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够改变什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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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暑假开始，星光和三生堂的孩子们拥有自主和自由的休假时光，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时空。
又一个秋天到来，我辞去了网校的工作，准备加入星光的行列，做一个小学老师。
辞职的原因很简单，只是我为自己的梦想、为自己流浪的心找到了一个家，寻梦之旅终有归宿。非典过后，有次老总找我，是反对我采访霍老师的事，因为这与工作关系不大。关于本校焦彧和萱颜的事情，我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报上，又转载到网校的教育新闻中，学校领导也很不悦。事情的发展变本加厉，焦彧的分数意外地过了理想大学的提档线，正当他为自己当初自杀未遂而庆幸时，不幸的教育再度施威。判卷老师因为他在数学试卷上画了该科教师即班主任的漫像，而借故取消了其录取资格。教育拿孩子的人生开起了玩笑，带给学生的是灾难，教育的责任感哪里去了？失去责任，谈何教育！你到底要教给学生什么？
我的评论文章本来是建设性的，却不为教育所容。缺少虚心纳谏的胸襟，任何事业和改革都不会成功。不接受批评就不会进步，教育者错了拒不道歉和改正，反而滥用权力让直言敢谏者没有好下场，这样的教育环境将结出什么恶果？教育的权力简直无边无际，成了法治的真空，如何来监督和规范它？
在网校和霍老师之间，我必须作一个选择。网络承载不起人格教育，我又不能为了迎合错误的教育而抛弃人格，我只能选择后者。当然，传统教育与人格教育也有极大差距，真正的素质教育就只能是人格教育。要引导孩子，教育本身首先得有人格，得富有人性。人性即天性，“人”与“天”一脉相承。尊重孩子的天性，天性与人力合一，天人合一的教育才是真谛。
我去霍老师的家。谈起焦彧的事，她也摇头叹息，“唉，身为师长的也会犯错，像焦彧的班主任做得就不够好。教育者滥发淫威，却不允许学生说半个‘不’字，表示了不同意见就要开除学籍或者取消录取资格，这有什么依据呀，这合情合法吗？这且不算什么，可错误的做法怎么就得不到纠正呢？这才是大问题。”
“有些教育太令人失望了。最近还有高考状元不能上大学的事，这种不公不在于他是不是高考状元，而是学校动不动就开除，就置人于死地。什么都改变不了，没辙了就一推六二五，还要如此无能的教育干什么呀？开除和放弃没有错，拖拖拉拉不给办退学手续也没错，随意出台规定不准次年再考更没错。这就奇怪了，好像教育本身甭管怎么张狂都没错，可学生一旦违规就要施以酷刑，公理何在，人性何在，平等何在。如此教育可有一点民主的成分吗？这是不折不扣的霸权教育，培育出的会是畸形的果实，后患无穷。民主是人格教育的根基，权利是教育平等的前提。无限的权力自会生出淫威，不知不觉地侵害弱者的权利。”先前的义愤填膺归于理性，我说，“可我们如何改变这种现实呢？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成长。”
我陪霍老师走出家门，迎面秋风送爽，树叶飒然。“正因为问题严重，才更需要我们拼力去改变什么呀。”霍老师长舒口气，徐缓伸展右臂，“今天我们星光和三生堂的孩子们要去秋游，在大自然中举行他们的开学典礼。同时这也是菲扬和童教授的婚礼，从此童心就有妈妈了。”
一段风景渐佳的人生伴随着这个新学期即将开始。我跟随着霍老师，一同步入通向星光的大道。
互动留言：
我们曾在这个春天，相约寻觅教育的真境；不觉已历春华秋实，境中真意呼之欲出。我们结缘教育的旅程不会终结，这一个驿站正是下一个起点。关于教育的领悟和实践，永无止境；对于原理与方法的运用，贵在创造。教育永远都是新的。
双维的情节时空，终于如两条河流融会一处，寓意“天人合一”。形式与内容的吻合，天衣无缝。如同教育与人生，打破形式的常规，我们追求实质的完整。未来的教育实践中，让真知作伴，我们一路同行。
天生情致彩云中（1）
教育的人性在于告别压抑
北京部分小学正在推行“肯定教育”，老师批改作业时对错题不再打红“×”。同时，北京中小学将取消体育达标，每名中小学生都将建有体质健康报告，中小学实施多年的体育测试标准将逐渐由《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代替。
这些措施的相通之处，是尊重受教育主体的成长规律和科学标准，让学生告别压抑的教育环境而释放出自身足够的能量。教育过程中的“成绩”或分数不能以伤害孩子和压抑孩子天性为代价，否则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会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和人格发育，在孩子心路历程中埋下阴影。如果一小部分孩子的“杰出”是以绝大多数孩子的“牺牲”为基础，那么这种教育是相当残酷的。每个孩子都是优秀的，都有可塑的人格和天赋。如果我们不是帮助孩子去发现自身潜能，而总是通过打红“×”判低分之类的做法打击其学习主动性，那么我们的行为实质上就在毁灭而非造就人。
孩子作业中错误多、不爱学习、喜欢体育运动却不爱上体育课，这些现象都与教育方式的压抑有关。正因为老师总是否定孩子的劳动成果，总是以程式化的教学束缚孩子主动性的发挥，使孩子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享受不到学习的乐趣，其积极性和上进心一再被打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于“不求上进”了。被动式教学带给学生的压抑感是我们都经历过的，针对这些弊端，教学改革的方向就在于告别压抑，真正让孩子成为学习和创造的主人。
不再打红“×”仅仅是教育更趋人性的一种示范，在这个方向之下，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比如倡导讨论式课堂教学、取消分数而改为评级并不再张榜公布、成绩不理想可申请重考等等。在建立适当激励机制的基础上，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自主的学习环境。只有实现学习上的自主和宽松，学生才会发挥出更大的创造空间。
同时对于学生的评价体系建设也需要逐步走向科学化和人性化。学生优秀与否不能只是一纸分数说了算，学生的体质健康也不是体育成绩能够替代。体质与体育成绩之间存在明显的科学界限，体育得高分证明不了对疾病的免疫力，也不能说明是否已被病毒侵袭，更与生理机能正常运转无必然联系。重视体育不宜通过设置升学门槛的方式进行，这与教育的人性化方向相悖，因为这对孩子没有任何帮助只会适得其反。而不久北京将推行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则以指导和激励为第一要义，为每个孩子建立健康报告，指导和关爱他们的健康成长。
不论是批改作业不再打红“×”，还是取消体育成绩达标，都是旨在使孩子告别压抑，走向自主，还自由成长的权利于孩子。教育只是一种帮助孩子实现目标的方式，始终应以尊重主体的权利为宗旨，任何压抑孩子成长、伤害孩子权利、违背身心成长规律的做法都是失败的。当教育者的观念普遍走向人性化，教育的本义和孩子的健康成长就有了必要的保障。1107（原载《人民教育》）
80年代是缺乏责任感的一代吗
非典时期部分大学生的离校逃避，竟然引发了对80年代生人的口诛笔伐，甚至全盘否定。有人将其定位为“自私自利和缺乏责任感的一代”。当今在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指数如何，和其他时代的大学生相比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我没有切身的体验，更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所以我不敢擅下结论。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此以偏概全地否定整整一代人的说法和做法，的确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60族曾被称为“腐朽的一代”，70族曾被称为“颓废的一代”，轮到80族则成了“堕落的一代”。当然不同观点也有，另一套针锋相对的说法是：60族“奋起的一代”，70族“完整的一代”，80族“挑战的一代”。这些也就仅仅是一种说法，是一种兴之所至的评价，嘉奖一下或者发发牢骚，仅此而已。谁能说服得了谁呢？任何一种评价都只是从一个侧面和局部出发，甚至只囿于一个事件，由此便殃及一代人的精神价值定位，无疑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想起北大山难的时候，有人还在高呼“不要局限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内涵”呢，怎么转过年来就“腐朽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其实一切都没有本质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当代大学生风采依然，他们的精神面貌并未因为非典而改变。
非典是对于全社会的严峻考验，包括政府在内。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非典突现之际，真正经受住了考验的能有几人？从政府到公民，我们不都是在亡羊补牢吸取教训吗，所有这些得力举措都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如果成长中的大学生真的像某些大言不惭的成年人所期待的那样，临危不乱，先知先觉，那他们不都成了“圣贤的一代”？业已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成年人都没做好的事，却去苛求大学生，不觉得脸红吗？
仅仅由于他们是“天之骄子”，某些人就盯住当代大学生不放吗，可惜戴着有色屈光眼镜看人的目光还是发生了偏转。部分大学生离校的另一面，还有很多大学生担起了抗击非典的重任。而且将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社会上各行各业因非典而怯阵的成年人还有多少？我这里没有按习惯说法将大学生也看作成年，是因为他们还处在人生的成长期。最近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要到26岁才算成年，学业事业家业一样不能少，这也不无道理。这且不论，令人不得不关注的是，那些没事就嗷嗷叫的道德家们，到底为抗击非典做过些什么呢，比得了那些战斗在抗非前线的大学生吗，比得了80一代的白衣天使吗？
上一代人的责任是对下一代人爱护和培育，而不是罗列罪状，甚至一棍子打死。如果新生一代没能获得很好的成长，那么上一代人是要承担责任的。可是有些自以为是堪当重任的上一代人，却在不负责任地为成长中的学子罗织莫须有的“罪名”，难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这些成年人所看到的仅是一些肤浅的表象，大学生离校的背后还隐藏着我们社会的弊病。在整个社会的危机应对机制尚未完全法制化之前，我们没有资格过分苛责大学生，该责问的首先是我们自己。
历史总是代代相传的，组成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千姿百态。时代的发展也不是割裂开来，60—70—80，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论哪一代人，谁没有过幼稚和成长的年代？“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经过灾难的洗礼，谁能够无缘无故变得坚定与成熟？
至于我们、你们、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代，谁自己都可以有一个评价，但这种评价无法代表什么，因为谁都没有资格无视一个时代的多元，而为整整一代人冠名；这种将某一成长年代格式化的倾向非常低能，因为这完全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不需要任何人为我们定义成长的年代，因为任何人包括定义者自身都生活在这种虚假的定义之外。0512（原载《新浪观察》）
戳穿卡尔·威特的谎言
如果不是为了研究教育，笔者绝不会硬着头皮读完卡尔·威特的书。历时24天，记下1225条感悟和发现，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卡尔·威特扯了一个弥天大谎。
老卡尔·威特是德国的一位牧师。他“把一个低智儿培养成了闻名全德意志的奇才”，并且把孩子14岁以前的成长经历写成了“杂乱无章”的书。这就是老卡尔·威特在教育上的全部成就。这个“低智儿”就是他的儿子小卡尔·威特。用句俗语，父子二人正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儿子的成就同时就是父亲的成就，两者都只因为同一个事实：儿子由弱智成为了奇才。
且看这个“低智儿”是如何被判定的。下面都是从老卡尔·威特的书（中译本《卡尔·威特的教育》）中摘录的原话——“儿子一生下来就四肢抽搐，呼吸急促，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这孩子明显先天不足……婴儿时期的卡尔反应相当迟钝，显得极为痴呆。”这无非是老卡尔的主观臆断，他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期望值未免过高了。按他的意愿，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能够活蹦乱跳、眉目传情、通达事理，就能够与大人顺畅交流，那才叫正常呢。如果那样，孩子还用得着老卡尔费尽心机来教育吗？其实恰恰相反，那样的孩子才是异常，正常的婴儿本来就是懵懂无知的。老卡尔这么说似乎有突出自己的“非凡成就”之嫌。
书中的另一处，“人们见到我儿子时常说：‘这孩子体格太好。’……儿子的健康一再使人们惊异，这是因为我从婴儿期就对他进行体能训练。”这和上面所说明显不符。不仅如此，老卡尔“从儿子出生那天就开始教育”、“从儿子15天大就开始向他灌输词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效果显著。这又怎能说小卡尔是个“低智儿”呢，这只能证明小卡尔是个非常正常甚至可能超常的孩子。
此书的第一章着重阐述了“选择妻子”与“改造母亲”的重要性。老卡尔结合自身经历，详尽讲述了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并说“我选择了一个合格的女人为妻”。但是，如果小卡尔真是个“低智儿”，老卡尔岂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套理论岂不也站不住脚了吗？而且这其中还隐含了一点男尊女卑的思想。
更可笑的是，出版者又四处搜集整理，推出了小卡尔的书，“听小卡尔·威特叙述自己的成长史”。在这部书中，小卡尔对自己“襁褓中的体育运动”、“出生后十五天开始的智能训练”都记得一清二楚，您说这孩子曾经是弱智还是神童？当然这些可能是他听母亲或父亲说的，也有可能是出版者借他之口说的。事实上这本书完全是对老卡尔著作的翻版和重复，无非改头换面、转换视角罢了。如果这书真是小卡尔写的，他的模仿力太强而创造力偏弱，这样的人能称为“奇才”吗？
小卡尔是个少年大学生，虽然可能有些早慧，但一生成就并不大，主要就是写了几篇研究但丁的学术论文。这又有什么出奇的呢，世界上比小卡尔杰出千百倍的伟人英才又何止千万呢？
笔者在本文开头说过老卡尔的书有些让人不忍卒读，而小卡尔的书呢也好不到哪儿去。正如出版和整理者在老卡尔书的代序中不无自得的说明：原书“大部分都是与主题扯得太远的枯燥议论，又写得杂乱无章，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将原书中一些无关紧要之处删除，缩减了篇幅，分出章节，加上标题。”可见原书比我们看到的中译本还要糟糕，这是否也可以显示卡尔父子的才华？
既然小卡尔既非弱智，亦非奇才，那么老卡尔所创造的“神话”也就成了一个真实的谎言。老卡尔书中的理论有很多都是违背天性和真理的，比如禁止孩子和同龄人接触，比如对美好童年的过度开发和催熟，比如认为天才与先天遗传无关，等等。老卡尔的书写于1818年的德国，而在21世纪的中国正大行其道，许多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在不看国情和孩子实际，不加分辨和选择地盲目崇拜和照搬。照这样下去，中国也许可以出一大批哈佛女孩与剑桥才子，但却还是出不了自己的爱因斯坦、比尔·盖茨，出不了自己的霍金、纳什。0902（原载《人民教育》）
天生情致彩云中（2）
“哈佛热”中的冷新闻
曾经一段时间，有关哈佛女孩、哈佛才子之类的书很畅销，虽然这些书中的孩子发展毫无个性，教育方法照搬别人误导公众。如果哪一对父母把自家孩子培养进了哈佛，那无疑就像中了状元，被人追捧艳羡，其教子经验也广为流传。即使这些经验只适合于个案，甚至违背了孩子的天性。这说明了我们的观念还存在着某些误区，且不只是在育人教子方面。以往我们对于哈佛才子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
可现在呢，有位名不虚传的哈佛才子却闹出了一桩凶杀案。在一个美好的周末，哈佛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过得很快乐。他到一个小酒吧喝酒跳舞直到午夜，走在路上就因为有人说他喝多了就拔刀相向，用一把木工刀朝对方的前胸和胳膊扎了5下，致其很快死亡。
说这位哈佛才子名不虚传是有足够根据的。他自幼聪明过人，3岁就能够阅读；他不仅学习优异，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和吉他；又担任过高中和科罗拉多大学美式橄榄球队长，很有领导能力。大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获得了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全额奖学金，来到哈佛主攻俄语和欧亚大陆研究，他的目标是致力于科索沃的战后重建事业。
虽然他才华横溢，但并不像其亲友所说是一个诚实和善良的人，倒好像有点人格分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随身带着刀，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那个夜晚的冷酷行为。其实发生这种恶性事件，不是没有根源的。正如法官的指控，两年前他就在校园内贩卖过毒品，青少年时期还有一些不良行为记录。尤其是犯案之后，虽然他没有逃离现场，并用手机报了警，但是他企图伪装成目击者，告诉前来的警察他看到事件发生，而不是参与者之一；他后来又给朋友打了电话，叙述了事件真相，可是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告发。这也许就是亲友为他出庭作证的原因。这些行为不由得让人相信他的人格可能有问题。
而且此案疑点重重，科罗拉多大学去年一桩未破的凶杀案也可能将他牵扯进去。至于这些疑点就留给当地警方去调查吧，我这里不想多说。但愿这个案例能够减少一些我们对于哈佛才子的盲目崇拜，改变一下我们的固有印象。
进了一流学府不见得就是真正合格的人才，人格健全才是成才的基础。人才的内涵在于创造，而不是索取，即使进了哈佛，也不过是获得了一些荣誉和光环。他到底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什么呢，以后他又能够创造出什么呢，这种创造是否就一定有益呢？都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没必要过早地下结论，更不能盲目地崇拜和效仿。什么是人才，什么是成功？就是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做些有益的事。而有益于社会和他人只能建立在健康的人格之上。考上大学尚未成才，关键得看以后的人生创造。
所以需要奉劝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和一心飞黄腾达的学子们，不要被虚无的光环迷惑了视线。不管是什么样的追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位哈佛才子的个案也有其典型意义，他给我们上的这一课也许会让人清醒些。0507（原载《检察日报》）
为人才揭去“标签”
上海市出台居住证制度两个月以来，已有1100多名境内人才获得上海市居住证。其中20％的获证者是专科以下学历，既有高中学历的美工，也有中专学历的演员，更多的是职称学历都不高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前人才引进条例中的“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不再成为限制，人才不再与职称学历划等号。同期，山东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坚决打破了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符合条件的农民也可报考县级机关公务员。济南地区报名首日就有40名农民获准填写了应考登记表，三个月后济南有5位农民考取了国家公务员。
这两大喜讯昭示了我们社会人才观念的悄然变革。这和去年以来深圳、杭州等城市出现的“技师身价高于硕士”现象，同样值得欣喜，耐人寻味。
“人才”这个概念，应该是指内在的东西，而不是表面的学历、职称或身份，它主要是指解决实际问题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能力和学历职称没有必然联系，它只能在实践中培养和检验，而学历却不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需要即人才，实用即人才，创造即人才。有人也许会批判这是“实用主义”，可是，不实用的“人才”有什么价值？即使是只具有美学欣赏价值，那也是一种实用。学历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价值只能体现在人的行为和创造中。一个人是不是“才”，成没成“才”，不是看你拿到了多高级多名牌的学历，而是看你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付出过什么，拿学历还只是对社会的一种索取。
人才应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做什么，而不是你有什么学历。也就是说，“能不能”是判断人才的一个标准。其次，还有个“做不做”的问题，这既是检验你到底“能不能”的可靠方式，也是让你的能力产生实际价值的惟一途径。一个人即使拥有再高的学历，若是经不起“能”与“做”这两个标准的考验，他的学历就只是“一纸空文”，他就不是人才。
那些表面的东西只是贴在脸上的“标签”而已，然而这些“标签”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误导。比如高级技术工人在全国都普遍紧缺，这是因为他们学历不高，社会没有承认这些人才的地位，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工资待遇。结果就导致了严峻的局面，技工奇缺已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观念的变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现在依然有人鼓吹学历至上，依然有人看不惯“高级钳工身价高于硕士”的事情，指责“有误导之嫌”。其实这绝不是人为的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