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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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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但‘九七’后，香港高度自治，行政长官的权利可能很大……”
霍：“彭定康也承认他做港督是一个‘沙包’，即是被人打，不能还手；老实讲，做行政长官不容易，除了‘两制’还有‘一国’……”
冷：“你认为从公务员队伍产生好，还是从其它行业产生好？”
霍：“怎样都好，都是看这个人的能力。好像李光耀做新加坡总理，都是众望所归，又如加拿大省督林思齐，都很成功。但始终坐上这个位，都是相当辛苦的……”
冷：“你心目中有无什么人选？”
霍：“任何一个人选，对香港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老实讲，港督和澳督不同，澳督很重要，但港督对香港的影响不大。作为行政长官，既要兼顾12亿人的祖国利益，又要考虑600万人的生活方式不变，不容易……”
冷：“你认为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当这个官？”
霍：“最后还是400人的推举委员会中推举产生……”
冷：“但有人认为这个推举委员会作用不大，主要还是中方在背后操纵或内定……”
霍：“我觉得将来推举行政长官会相当民主，因为最后要经过协商选举产生，假如有两个或若干的提名人的时候，就要竞选。竞选时，可能秘密投票。”
冷：“中共高层领导人有无与你谈过这个问题？”
霍：“都有过，问我有关的情况。当然，任期5年，第一届，40岁以下不行，自己知道年龄已太大，到了‘九七’已是74岁，真的给我做，难道要做到79岁吗？不行的，开玩笑而已，所以已否定自己。到底谁做？我始终觉得，香港比较成熟，行政主导的框架已定，公务员的运作，并不是港督可以左右的。现在看来，立法局也好，已经在监督……将来有个书记，有个工委，行政长官会不会受影响呢？”
冷：“就是说你已完全把自己排除在外？”
霍：“老实讲，到了这个年纪，不是想多做一件事，而是真的不论是否‘功成’，‘身退’是很重要的……很多事，不是不想做，而是自己实际不行的。”
1996年1月15日，身为筹委会副主任的霍英东在一个晚宴上，公开推言于同是筹委会任的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适当人选。
那天，一向处事低调的霍英东，一反常态，对记者大谈特谈董建华：“我最早已经在心目中认为董生是行政长官的适当人选。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为各方面接受，我觉得他备受各方面的认同。从他自己个人事业、工作能力、各方面接物待人，我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理想人选。”
当记者问及董建华的商人身份是否构成利益冲突时，霍英东答道：“行政长官将来要申报财产。”他还说，董氏家族生意主要在海外，利益冲突可能很少。末了，他还吁请董建华为了香港的前途，应该考虑牺牲个人的事业。
霍英东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自他公开推许董建华后，董的政治行情再度上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亦愈见突出。
从传媒得知霍英东公开推许董建华，我也大感诧异，因为这不是霍英东的作风。第二天下午，在中华游乐会，我见到霍英东，问起这件事，他解释说：“昨晚，那些记者很会提问题，问起董建华，我不能不讲；其实，他们若问起对其他人的意见，我都会讲好的，难道能讲别人不好吗？”
真实的情况是，由于董建华是霍英东的世侄，加上自出面协助董建华重组“东方海外”财务后，两人诸多接触，霍英东发现董建华有很多优秀之处，很欣赏他的为人；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言：“从一开始，我就想到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
霍英东坦言，中方高层曾经就行政长官的人选问题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已经婉拒中方的好心，把自己排除在外；那么，在排除自己之余，推荐自己向来欣赏的董建华，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1996年2月初，霍英东自北京参加完筹委会成立大会返港后，我又问及行政长官人选的事，他淡然地说：“有些事，不可以讲。别人揣测，鲁平讲‘黑马’，江泽民总书记又转身与他（董建华）握手，这是不是有所表示？现在，不能讲了，要尊重推选委员会的意见。”
1996年6月，香港一份报章在头版头条位置，煞有其事地称香港工商界有不少人正在推举霍英东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第二天下午，在霍氏公司的写字楼，我向他提起此事。
“昨天有报纸说工商界人士正在推荐你出来当行政长官，不知这报道你看到了没有？”我问。
霍英东断然说道：“这是假的。第一，没有人推荐，个个都没有人推荐，没有人与我谈过推荐的事；第二，我年纪大了，不可能的。其实，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讲的是自己的事业，并不是讲自己的官大。”
我说：“到了这个阶段，罗德丞虽然已表态，但市民对他的看法并不太好。至于董建华一直没有表态，市民不知他的想法如何。老实讲，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人……”
霍英东认为：“其实，都不是德高望重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搞南沙开发，以后必然与香港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冲突，我们公司的客船，牵涉到海事处和码头，别人就会说是否有什么代表？利益上是否已冲突？陈方安生买楼十成按揭，本来是一件小事，但都闹得满城风雨。”
“从政，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我说。
“但有什么好处呢？”霍英东感叹说：“如果自己后生，精力充沛，还可以考虑，现在一心一意只想搞好南沙……”
到了1996年7月底，在香港中华游乐会，关于行政长官问题，我和霍英东又有一次长谈——冷：“行政长官产生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到今年11月份产生。现在，你以往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想法是否没有改变？”
霍：“我搞南沙，种一株树，修一道桥，都有人感谢我。但做行政长官……社会上对人选问题有何看法？”
冷：“基本上还是接受得了董建华。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认为‘董陈（陈方安生）配’是个理想的组合，在报刊上，我也撰文表示过我的看法……”
霍：“阿董（董建华）都几（相当）头痛，‘东方海外’无人帮手。”
冷：“他有兄弟姐妹的，可以交给他们打理。其实，若董建华最后真的成为行政长官，那干脆把‘东方海外’全部卖给中方，成为公开的中资企业，这样就能一了百了，还能卖个好价。这可能是一条路，就像解放初期，荣毅仁家族处理家族生意那样。当然，两者有些不同，荣毅仁家族生意是公私合营后，荣毅仁去做官；但董建华的情况却是把他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全部卖给中方，反正‘东方海外’本来就有中资背景。”
霍：“你估计香港‘九七’后会怎样？”
冷：“主要还是看经济，关键是要维持香港作为经济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其实，中方这么多年，一直很倚重香港的经济作用，我想，‘九七’后还是一样。”
霍：“你认为行政长官以后的作用怎样？”
冷：“与中央政府和中方高层官员的沟通最重要。行政长官，既然不能一味让步，既要为香港争取利益，同时又不要与中央政府、中央领导官员发生冲突，这是本事。他的作用也应该体现在这方面。”
霍：“说真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可能还比不上任何一个市、县的书记、市长。”
冷：“很多人想当行政长官，并不一定是为了权力，香港这个地方很特殊，第一届行政长官肯定举世关注，甚至会写进历史，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名。”
霍：“这个我也知道。但有时看到克林顿、叶利钦到处去拉票，也觉得他们好凄凉。人最紧要就是无所求……”
冷：“人人坐到这个位，都不想下来的，人都有权力欲望……”
霍：“不是的。我时常跟我的子女讲，参加政治活动，一坐上去一个位，就要想着几时下来。做生意也一样，不要光想赚多少钱，也要想可能蚀多少钱，蚀不蚀得起？”
从霍英东上述的几次谈话中可知，他始终把自己排除在行政长官人选之外。
当然，把自己排除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之外，并不代表霍英东对参与香港社会事务“冷感”，他仍在一些关乎香港平稳过渡的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政治兴趣不大，不期望得志政坛。
为吸引更多香港人对香港事务出谋献策，1992年3月1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44位港人出任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那天，霍英东也应邀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发的港事顾问聘书。
1992年10月，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招致中方强烈反对。在中英两国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方于1994年提早成立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另起未来香港特区的“炉灶”。而霍英东就是预委会的三个港方副主任之一，另两个副主任是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安子介和香港前任首席大法官李福善。
1995年底，霍英东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九七”前足以与港英政府抗衡的另一权力中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而在此之前，1993年初，霍英东与安子介和澳门富商马万祺，一齐被选举为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阶层，迈上人生的一个新高峰。
水上人家出身，如今却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霍英东自己有何感想呢？他淡然地对我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待遇，自己当然很高兴。当政协副主席，3个月开一次会，不要花太多时间……”
霍英东的一位助手也对我提过此事，他说：“霍生做政协副主席，他很高兴，也很重视，但不做也无所谓的。”
第五十一章衔政府命 带头开发海南
1986年2月，一位中央领导人约请霍英东，对他说：海南很落后，希望他带头到海南开发。于是，霍英东亲赴海南考察，和海南方面签订了合作协议。他还重金请来参与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专家，对牙龙湾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
中央领导人约见霍英东谈海南开发
作为一个商人，政治不能算是他的事业，其自身的价值，自然也不体现在政治行为方面——即使他的商业成就对政治造成较大影响。商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商业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次才是社会效应。所以，霍英东虽然现在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即使他将来有机会当上首届特区行政长官，这仍然是他此生在政坛上的最高职务（或荣誉）——但这只能说是霍英东的人生的一个闪光点，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个高峰，而不能算是他事业的最高峰。
霍英东涉足商界半个世纪，其间屡创高峰，如50年代首创分层出售楼宇、预售“楼花”、印发楼盘说明书，尔后购置先进设备淘沙、围海造淡水湖，以及70年代后期起率先进军内地旅游业和宾馆业……他以一次次大胆的创举，令自己的人生不断“闪光”，事业不停向前迈进，同时也在香港的百年沧桑史上留下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自内地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在广东大举投资外，霍英东曾一度非常关注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并一度想在那个中国第二大岛屿上大展宏图。
霍英东开发海南的计划，源起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会面。
1986年春节后的一天，霍英东突然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说这位领导人日内到广州，同他商谈开发海南大计，要他前赴羊城候见。
近半月来，香港媒体一直跟踪报道这位领导人在海南的考察活动。他在海南期间，专程前往三亚市东面的牙龙湾考察，发出了“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的赞叹，还提到霍英东说过的一句关于牙龙湾的话：“海滩像足球场的草皮。”霍英东凭着对中国领导人办事作风的深切了解，深深感到中国政府对海南将有重大的政策出台。
果不其然，2月15日，在白天鹅宾馆见面，这位领导人就对霍英东说：“对比台湾和珠江三角洲，海南确实落后，中央有意重点开发海南，希望你带个头！”
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希望霍英东带头开发海南。
决定开发海南主要基于政治考虑
海南落后，霍英东深有同感。
早在1980年，中国刚刚开放，霍英东就跟着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到海南考察。当时，中共海南行政区书记罗天是王匡的亲戚，这位海南最高长官对霍英东这位香港富豪的到访极表欢迎，亲自陪同他们到海口、文昌、兴隆、三亚、通什等几个地方走了一圈。
海南给霍英东的印象是：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穷，又不卫生，稻谷放在公路上晒，牛在马路上走，基础设施差，水、电都不够。走了两天，除了累，他毫无所获。
这次海南之行，霍英东还听了一个笑话：有不少游客在大东海一间酒店洗澡时，擦了满身香皂泡沫，突然间断了水，令他们非常狼狈。
1984年，霍英东再访海南。
在海口，他认识了一位在当地开酒店的老板。那人劝他千万不要在海南投资，他说：“海南条件差，关系复杂，我已弄得两次住进医院，再搞下去，只怕要短几年命啊！”
不过，此行，霍英东对海南的美丽自然风光，也留下深刻印象。那次，他去了三亚牙龙湾。就是那时，牙龙湾给他的印象有如不沾人间烟火的“仙境”和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整个海湾，约有7公里长，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面向烟波浩瀚的大海，东西两列小岛突出海面，海水清澈，海浪犹如湖波那样轻柔，海滩宽阔，沙质洁白细腻。他下海畅游时，感到海底平坦，没有石头，也没有矿物质。举眼四望，群山环抱，空气清新。霍英东说：“像这样的海湾，香港没有，日本也少见，印尼的巴里岛也不及。”他认为，以牙龙湾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来看，具有相当好的发展前景。
1986年2月，霍英东在广东省副省长杨立的陪同下，第三次考察海南，重点考察当地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备受称赞的牙龙湾。
此行，霍英东同三亚市政府初步签了一个合作开发牙龙湾的意向书，并在那里要了一些地皮。
霍英东在开发海南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这完全是爱国心的驱使，其实他对这项计划是相当保留的，除了海南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之外，当时，他脑子里笼罩着一片战争阴云，给他造成相当的困扰。
霍英东告诉我，当时，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比较紧张，在西沙群岛和金兰湾，双方剑拔弩张。他到海南，东道主向他提出建设高速公路和国际机场问题，他马上把这两件事同海南准备建省、南中国海全部划归海南管辖等重大举措，统统视为“战略措施”，同准备与越南打仗联系起来。在人代会期间，中国海军更同入侵南沙的越军交了一次火。在会议上，他和
其他香港代表曾以海南处于国防前线为由，反对在那里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对于牙龙湾，虽然他确信有广阔的前景，但对其客源和经济效益并不看好。他认为，中国客源丰富，但消费水平低；欧美人喜欢海滩，但一般去夏威夷或亚洲的布吉和巴里岛，而海滩本身是没有收入的。
“这么说，你决定投资开发海南，纯粹是从政治上考虑。”我问他。
霍英东说：“是的，当时是响应中央的倡议，是中央领导人鼓励我去投资的。”
重金请夏威夷设计师绘牙龙湾蓝图
1987年7月31日，霍英东和海南行政区领导人王越丰签署了一项开发牙龙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一、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双方各占一半，港方投资为638万美元。二、建设一间有250间客房的低层别墅式宾馆和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
“签合约时，你打算怎样做？”我问霍英东。
“主要是搞高尔夫球场和别墅。”
霍英东当时的想法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兴建几间茅屋式别墅，像巴堤雅和巴里岛那样。他说：“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想住茅舍式、庭院式、竹寮式的宾馆。房间不要铺地毯，墙壁不要贴墙纸，这样的宾馆，才有异国情调。旅游就是要花钱买新鲜感，买异国他乡风情。”
签约一个月后，霍英东特意叫秘书将这消息打电话报给中央有关领导人。电话内容大致是：霍英东先生非常高兴并愿意遵照中央的指示带头开发海南岛，除已按照1986年春节中央领导人谈话精神与海南方面签订了在牙龙湾建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合同外，现在又决定全部开发牙龙湾地区。霍英东先生希望独立经营和开发，把牙龙湾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胜地。霍英东还认为，开发海南应有整体规划，需要统一部署，周密安排。
当时，霍英东雄心勃勃。他重金聘请曾经负责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雅邦城市规划及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师负责制订开发牙龙湾的总体规划；他任命其长子霍震霆担任牙龙湾项目港方经理；他一连写了三封信，邀请海南建省小组的负责人许士杰、梁湘、王越丰及旅游局负责人陈川民等，前往印尼、泰国旅游胜地参观考察，费用全部由他本人负责。霍震霆走遍全国各地，搜集有关中国的建筑、家私、美术和服装等资料，作为建设牙龙湾宾馆的参考霍英东的最终目标，是要把牙龙湾建设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度假天堂”。
1987年11月下旬，霍英东参加第8届全运会开幕式后，便率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0人，从广州飞抵海南，再去牙龙湾。他对随行的人员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开发设想。他说：牙龙湾，将会建成媲美夏威夷的国际旅游胜地。
第五十二章意兴阑珊 难圆夏威夷梦
在地产热潮的形势下，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项目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霍英东觉得合作方有违承诺，于是对牙龙湾的开发意兴阑珊。他的“东方夏威夷梦”终于无法由他自己圆成。
形势急转直下
正所谓好事多磨。正当牙龙湾开发项目即将上马、大兴土木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与此同时，内地实行治理整顿政策，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首当其冲。影响所及，“洋浦方案”一度被搁置下来，远在天涯海角的牙龙湾旅游工程，也被迫叫停。
霍英东说：“北京风波之后，很多工作都停了下来，基本设施又没有。牙龙湾只有沙滩，游完水，连冲凉的淡水也没有。”
1990年，霍英东按合约要求，先后汇去专款70万港元，为牙龙湾建了两套样板房。1991年，鉴于原合同年久失效，霍英东与当时的海南省旅游总公司负责人签署了一份新的牙龙湾开发协议书。项目内容与1987年合同相同，但投资额根据中方的要求，改为各自出资5000万人民币，合作期改为7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牙龙湾的开发工作一拖数年，处于冬眠状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神州大地卷起一股经济热潮，海南地区更出现“圈地热”和“卖地热”，牙龙湾的地价直线上升，涨到每平方米300元（即每亩20万元）。不过，对于霍英东1987年签约所征之地，中央和省的意见，最初仍然维持1987年的每平方米5元人民币的价钱。
霍英东觉得海南省领导人对该项合作很有诚意，他一方面就设计、征地、行政及样板房的建设工作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安排意见，希望牙龙湾酒店能在1994年试业；另一方面，一再促请海南有关部门尽快为他审批另1000亩牙龙湾投资用地，以便他统筹安排开发事宜。
可是，形势急转直下。地价狂飚式的飞升，吸引了海内外的掘金者潮水般涌入海南，牙龙湾这样一块处女地，更是人人不肯放过的肥肉。在有关当局的策划下，海南旅游总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等六家公司，斥资1亿元人民币，协议成立海南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成片开发牙龙湾旅游区。香港新鸿基地产和经纬建材集团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由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以土地折资金控股。三亚市政府把牙龙湾土地分期出让给该公司，该公司则通过集资及转让土地的增值收入，对牙龙湾度假区进行开发。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截断了原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发展空间，令霍英东独自及全面开发牙龙湾的美梦成空。
1992年底，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海南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股权辗转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工程延误责任何在？
霍英东的秘书凌汉伟谈到这件事时，不无感慨地说：“签约的另一方，把权放下，那些人就抓住这个机会找人合作。等我们再进入时，公司已变成了股份制。”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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