货船主持下水仪式。我曾问他：两次到台湾有否担心一些什么？他淡然地说：“没事的。”
现在看来，以霍英东特殊的政治身份，似乎近年内都不可能赴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到台湾这块属于中国的地方走走、看看，我想霍英东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霍英东对于台湾特务图谋暗杀他的传闻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传闻呢？还是根本就不畏惧这种暗杀行为？我想，可能这两个原因都有。
事实上，霍英东极少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即使是对于一些富豪而言最为忧虑的可能会遭绑架的问题，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
“霍生，你是否担心过被人绑架？”我问。
但霍英东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只是说：“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一条：能帮人，一定帮。当然不一定用钱，可以用其它办法帮别人……”
“那些匪徒绑架人，往往不是报复、寻仇，而是为了钱财……”我说。
霍英东说：“那也没办法，比如今天山顶公路不通，我不也是一个人坐缆车下山来。”
“有没有被人恐吓过？”
“没有。”
其实，霍英东不担心被绑架之类的事，与他的成长历程有一定的关系。有一次，我和凌汉伟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霍英东心里的一些想法。
“对暴力、黑社会这种事，霍生怎么看？”我问凌汉伟。
他答道：“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呢？”
“我觉得，霍英东出身于水上人家，我想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太重要……”
“他身边不少朋友，何贤、何鸿燊、王德辉都出过事，这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霍生从小习惯在街头打球，后来又时常带球队到各地比赛，周围跑，他已经习惯了……”
在当今社会，一些有钱人出门，总有保镖跟随，前呼后拥的；相反，贵为超级富豪的霍英东，却总是独来独往。事实上，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霍英东可能是最平民化的一位。别的不说，就说他几乎每天都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按摩。中华游乐会虽是一个私人会所，但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到里面锻炼、吃饭，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每天到中华游乐会的有好几百人，而霍英东在那里完全是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1993年初，霍英东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名义上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因而这两年，他每次到内地，内地方面，总安排一些警察，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保卫他的安全。载着霍英东的轿车行走在路上，前面既有警车开路，后面又有警车护驾，相当有气派。但在香港，他仍然是一位普通市民，仍是独来独往……
一次，闲谈之中，我问霍英东：“这两年，每次到内地有成班人为你护驾，感受如何？”他淡然而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待遇而已。在香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多好！”
第四十五章时过境迁 敢对港英指点
虽然受港英歧视的阴影一直没散去，但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与港府的关系已逐渐缓和、改善。进入90年代，处事低调、绝少对港英当局评价的霍英东，在国际场合公开抨击英国、港府，引起广泛关注。
王匡指港府官员诽谤霍英东
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周旋于国际体坛，与台湾代表针锋相对，结果与台湾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与此同时，表面上，霍英东与港英政府的关系却似乎有所缓和、改善。
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自1967年贱卖星光行之后，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已逐渐淡出香港商界，也可能是因为中英关系逐渐正常化，港英当局似乎对霍英东不再有歧视的实际行动；不仅如此，代表英国统治香港的港督，甚至还与霍英东开始有所接触。
戴麟趾在他1971年卸任港督一职前，曾经与霍英东同时出席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一次公开活动，两人还微笑着握手言谈。那次会面，两人虽然所谈不多，但戴麟趾与霍英东握手，却有着一番象征意义，这就是：港英已经开始接受霍英东。而在此之前，港英方面不仅对霍英东采取不接触的歧视态度，还处心积虑地封杀他的发展空间。
而后，到了1978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甚至应霍英东之邀，出席霍震霆和朱玲玲的“世纪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的私人活动，既表明港英方面对霍英东的态度已大大改观，也应该可以理解为霍英东与麦理浩当时已经有了私交。
很明显，霍英东那时已经成功地缓和了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但是，这既不表明港英政府对他的看法有改变，也不表明霍英东的顾虑就彻底解除。
据霍英东所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王匡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时候，当时的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曾经当面对王匡说：“霍英东走私……”但王匡当即严正驳斥说：“那是诽谤，霍先生那时运送物资到内地，是一种爱国行为！”
据说，诸如此类的事那时候曾有过几次。此事看来有些蹊跷。港英当局虽然历来认为霍英东的那段经历是“走私”行为，且有备案，但一直没有公开就此表态，那为什么在80年代初翻出“旧账”，其意如何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没有直接回答。
放弃独力发展信德中心事出有因
应该说，港英方面在那时翻出陈年旧账，是有其意图的。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已公开化，他既在内地捐资、投资，而且还被中国政府重用，开始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出任委员、代表。霍英东是中国政府开放后，最早在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
可以想像，长期歧视霍英东的港英当局，是不愿看到霍英东在中国政府架构中大放异彩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港府官员在那个时候向新华社官员多次提起霍英东的事，用意可能有两个：一、不希望中国给霍英东那么高的礼遇；二、试探中国对霍英东那段朝鲜战争经历的态度。其中，又以第二点的可能性最大。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已非常之重要，加上中英两国政府官员那时已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有非正式的接触，故而港英政府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慎重考虑中方的意见，与中方保持沟通。至于霍英东，港英方面，向新华社官员进行试探，若中方对他们的说法强硬地反对，而对霍英东坚决地支持，他们可能就会因此重新调整对霍英东的态度；否则，港英政府继续歧视霍英东，甚至对霍英东有所行动，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而后，霍英东在中国政权架构中步步高升，并晋身为国家领导人之列。一般理解，到此，小小的港英当局，若想动摇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之地位，或想对他有不义之举，那又谈何容易？
至于那个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指霍英东“走私”的前行政局首席议员简悦强，却已经在1979年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
简悦强之父是东亚银行创办人之一的简东浦，其家族曾有多名成员活跃于香港政坛，故而素有香港“政坛世家”之称。而在英国接受教育、律师出身的简悦强，自1957年晋身立法局，“六七风暴”期间他曾极力支持港英当局武力“镇压”左派工人，并接替亲中的利铭泽成为行政局首席议员。后来，他又两度获英王封爵，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获英王颁授最高荣衔的华人。20世纪70年代，他随港督麦理浩访京后，预知香港主权行将易主，因而退出政坛，从此隐居。
简悦强家族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典型产物。他无奈退休之日，正是他和他效忠的港英政府所歧视的霍英东开始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一退一进，客观上与英国殖民势力逐渐淡出香港紧密相关。
简悦强和霍英东这戏剧性的一退一进，正是时也势也，用广州方言来说，就是：今时已不同往日。
虽则如此，但霍英东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因港英政府歧视而造成的阴影，从1986年他发展信德中心一事就可见一斑。
霍英东先生的一位助手曾经对我透露说：“信德中心本来是他打算一个人搞的，但后来没有把握，于是叫李嘉诚、郭德胜、郑裕彤等人合伙。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并不是没有钱，但觉得风险大，因为港府对他有看法……他并不是对地产没有信心，而是通过海军船坞的拍卖，觉得英国政府歧视他。”
后来，霍英东也向我证实说：“做生意，不一定要讲赚多少钱，而是要考虑承担的风险有多少。那时，发展信德中心，觉得有风险，就多找几个人，也是为了减少风险、分散风险。”
为何盛情接待访问中国的英女皇？
1986年10月，英女皇应中国政府之邀访问中国。饶有意味的是：几乎是同一时间，香港这一边，霍英东因为担心港英当局对自己实施“迫害”，而放弃一个人独力发展信德中心；广州那一边，他却盛情接待到访的英女皇，表现得很热情。
霍英东得知英女皇一行到广州时将访问白天鹅后，就特意安排霍震霆到北京一间工艺美术厂，订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上面镶印英女皇加冕时的肖像，准备等英女皇访问白天鹅时送给她。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记者事前访问霍英东，看了这件礼品，谁知不慎摔跌在地，礼品破裂了，当时离英女皇到访只有几天时间。
霍英东认为英国皇室可能不接受破裂了的礼品，于是即刻要求北京那间工艺厂加班另制作一件，第二天，厂里就送来一件相同的工艺品，但上面镶印的是英女皇近年的照片。等到霍英东与英女皇在白天鹅见面时，他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两件工艺品，指着那件破裂的对英女皇说：“很不好意思，我们原来准备了这件工艺品，但不小心打烂了。现在有两件，请您选择！”英女皇看了一下，笑了笑，就选了那个破裂的。
另外，霍英东为迎接英女皇，特意从香港运来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供女皇及其随行人员乘坐，表现得很热情。此举曾令人感到有些纳闷：英国方面向来对霍英东有看法，且曾对他实施“迫害”，难道霍英东对此并不介怀？
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霍英东，他答道：“英女皇不是政治家，不是首相。她访华是一件大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她肯在白天鹅停留，也是对白天鹅的肯定。她作为国家最高元首，我们当然要礼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车队迎宾；而对于白天鹅，也有推广宣传作用，包括布什、尼克松等人来白天鹅住，对宾馆都很有影响。”
“是不是你要求安排英女皇一行到白天鹅停留的？”
“不是，一切都是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安排。我完全是从宾馆立场来考虑。宾馆接待她，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
“你可以出面的……”
“这不好的，当时叶选平省长出面……”
“港英当局对你一直不太友好，你对英国没有怨言，不介怀？”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事而作出某些表示……但她访问，是一件大事。”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到霍英东的性格和处世原则：不计前嫌，眼光向前，处处以大局为重。
对英国政府的赞赞弹弹
可能是因为其性格不爱评价别人和世事，也可能是因为向来因港英歧视自己而有所顾虑，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霍英东绝少对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说三道四、指长品短；但是，踏进20世纪90年代，霍英东却一改以往作风，多次公开评价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或赞或弹，大胆直言。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他说：“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很多新的重要情况和变化，这些现象使我们眼花缭乱，‘直选’、‘跛脚鸭’、‘北京的干预’、‘迁册’、‘玫瑰园’、‘越南难民’、‘公务人员请愿’、‘兴建新机场’……我们看不透这些事情，无所适从，香港市民过去一直为口奔驰，平日埋头于生活，对政治是冷感的，把希望寄托于好人政府，现在面对一大堆新的问题，怎能不惶惑？”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的，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
到此，霍英东又为中国政府辩护，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跨越‘九七’的大事，无论好好坏坏，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使他们了解，要他们支持，北京过问是公道的。”
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辞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霍英东指出，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港英政府“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对于彭定康在香港加速推行“民主的政策”，霍英东批评说：“香港什么时候有过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号，生出种种奇怪的事端：政制大变，立法局要揽权，新界传统的村庄又忽然发起女权运动。”
对于港府近年推行的高地价政策，他也不以为然：“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使房地产10年间升值10倍最成大害。现在，较好的商业铺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铺，1英尺也要几十元的租金，所得的利润几乎尽付于租项，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飚升，失业猛增，7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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