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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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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飚升，失业猛增，7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瑞兴要亏本，南联搬入鹤山，不少大集团在迁册或变相迁册。香港的竞争力迅速减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击，百业呆滞，购物天堂渐失去其优异地位。借款供楼的小业主，更是苦不堪言。”
对港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抨击一番后，霍英东转而批评港府破坏香港的环境：“环境问题亦如此。机场问题、公路问题、码头问题、港口问题，维多利亚港已经变成维多利亚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计划。总之，破坏性的‘发展’到处可见。而这一切，观察家说，还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处于这种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后的日子里究竟想做什么？”
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
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
第四十六章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大萧条时，霍英东竟然逆流而上，注入巨资于濒临清盘的“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此举引致众多猜测，有人认为具有政治背景。
而霍英东后来也承认他只是代理人而已。
董氏航运王国濒临清盘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最初几年，霍英东可以算是投资内地战意最勇的香港商人；至于在香港的生意，他基本上是只守不攻，业绩乏陈，与在内地的进取表现形成强烈对比。
客观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霍英东虽然在内地大举投资，且利润率很高，但实际上所赚到的钱极之有限；反观香港，这段期间地产和股市曾几度大起大落，不少人抓住机会，钱财一动，就赚得钵满盘满。
对于霍英东错失了多次香港地产和股市大升浪的机会，霍震霆曾为父亲辩护说：“做生意不要企望太多，可能好多人在升市时赚的多，一个波浪又没有了。这些年我们只守不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太大压力，另外我爸爸早年开始做生意，当时风潮上落好大，形成他做生意作风稳健，所以在多个风潮中都能保持下去。”
但是，素以作风稳健而著称于港澳工商界的霍英东，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走向萧条之时，竟然逆流而上，斥巨资注入一间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其一反常规和出人意表的行为，一时间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
这家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就是“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办的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
董浩云是浙江宁波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海运业。30年代中期，他力主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将当时全国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合并，以期与外资航运公司和专营海运业的公营招商局抗衡。几经筹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1941年3月于香港注册成立。此后，该公司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民营航船统一调配，加强经营定期航线。而董浩云在中国民营航运业的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1946年8月，董浩云又在中国内地成立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欧洲远洋货运业务。1947年8月，他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1949年底，董浩云把中国航运公司和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60年代，世界航运业出现空前繁荣，董浩云的船队迅速扩充，形成一个庞大的航业王国，而董浩云也因此名扬四海，被誉为“香港船王”，与他的浙江老乡包玉刚，同时称雄于世界海运业。1973年，董浩云创办的另一间公司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趁势在香港挂牌上市。
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董浩云退休，其子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主席；1981年，董浩云病逝，“东方海外”的营业溢利也大幅度下挫。此时正值世界航运业大衰退，除了包玉刚非常成功地“登陆”之外，世界绝大多数的航运公司都逃避不了世界航运业大衰退、大萧条的冲击。
“东方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项错误决策，也加速了它的困境来临。1980年4月，“东方海外”动用26亿港元，收购英国一家大型的轮船公司，以致日后形势转坏时，本身的负担和责任加重；1982年，“东方海外”增资，用以收购董氏私人机构的公司，并且发行大量累积优先股，该行动估计给“东方海外”带来约16亿港元以上的债项。
1985年9月2日，董氏家族向外界宣布“东方海外”负债15亿美元，且自动停止在交易所报价买卖，以谋求重整债务结构。
董氏家族陷入财政困境，把已经在香港“冬眠”20年的霍英东，再次推到香港经济的大风浪之中。
扮演“白武士”注入巨资
在宣布“东方海外”停牌之前，董氏家族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以求改进公司的债务，例如在1984年出售租约到期的油轮，减少自置船舶的数量，分散投资，但这些行动对公司财务状况无任何改善。而在停牌之后，董氏家族也多番与其债务银行商议，重整债务结构，以期渡过难关。汇丰银行作为“东方海外”的债权人，不希望“东方海外”因财政问题而无法偿还其它债项，以致其他债权人拒绝继续支持它而导致“东方海外”倒闭，于是同意给予“东方海外”一笔有抵押备用信贷，数额不少于38亿港元，其中先将12亿元存入“东方海外”户口，余款在“东方海外”需要时分两期提取。
虽然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但由于债务过大，东方海外重组债务结构仍然困难重重，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和董氏家族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在1986年3月达成基本的投资协议。14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霍英东将投资1。2亿美元（折合港币9。36亿元）于董氏集团所属的新造船公司及货柜业务的新公司。
联合声明称，董氏集团目前正在进行财务重整，重整计划将会向其债权人和股东提出，以求核准；霍英东注入的1。2亿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投入一家新造船公司，另1亿美元投入一家新货柜运输公司。新造船公司和新货柜运输公司是指那些将会成立、并将成为重组后的董氏集团重要部分的公司，前者拥有正在建造但未付货的新船，后者则是新货柜运输集团的核
心。这两项投资，将构成该两公司大比数之少数股东权益。
另外，声明还特别强调，霍英东的投资以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为先决条件，新资金的投入，将完全以正常的商务条件为基础，用来加强重整后的营运；而霍英东将不承担任何重整前的债务和责任，董氏集团主席仍然由现任主席董建华担任，由他继续主持业务，领导该集团。
资金背景引来种种猜疑
这份联合声明一公开发表，即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传媒记者致电霍家，但找不到霍英东，原来声明发表那天，他正在杭州公干。
霍英东的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东方海外”债台高筑，且世界航运业并不见复兴迹象，把巨资在这个时候投进去，可以说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与霍英东向来的稳健作风大相径庭。
联合声明说：“霍英东有鉴于目前航运业历史性之最低潮，认为此乃投资该行业的良好时机，并认为董氏集团在该行业处于领导地位，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国际商务关系。霍英东相信董氏集团在航运业复生时一定会获利，因而该项投资将会取得满意的报酬。”
而董氏集团也认为：“霍英东先生之投资，充分显示了霍英东先生对航运业及对董氏集团经营此行业的信心。”
双方都强调该项投资，纯粹是一项商业行为。但由于世界航运业前景极之不明朗，而董氏集团的财务状况又非常恶劣，故霍英东的投资理由很难令人置信；更主要的，由于霍英东与中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令人不能不联想到该项投资是否有“政治色彩”。
霍英东拥有的公司大多属私人公司，并未挂牌上市，故外人很难准确估算他的家底有多少。如今，他一下子拿出1。2亿美元，令人觉得他拥有的财富“深不可测”。那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不久，中方不断强调会极力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于是，有股评家指出，霍英东可能是北京方面的“代理人”，其背后的资金来自中国，此举是为了“托市”，以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另一方面，由于董氏集团历史上与台湾方面有过密切联系，且当时其在台湾有一间附属公司，在台湾注册，属下有6艘船挂“中华民国”旗；于是，又有人指霍英东此时斥巨资注入董氏，不排除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在霍英东与董氏发表联合声明的第二天，路透社从台北发出了一则报道，透露台湾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报道说，当记者问及台湾方面会否因此而有任何行动抵制董氏集团在台湾的附属公司时，台北政府“副交通部长”朱丁古（译音）说，由于事情仍在研究，暂时未能发表意见。台湾航运界人士透露，台湾官方14日已就霍英东注资一事询问董氏集团，如果官方认为今次的注资是商业行动，那便简单，若涉及政治成份，问题便会很复杂。
曾一度与董浩云合谋发展货柜码头
霍英东为何介入“东方海外事件”，其注入的资金是否如外界所说来自中方呢？
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六七次反复问霍英东，但霍英东不是避而不谈，就是以不方便为理由不肯透露详情，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对我所谈的，就只有以下这些： “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可能不应该讲，要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因为‘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在台湾注册。中方支持……这个问题迟些再答复你。“
“当时，重整财务，牵涉资金相当大，主要牵涉到很多间银行。他们重整财务，搞得很成功。至于资金来源，我应该问他……”霍英东说的这个“他”，可能是指董建华。
董建华是董浩云的长子，他1937年生于上海，后随父亲到台湾、香港，曾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1981年，董浩云病逝，董建华从此独力掌管家族商业王国，并经历了董氏集团所遇到的惊涛骇浪。1992年底，彭定康就任港督后，重组行政局，董建华应邀入局；第二年的年初，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到了1995年底，香港传媒更盛传他是首届香港行政长官。
后来，霍震霆也对我谈过这个问题：“‘东方海外’主要是资金周转问题，内地银行都支持，我们参与，帮助渡过难关。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虽然霍家父子所透露的只有这些，但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那1。2亿美元并不是霍英东的钱，而是来自内地的银行，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1996年3月，我再次就“东方海外”的问题追问霍英东，但霍英东还是不愿透露其中的详情，只是说：“这件事，道义上要保密。不久前，我到北京，曾经征求过交通部黄镇东部长的意见，但他也是认为暂时不应公开其中的详情，尤其是这个时候。”
霍英东的这番话透露了一个事实：当年支持董建华重建财务的，就是中国交通部。那么，这可能与交通部属下的驻港企业——“招商局”有联系，因为“招商局”的主要业务也和“东方海外”一样，经营海运业；且“招商局”又在香港注册，以香港为基地，它出资支持，自然方便。
虽就霍英东本身并没有动用自己的资金，注入“东方海外”，但由于：“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问题，而霍英东的身份很特别，与台湾关系向来又较为紧张，那他为什么还是答应充当代理人角色呢？有一点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可能是出于友情的考虑，因为他与“东方海外”的创办人董浩云早年是很好的朋友。
霍英东不愿谈注资“东方海外”的事，但有一次，他却兴致一来，主动向我讲述他和董浩云的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以及两人多年的交往。
“我和董浩云的关系很微妙，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是巧，六几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坐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很是有缘分。
“好像是1968、1969年，我和董浩云有兴趣合作在香港发展货柜码头。那时，货柜运输在全世界刚刚兴起。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那时，最大的货柜码头，我们中标，码头在葵涌，即现在的一、二、三、四号码头。后来，香港政府要我们担保，每年至少有20万个箱，但当时全香港也没20万个箱，我们要有船停泊才行，董浩云的船要改装才行，那时货柜运输全世界没人相信能成功。后来就放弃了。之后，货柜运输发展很快，全世界都要搞货柜港口……”
正由于与董浩云有这样的交往，所以历来对朋友很讲情义、乐于帮人的霍英东，在董氏集团出现财政危机时，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是不足为奇的。
虽然霍英东的这项投资，先决条件是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但是霍英东的介入，无疑给一些怀疑董氏集团难以支撑下去的投资者打了一支“强心针”，有助董氏集团之财务重组顺利完成。
经过多年的努力，董氏家族私有的金山船务公司于1990年清偿所有债务，而东方海外亦于1992年宣告渡过艰难债务重整时期，并且于1994年有近1亿港元的盈利。
不少报章都说霍英东仍透过他所持有30％股权的董氏信托，持有东方海外75％的权益。但真实的情况是，早几年，霍英东就已经把自己持有的东方海外股权全部卖回给董建华。
第四十七章建贵宾楼 支持北京亚运
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霍英东非常高兴。他主动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游馆；又投资2。3亿多港元，在北京城内兴建高级酒店——贵宾楼。亚运会在北京开幕后，他撰文说：“我有幸亲眼看到气势宏伟的亚运会开幕仪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捐款1亿建亚运游泳馆
霍英东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爱好者，多年来，他活跃于亚洲体坛，为亚洲的体育事业倾尽全力，贡献很多。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慷慨捐赠，尽心尽力，饮誉神州，广为中国老百姓津津乐道。
1984年9月，第8届亚洲足球锦标赛在广州举行预赛，参赛队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全部住在白天鹅宾馆，其住宿费用几十万元全由霍英东独力承付。预赛期间，霍英东也住在白天鹅，他特别交代酒店负责人，要尽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尤其要让中国的“国脚”吃好、住好、休息好。
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让霍英东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有一次，亚洲女子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女足以10比0大胜马来西亚队，霍英东看完比赛，逢人就说：“中国女队大胜使我非常高兴。过去在香港看球赛，常常看到中国队输波（输球），而今大不相同了。”兴奋之下，霍英东提出让全世界的“女脚”也来一次大赛，好让中国“女脚”再显威风。
在霍英东的力促下，第1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终于在1991年于广州成功举行。他还为这届女子足球赛开球。
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举行前夕，霍英东捐出200多万港元，声明将这笔款项奖励给在奥运会上夺标的运动员，以鼓励中国体育健儿创造好成绩。奥运期间，他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汉城，到现场观看比赛。看到中国体育健儿夺标，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熟悉的国歌在耳畔回响，霍英东异常高兴。
每次到国外观看世界性的体育比赛，霍英东总是对自己说：“如果一些国际性的运动会，如亚运会、奥运会，能在我们国家举行就好！”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取得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主办权；之后，北京市开始筹建亚运村工程，该工程规模浩大，耗资巨大，前所未有，一开始就出现资金紧缺。
中国主办亚运会，这是霍英东多年的愿望，如今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他非常高兴。当北京筹建亚运村的消息传来，霍英东主动宣布，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里的游泳馆。
一年之后，一座气势雄伟的英东游泳馆就屹立在亚运村。在建成之时，英东游泳馆是亚洲最大的游泳馆，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有6000多个观众席。馆内有国际标准的游泳池、跳水池、放松池等一系列泳池，比赛泳池底下还装有摄影、灯光和音响设备，并且配备保持水质洁净无菌的全自动水循环系统。
1989年春，邓小平、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到亚运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北京市领导向邓小平等人介绍亚运村的工程进度，当提到霍英东捐款1亿港元与建一座游泳馆时，邓小平顺着手势望过去，见到气势恢宏的英东游泳馆，频频点头称好。
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基金会为此给霍英东颁发特级荣誉证书。霍英东接受证书时，简单说了一句：亚运会将是中国体坛最大的盛会，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应该为此出点力。
贵宾楼成为北京市又一景观
除了捐资兴建体育馆，霍英东为配合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还在北京城内兴建一家高级酒店——贵宾楼。
贵宾楼是霍英东和北京市合资兴建，霍出资2。3亿多港元。贵宾楼坐落在天安门城楼的左侧，其左边紧挨着著名的北京饭店。由于地理位置特别，建筑师在设计时，遵循这样的原则：外观与天安门、故宫这些传统建筑物庄重的基调相和谐，高度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结果，贵宾楼只建到第10层，拔地39米。
贵宾楼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酒店，客房里清一色花梨木明清式家具，电视机、冰箱这些现代化的电器全部放在传统的雕花木门的明式大座柜；二楼大厅，有一堵赫红色宫墙，原是皇城真迹，但设计师不仅没有把它拆除，还把它作贵宾楼的一部分，客人坐在厅中用餐饮茶，仿佛置身宫庭之中；二楼巧设一座室内花园，景观取材于圆明园的一处园林；而用作会议室之用的紫金厅，外形酷似故宫的“坤宁宫”。
霍英东把酒店命名为贵宾楼，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每一个到这里入住的客人，都是我们的贵宾。而他刻意把酒店建成传统中国风格的皇宫式建筑物，则是想让世界各地游客能从中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
在贵宾楼兴建过程中，霍英东每隔两周就飞来北京一次，检查工程质量，巡视工程进度。
1989年5月，贵宾楼正式开张。这座美轮美奂的皇宫式酒店，与周围的皇城景致融为一体，成为北京市的又一景观。
接待亚洲各地前来参观北京亚运会的嘉宾，是霍英东兴建贵宾楼的初衷。贵宾楼开张后，霍英东每次住进贵宾楼，总要逐个房间、逐个角落巡视一番。亚运会开幕前夕，他提前到北京，在贵宾楼一转就是9个小时，直到深夜才回房间休息。他还想出一个点子，“准备每一种房间都住一夜，不住看不出毛病，我要让每一个客人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安全、舒适。”
在亚运会期间，贵宾楼果然大派用场。这座只有217套客房的酒店，被亚运会组委会租下了190套，亚奥理事会的理事、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包括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特邀的王子、公主、殿下、总理、市长们，总共178位贵宾全都住在这里，亚奥理事会执行会议也在贵宾楼召开。
继贵宾楼之后，霍英东又分别投资4700万港元和3000万港元，兴建北京首都宾馆和珠海宾馆贵宾楼。
撰文谈亚运会观感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霍英东在主席台观看了开幕式。作为一个长年来为了中国体育事业而奔走呼吁、倾尽全力的海外爱国资本家，看到亚运会终于在祖国的首都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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