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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够改变什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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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绝不是人为的误导,而是市场的定价。包括北京在内许多城市都奇缺高级技工,物以稀为贵嘛。真正的人才都稀缺到这份儿上了,那脸上的“标签”还有什么不能揭去的?该是还人才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0831(原载《羊城晚报》)
北大、人大还人才本来面目
今年可自主录取5%新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将首次向“怪才”、“偏才”敞开校门。作为自主招生五类重点考虑对象之一,“怪才”不要求每门功课都非常好,但在某一方面要特别优秀。
如果真能照此实施,则可以说是高考改革和人才培养机制变革迈出的实质性一步。虽然这还只是两所名校的试点工作,但这项举措透露出来的改革信息意义深远。它预示着惟分数论的考试制度将发生变化,人才培养方式将走向多元。
同时,此举还将引发人才观念的变革。“偏才”这个片面和相对概念,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下产生的,古代根本就没有这一说。虽然也出现了像吴晗、钱钟书等优秀的“偏才”,但我国现行以分数取人才的教育制度,对这样的“偏才”、“怪才”实质上是不予承认的。很多这样的人才甚至奇才,都因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被无情地埋没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也是人才培养和人才观念的误区。
如果说近几年高考科目摇摆不定更偏重于形式上的变化,那么像公开招“怪才”这样的改革举措就更具根本性。真正开始对现行教育体制“伤筋动骨”,进行触及本质的手术。应该说,这样的动作是令人鼓舞的,让人看到了新的动向和希望。实施的难度肯定存在,但真正的改革者岂能畏难而退?
在这样一个激烈变革和广泛竞争的时代,早该还人才以本来面目了。只要在某一方面成绩突出,这样的所谓“偏才”就是人才,谁也无权剥夺他们的继续受教育权和平等竞争的权利。虽然“全面发展”是一个培养目标,但实质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很难达到。有道是“术业有专攻”,任何人的发展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全面发展”的是人才,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的也是人才,人才有权要求平等对待,不应偏废。不可因为其他方面的“欠缺”就剥夺在其专长方面继续发展的权利。
因此,完全有理由支持北大人大招“怪才”,有理由期待我国的教育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当然,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为了确保招生的公正性,应该采取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招生标准和招生程序都须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0313(原载《周末》)
袖珍女孩迈出消除残疾的第一步
患有“先天性矮小症”、身高一米二五、现年23岁的“袖珍女孩”蒋聪伶,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不断求索上进,正式成为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她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只有残疾的人,没有残疾的心。”袖珍女孩的人生态度给人启迪。她从心里已经消除了“残疾”,把自己作为一个健全人来平等看待。但是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还他们一个平等的人生机会和竞争舞台,却不是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实现的。个人歧视是一种心灵的残疾,以制度等形式剥夺竞争机会则是一种社会的残疾。这两种残疾都是我们应该致力消除的。
如何看待身体有“缺陷”的人?所谓“残疾”只是一种普通标准和相对概念,是一个以谁为参照的结果。其实正如罗素所言:“参差不齐是幸福之源。”大千世界,无所不有,没有完全相同的任何两个事物。人,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永远不可能都完全“正常”,不可能都符合一个标准。所以说,出现“残疾”是完全正常的。从这个角度看,残疾人也是正常人。
既然残疾也是正常的,作为一般的肢体健全人和整个社会都应该将残疾人当正常人来对待,消除对他们的歧视。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差。比如这位袖珍女孩,从小就没少被人歧视和欺负,到了中考体检时,竟然被认为不能上正常的高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剥夺了她的继续受教育权。残疾人不能上普通高中,这依据的是什么制度,这合理合法吗?与那些招考招聘中的不合理制度相比,教育阶段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危害更大。因为工作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一个人一旦被变相剥夺了受教育权,其人生道路还能有什么选择?
这种社会歧视可能危及一个人的权利、前途和命运,也在实质上引发和加剧对特殊人群的个人歧视。消除社会歧视不能总是就事论事,而应从法律制度上加以规范和避免,违法的歧视性规定就是无效的。
残疾人的身心已然遭到了巨大戕害,如果社会不是给予他们更多实质性的机会和关爱,而总是通过种种歧视性规定造成他们权利的残缺,那么他们面临的打击将是双重的,这样的社会氛围也是缺乏人道的。
最终上了残疾人职业高中,对这位袖珍女孩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她本应有更多的选择权。学历不高、个子不高的她能够和别人同台竞技,并战胜对手成为央视主持人,可喜可贺之处就在于歧视的消除。消除歧视才有真正的平等竞争。人的差异性是一个客观前提,但是社会应该能够给予不同人群以机会的平等。千万不要让差异性成为人为制造的恶果,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身体残疾的群体,作为人的权利一样儿不能少,他们有权要求平等对待。机会平等成就的是权利平等,请给他们同等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机会。从这个普遍意义上说,袖珍女孩蒋聪伶的成功还只是消除“社会残疾”的第一步。1208(原载《京华时报》)
人世沧桑各不同(1)
海城豆奶案换不回任何教训
造成3000名学生入院、1名学生死亡的辽宁海城豆奶案近日“公开审理”,然而受害学生家长对开庭消息均不知情。豆奶事件中惟一死亡的女生李洋的母亲,也因对女儿的离去无法释怀而于当年6月服毒身亡。
导致如此严重的生命和健康损失已然令人痛心,但更加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并没有能够从这个事件中获取任何教训。酿成惨剧的难道仅仅是一个豆奶厂家及其产品吗?如果真是这样,当地政府当初为什么要对事故瞒报,而且至今相关责任人处理情况都未公示,案件开庭也不通知受害学生监护人。
我们看到,在豆奶事件被披露前后,当地政府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没有按规定上报国家卫生部,反而对带孩子进京看病的家长作出“后果自负”的警告;海城往北京方向去的火车票停售;一些学校还安排老师“家访”,看“家里有没有人去北京”。这些令人称奇的应对举措说明了什么?
在媒体曝光此事之后,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当地有关部门才展开调查处理工作。鉴定部门对李洋确定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责。从当地政府部门的一系列表现来看,其权力范围之内的鉴定是否可靠呢?只有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做鉴定才比较可信。这个鉴定结果与李洋母亲的绝望服毒不无关系。然而至今所有的受害人尚未获得任何赔偿,刑事诉讼案亦未附带民事赔偿。难道没有人为此事承担责任,受害学生及其家长的惨重代价就白白付出了吗?
这样的惨重代价到底能够换回什么,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和希望,没有看到当地政府的态度明朗化。我们只看到,这个事件换来的竟是国家“学生奶”计划的重创和瘫痪,受损的仍然是学生利益。是国家“学生奶”计划本身有问题吗?不是的,问题的要害在于地方保护伞之下的“隐性腐败”。为了地方利益,可以违规使用非定点的本地企业生产学生奶,不合格的产品竟然可以畅通无阻地大规模流入学校,这其中应有的监管监督环节是如何被省略掉的?不针对实质性问题,却将责任转嫁到国家“学生奶”计划身上,这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避。
到底谁该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究竟哪些人受到了相应处理,相关行政责任人的处理又是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的?对于这些关键性问题,公众目前都一无所知。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当初一样,依然是暧昧和回避。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而仅仅“公而不开”地起诉一个生产厂家,我们能够从海城豆奶事件中获得的教训价值就极其有限。这与社会和受害人的惨重付出极不相称。更为可怕的是,这带给受害人和公众的可能是对于社会正义的某种失望。1113(原载《中国青年报》)
一个无声的生命在说
两周前的那个上午,我在北师大校园内看到了一个募捐箱。原来是该校体育系98级学生王涛在一年前练后空翻时,摔成颈部以下高位截瘫,父母为他治伤业已倾家荡产。我把身上仅有的19。9元钱投进箱中,并向守护募捐箱的同学问起王涛的近况。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到校内学生的捐款只是杯水车薪,何不向媒体呼吁一下,为他寻求社会援助呢。我给报社打了电话,也发了E…mail,请他们“关注生命”。第二天就有位记者来电联系采访,给人以莫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很快破灭了,由于一些不是原因的原因。记者只是打了一圈电话,始终没有来趟现场。之后我也打了一圈电话,向京城我所能找到的知名媒体呼吁,然而都没有回音。
一位登山者遇到了暴风雪,他在逃生的途中发现了一个冻僵的登山者,是独自前行还是救下一个生命?我就是那个登山者,我和需要救助的人没有丝毫关系,然而面对一条生命,我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就在我行将绝望的时候,意外接到了一家报社的电话,并约定了采访时间。由于记者没有来过,也出于对王涛的关注,我陪记者进行了采访的全过程。从学校到医院,我们惊骇于眼前的发现。一年来为王涛医治已经花去了80多万元,学校暂时负担60余万。在海军总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我们见到了几乎全身瘫痪,借助呼吸机和泰能维持着生命的王涛,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他的脸也许有些浮肿,圆胖得显出孩子气。父亲翻开他的眼皮,他的眼神还是直直地向着正上方。小铁箱式的呼吸机的白管子连着他脖颈上的切口,喀哒喀哒地冲他的气管里压着氧气,机上的表针一次次地打下来再回上去。他的鼻孔里还粘着一根细管向外呼气。右手的虎口处还插着输液管,滴答着的泰能已经快输完了。
他的母亲回来了,是去买个电推子为王涛理发。当母亲咽着泪水讲述这天大的不幸时,王涛竟也涕泪横流,母亲赶忙为他擦拭着眼角。王涛是他们家乡第一个考上北师大的,上高中时就曾代表家乡赴京参加中日乒乓球友谊赛,名列第四。上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老师同学都说他是体育系难得的人才,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可谓前途无量。王涛做过呼吸细胞移植手术之后,由于体弱出现了脑积水,在头部打过两个洞,埋了根管直通到心窝以下排除积水。现在他嘴都张不开,难以进食。家里的房子早已作了贷款抵押,而王涛的奶奶因为挂念孙子焦虑成疾也住进了医院。这难道仅仅是灾难在考验一个家庭的承受力?
从海军总医院走出,记者说感觉心里堵得慌,这真残酷啊。我说这就是现实,一切灾难都可能降临,生命就要面对各种残酷现实。记者又说现在可懂得珍惜生活了,我说你还会珍惜生命。
这就是难言的现实与人生,一个无声的生命在对语人间。有些人或许已经失去选择什么的权利,但愿正在拥有着这些权利的人能够懂得它不是天经地义,当你像那个登山者左右为难的时候,能够善待心灵,珍惜选择的权利。0707(原载《北京青年报》)
范进高考
又是一年高考临近,又是一次机遇横陈,虽然天生良驹范进,伯乐难解规则与人。大龄考生范进已是第二次踏进京城考点了。自从1905年科举被废,他这个曾经喜极而疯的举人更变得一钱不值了。但是范进求取功名之心不死,活着就要奋斗嘛,为了考试而奋斗?!不管这是不是范进的本意,他都没有办法,社会规则不可违背呀。
刚废除科举那阵儿,他没事也乐过几回。这个曾让自己忧喜癫疯的魔鬼终于被历史收进了魔窟。一千三百年哪,这种考试规则谁知葬送了多少奇才呀。每每捧读《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范老先生就嗟叹不已。春秋至三国时代,个人发展何等自由啊,所以才会奇才辈出,百家争鸣。再看隋唐以后的那些战争与和平,靠的不过就是匹夫之勇,再难造就孙吴诸葛这样的人精了。这都是科举的罪行。那些没有规则的时代真好。在范老痛心疾首之间,规则的转换仍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旧破新立,马不停蹄,社会的变革就是规则的变革嘛。范老真是旧痛未愈,新恨又起呀,因为新规则的确立,竟把他的考试资格都给取消了。
从明清到现世,范进历经社会政治和考试体制的变革,深感自己这个老朽有点无法适应,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则变幻时代了。不过新规则并不总是坏的。这不,在他皓首穷经,苦等96年之后迎来了第一个考试机会。获悉高考终于取消了年龄婚否限制的特大喜讯时,刚刚过完了愚人节。范进如同中举时一样,连呼N声:“噫!好了!我报了!”这回他决意要报考了。
范进彻夜未眠,挥毫泼墨,题诗作赋以咏情怀。虽然备考时间仓促,他还是绝不能放过百年一遇的机会。结果他创下了有史以来高考的最低分纪录。因为这个世道规则全都变了,他那套四书五经再也派不上用场。范老这才想起自己也得求变呀,虽然他还闹不清到底应该人跟着规则变,还是规则跟着人变,更不晓得规则掌握在谁的手中。反正要想考出高分,就得顺应考试规则,这一点他倒不糊涂。范老并未丧失自信,因为据说外地学子都是高分低能,惟有京城学子偏偏低分高能,他有什么可羞耻的。
然而,范老还是宁可接受高分的挑战,回到前世老家南海,成了一名绝对老牌高三插班生。就凭着他的依旧过目不忘之才和中华传统文化功底,毕业前夕在文科班上已达中游水准。根据规则,他是必须回京赶考的。此番重出江湖,范老胸有成竹。
九时正点考试铃声打断范老浮想联翩,正面背面翻完语文试卷他就算傻了眼。他向比他年轻M辈的监考老师问道:“因何我之所学与你之所考不太一样乎?我之所学可皆新编实验教材耶!”老师定睛观瞧他良久,答曰:“今年可是京城首度独立命题,并且‘3+X’喔!汝真不知否?”范老虽然没太听明白,但他悟到原来规则又变了。唉,追不上的规则呀。
既然前面不太好答,那就先从后面做文章吧,这可是范举人的撒手锏了,不能失手啊。看那题目,不觉一阵窃喜,竟然是论“规则”的。正触到了自己的痒处,这回足可下笔千言了。不过,待他细读提示材料,又生出满腹狐疑,“论规则就规则吧,还给这么多废话干吗。我埋头苦读语数外,一心只想考高分,哪识什么世界杯啊。这‘世界杯’是不是一种世界通用的酒杯?那大概是个不赖的杯子,不然不会流行世界。而像这规则一样,要都整齐划一肯定不好,但要太五花八门了,这杯子也没法用啊,总不能拿脸盆当酒杯吧。既然材料中提示了,这个杯子与规则就要发生点关系嘛。那我这文题就叫‘举起世界的酒杯为规则干杯’……”0708(原载《青年时讯》)
人世沧桑各不同(2)
高考改革不能只重形式
政协会议上,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委员对内地高考科目频繁变更提出疑问。因为五年变了四次,规则摇摆不定让师生无所适从,对教学影响很大。
许委员在南京大学任教30年,当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0年,去年刚刚受聘到澳门工作。其对于内地高考改革的情况是有切身体验的,提这个意见绝非越俎代庖。
笔者认为,在现有考试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只一味调整高考科目意义不大。这样无法彻底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实施素质教育这么多年,高考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为什么师生会无所适从呀?因为教学还是只能围着高考这个核心转,升学和就业的现实情形要求师生不得不这样做。只在高考科目和形式上做文章,除了会增加师生负担,丧失可循的评价标准之外,并不能丝毫改变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现状,教育体制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一般说来,任何改革都会是利弊共存的。改革必然要付出代价,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绝不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往高考科目改革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打破了僵化的考试格局,不断地引导整合知识,注重应用能力的考查。但这种考核评价体系变来变去就让人搞不懂了。比如考试科目第一年由文理两科改为“3+X”,即公共主科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第二年就文理不分家了,“X”也成了六门副科大综合;第三年又变了,成了“3+一门文科或理科科目+六门大综合”。变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着实令人有晕头转向之感,还让师生如何进行高效的教与学呢?有人或许会强调“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学好了知识,怎么考都没问题。但教学还是有重点的,不能平均用力吧。考试科目和形式的急剧变化的确让人无所适从,肯定损害众多考生的利益,影响发挥和考试成绩。每一次大的新变化,都是对上一次变化的否定而非逐步完善,那么到底还有没有比较稳定的评价标准?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和科目组合最能考查出能力?
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成败,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高考和教育改革要维护广大学生的利益,要对他们的成长和成才负责。教育领域的改革不能拿学生利益做试验的牺牲品。当改革实践中一些负面影响凸显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及时调整策略,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稳定和规范下来。有鉴于此,教改应从根本体制上入手,不能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形式的变化。这是制定规则的基本方向。0311(原载《南方周末》)
批评黑哨就不够积极向上?
龙马大战刚刚结束,热爱足球的小荷同学又想起了她去年的高考作文,以规则为题的《失衡的天平》。这篇饱含真情即兴挥就的文章,因为抨击黑哨破坏规则而被老师判定为“思想消极”,总共60分的作文只得了38分。这个平素性格开朗有点像男孩的女生,伤心了好几天。她觉得判卷老师有失公允,这对她打击太大了。
这个作文分数对她人生的影响,肯定是消极的。这件事看似不大,然而教育无小事,“小问题”背后常能反映教育的一些致命弱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谁的天平倾斜了,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对于同一事物,同一文章,评判结果会因人而异,很难说哪一种更为公正。标准不统一就会造成混乱,就是没有规则。那么判别一种规则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是什么?是现实,而不是理想。另外,还有一个对规则的理解是否准确公正的问题。
规则当然要遵循法理与公义,检验它们都要靠现实标准,看它们给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或者只能造成怎样的后果。拿这篇高考作文来说,判低分的依据是:教育大纲规定作文应有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但是怎样才叫“积极向上”呢?比如黑哨,是否明知其存在却不能揭露其丑恶,就叫“积极向上”;比如疾病,是否讳疾忌医瞒天过海就叫“积极向上”;比如失误,是否夸大成绩缩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叫“积极向上”。教育为何不敢直面现实?
如果我是当事考生,我也会感到迷惘,也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搞不明白,这种教育到底要教会我们什么。为什么要扼杀孩子率真的天性而变之为世故,为什么连一丝正视问题宽容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我们只能交口称赞美好的事物,而对永远只是“极少数”的丑恶行为就得漠视到底?这样我们就会如愿以偿改变现实,从而实现“积极向上”了?说几句真话就“判低分”,这是否也算“说难”之一种。
谁都清楚那是掩耳盗铃之举,可教育为什么还要那样做,是在遵守一种潜规则吗?即使这种潜规则根深蒂固,但它不利于改进工作、改造现实,从下一代的成长和长远计,就必须首先从教育上打破。直面现实,才有公正可言,才有教育效果产生。否则虚伪的教育,将结出什么样的恶果。
这个事件,也许当事人因为“感情亲疏”影响了“认知事物”,自以为作文写得很棒,其实不然。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天平失衡危害更大,更有实际意义。而且当事考生的天平是否倾斜,因为教育天平的严重失衡已很难知晓,无从查到作文原稿。这都是考生的心血和作品,为何不能查阅呢,这本身就不公平。作文评语即判低分的理由之一“只谈足球”,也令人费解。这是一篇叙事文章,像一则寓言,虽然只写了黑哨对规则的践踏,但寓意是深刻的。判卷老师的理解力不应停留在“只谈足球”的水准。
以这等理解力去评判别人,妄下“思想消极”的断语,不解“积极向上”的实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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