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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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5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3）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封锁得相当严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蒋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蒋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四个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这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在当时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四个字，也引来许多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十一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十一时五十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著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王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原来当时八十五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八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八十七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6节：最早将毛泽东写进小说的民国作家

最早将毛泽东写进小说的民国作家

早在反动派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是白色恐怖的1929年，上海文坛便杀出一匹“黑马”——青年作家徐雉不畏强权，大胆地把毛泽东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嫌疑》里。这是文艺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徐雉及其小说《嫌疑》也就成了最早写毛泽东的作家与作品。这一年，徐雉刚刚而立之年。

1899年；他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时就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能来，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激流中，他勇当新诗潮中的弄潮儿，参加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同时还是另一新文学社团“绿波社”的成员。1925年，苏州东吴大学大学毕业的徐雉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大革命的心脏广州，任北伐军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共产党人林伯渠时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麾下有较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企图“解决”这支驻扎在南京江北浦口的“异己部队”。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六军政治部终于遭到了袭击并被遣散，徐雉便回了浙江慈溪老家。为了谋生，他流浪到上海，当过海关报关员、报纸副刊编辑、私人秘书、记录员等，生活十分艰辛。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黑暗和个人坎坷遭遇，使得徐雉开始苦苦思索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生出路。于是，他从诗人转变为短篇小说家，用小说这种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文体来与黑暗抗争。

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办事员莫邪》和《嫌疑》等小说。《办事员莫邪》以他自己在芜湖海关的这段经历为背景，通过一位在北伐军中干过宣传工作的青年主人公，从南京到K市建设局谋生受排挤的遭遇，揭露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腐败。在《嫌疑》这篇小说里，主人公——一位曾当过北伐军政工干部的报馆编辑，因写《毛泽东的名片》一文而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直至开除受迫害。小说从侧面落笔，穿插描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来到第六军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逸事。刘继兴认为，徐雉颇具写作功力，在他笔下，毛泽东与小说主人公“我”对话时的音容笑貌颇为传神。唐？

曾评价说：“《嫌疑》一篇，从侧面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落笔不多，却有点动人的地方。”文学史家赵遐秋、曾庆瑞等认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徐雉在小说《嫌疑》中这样写道：

这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个秋天的早晨，距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还不到两个月。那时孙传芳已引军远退。我们第六军驻扎沿南浔铁路一带，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设在南昌城内。

那天，我们政治部挨到我当值日官，值日官的责任是：（一）接待宾客；（二）收发公文；（三）督率并训练部内的勤务兵；（四）汇录各科的工作日记……。我危坐在办公室内，身上斜挂着一条宽约三寸、长约四尺的红带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种标识。

传达进来，向我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值日官，外面有客要见主任。”说着就把一张名片递给我，仍装着一种立正的姿势。我点一点头，把名片拿过来，名片上的墨汁尚未干，显然是临时在传达室里写的。在它上面我只看得出一个“毛”字，“毛”字下面还有两个字，因为字体潦草过甚，认不清楚了。

“好！请他进来。”

传达又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约三十余岁的客人引了进来，不过他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我是记不得了，仿佛是罩着一件灰色的布质的棉袍。因为那时我并不曾想到今天我的笔会谈到他，要像小说家那样精细地观察他，注意他。

“请问林主任在部内吗？”他的声音低得几乎使人听不见，像是肺病到了第三期，但表情却是十分镇定自然。

“他大概是还没有起床，让我去问一问，你请坐！”

主任室的勤务兵告诉我，说林主任还没有起身。于是我便和这位毛先生攀谈起来。

“先生府上在哪里？”我讲着带宁波土音的普通话。

“湖南。”

“现在在哪里工作？”

“中央党部。”他说时脸上露着惊奇骇怪的眼光，语音也提高了点，已不是起先那样从鸽子翅膀里发出的微声了。他好像在疑惑我和他开玩笑，不过态度仍是很谦逊的。

一会儿勤务兵说林主任请客人进去，我便引他到主任室。

“啊！毛部长！请进来，这里坐。”林主任笑着招呼他。

我听见林主任喊他毛部长，才晓得他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因为那时中央党部部长姓毛的，只有他一个。我想起刚才问他“府上在哪里”和“在哪里工作”，不觉暗自好笑。

……

徐雉写《嫌疑》时匠心独具，巧妙地安排小说的结构，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并使此作品能得以公开合法地刊载发行，这说明作家具有惊人的胆量和杰出的才干！他当时也可能没料到，自己的这篇小说竟能以最早写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文艺作品而永载史册！

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徐雉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抗战全面爆发后，徐雉毅然抛妻别子离开上海，辗转到了延安找到老首长林伯渠，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随后他创作了不少战斗诗歌，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及《新中华报》上，后来成了边区文协创作组的专业作家。1947年敌军进攻延安时，徐雉在转移途中不幸病逝。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7节：第一个火线牺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是谁

第一个火线牺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是谁

他如同一声巨雷从天边滚过，惊醒了沉睡中的国人。他以“巨雷”精神与不朽业绩竖起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尽管他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

在短短二十九年人生历程里，他拥有着中共历史上太多的“第一”：

1920年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毕业后，他就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0年春，他主持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最早的启蒙者。

1921年初他被派赴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1年６月，他受党的委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代表。

他是共青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团中央书记。

他在党内最早主张并实践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思想。

他在国际国内东奔西走，是当时党内旅程最长的活动家。

他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

他领导建立了中共在大城市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

他是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

即便只拥有其中一项荣誉，也足以在历史上不朽。而他却将众多荣誉集于一身，仿佛一个绝世高手精通各派武功。

他，就是张太雷。

张太雷于1898年6月17日生于江苏常州，字泰来，号曾让，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8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革命后取“泰来”的谐音，改名为太雷，寓意为惊醒世人、击碎旧世界的巨雷。他与我党另一位早期革命家瞿秋白是同乡，两人曾是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好友，他还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是革命危急关头党的核心领导人。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张太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他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职的紧要关头，张太雷又与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

名垂青史的广州起义（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一起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发动的三大起义）就是张太雷领导的。1927年12月11日凌晨二时许，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偕叶挺、恽代英等来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驻地，举行了起义誓师大会。凌晨三时三十分，三声炮响和一阵信号排枪，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公安局和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上午六时，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为代理主席。次日中午，在战火纷飞中，广州工农兵群众一万余人举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太雷发表演说，宣读政纲和政府成员名单。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群众大会圆满结束，张太雷满怀胜利的喜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就在这时，一股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起义军反扑过来，张太雷闻讯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埋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成为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领导人。

张太雷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他学识渊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当时的革命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理论文章与战斗檄文，李大钊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据熟悉张太雷的老一代人回忆，张太雷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成绩一直突出，特别是英语非常流利，还精通俄语。他发表的文章俱文采飘逸，有典型的学者风范。

实践工作中，温文尔雅的张太雷没有一点娇嫩之气。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后，他便与邓中夏一起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与工人一同睡土炕、吃窝头。当时他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七块钱，但他只留下三块钱当伙食费，其他的钱用于招待工友，以至于自己经常吃不饱。张太雷在广州给苏联顾问鲍罗庭当翻译时，出于工作需要每天衣装笔挺。然而此时他还担负着对工农的宣传工作，常常要换上与群众一样的装束，在满是鱼腥味的小船舱内和肮脏的陋室内召集会议，进行鼓动。据老同志回忆，他虽然是党内参加外事活动最多的领导人，个人财产就只有为工作需要买的两套西装，出差剩余的经费全部交给党，连他时时惦念的寡母，都要靠组织帮助一点钱。当时，党在经济上极其困难。张太雷看到身边的同志需要接济，便慷慨解囊，有时只好把西装送进当铺，外出前领到活动费再赎回来！学识渊博加上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使张太雷在同志们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历史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作出卓越贡献的英杰。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在江西石城、瑞金、福建宁化三县成立太雷县，为中央政府直属县。如今坐落在常州市清凉路子和里三号的张太雷纪念馆，吞吐着岁月的烟云，如一位老人时时在叙述着历史。“一身拼热血，开济万民心。华章译文在，读之泪沾襟。”在张太雷的母校天津大学美丽的校园内，有一条用来纪念这位杰出校友的太雷路，一尊张太雷的汉白玉塑像静默在敬业湖边的北洋广场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8节：威震江湖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威震江湖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在光怪陆离的民国乱世，出了个叱咤风云的神秘人物。他武艺精湛轻功卓绝，神出鬼没行踪诡秘，来如春梦了无痕，去似朝云无觅处。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及日军高官，经常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福州、香港、南宁……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除恶务尽的他。其刀枪与利斧杀向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

他身材瘦小，戴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透着几分斯文。但他的身份却杀气腾腾：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等，且有“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之江湖威名。

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王因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有重兵的杨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王亚樵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王亚樵于1889年生于合肥，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王亚樵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王亚樵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最多时达十万之众。

王亚樵和他的暗杀组织始终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1932年4月29日，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抗战时死在中国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也是出自王亚樵的手笔。

他还组织暗杀了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为非作歹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也险些死于他手（庐山刺蒋、南京刺汪、北站刺宋）。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却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王亚樵在警告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旗鼓抗日复仇。

王亚樵铁血锄奸，也因此遭到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赏百万要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死地；日本谍报机关屡设陷阱引诱王亚樵落网。多管齐下，多方进剿，机智的王亚樵每每化险为夷，继续和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

军统头子戴笠（曾是王的弟子；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军校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遂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1936年9月，同道中人余立奎被捕入狱。王亚樵为了朋友义气，去帮助余立奎的小老婆佘婉君（因余立奎被捕而生活困顿），但遭到已被敌人收买的佘婉君的无情出卖，自投罗网，死于戴笠的奸计，时年四十九岁。

这位具有爱国心、讲义气的抗日反蒋锄奸英雄，由于其采取的是极端手段，故人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刘继兴认为，对其较准确的评价应该是：有正义感的乱世枭雄。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蒋介石如释重负欣喜若狂。倒是时在延安窖洞里的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9节：卧底于戴笠身边的“北斗七星”

卧底于戴笠身边的“北斗七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表面上依然高唱“国共合作”的调子，暗地里却磨刀霍霍，积极准备打内战，企图彻底消灭在抗战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十分活跃，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用自己掌握的秘密情报系统在延安大搞“渗透”。

1940年夏秋之交，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西北王”胡宗南秘密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由戴笠派出的这支军统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像个疯子似的捶着桌子，踢着椅子，破口大骂。他的阴谋失败了。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获了，无法向蒋介石交代。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又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可这次行动败得如此之惨，是他入军统以来的头一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呢？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我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他们是张露萍（化名）、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支部书记。这个在戴笠身边卧底的“北斗七星”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