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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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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倒戈和跳槽是常有的事。不少军阀是变色龙，今天是这个派，明天又是那个系，一点都不足为奇。但是，有这么一个军阀，曾三度投冯玉祥又三次背叛叛冯玉祥，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毫无军人应有的气节，可谓无耻至极。
这个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就是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幼时曾在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少爷毕广垣，得以入小学读书，与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辍学从军，入清朝新军第三镇吴佩孚部下，驻河北廊坊。不久，新军第三镇兵变，石友三流落北京，整日游手好闲。
1912年，石友三再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下，1912年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便成了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他的地位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不断擢升。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此时的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一道，成为冯玉祥麾下著名的“十三太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
三叛冯玉祥投蒋又反蒋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重。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双方罢了刀兵。
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六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了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既往不咎。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冯玉祥又任命为第五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秋写的词中所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五百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这个变色龙再次易帜。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声明与“逆贼”冯玉祥不共戴天。
这一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率其所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
其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石友三共同讨蒋。石友三欣然同意，举起了反蒋的大旗。12月1日，唐生智领衔各路军阀通电讨蒋。2日晚，“雷厉风行”的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
可惜这些人都不是老蒋的对手。不久，唐生智等部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间接地回到了蒋介石的阵营，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参加了中原大战，受命率十万大军进攻陇海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冯阎军呈现败势。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第三次背叛了冯玉祥，也背叛了曾在危难之时帮助他躲过蒋介石惩罚的阎锡山。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6节：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2）
投张又讨张老本都蚀光
1931年春天，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同乡的关系，投奔其门下。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军部驻邢台，石友三为总指挥，拥有兵力六万四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六十万元。但石友三对此仍有不满，图谋夺取整个华北地区。
石友三表面上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讨伐张学良。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石友三成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同敌人。很快，石友三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7月31日，石友三全军覆灭，成了光杆司令。
这一下，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一下蚀光了，石友三只好依附山东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次年，他协助韩复榘，成功地暗杀了另一个军阀张宗昌。
躲过了军统的暗杀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从烟台乘船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与勾结，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旧部及汉奸、流氓、失意军人等筹办汉奸武装，多次军事骚扰国民党军的抗日行动，给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带来极大的麻烦与威胁。蒋介石早就对石友三恨之入骨，便乘机要军统局对他迅速惩处。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派特务王文收买了石友三的亲信侍从副官先鸿霞。
先鸿霞从军统手中拿到了一种剧毒药，他用金钱买通了厨师在菜中下毒药。那天晚上九点多，石友三和三姨太上桌吃饭，厨师把掺了毒药的火锅端上来。由于过度紧张，竟将汤水都晃荡出来了，石友三立即警觉起来，拔出手枪逼厨师坦白，厨师讲出了下毒实情。先鸿霞见厨师望着自己要指认，知道事要败露，便伸手摸枪，正在观察动态的贺参谋飞脚踢飞了先鸿霞的手枪。
恼羞成怒的石友三，令参谋捆住先鸿霞送日租界宪兵队，称其为南京派来的抗日分子，由日军处理。军统刺杀石友三的这次行动计划全部失败了，石友三继续过着悠哉乐哉而又浑浑噩噩的日子。
联共又反共抗日变哈日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编，任命其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编在名将宋哲元账下任一八一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六十九军军长。后任第十军团总司令。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石友三还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所部充当政工人员。
1939年4月，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命亲信臧伯风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
背信弃义的石友三再次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多次发生冲突。还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称为“石阎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1940年春，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他执迷不悟地认为，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多次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他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
投降日本前被埋黄河边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对他十分不满。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
高树勋把石友三押在南寨，对杀石有些犹豫不决，后在亲信们的怂恿下才下决心，派卫士队长高金兰、军部参议李席儒等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7节：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辛亥革命后被废黜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少年时在紫禁城这一方小天地里深居简出，生活很是单调。为了摆脱孤独、苦闷的宫廷生活，曾醉心痴迷于文学创作。但由于帝师徐坊、陈宝琛等人对溥仪的文学写作漠不关心，一切听其自然，所以溥仪的诗文一直没有多大长进，始终是个文学创作上的“菜鸟”。
十三四岁以后，溥仪阅读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品，按照自己的，编造了一些传奇故事，并自己绘制插图，自娱自乐。十五岁那年，溥仪从先祖康熙、乾隆的诗文集中，深深受到感染与启迪，开始在诗赋上下工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诗作越写越多，渐渐对向外界投稿发生了浓烈兴趣。他曾模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成一篇题为《三希堂偶铭》：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謦。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帝，无心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经溥仪投稿，这篇铭文发表在了上海《逸经》杂志上。此文的发表对少年溥仪投稿热情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溥仪写了不少诗作，曾用化名狂热地向报刊投稿，但此后再无投中的现象。稿件寄出去后，皆如泥牛入海，影踪全无。
1922年初夏，溥仪想出一条捉弄编辑的妙计，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五言诗题名为《鹦鹉》的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投寄上海一家小报《游戏日报》，果然马到成功，皇帝的诗作终于破天荒地见报了。接着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上下阕、每阕四行的七言诗《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七言诗《荷月》，这两首七言诗又很快被该报采用了。据说《游戏日报》编辑部曾多次设法打听这位署名为邓炯麟的诗人是何许人也，但始终一无所获。
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给溥仪当了五年英文教师的庄士敦特意把溥仪在《游戏日报》上发表的《鹦鹉》、《浮月》、《荷月》三首古体诗译成英文，并收入到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其在该书中指出：“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人作者，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皇帝，现在我将真相披露出来，可能中外人士都会为之惊讶的。”他还说，“皇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这往往是一个作诗才华开始含苞欲放的年龄。”以此来炫耀他的这位皇帝学生具有所谓“非凡的诗人气质”。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的这本书。《紫禁城的黄昏》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溥仪也曾为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作序，其中写道：“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预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师徒二人，一唱一和，自鸣得意。
最后，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后来做了平民百姓的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透露，他当年给《游戏日报》投稿用的那三首古体诗，原来是抄袭明代一位诗人的作品。他的三首“山寨”诗，不仅蒙骗了《游戏日报》的编辑，连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始终被蒙在鼓里。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8节：“张作霖手黑”—— 寸土岂能让他人
“张作霖手黑”——寸土岂能让他人
在民国史上，张作霖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十二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回到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张作霖雄踞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不少规矩，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关张学良禁闭三天，不许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被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五时许，当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俱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满洲，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9节：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还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公开发出《讨蒋通电》，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牺牲。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还有一处提到了邓演达。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曾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的一名司法官吏。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仅敢于公正执法，而且敢于站出来为冤情伸张正义，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对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态度是：“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治侍御史。对这一重大升迁，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识抬举，推辞不干。他对武则天说了一段使毛泽东读了十分感慨的话：“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却随时系在掌其生死大权的厨子手中，这是势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执法，这样一来，我必然会因此受连累而死。从徐有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官场险恶、司法腐败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
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其理由是，为了理想和正义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只考虑自己有可能牺牲而推诿不干。
毛泽东在给徐有功的这段话的批语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有五位是现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都大名鼎鼎，为大家所熟知，只有邓演达不广为人知。
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４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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