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盘子还是读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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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基本解体。秦汉两代还保留了一些封建制遗迹，以至于在两晋南北朝期间会有士族这种封建阶层的出现，但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封建的遗迹基本消失了。首先身份制度被打破，虽然有“士农工商”的价值取向，但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除了作为统治象征的皇帝以外，其他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贵族也被消灭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度成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经济文化力量而不是靠武力维系，所以军队地位低下，数量少，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整个统治机构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举人共有一万八千名左右，进士二千五百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六百五十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足5万，即使计算上20倍也就是100万的胥吏和100万左右的乡绅秀才，总数不过200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4亿，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大社会。另外，乡绅阶层事实上只是一个过渡的阶层，只拥有豁免了劳役等小小的特权，实际上并未侧身于官吏的行列之中。作为对比，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3310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光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就有189万之众，这反映了日本的社会主要是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的，属于大政府小社会（具体到每个地区而言）。
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武士的数量是不同的。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乡士—村役人。武士一般指居住在都市的，不事农业生产的“城下士”。乡士则介于农民与武士之间的阶层，虽承担兵役，但也从事农业生产，有时也把乡士算作武士。村役人虽然属于农民，苗字（姓）带刀的也不少见，虽然农民被禁止带刀。武士的等级分为一门、家老、中老、番头、物头、徒士头、马廻、平士、徒士、足轻、中间、小者。秩禄处分的时候，从一门到平士算作武士，称士族，共有150余万。以下到足轻被称为卒，后来卒被取消，基本原则是世袭的并入士族，一代的归入平民，这样的士族又有30余万。合起来享受秩禄处分的士族189万。由于武士的俸禄是以家为单位发放的，人数包含家属。幕藩的统治机构中还有大量非世袭临时聘用的奉公人，他们不在秩禄处分的对象之列。豪农商人也可以用钱购买中间、小者等轻辈的地位。
幕藩时代的日本，人格是不平等的。上级武士对下级武士，武士对农民、町人有“切捨て御免（斩免责）”的特权，即下级对上级有无礼行为，上级可以斩杀而不承担责任。什么是无礼行为，由武士各自把握，鞠躬不到位都可能被认为无礼。即使没有任何理由斩杀，武士也只承担形式上的处罚。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更接近于自由资本主义，与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是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农业资本主义。由于贸易发达、社会稳定，小农户既不需要封建军队保护，也不需要大型组织提供物资和管理，长期的稳定使各层组织提供的服务功能基本转由市场提供，于是中层组织逐渐消亡，中国成为高效率的一盘散沙。在这种结构中地主就是资本家，地主与农民之间是自由契约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是自由民，人格平等，土地买卖租借自由。而不是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是靠身份等级和军队暴力维持经济来往，禁止土地自由买卖。之所以地主不像资本家，对雇工采取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定期支付工资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对于传统农业，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并不能有效提高效率，还要付出管理成本和承担风险，收取地租的方法是效率最高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其实还保留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中，如出租车行业。
传统中国的货币权、土地权和政权相辅相成，而不是封建时代的对立。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三大主要榨取集团，官僚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早在唐代，中国最后的封建制度——世袭制和门阀制已经解体，社会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概括的说，主要有四个流动路径：商人—高利贷—地主，文人—官僚—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文人官僚。这种社会流动，可以往复循环，没有限制。即使最贫困农民，也有可能通过劳动积累资金，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通过科举和献纳制度可以成为官僚，官僚也可以转化为地主并兼营商业。除了科举合格成为官僚的“正途”外，还有“献纳”的“异途”，通过献纳金钱、米等制度成为官僚，如乾隆时代的献纳额：道员16400两，知府13200两，知县4620两，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献纳制度打开了地主、商人从政的近道。由于四个流动路径存在，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的“四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保卫中国古代资本主义是他们共同的利益。
而日本是严格的阶级制度，有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区分，武士是封建的支配阶层，本身还分了20多种等级。各等级是世袭的，不能流动。富农、商人、高利贷即使买入土地，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即使拥有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统治阶层。下级武士也不能获得高的官位。日本的封建社会，货币权和土地权对立，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道路是闭锁的，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社会。
中国早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人格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自由契约的经济联系，但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引发技术突破。其二、经济长期稳定导致人口过剩，没有提高机械效率的动机。其三，社会缺乏中层组织，不适合大工业时代的复杂管理。事实上，由于中国长期稳定，在社会结构上“早熟“，封建时代的组织资源过早消亡，在大工业－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际，竟手足无措。反观日本，虽然也引进了中国的儒教，但大量武士却一直直接管理经济，虽然这种制度在１６世纪后阻碍了自由经济的扩张，却与大工业时代，军事－经济－政治一体化，大批管理人员层次化的特征非常符合，最终在19世纪支持了日本的腾飞。
第五节　开国与维新
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中国被打开国门。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攻击日本，日本国门也被打开。《南京条约》的内容无庸赘述，下面着重讲述日本的经历。佩里对日本有三个要求，第一是保护在日本沿海遭难避风的美国船只的乘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是为船只提供补给；第三是促进日美两国贸易。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进展，纺织业飞跃发展，需要开拓亚洲市场，日本是绝好的中继站，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便于船只的补给。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规定了诸如治外法权、不得自订关税、割租界、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朝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稍有些有利内容，如禁止鸦片输入、外商不得在特许地以外贸易等。虽然日本中国签订的条约多少有些差异，但都在战争失利后被强制纳入西方的单方面自由贸易体制。
1859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世界霸主英帝国迅速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横滨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进出口额急剧上升。18651868年间，横滨的出口占总出口的8、9成，进口占7、8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为生丝、蚕种、茶、海产物等第一产业的生产物，进口是毛织物、棉织物、金属、武器、舰船等工业制品。这体现了显著的内外经济落差。外国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以及背后经工业革命改造的生产体系，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
开港使横滨及关东地区的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农田变桑田、茶园。但是，由于生丝大量输出，价格急剧上涨，以生丝为主要原料的绢织物生产地带——关西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棉纺物的大量输入，又使棉纺地带受到了很大打击。日本固然从贸易中得到一些利润，但对于前工业化国家而言，没有贸易利润转移支付给受打击的产业与人口的能力。于是富人奢侈消费，物价飞涨，靠固定俸禄生活的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地域和阶层差距急剧扩大，不满在酝酿。
同一时期，中国的上海也由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非常繁荣。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单方面自由贸易的恶果一时并不显著。日本的武士阶层规模巨大，靠出口资源无法维持全体统治阶级的生活。中国则不同，文士－官僚阶层的相对数目很小，无须独立自主，当买办，依靠出口原料和人口的利润就可以活的很好。于是，中日两国的“士”对开国带来的刺激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武士以攘夷为动力，推动建立中央集权，团结一致对抗外压。外压使日本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中央集权。中国文士则没有捍卫国家的动力，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大循环，彻底放弃了工业化的道路，只是依靠各国殖民者的妥协才能维系名义上的统一政权，从八国联军到九国公约，莫不如此。

日本开国使少数高级贵族和商人得益，物价上涨，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使拿固定俸禄的下级武士，部分手工业主、商人受到很大打击。一些下级武士在豪农豪商的支持下开始了攘夷运动。1863年的萨英战争和1864年的长州攘夷战争，均告失败，英美等国仅以不到１０艘军舰进行炮击，就轻松摧垮了攘夷派的军队，攘夷志士们意识到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直接攘夷不能成功，从而转向了倒幕，因为幕府是日本的买办势力，代表少数从贸易中受益的高层贵族，要建立统一的日本，用全国的资源来进行贸易。在这种气氛下，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同时打出“尊王”的旗帜，使倒幕派有“大义名分”，于伏见鸟羽一战大败幕府军队，1868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
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前期是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萨摩人），大久保利通（萨摩人），木户孝允（长州人）。后期是伊藤博文（长州人），山县有朋（长州人）。这些维新志士都是下级武士出身。维新首先是废藩置县，藩主的领地被剥夺，打破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然后是“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允许自由通婚，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武士的俸禄被剥夺，不再垄断军政职位，平民也可以从政从军。由于政府可以对藩主和上级武士进行赎买，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如成为商人、地主、资本家等，组成了新的组织结构，但在大工业体系建立之前，下级武士只有破产一途。于是部分武士又造反反对新政府，1877年，西南士族拥戴西乡隆盛反乱，爆发了西南战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维新同志间刀枪相见，最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同年木户孝允病死，而获胜的大久保利通在1878年被武士暗杀。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战争中，特权商人三井给政府提供物资，三菱为政府军运送军火和给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明治后财阀的基础。后来，西乡隆盛被平反，并于1891年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立了个铜像，牵着一条狗，西乡隆盛是日本武士的象征。
1871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到美欧视察，细致考察了美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回国后写下了《米欧回览实记》，其中美英各20卷，最为详细，德国10卷。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以英国为蓝本，开始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1850年代，幕藩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从外国购买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工，创办了一些的枪炮、火药、造船、制铁等现代工业，一部分藩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还引进了纺织等轻工业。维新后，这些现代工厂被明治政府接收和重组，设立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造兵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由陆海军省直接经营。1870年，日本设立工部省，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从英国引进高炉技术，设立釜石制铁所，确立了采矿—制铁—机械制造的近代重工业。在政府向重工业投资的同时，华族（原来的公卿、藩主等封建贵族）大量投资现代工业，是日本最初的民营企业。后来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把大量的官营事业免费或极低的价格交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经营，并提供大量的经营补助金。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反过来为政府提供资金，左右政府的运行。这些亦官亦商的财阀，被称为“政商”。　大久保利通视察美欧回国后设立了内务省，自任省长，致力创建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内务省以官业为中心，对民间近代产业进行严格的规划指导。
日本在维新以后的殖产兴业，坚决限制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合资，对历史遗留的外国控制事业，不惜高价赎买回收利权。如1872年，高桥—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是举外债，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自主修建，自主经营，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的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与同期清国坚持单方面开国的政策成了鲜明对照。
1892年，日本的工业企业共2746家，总投资6901。6万元，水陆交通业319家，总投资9474。5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1亿6376。1万元。作为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0年代才开始发展，比日本的起步时间稍晚，且产业投资的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远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根据1894年的统计，洋务派设立的工矿业企业数15个，总投资额1545。7万元，交通运输类企业数7个，总投资额1250。9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2796。6万元。1880年代开始，中国地主、商人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到1894年，设立了160个制造企业，途中破产的很少，总投资额约461。5万元，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采掘类企业20个，总投资额约261万元。也出现了小型汽船制造和经营，但投资的规模很小。民间的投资总额约722。5万元。洋务派和民间资本家两者合计，总投资额仅3519。1万元。远远小于日本对近代工业的投资。
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3（秩禄处分）。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85％。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后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
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的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采取象日本那样的针对性的扶持和资助特权商人。也没有足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武士可以作为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后备军，缺乏人才现代工业的储备。武士长期要用真刀真枪说话，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禁区，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中国的文士却已在成熟的管理思想上固化，很难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愿意深入实际去查找和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些因素，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履维艰。
第六节　甲午战争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就遇到原料和市场问题。1892年，日本对清朝输出1965万元，占日本总输出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3倍。但是，对中国贸易由清朝的贸易商人支配。从中国的棉花输入，从1887年82万元增长到600万元，急剧增长了7。5倍。为了节约棉花的输入费，1887年，第一银行的涉泽荣一，计划在上海设立加工厂，但被清朝官员拒绝。后来三井物产只能与英美系商会合资在上海设厂，没有支配权。与英美随意立约设厂相比，日本深刻认识到没有军事胜利做后盾的资本是无本之木。从1887年开始的5年间日本的纺织业，生产规模增长5倍，生产量提高9倍，成本大幅下降，比印度棉丝有价格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固定关税等，日本棉丝在上海市场上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并没有提高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216小时，大多采用寄宿制，通常第一年没有工资，有些工厂甚至头5年没有工资，低廉的工资仅够购买粗粮维持生活。为了维持低工资，保持竞争力，需要低价粮食供应，从国外获得低价米是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为了获得廉价的米，同时通过殖民的方式释放被大工业淘汰的过剩人口，还需要占领弱国殖民地。最近的弱国显然就是朝鲜，但朝鲜是清的属国，侵略朝鲜必需击败中国。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但与清国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开战依然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过，虽然当时的运输、通信等手段不发达，西方列强暂时不能够对远东进行有效的干涉，但英国、俄国、美国都在拼命向远东发展。如果等准备好了再开战，西方列强也在远东有了一定实力，日本必然无法独占征服中国朝鲜的利益，这促使日本确定了铤而走险，冒死与中国开战、争取生存空间的基本国策。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条约缔结，占有在朝鲜的一系列特权，能够在朝鲜销售工业品和获得原料，使得朝鲜的经济结构受到破坏性影响。1882年，朝鲜的民众和士兵发起反日暴动，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商人，袭击日本公使馆，史称壬午军乱。日本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立刻派军队干涉。为了应对日本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大清国急派三艘军舰和3000陆军入朝。在清国的介入下，日朝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赢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利，在军事上迈出了走向大陆的第一步。而一贯作为政府反对派核心的自由党，比政府更加激进。自由党反对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和废止领事裁判权，却支持对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现在日本1万元纸币上的人物）赞扬日本外交官的机敏不低于世界文明诸国。这次事件也使中国稍有警觉，强化了清朝朝鲜的宗属关系，派出比日本更多的军队常驻朝鲜，并为朝鲜军队提供武器。
壬午军乱使日本认识到要支配朝鲜，必须击败清朝。军乱直后的8月15日，陆军长老山县有朋提出意见书，以清朝作为军事计划的假想敌，把作战目标从陆军保卫本土安全改变为赢得大陆上的运动战。（注：山县有朋是甲午战争准备和战斗期间的关键人物，曾经1889和1898年两次组阁，此人喜欢拉帮结派，构筑了“山县阀”，长期霸占日本政坛。此人还贪污成性，曾经贪污和挪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110，是日本政坛权钱勾结的鼻祖，伊藤博文死后，作为长老的第一人握有选择首相的决定权。）右大臣岩仓具视痛感日本海军舰艇不足，要求海军当局将3艘年的造舰计划翻一番，所需要费用由增税解决。岩仓认为非常的增税虽然使人民抱怨，但一时的抱怨不足虑，占领大陆才是长远之计。在军备完成前相对弱小的日本采取了对清朝妥协的外交政策，主政的伊藤博文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反对派自由党则批判政府软弱，比政府更加露骨的主张侵略主义。
此时的清朝刚刚在新疆平叛、中法战争中表现了传统农业大国的实力，依然号称亚洲第一大国，1885年，清国北洋舰队增加了定远、镇远两艘战舰，济远巡洋舰。到1890年，清朝有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