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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形包围 戴旭-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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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鹰派”帽子套不住戴旭
倪乐雄
前一阵子，香港媒体称戴旭上校为中国头号鹰派人物，鹰派人物在公众印象里总是鲁莽、强硬、不知变通、一味进攻的符号。比如小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和他执政团队中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等。国内某些人似乎也被戴上校坦率而咄咄逼人的姿态所感染，似乎认同这种评价，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戴旭的误解。读过《Ｃ形包围》中“中国国家战略定位与军事变革”一文后，你会发现戴旭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考非常严肃、冷静、客观、实在、精到，丝毫不受他天赋中诗人激情和尚武倾向的影响，他是一个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对现实审时度势后知道中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现实主义者。我非常欣赏他的判断：“如果实施顺利……那么２０６０年以后，可以提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到２２世纪，如果中国运气继续好，别人运气特别差的时候，可以提出执行世界和平使命的问题。”我觉得将来能否验证他的判断是次要的，这种历史直觉和悟性对一个搞大战略的人特别的重要，在国家大战略问题上，他比所有的人都慎重、务实、低调，一个简单的“鹰派”帽子套不住戴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戴旭咄咄逼人的观点，就很清楚，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他仅仅是主张用战术进攻作为战略防御工具的、并且非常清楚进退底线的“鹰派”。
尽管他对今后１００年中国崛起（如果不翻车的话）的图景描绘只是清晰的轮廓，但却是迄今为之我看到的最有说服力、且有实实在在内容的描绘。反观一些在一流高等学府和研究院大谈中国崛起的“专家学者”，除了泛泛而论，摆弄几下ＧＤＰ，对中国的崛起连个大致轮廓都不清楚，更谈不上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人要么盲目地主张陆权，要么自封世界军事老二，由于对历史尤其近代史缺乏真正的研究，他们看不到伴随国家崛起而来的危险因素，他们掌握着雄厚的学术资源，盘踞在学术高地，做着很快赶上美国的白日梦，运用话语霸权忽悠着国家决策层和芸芸众生，他们其实充其量不过是蒋干式的人物。他们谈论中国崛起实际上是赶学术时髦，是一种“学术起哄”。
美国的政治家不会贸然与中国开战，因为商业时代的人们都精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但这并不妨碍军事部门对潜在的对手作军事准备，以防万一，“Ｃ形包围”就是这种“安全困境”规律下的产物，也许永远不会开打，但需在战略上抢占有利“地形”，预设“阵地”。“Ｃ形包围”也就如此而已。它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国家总体战略的辅助部分，配合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使中国扮演美国所喜欢的角色。在国家间交往中，军事威慑力往往是幕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也需针锋相对，即便一百年打不起来，也要寻找有效的“破阵”之策，这是每个国家军方的本职工作，不然养着他们干嘛？戴旭先生所思所虑大概不出这个范围，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一进入专业领域，军事话语体系里自然充满了火药味。比如，从军事上的战略势态看，美军进入中亚地区后，中国已经处于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原来在太平洋一面接敌，有着广阔的中部与西部战略纵深，这种优势已经丧失。加上以隐性的、远距离空中打击为主，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在现代高科技时代被大大压缩。另外，还可以发现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实施海陆两个方向同时打击态势，美国还具备在海上扼住中国生命线的强大能力，等等，一旦中美翻脸，我们形势不容乐观。怎么办？唯一能够抢的先机的办法就是发展军事高科技的优势，如果中美军事技术优劣反过来，“Ｃ形包围”就变成送上门来讨打。因为自古以来，谁见过弱者以包围姿态逼近强者？
支撑军事高科技的是国家的科技产业。这又涉及到国家的总体战略是否正确。很简单，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富强，科技产业水准决定军事技术水准，凡是妨碍科技产业发展的产业战略选择都是错误的，于是，房地产绑架国家物资到精神的现象自然受到猛烈的抨击。目前许多人把ＧＤＰ奉如神明，好像它上去了，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真是荒谬绝伦。其实ＧＤＰ既能强国，也能亡国，关键是如何把ＧＤＰ转换成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文化基因里似乎缺乏这种转换机制，除了汉唐盛世转换得不错，其他朝代ＧＤＰ往往转换成贫富差距、内耗不断、大兴土木、贪图享乐、纸醉金迷、军备松弛、丧失尚武精神的催化剂。
戴旭眼光锋利，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看问题刀刀见血，陆军空中化、御敌于国门之外、八千里外战争拦截线，让研究了一辈子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的人目瞪口呆。他在批判陈腐观点毫无留情当仁不让，不过有时也很谦虚，说自己不是正宗的学者。但那些在象牙之塔的“正宗学者”，在概念和术语的学术八卦阵里转悠几十年后仍然说不清楚、甚至说反了的问题，他一、两个比喻就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戴旭最大的思维特点，也是对高头讲堂上正襟危坐、用概念掩饰无知、用官员掩饰平庸的“正宗学者”的讽刺。
看完戴旭的书，我有一种预感，五十年后我们这个时代一大批专家学者所言所行会成为子孙们的笑料，就像我们现在看“文革”时期社科领域涌现出来的人物一样。我在新华社的一位同学十多年前曾私下里，用刻薄的言辞抨击一些社科领域的学术混子，“我看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后发现，他们活着就是糟蹋粮食。”当时我深感畏惧，从此常以同学之言为戒，战战兢兢地搞研究，生怕成为“糟蹋粮食”的一员”。我想后世看戴旭，一定不会认为他是糟蹋粮食的人。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生不逢时人。
２０１０年元月１４日 于上海寓中
戴旭：中国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
中国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
我非常同意乔良将军的一个说法：我们国家没有国家战略。再往下延伸，也就没有军事战略，所有的行业发展也都没有战略，我们可以从很多具体的方面感受到这一点。古人说，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不能谋万世的不能谋一时。我们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没有战略的表现。中国没有战略不应该，所有大国当中已经改革崛起的，都有国家战略。中国已经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一次，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战略文化、没有战略意识，导致了不仅是中国的普通国民，就是精英学者也这样，盲目地说中国如何如何强大。
前不久社科院公布了一个军力报告，中国军力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世界第七。国力第七，军力怎么可能是第二呢？军力就是穿着军装的国力，这种评价反映了目前这些人的评价体系的盲目，这个盲目来源于国家根本没有战略。
再说我们的学者也在那儿说，我们GDP是世界第二，我们和美国是世界第二强国和第一强国的关系。我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反击这个观点，我说GDP不是判断一个大国的标志，按照一个世界最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清朝以前，中国GDP两千年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在清朝还是世界第一，这个第一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今天的美国，33％，占世界的13，1840年的时候，英国占5％。我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GDP比英国多6倍，中国不去瓜分英国，而被英国瓜分了？1894年，中国的GDP比日本多5倍，你为什么不把日本打败，把琉球拿回来，中国反而被日本打败了？这些问题，他们统统回答不上来，只知道闷头说GDP。
今天，我们不应该仅从地缘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国家拟人化，因为人活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国家也是一样，拿破仑说过，所谓战略不过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艺术。
战争不一定都通过军队来进行，不一定都是军事，孙子说上兵伐谋，第四个阶段才动军队。我们现在理解，大国之间没有战争，其实战争天天都在进行，没有战争，苏联怎么解体的？战争不一定就是开枪，开枪是最没有用的战争，那是最后一个象征性的，我们要用更宏观的思维、更宏观的视野思考国家的问题。比如你的外汇就等于你国家的兵力，美国也是在用它的经济力量，在用它的技术力量征服全世界。我们今天的金融呢？我们庞大的外汇大军被美国歼灭，不仅歼灭，整体俘虏，美国用我们中国的钱，到中国来，收购中国的企业，控制中国的农业，控制中国的银行，28个方面的行业，控制中国21个，用你的钱控制你的国家。反过来我们用这些钱干什么，进入我们的股市，进入我们的房市，然后再打击中国人民的财富。
具体到丁力先生的作品，我有几个观点，第一，像乔良将军说的一样，是一个里程碑的著作。我觉得它主要是他打破了一个学术的禁区，改变了目前学术理论只能由学术中人写的现状。国家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学霸，他搞哪个领域的研究，任何人不得碰，你涉及这个领域的问题，他说你是非主流，贬低你压制你。我参加过一些所谓正统的学术会议，几乎没听到什么像样的观点，在我感觉，大部分全是空话、套话，总体来说不是人话。丁力先生打破了这样一个禁区，平常人也可以写这个东西，这个回归了本来面目，“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第二，这样一本书，我认为具有第二次“开眼看世界”的意义。现在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大家都在看眼前的东西，整个国家的国民追求眼前的利益，这个时候眼光向内，思维向内，由于国家没有战略，再加上学者不思进取，这样一个乱局当中，如果把国家比作军队，那就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行军。丁力先生这本书至少是一个瞭望塔，就是给我们中国人一种意识，一种自觉，就是我们应该重新再看一次外部世界是什么样。
最初清朝的时候，出现过一批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在今天，我们又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代。今天我们处于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禁忌中，导致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外部，不知道我们今天外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最近写的一个东西《C型包围》，实际和《地缘大战略》有相似的地方。《C型包围》写的是从日本列岛到蒙古，在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的同时，美国也没有闲着，美国做的事情就是沿着所谓的新月型包围圈对中国进行陆地包围，海上包围到日本为止，陆地包围圈从印度展开，一直沿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中亚，然后再向蒙古延伸，实际上现在就剩下俄罗斯的东部和朝鲜半岛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围住；随着下一步美朝关系的改善，可能形成进一步对中国不利的结果，那中国就是被O型包围，书的价值就在这儿。中国处于即将被完全合围的包围下，我们很多学者还在做什么大国的梦。我认为他们在做梦，这是一种幻觉，是历史的回光返照。这个时候到底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这个事情有必要重新看世界，只有看到外部，才能看清自己。
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是在比较当中才能准确定位自己。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举国一片歌颂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要在历史和世界的坐标系中定义中国的改革开放，结果所有的地方不给我发表，包括内部学术刊物也不发表。我对比了一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的比较，二是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然后与美国崛起的比较，与其他大国崛起的比较，但发表不了，这是我们现今学术禁区出现的怪异，他不允许这些东西出现，不允许探讨。丁力先生打破了一个学术禁区，平常人也可以谈大问题，出版社也做了一个好事情，不仅有人写，还有人出版，对与错这个不重要，重要是把声音说出来，可以探讨，可以争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戴旭（空军上校、军事学者）（在《地缘大战略》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程亚文
一个国家承平久了，需要有慷慨悲歌之士出来说几句“反话”，都是中听之言，不太容易使人居安思危。戴旭先生的新书《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里面基本就都是危言，很适合处于“崛起”梦境的中国人好好读一读。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世界正在进入“中国世纪”，与之相应的一种思路，就是“中国崛起”论。最近几年出版的不少国策性书籍，诸如《中国不高兴》之类，全都是以中国已经或者正在“崛起”为前提。主要的理由当然在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GDP这些年来坐飞机般地由地上向天上爬，在接连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后，据说今年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30年来坚定不移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开展对外贸易，的确使中国一天天胖起来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种理论，就是“相互依赖论”，它说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超级大国间已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为中国与世界的永久和平穿上了防弹衣。
很意外，戴旭不是这样来看。他的《C形包围》不仅指出目前中国谈不上“崛起”，而且认为贸易不可能给中国真正带来和平，因为“近代以来的列强大国，没有一个是靠与别国互通贸易变成世界政治中的一流玩家的。”＇①＇用一句话来概括，该书戳穿了一个神话，那就是以为中国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只需要通过发展经济、与别国开通贸易往来，就可以获得全面复兴。也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在获得又一次显著的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经济总量比重的扩大，实际上也使中国再度面临凶险无比的挑战，中国的国家命运并不乐观。
戴旭此谈绝非空穴来风。首先是有历史往鉴可作依据。同治中兴时代的清王朝，其GDP一度占全球总量的17％，远远超出了当下中国的6％，结果却被弹丸小国日本斩于马下；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也曾长期保持58％的经济增长，GDP增速名列世界前茅，但随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沙俄从外国引进的那些生产设备和技术一下就暴露出了花拳锈脚的底色。这两个王朝都曾有过“现代化”经历，但它们的现代化都是靠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所推动，本身并不掌握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一言以蔽之，它们的发展主动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别人想让它发展它就发展，别人想让它趴下它就会趴下。
中国今天有不少大公司从资本拥有量看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有没有可以称道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呢？很惭愧，中国现在仍然虽然号称“世界工场”，但却是品牌小国、创新小国，核心技术依赖于人的局面，并无根本改变。这在中国也形成了一种理论，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以为凭中国地大物博，不愁其他国家不乖乖把技术卖到中国来。它就是不看美国始终实行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欧盟至今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靠房地产支撑，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先进的战略产业，现有的矿产资源、制造业、粮食、银行等很多领域，都已经被外资控制。”＇②＇这种情况与同治中兴时代的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沙俄并无不同。与此形成对照的国家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长期都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坚决依靠自我积累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不把希望寄托于与他国的贸易往来，乃至指导日本经济增长的那些经济原则，如生产至上、寡占竞争、反市场主义等，与今日中国大学里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完全背离。
历史往鉴很多。当今在中国各地转来转去的专家学者们，在机械地重复西方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贸易和平论”时，却不知道“贸易和平论”的鼻祖是在中国。千余年前的宋辽金时代，宋辽、宋金、宋夏之间均曾有大规模的互市往来，当时叫做榷场贸易。鼎盛时期，宋辽之间设有七个榷场，宋金之间设有十个榷场。但宋、辽、金之间，一边建榷场，另外一边，战争却也从未止息。北宋被金人所亡，南渡而为南宋后，秦桧与金政权订立绍兴和议，其中之一就是与金国互市和向金国输送财物，这虽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但当更为强悍的蒙古骑兵来袭时，偏安的南宋就再也无法靠贸易来换和平了。
转到现实中来。在本书后记中，戴旭认为今天的中国尚未奠定崛起的国体基础，就像一台用不同产地的元件组装的电脑（有苏联、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历史的各种体制影响或意识形态），同时安装着共产主义的思想操作系统，资本主义的经济操作系统，封建官僚主义的行政操作系统，以及儒家的道德教化系统。各系统之间的兼容程度，决定着中国最后统一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形成，并间接地决定着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和谐发展，并进而影响着中国最后的统一。在这里，戴旭的眼光已经是X光。对中国本质透视之深，当今中国，罕有能匹。此等眼界，已不输晚清之赵烈文。
中国如今在内功尚未练好、只是长出了一堆肥肉的同时，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却在逐渐成形。关于这一点，戴旭在他的书里有详细描述。美国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了一个“C”形包围圈。这种包围是以美国与有关国家的同盟关系和在有关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为标志，为配合这种“C”形包围圈，美国还对中国设置美元陷阱、对中国实施金融掏空；利用台湾问题或者挑拨中国周围国家，对中国进行外交钳制；还不遗余力插手中国新疆和西藏事务，不懈地在中国内部培育第五纵队。一句话，是明里暗里对中国围追堵截。
美国为什么要包围中国？从世界战争史看，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天然就有对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成一片，美国就会成为欧亚大陆之外的一块小岛。美国对可能支配欧亚大陆的任何大国因此都有戒心，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欧盟。而就当下时刻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尤其为大。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世界战略焦点业已转到中国。正如戴旭在书中分析，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一直集中在欧洲，当时大国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国际工业霸权。20世纪60至80年代的20年间，世界战略斗争的重心由欧洲向中东转移，其中心问题是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先后获得强大经济增长，世界战略重点随之转到亚太地区。而“每当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战略的焦点，伴随它的都有惨烈的战争”＇③＇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美国已相对衰落。无论从工业产值在世界中所占比重、贸易盈余还是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等因素来看，美国现在都已远远不如以前。这是历史大势所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部分转移，在21世纪初已经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对中美关系其实挑战性更大。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就指出，在霸权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容易与其他国家起冲撞；在霸权处在衰落期的时候，更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撞，因为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害怕失去支配地位。最近几年来美国不断有人一会说中美乃“利益攸关方”，一会抛出“中美国”概念，一会又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G2”舆论，这不是真要乐见中国复兴，而是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对付前苏联时所做的那样，要通过让中国负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与中国“和平竞赛”，把中国国力消耗掉或者诱使中国内部出现变异。全部的招数都应了小布什时期曾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所说：“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
中国的上空已经飘来了杀机，一个“C”字形的包围圈已如绞链般伸向东方雄鸡的脖颈，但奇怪的是，偏偏有成群结队的专家学者，还有媒体舆论，却在天天欢呼中国已经进入“盛世”，处在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候”。这似乎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即将遭遇劫难的时代，比如南宋和晚清，都曾大量涌现这样整天歌唱“好日子”的“精英才子”及其宏言大论。中国文化中这种文恬武嬉、苟且偷安成份，经常不仅给自己、也给其他深受影响的族群带来灭顶之灾。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是宋的敌人，但一旦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实现互市，辽宋之间竟然可以维持120年的和平。完全汉化的辽政权彻底被汉地的奢糜之气浸染后，就再也没有继续进取的尚武之志，及至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只花了12年的时间就灭掉辽国。但金国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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