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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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3节：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2）

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一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作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4节：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随笔、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过，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头”的作品，他曾计划写六部长篇（其中三部是长篇小说）。

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订。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二十余万字，分十八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挚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十五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的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30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著《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作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

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5节：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

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喜欢看历史上的演义类小说。对于民国年间问世的小说，毛泽东也非常关注。他最看重民国小说家李健侯先生，很喜欢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式的巨著，也是民国年间成书的最成功的一部历史小说，主要反映了李自成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带领起义军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十六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后人，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以及陕北的绥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因家境富裕，不事农耕，放浪形骸，平时居家读史、绘画，悠闲度日。父亲死后，李健侯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到家乡米脂县。1934年，李健侯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同在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李鼎铭是同事。

在各地游历期间，李健侯收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起义反明的材料，尤对李自成为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的品德，及其诸多的英雄业绩，非常钦佩。李自成的这些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回米脂县志局供职后，他又搜集了不少有关李自成的珍贵史料，对这位历史上了不起的起义军领袖的景仰之情更深了一层。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媲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见《永昌演义·自序》）

李健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传记，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六十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

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为写成此书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四十回，约三十八万多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

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1942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当年毛泽东曾亲自嘱托秘书，逐字抄存了这部书稿！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的抄存本，可见毛泽东对之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由来已久。1910年秋，十七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少年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他的话终于说服了小表弟。

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稍后，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强调了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更加注意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让毛泽东第一次对李自成的整个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毛泽东读几遍后，很是兴奋，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并热情地邀请李健侯来延安一游。毛泽东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两千年来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在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此书的修改意见：“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李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给身在米脂的李健侯。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二百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1947年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健侯依附国民党军队，出任米脂军政联合督察处主任（实为临时县长）。后随胡军南撤，建国后定居西安。

毛泽东没有忘记第一个给李自成立传的李健侯。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便亲自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录用李健侯为省文史馆研究员，为其修改《永昌演义》创造条件。可惜天不假年，此书刚开始修改，作者即不幸逝世，徒留遗憾。

李健侯的《永昌演义》写得非常精彩，作者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作过一番考据，情节颇多曲折，故事引人入胜，读后令人酣畅淋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健侯的飞扬的文采，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之，如书末第四十回有一首七律诗：“英雄一代赴飘萍，大块空留百战身。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远去看经佛不灵。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

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出版社，以作者李建侯的别名李宝忠为名出版发行。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6节：陶行知：六个字挽救了许多生命

陶行知：六个字挽救了许多生命

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写下的“想一想，死不得”警示牌，使无数欲在此轻生的人打消了投江的念头，挽回了许多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六个字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力量，更彰显了文化的张力。

燕子矶位于南京城区东北郊的长江边上，是幕府山东延之余脉，有“天下第一矶”之称。陡峭的山崖兀立江畔，三面临江（只有南面与江岸毗连），壁立千仞，宛若展翅欲飞的矫燕，故名“燕子矶”。立于矶顶远眺，视野开阔，长江一泻千里，江帆点点。江边怪石险峻，突入江心，在矶上俯视更见矶下惊涛拍岸、江水汹涌澎湃。巨浪翻滚，漩涡一个挨一个。湍急的江流拍打着赤褐色的悬崖石壁，江风卷起的大浪一波接一波地向矶底的崖石撞去，化做万千水花，尤为壮观。

矶，即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燕子矶与安徽采石矶、湖南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大矶。燕子矶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便是重要的长江渡口和军事重地，更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矶”。这里历来是文人墨客临江抒怀的胜地。据刘继兴考证，李白、史可法等名流都曾在此饮酒赋诗，而清初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时，也都曾泊舟在此。矶顶现有御碑亭一座，亭中石碑正面刻着清乾隆帝所书“燕子矶”三个大字；“燕矶夕照”早在明末清初时就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这样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竟然曾经是个著名的“自杀胜地”，曾是一处令人胆寒心碎的“鬼门关”。南京数百年来曾流传一句俗语：“燕子矶的肉包子，一两（仰）一个。”意思是说在燕子矶跳崖坠江自杀者多。据资料记载，过去数百年间，燕子矶发生的跳崖自杀悲剧多得无法统计。也许是见得多了；人们渐渐麻木、漠然，习以为常，以致人的生命像“肉包子”般无足轻重。终于，1927年，有一个人走来了，他平心静气但又痛心疾首地说了句：“想一想，死不得。”声音不大，却如黄钟大吕震醒世人，从鬼门关口拉回了许多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大教育家陶行知。

1927年，陶行知来到南京燕子矶畔的晓庄乡，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一天，他听到人们谈论，燕子矶下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并且是个学生。他极感不安，立即到学校木工场找来块木牌，在上面写了劝谕轻生者的话：“想一想，死不得。”大字下边还写了几行小字：“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同胞努力而死！”陶行知把木牌竖立在燕子矶头，又委托一位在附近开茶馆的朋友多留心，看见有人在矶头徘徊要赶快上前劝说。此后，不少来到这儿打算自杀的人，看了木牌，听了劝说，“想一想”后，真觉得“死不得”，终于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文革”期间，两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堪忍受凌辱，一起来到燕子矶，准备终结生命，但陶行知先生的劝诫碑拦阻了他们，他们咬牙坚持活了过来，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1980年，时年八十八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上大学时得了胃溃疡。一次我正在读书，一阵阵剧痛袭来，简直使我要发疯了，便无可奈何地来到燕子矶，想跳江了却一生。我抬头望去，只见木牌上写着‘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简单朴实的六个字，居然挽救了许多生命，可谓功莫大焉。阅尽人间风雨的燕子矶如今依然守望着长江，当年陶行知立的木牌因岁月沧桑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后人复立的石碑，但上面镌刻着六个大字“想一想，死不得”，依然是陶行知先生的手迹。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37节：遁入空门的两大风流才子

人世几回伤往事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李叔同

遁入空门的两大风流才子

苏曼殊与李叔同是近代史上两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旷世奇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都有很深的造诣：苏曼殊的诗清新隽永，有“灵界诗翁”之称；其画被柳亚子赞为“千秋绝笔”；其颇具红楼笔意的《断鸿零雁记》开中国近现代文学自叙体小说之先河；其译作有拜伦的诗集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未译完），他与林纾、严复一道被推为20世纪初三大翻译家……

李叔同则是我国引进西洋油画的第一人；其组建的“春柳社”，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其金石作品集《李颅印谱》让世人叹为观止；他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一道被认为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四大拓荒者；他于20世纪初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份传播西方音乐的刊物；他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