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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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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交这位名士呢，于是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问题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圆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
自此以后，两人开始深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国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他根据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珍贵笔墨，杜月笙顿感身价倍增，并于1931年无限风光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得此高雅的名号，杜月笙自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无论如何，身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不该如此去摧眉折腰事黑帮——力捧杜月笙之臭脚，令非常注重气节的国学斯文扫地！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2节：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1）
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3节：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2）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4节：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四十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三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二十四路，兵力发展到三千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三万七千元（折粮七十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二十六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得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嫉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挑拨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邢仁甫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南蛮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锄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两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和行刺后逃跑的凶手冯冠奎相遇，当场被冯冠奎打死。警卫连闻讯赶到，冯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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