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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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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创业初期的往事，霍英东曾经津津有味地回忆说：“……‘有如’繁忙时，我时常要面对十几二十个顾客，这就要面面俱圆，方方照应。经营杂货店，一定要懂得揣摩和顺应顾客的心理，比如顾客来买一斤片糖，你先称14两，然后再加一块，口里还一面说，大婶，不够么？再加一块！其实加了两块之后才够16两，就是整整一斤。但顾客却很高兴，对我有一种信任感。还有，开店须有敏捷的头脑，一定要把顾客买货的钱迅速算出来，慢了就会影响生意。”
每天，霍英东就是这样，周旋在形形色色的顾客中间。晚上10点钟，“有如”关门，伙计放工走了，但辛苦了一整天的霍英东却还不能回家。那时香港市面食品奇缺，很多食品供应紧张，所以“有如”除经销杂货外，还须自己调制一些食品，如油、料、甜醋、辣椒等等。每天关店后，霍英东就一个人躲在店里，拿来原料，自己调制食品，直到12点钟左右，才回家睡觉。
经营“有如”，除了售货、调制食品，霍英东每隔几天还得亲自去办货。那时办货要到西环三角码头，从湾仔步行到西环，需一个小时左右。本来可以雇一辆小货车去运货的，但霍英东为节省起见，从不租车。他自己制造了一辆木头车，每次去办货，都是他和表弟李志明推着木头车去。木头车没装滚珠轴承，没有装货时拉动它已需耗大力气；装上货以后，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更是吃力。所以每次办货，对于霍英东来说，是一次非常艰苦和劳累的差事。
干活辛苦劳累，吃也吃不好。据霍英东自己回忆：“……那时，吃顿饭也不得安宁，每天吃饭都是捧着碗站着吃，因为要随时招呼客人。只要有客人进来，就算只是买一块南乳，都放下饭碗去应酬。这还不算，伙计多，个个饭量都很大，所以总是吃不饱。记得那时，我盛饭时要讲技巧，第一碗装少些，快快吃完，到第二碗时就得装满，而且还得用饭勺压紧碗里的饭，这样就可以装多些。吃完第二碗饭，就再也没饭添了。其实，照我当时的饭量，再吃两三碗都可以。”
经营杂货店，虽然辛苦劳累，但这毕竟是自己的生意，所以霍英东干得很起劲，从不怨苦叫累。也由于霍英东的精明经营和料理，“有如”的生意日渐兴隆。虽是薄利经营，但积少成多，故盈利倒也挺可观，霍家的生活状况也因此有所改善。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香港市民的生活却更加艰苦。霍英东回忆说：“战争后期，粮食大量缺乏，很多人就活活被饿死。日本宪兵提着冲锋枪，天天到街上抓人，把抓到的人放逐到离岛上，让他们慢慢饿死，以此减轻粮食短缺对日军的压力。”
霍英东庆幸自己劫难余生。守着“有如”，霍英东得以在艰难的沦陷岁月中生存下来；此外，经营“有如”，这也是霍英东日后叱咤商界风云的一次很好的磨炼。
第六章小试牛刀 拍卖物资盈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凭100元参加战时剩余物资拍卖，出价1。8万元投标买下一批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做成一宗无本生意。
母亲和姐夫被日军关押
“有如”，给霍英东带来了盈利，带来了营商的经历和体验；但是，它也曾经给霍家带来麻烦，使霍家几乎毁于一场灾难。
“有如”有10多个合伙人，其中一个姓陈的股东在那段时间曾替日军搬运货物。一次，他起了贪心，在运货时偷了日军的一些物品。日本宪兵一查，得知是姓陈的干的，于是到处追捕他，但姓陈的闻风之后早已匿藏起来。
一日，日本宪兵又到“有如”，要店里的人供出姓陈的躲在哪里。那天正好是清明节，霍母刘氏大清早就到“有如”，等待早已约好的大女婿一起到青衣岛扫墓。
“知不知道姓陈的哪里去了？”给日兵当翻译的一个台湾人，用国语问霍英东。霍英东没遇过这种事，心里又惊又慌，不知如何说为好。他看看站在店里的母亲，又看看凶神恶煞的日兵，喃喃地答道：“他……平时这个时候都在香海茶楼饮茶的，说不定到那里能找到他。”
这时，霍英东的姐夫来到店里，见到日兵在盘问霍英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神态也显得很慌张。日兵问这是什么人，霍英东答是准备一起去扫墓的亲戚。日兵把他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就喝令他们两人带路，去香海茶楼找姓陈的。
站在旁边一直不作声的母亲刘氏不放心，就尾随一队人马同去。霍英东使劲地向母亲眨眼睛，暗示她不要跟着去，但母亲不理，仍然紧随其后。
“这个女人是谁？”日兵觉得奇怪，责问霍英东。
“长官，她是我妈妈。”霍英东怔怔地应答。
“那好，让她跟我们一起走。”日兵说。
不久，一行人走到香海茶楼，搜查一遍，见不到姓陈的在。日兵火了，二话不说，便强行把他们3个押到警厅。警厅里正在行刑，有人正被日兵打得遍体鳞伤，大声呼救。霍英东见状，胸口怦怦跳着，双脚也几乎被吓软了。他向日兵苦苦哀求：“长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哪，抓我们来也没有用的！”那个给日兵当翻译的台湾人，和日兵嘀咕了一阵，然后对霍英东说：“你可以出去，继续找姓陈的，至于他们两个，先扣在这里，等你把姓陈的找到，再放他们走。”
没法了，霍英东只好先行出去。但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姓陈的？找不到人，不知道日兵会怎样对待母亲和姐夫？霍英东一筹莫展，忧心忡忡。后来，有人指点霍英东，找不到人不要紧，可以给日兵送礼的。霍英东于是把自己的一辆单车卖了，得到20多万军票。这招果然见效，钱送上去，被关了40多天的母亲和姐夫终于被放了出来。
回到家里，一家人愤怒地把日本兵臭骂了一通，出了一口怨气。
买卖机器赚一笔钱
1945年8月，在亚洲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日军，在盟军的夹击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日军的铁蹄下沦陷了3年零8个月的香港，也因此重见天日。
谈起这段历史，霍英东回忆说：“战后，香港的房子很多已被炸烂，一些没有人住的房子也被人撬去木板，成个空架子，整个香港颓垣败瓦。港督杨慕琦从集中营出来，第一件事却是宣布停止使用军票，军票作废。你想，当时大家都穷，哪有港币在手？很多人，包括我们一家，生活没有着落，很彷徨……”
此时的香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沉寂了多年的货物海上贸易再度频繁霍母刘氏认为货运业大有可为，决定重操旧业，从事海上驳运经营。她和其他合伙人商量后，就把“有如”杂货店出让给别人，霍家分得7000元港币。刘氏用这些钱自置小货轮，再度出没水上……
结束“有如”之后没几天，霍英东就写信到老牌英资洋行——太古行求职当文员。太古行复信给霍英东，说已接纳他到太古洋行当文员，月薪300元。在当时来讲，月薪300元是较高的酬劳，且太古是大洋行，干得好也很有前途。正当霍英东准备到太古洋行上班时，母亲刘氏劝他放弃这个职位，在家里帮她打理驳运生意，管管帐。霍英东虽然已经成家立室，但仍然对母亲百依百顺，所以就听从母亲的意见和母亲一起重操驳运旧业。
霍母刘氏讲义气、重信誉、人缘广，故驳运生意经营得不错，一家人的生活比较安稳。但当过一年多“小老板”的霍英东，当时已不满足于只帮母亲料理驳运生意。他相信己有经商的头脑，能赚大钱，所以在帮母亲理财管账之余，也时时寻找发达致富的机会。
一天，霍英东在翻阅一些报刊资料时，无意中看到香港政府的宪报，上面刊登不少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原来，太平洋是二次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战后，在冲绳岛、菲律宾周围海域等地方，残留很多战时物资，如大船、登陆艇、炮弹壳、胶管、废铜烂铁等。有关方面就把这些物资运来香港，当作垃圾拍卖。霍英东脑袋一转，心想：“有不少物资是目前市面上需要的，一买一卖，也许能赚些钱。”
他随即向外面打听有关情况，谁知有不少人都不知道政府拍卖物资的消息。原来港府的宪报全是英文，一般市民是绝不留意的，即使见过这份宪报的人，也不一定明白上面的内容。霍英东中学时读的是英文书院，英文基础不错，自然一看就明。“我看得懂宪报，这方面占了一些便宜，这次我可能发达了！”霍英东手里拿着宪报，心中暗暗自喜。
从此，霍英东就时时留意宪报上的招标通告。一次，他看中40部轮船机器，这些机器略经修理，就可使用。参加投标，须付100元的费用。当时霍英东帮母亲管账，母亲只管他的衣食住行，是不给他薪酬的，所以他分文没有。
那时，霍英东的妹妹已从内地返回香港。想来想去，最后他向妹妹借了100元参加投标，出价是1。8万元港币。几天后，港府通知霍英东，他中了标，要他准备1。8万元去取货。接到中标通知，霍英东又发愁了：这1。8万元去哪拿？他知道母亲向来管钱甚严，不可能将这一大笔钱让他拿去做买卖。
但当时出货截止日期已近，且又想不出别的办法，霍英东只好硬着头皮去游说母亲。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通，要母亲借钱给他，但母亲却不愿借。
霍英东不甘心，随即搭船过海，到九龙去找一位好朋友。他把此事说给朋友听，希望朋友帮他想办法做成这桩买卖。这位朋友一听，很感兴趣，就一起去仓库看机器。看了机器，这位朋友对霍英东说：“别到处找人借钱了，干脆4万元，把这些机器卖给我算了。”
霍英东一听，喜不胜收，一口答应。他的朋友给他4万元，他把1。8万元付给政府，就把机器运到朋友处。这宗无本生意，霍英东净赚2。2万元。
在那时，2。2万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当时，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月薪不过是一两百元。一下子就坐拥2。2万元，身无半文的霍英东一跃成为一个小财主。
手里抓着这些钱，霍英东琢磨着怎样以钱生钱，去赚取更多的钱……
当时，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主要在金钟海军船坞和中环毕打行举行。另外，一些私人公司也租用摩罗街和洗衣街，专营剩余物资的拍卖。自赚了2。2万元后，霍英东时常周旋于物资拍卖场，参加投标，从事物资买卖，并且不时有所斩获。他回忆说：“当时，除了用自己的钱做物资买卖外，我还偷偷用我妈妈的钱。因为那时我还帮她做事，负责收钱，收到钱后，先用来周转，买些艇仔、烂渔船。有一次，有5条船放在铜锣湾公开拍卖，下标时要预付7000元港币，而且要用支票。我们当时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哪有支票？我就请林子丰帮忙开了张7000元的支票去下标，谁知最后没中。若果中标就好了，那时很多人都用船运货到广州、梧州等地方，可以赚很多钱……”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身穿一套黑料绸衣裤，活跃于货轮上、海岸边，以及往来于商肆和拍卖场之间。他帮母亲经营驳运生意，结识不少驳运客户，于是极力向他们兜售从拍卖场投得的渔船、艇仔，脱手较快。但剩余物资的拍卖毕竟是短期生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有了。
霍英东尝过买卖物资的甜头，体会到从事贸易盈利高、赚钱快，是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
第七章历尽艰辛 远赴南海荒岛
霍英东一生的事业，很多时候是在海上演绎的。大海，真正成了他人生的舞台。为了寻宝，他曾经像他少年时期的偶像吉姆和鲁滨逊一样，在茫茫大海中漂流……
决定远赴东沙岛
海上出生，海里长大，霍英东与海之间有很深远的渊源——这种渊源，于霍英东而言，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霍英东一生的事业，有很多时候是在海上演绎和展开的；大海，真真正正成了霍英东的人生舞台。
在拍卖剩余物资，赚到一些钱后，霍英东曾经历种种磨难，到茫茫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寻宝”，在岛上过着地狱一样的苦不堪言、生死难卜的非人生活——这是霍英东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和最惊险的一段经历。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竟与他学生时代所津津乐道的鲁滨逊、吉姆的历险传奇，有几分相似。鲁滨逊、吉姆的故事是经过小说家虚构、编撰的；而霍英东的历险记，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在与霍英东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曾多次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他的“东沙历险记”，以下的故事，全是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
那是1948年，霍英东已经25岁。他那时候在帮母亲刘氏打理驳运生意，偶尔也从事战时剩余物资的买卖。
一天，霍英东听人说，澳门有一家公司正在到处收购“海人草”，每磅1美元。“海人草”又名“海仙草”，经加工提炼后可制成医治胃病的药品。霍英东当时对任何生意都有兴趣，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到处打听：哪里有大量的“海人草”出产？有人告诉他：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一带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繁殖。
东沙岛？遥遥大海中的小岛？听人这么一说，霍英东的脑海中顿时翻腾起吉姆和鲁滨逊海岛历险记的传奇故事……
不知道是因为发财心切，还是因为他少年时的英雄偶像吉姆和鲁滨逊的历险故事，仍然对他有巨大的吸引力，令他产生海上历险的欲望和亢奋……总之，在那一刻，霍英东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到东沙岛采集“海人草”！
随即，霍英东又托澳门的朋友打听更详尽的情况。一经了解，才知道收购“海人草”公司的老板是何贤和钟子光。
何贤是20世纪港澳两地最重要的商家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逝世前，他一直是中、葡各方一致公认的澳门华人代表和领袖，在澳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何贤是广东番禺人，与霍英东是“乡里”，他13岁就到广州、顺德等地从事贸易、黄金买卖、银庄等生意，是省港澳金融界的老前辈。广州沦陷后，他逃亡澳门，主要从事银业，成绩卓著，在40年代中期已成为港澳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战后，他曾在澳门政府的“贸易局”当会计部主任，而霍英东的皇仁同学何鸿燊则在“贸易局”当供应部主任。
何贤后来还出任澳门立法会、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社会公职。20世纪60年代，何贤与霍英东有许多往来；70年代后期与80年代初期，他曾多次与霍英东一起到广东省境内的番禺、中山等地考察、投资——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有叙述，这里暂且不表。
而钟子光，当时也是名噪澳门的大商家。他在澳门经营各种生意，其中那时还与霍英东的皇仁校友何鸿燊在澳门经营一间煤油厂。
虽然后来何贤和钟子光都成为霍英东的朋友，但那时候，霍英东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商人，何、钟对于他来讲，可谓既不得望、更不可及的大人物。
霍英东当时没机会见到这两个人，澳门公司只是派一个名叫何启绪的职员与霍英东接洽。“当时，别说是没机会见何贤、钟子光，就连何启绪这样的人，我已经视为非常之了不起，觉得他有派头，高不可攀。我想，可能何启绪就是真正的有钱佬了！”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从这些话中可知，当时霍英东尚在“茅庐”，孤陋寡闻，见识很浅。
却说霍英东与何启绪接洽后，就着手为远赴东沙岛做准备。
当时的霍英东，既早为人夫，也已为人父。他的第二个孩子——霍震霆于1946年2月出生，那时才两岁多；而妻子吕燕妮当时正身怀六甲。如此“抛妻别子”到一个荒岛上冒险，自然遭到家中各人的反对，母亲刘氏更是极力阻止。
向来对母亲百依百顺的霍英东，这次却听不进母亲的意见；他去意已决，遥远的东沙岛对他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召唤力……
被海关扣留10天
母亲刘氏既极力反对霍英东去冒险，自然不会在经济上援助他，霍英东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当时他刚在拍卖场上投得一条机帆船，这条船正好可用于出航荒岛，于是霍英东以这条船入股，折价3万元港币，加上何启绪和一个来自广州的商人所出的7万元，合组东兴公司。把公司命名为东兴，顾名思义，是希望在东沙岛兴财致富。
有了钱之后，霍英东随即在香港长洲贴出告示，招聘工人。有不少渔民前来应聘，最后霍英东只招了80人。每个招聘来的工人，霍英东都给他们预支一些安家费用。
霍英东用来入股的那条机帆船太小，载不了太多人，也装不了太多东西，于是他们花了几万元购买了一条长20米、150匹马力的柴油机船，用作远征东沙岛的主力船。为防意外，霍英东在船上配备了两套机器。
要启程的前一晚，霍英东才知道根据香港九龙海关的规定，柴油机船是不能出远海的，于是临急改到澳门办理报关手续。在澳门十月初五街，他们购置了大量的食品和各类日用杂物。
1948年10月的一天上午，在霍英东的带领下，两条船载着80个工人和10多名水手，从澳门码头启程，向东沙岛方向进发……
船驶到三门关附近时，远远看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海上飘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海关人员驻守在三门关。
船过三门关时，自然要被检查。
“有没有出海证？”海关人员问霍英东。当时东沙岛属广东省管辖，到那里作业必须预先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办理出海执照。
“什么出海证？要出海证才能去东沙岛？”霍英东一下子慌了。他那时涉世未深，经事不多，根本不知道到东沙岛需要到中国政府去办理有关手续。
霍英东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只好苦苦哀求海关人员放行；但海关人员并没有被霍英东的苦求之情打动，执意把人和船扣押在海关，听候处置。这样一来，霍英东一行既去不了东沙岛，也不能返香港。90多人被困在船上，受海关人员监视着，不能离船半步。而霍英东仍然不停地向海关人员求情……
在三门关被扣留10天后，海关人员通知霍英东：船和人可以返航，但小舢板、铁锚、救生艇等货物，却要被没收。被困10天，带去的咸肉、咸鱼等食品，已所剩无多。返航途中，遇上台风，海上风高浪急，船被风浪抛上落下，摇晃不停，不少人经不起这急剧的跌宕颠簸，有的呕吐，有的晕厥如泥瘫在船舱。霍英东虽在海上出生，但从未出过远海，从未遇上大风浪，所以也禁不住呕吐，头昏力疲，不堪其苦。在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之中，船只失去了控制，迷失了方向，任随风浪漂流……等到风平浪静、阳光普照之时，大家清醒过来，四周一望，原来船只已辗转漂泊到汕尾海岸。
船上大约有一半工人，老家在汕尾。10多天的海上漂流生活，把他们都吓怕了。所以，船一抛锚，他们就争着上岸，回到故里，不再回来。霍英东只好又在汕尾贴出告示，招了一批当地农民和渔民。
办理出海证、购货物、备食品……一番周折之后，霍英东一行再次启程，由汕尾向东沙岛进发。
抵达东沙岛
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从汕尾至东沙岛，与汕尾到广州的距离差不多，风平浪静时，大约是四五天的航程。航程虽短，但要顺利登上东沙岛，却实非易事。
东沙群岛包括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岛屿，东沙岛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它只有一小部分冒出海面，不便于寻找和辨别。以前曾有几家打捞“海人草”的公司，船已开到东沙岛海域，辗转几天还是找寻不到东沙岛，最后只好打道回府。
有人告诉霍英东，东沙岛只有两样标志，一样是岛上有三棵椰子树；另一样是岛上有一座天后寺庙。远处是看不到椰子树的，进入东沙岛海域，霍英东一行只能一个一个岛的寻找、辨认；如此在岛与岛之间辗转、流连了大半天，最后果然见到了一个岛上有椰子树，还看到有烟火从岛上冒出。霍英东命令船工把船慢慢靠近海岛，自己却聚精会神地观察岛上动静。海岛只有两个入口，船只抛锚后，霍英东亲自带着十多个人，先行从一个水道入口处上岛。
“我那时虽然是老板，但做事总是身先士卒，第一个爬上岛的就是我。我亲自背着带来的工具上岛……”霍英东回忆说。因为不知道岛上的环境如何，也不清楚何人在岛上居住，他们蹑手蹑脚的，慢步爬行；未久，远远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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