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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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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单位面积土地的市场租赁价格。有关部门将土地出让金当作地价，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在市场上出售的房地产价格的构成中，若从“成本加成”定价方法看，地价确实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若因此得出地价决定房价的结论，则是荒谬的，因为它将成品价格与要素价格的关系颠倒了。
成品价格与要素价格
清华大学的刘洪玉教授认为，地价与房价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影响它们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税费率、建安成本和容积率，调整税费率可以作为调整地价与房价关系的主要手段。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聂梅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一致认为，“炒地”是形成目前房价虚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现在北京房价上升“虚火”，很大一部分是在炒地价，而不是在炒房价，因为土地价格上去了，房价也就上去了。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推导过程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某种产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了，该种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这难道不对吗？什么东西不是先生产出来，然后再卖出去；什么东西不是先付成本，然后才能获得收益？
我认为，刘洪玉、聂梅生、汪利娜等学者将成品价格与要素价格的关系搞混了。土地、房子，相对于在市场上向消费者出售的成品——“房地产”而言，都是生产要素。而早在200年以前，大卫·李嘉图就对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两者的因果关系作了正确的描述，他说，“不是因为麦地要付租金小麦才贵，而是因为小麦价贵才给麦地付了租金。”譬如，中国农民曾为占国土面积10％的耕地支付大量租金（不一定科学，姑且如此界定），而占国土面积20％的裸岩砾地、石山戈壁与冰川寒漠，未曾利用，没有收益，也就无人收取或交付租金。繁华街区之所以成为寸金之地，是由于商店和银行等用地单位具有巨大收益。
土地的价格就是房地产（成品）的成本的一部分。那么如何衡量某块地的成本呢？直接衡量是相当困难的。有一个间接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些生产要素所创造出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来评价。该地块的级差地租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吸引顾客给当地商店带来的增益，与其他地方的类似增益的差额；资金的价格则反映了资金对收入的贡献。这样看来，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房地产的价格决定土地与房子的价格。当然，房地产价格的形成因素包括房地产的供应、需求、预期、相关产品的价格、宏观调控措施等等。
反过来说，要素价格上涨了，成品价格如何变化？这要具体分析。譬如说，地价上涨了，开发商得到涨价的信号需要一段时间，判断涨价的原因需要一段时间，采取行动如购进土地和建筑材料、搞房地产开发等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这样，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时间比地价明显滞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同期的土地价格与房地产价格，没有直接的关系。
房价与地价
上面的分析，虽然厘清了要素价格（房价、地价）与成品价格（房地产价格）的关系，但是，读者可能还是抱怨我没有清楚地说明房价与地价的关系。而要将这个问题搞明白，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房子”（不是“房地产”）与“土地”的关系。在经济学上，任何产品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替代品、互补品和无关品。这种分类，是利用需求交叉弹性公式计算得出的，由于测算与推导比较复杂，不容易让普通读者看明白，这里做出描述性说明：（1）无关品，顾名思义，就是指两种产品或生产要素不存在任何关系，比如电脑与拖鞋。（2）替代品，就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互相替换的，比如苹果与橘子。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消费者可能转而购买橘子（价格同需求量呈反向变动的关系）。（3）互补品，就是必须同时使用的产品，比如照相机与胶卷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品特点是，如果其中一种产品价格上涨，则消费者会减少对它的消费，同时另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必然减少。
地价、房价与房地产价格（2）
讨论到这里，房子和土地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它们是互补品。对一栋房地产而言，地上部分，可以统称为房子，与其必须依赖的土地，是不可分离的。那么，房子涨价，必然带动土地价格的上扬。反之，如果土地价格的上涨，同样会带来房子价格的上升。从这个意义上看，房子价格和土地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绝对不能如刘洪玉先生那样说——房地产价格与土地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
2003年11月
马屁股决定现代文明？（1）
马屁股决定现代文明？——与赵晓先生商榷“路径依赖”问题
如果现实世界如“路径依赖”理论所坚信的那样，我们可能仍处在原始社会，依赖采摘野果、狩猎和捕鱼等为生，穿着树叶或野兽皮毛。但是，我们竟然绕开了“路径依赖”陷阱！
在当前经济学界，“路径依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它说的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赵晓先生为了宣传这个“真理”，生动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广为流传（很多报刊转载了）、引人入胜的例证：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这个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的铁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援用马车的轮宽标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一定的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的。因为这些路上的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古罗马人所定的。因为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他们的军队所铺的，所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轮宽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他的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作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故事到了这里还没有完结。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是要用火车从工厂运送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是比火车轨道宽了一点，而火车轨的宽度是由马屁股的宽度所设定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路径依赖”导致了通过铁路运输的，象征着现代文明精华的美国航天飞机的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所决定的。
上述“例证”，读起来令人兴趣盎然，并促使诸多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甚至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依据，行文著书。但是，如果你对铁路和航天常识稍稍了解，会发现，赵先生的上述这种说法纯属于子虚乌有！
我查到的资料表明，1815年，世界首辆实用的蒸汽机车头由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来，当时，铁轨的宽度为1。42米，折算为4。65902英尺；后来，乔治·斯蒂芬森把铁轨的宽度增加为1。44米，即4。72464英尺，成为“标准轨宽”。而这个标准轨宽并不等于赵先生所说的“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至于航天飞机，据了解，目前只有美国和前苏联研制出来了。其中，美国有4架现役航天飞机，它们分别是：“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现”号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和“奋进”号航天飞机。前苏联（俄罗斯）的“暴风雪”号于1988年首飞后一直被闲置。“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长36。4米，机身直径5。6米，翼展24米，火箭助推器的宽度大约3米以上；美国研制的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总长56。14米，固体火箭助推器直径3。7米，高45米，每枚能产生1200吨推力，发射升空2分钟后与轨道器脱离，回收后能重复使用20次。3。7米宽的火箭助推器，会和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相等吗？答案是否定的。
抛开这个虚构的“故事”，如果我们单纯地强调“路径依赖”的作用，或者说坚持“制度决定论”，那么，现实世界的大量事实就无法获得解释。制度（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我也一直强调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制度只不过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函数中的主要变量之一，但不是主要变量的全部。例如，最近美国众多大公司不断曝出财务造假丑闻，就不是单纯的制度问题。美国人讲究透明、专业、效率、诚信，企业主管对此四大原则信守不渝，视为教条，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及查账制度，被评为全球典范。但是众多大公司和相关机构还是勾结起来造假。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超越游戏规则行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美国公司财务造假情节如此恶劣，根源就在于新经济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它导致企业获利缩水，人力资本大失血，资金循环和扩张要求又被新经济产业所割断，巨额资金被无效损耗，企业新的业务投资随之萎缩，于是，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造假就成了企业的必然选择（我发表于2002年8月10日《羊城晚报》的《谁制造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一文有详细分析）。
事实上，制度不过在规制着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而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剩下的经济活动是在“体制外”进行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领域，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他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他们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
马屁股决定现代文明？（2）
如果现实世界像本文开头“例证”所坚信的那样，或者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绝对化的“路径依赖”理论充分发挥作用，马车不可能进化到火车，也不会出现什么飞机之类的新工具，我们肯定还在使用马车！我们可能仍处在原始社会，依赖采摘野果、狩猎和捕鱼等为生，穿着树叶或野兽皮毛。但出人意外的是，我们竟然有了火车和飞机，并从原始社会进化到自然经济社会，然后进步到产业经济社会，到现在又向“新经济”社会迈进（也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跨入了“新经济社会”的门槛）。我们竟然绕开了“路径依赖”陷阱！
2002年12月13日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1）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与乔新生等先生商榷“破窗理论”
有学者说，“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据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破窗理论”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或荒谬，相反，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不可忽视。
朋友们转来一些“经济学”时髦杂文和散文，征求我的看法。我浏览了一下，发现一篇标题怪吓人的文章——《经济学家，我要打破你的“窗子”》。读完才发现该文讨论的是“破窗理论”。我查了有关资料发现，对“破窗理论”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有薛兆丰等人。虽然没有否定“破窗理论”，但对该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新生教授。
据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破窗理论”并不像薛兆丰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或荒谬，相反，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不可忽视。
“破窗理论”来自巴师夏
1714年，曼德维尔写了部题为《蜜蜂的寓言》的书，认为“纯粹的美德不能为国家带来繁荣。”为了回应曼德维尔那富有感染力的、聪明的寓言，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ClaudeFredericBastiat，18011850）写了一篇题为《看见的和看不见的》文章，也设想了一个事例，就是小痞子砸坏理发师玻璃窗，该行为的结果是，为玻璃商带来了生意，而玻璃商从理发师那里赚到的钱，又可以用来从其他商人那里购买其他商品。于是，在这种不断扩大的循环中，破窗行为提供了金钱和就业机会。这个思想，后来被总结为“破窗理论”。
乔新生先生说，“破窗理论源于一个叫黑兹利特的学者在一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譬喻”。这个判断显然是错的。黑兹利特曾在1979年对巴师夏的这个事例进行过引用，而“引用”与“提出”是不同的概念。
没有新意的反驳
巴师夏对这个破窗的例子是从反面的角度使用的，但中国一些学者以为巴师夏坚持这个观点。在那篇文章中，巴师夏讲述完这个故事后，提出了被后来的学者所称道的“破窗理论”后，接着分析：理发店不得不支付意外的费用，即安装新的玻璃，他将损失一些钱。也许，他本打算买套衣服，但现在他的计划泡汤了——衣服没有被生产出来。看来，玻璃商得到的商机只不过是制衣商损失的商机。从社会的角度讲，社会有了一扇新窗户，但它损失了旧窗户和一套新衣服。在净余额中，社会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可见，薛兆丰对曼德维尔等人发表的评论，并没有新意，巴师夏早已分析过了。
被误读的曼德维尔
巴师夏对曼德维尔的反驳站不住脚。由《蜜蜂的寓言》可知，曼德维尔长期观察蜜蜂活动后发现，虽然蜂巢每一部分都有缺点，每只蜜蜂都为了贪婪和色欲等而忙碌，但总体而言，蜂群充满活力，保持富裕；直到经历了奇迹的改革以后，蜂巢虽然充满了美德，但是却带来了蜂群数量的减少，带来了贫穷。曼德维尔试图通过这本书说明，私人恶行能成为社会繁荣的动力。曼德维尔实际上成为经济学上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观念史新学》（NewStudiesof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andtheHistoryofIdeas）一书，开辟专门章节评论曼德维尔的思想，并充分肯定了曼德维尔对经济学的贡献。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粮食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从本质上讲，与曼德维尔的思想异曲同工。香港学者林行止在《医生与经济学家》一文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是受了曼德维尔的影响！
“破窗理论”的现代内涵
薛兆丰等人引用或者批评“破窗理论”时，基本上是停留在古典阶段或者说是巴师夏的那个年代，而且，也没有明白巴师夏本人对“破窗理论”的误解，尽管这个理论是巴师夏提出来的（当然，他并没有命名“破窗理论”）。
至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关于“破窗理论”的内涵也已经被拓宽了，它泛指破坏活动（包括战争、地震等）和公用品（PublicGoods）的支出会使经济受益（参见《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华夏出版社，2001）。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将储蓄用于“在地上挖坑”，不仅能增加就业，而且会增加以有用的商品和劳务来表现的实际国民福利（当然，凯恩斯的理论也不是新思想，斯图亚特在176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就提出，政府支出，即使花费在“军需品”上，也能促进就业，但他更愿意和平建设。他说，“耗费巨大的公共工程是给穷人挣饭吃和发展工业的一种手段，这不会损害朴素的生产方式”）。N。D。Kristof在1995年日本大阪遭遇毁灭性地震后，撰文称：一些专家认为，地震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正在奋力摆脱长期萧条的经济带来繁荣（参见《纽约时报》，1995年1月18日）。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乔新生所认为的“破窗理论”，“是为了说明孩童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所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彻底地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是对“破窗理论”的误解。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2）
“破窗”与经济增长
“破窗”能否带来经济的增长？从实证资料看，答案是肯定的。
（1）破坏事件与经济增长。
先看战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bertson对战争的结果研究表明，在美国，从1940年到1945年GDP翻了两番，实际收入增加，并消除了失业。经济史学家MichaelBernstein也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冷战中，对公用品（或公共产品）和其他物品的巨大支出，是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参见《纽约时报》，1995年5月12日）。
再看其他破坏事件对经济的作用。例如在经济衰退中，商家将牛奶倒进河流中，这是否是浪费和无人道的行为？显然，把牛奶倒进海里是出于保护生产者利益的考虑。农民买不起，你送牛奶给他，生产者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为了维护必要的供需平衡和必要的价格，就得限产，让一部分人先失业，这样就可以平衡供求关系。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识形态、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生产达到一定程度，需求跟不上的时候，就得调整生产，就得开拓市场，两方面共同努力实现这个平衡。
还有，事实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残忍”。2000年1月11日《羊城晚报》的一篇报道称：南海市牛奶研究开发公司对目前挫伤奶农的收购价表示已是硬着头皮支撑。据悉，该公司的鲜奶日处理能力是4吨，除固定供奶农户外，许多零售奶农也将鲜奶销往该公司，使公司每天的收购量高达8。9吨，4个冷库全部储存满。卖不出去的鲜奶储存超过7日则变质，于是几乎每天都要倾倒变质牛奶，有时一日倒掉2吨多。也就是说，因为滞销，商家无法储存，牛奶坏掉了，不得不倒掉。我倒要问问那些自认为充满“人文关怀”的学者：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坏牛奶免费送给百姓享用？
（2）公用品建设与经济增长。
这方面的理论，凯恩斯讲述得比较完备了，此不赘述。最为鲜活的实证案例，就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上任后从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扩大政府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1935年4月28日，罗斯福正式宣布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后来人们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是，这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帮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1929～1933年的一场空前大灾难。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缓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
进一步的思考
从社会经济角度讲，资源是稀缺的，充分利用而不是破坏，则会带来更大程度的福利。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考虑。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陷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时，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打破这个均衡，否则，经济很难启动的。“破窗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看出了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如乔新生所说，这种分析是静态的，它没有看到“破窗”的启动效应和由此引发的乘数效应。这就好像一部汽车停止不动，启动开关，汽车加大马力就可以上路。如果没有启动装置，汽车将永远静止不动。“破窗”将带动需求链条，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批评者没有看到的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被“打破”的产业或实施公共投资的产业的关联性较强，则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强。衡量一种产业的关联性，主要指标是需求收入弹性原则，即：
某社会产品（劳务）的收入弹性
＝该社会产品（劳务）需求增长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从计算结果上看，当弹性值大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该种产品的生产部门（或行业、产业）应该得到较快的发展。以满足需求的过快增长；当弹性值小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部门会相对萎缩。如果这个弹性值为负数，这些部门则会发生绝对萎缩。但从现实情况看，弹性值为负的部门是不存在的；弹性值小于1的行业，一般不会作为公用品投资的对象，但如果发生战争或地震，则破坏的产业必然不仅仅是一个。所以，还是不需要担心。
题外话
薛兆丰说：“‘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他们炮制的‘鼓励消费理论’、‘假日经济理论’、‘拉动需求理论’，都是半个世纪前‘破窗理论’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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