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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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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观点。锡庆先生通过多种现象的分析，得出结论（“悟”到），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行为的副产品。譬如，一个儿童因为贪玩，无意中对蒸汽机作了一项重大改进；一个基督徒在做礼拜时，时不时地要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歌词抄纸，偶然发现了不黏黏剂的用途；一个麻醉镇痛医生因为放错了电极器的位置，无意中发现可以用电流刺激女性产生性高潮；一个米贩因为迟到，无意中了解了光线的明暗会影响大米的色泽。这些知识的获取，不是人们行动的本意，这些知识不过是人们在进行其他有明确目标的活动时无意中得到的副产品。人的行为方式、制度以及所有被叫做“制造”的东西，其实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它根源于作为活动副产品的经验知识及其作用。而据我所知，副产品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不被注意的。
锡庆先生认为，他将副产品加入了新古典的分析框架。而我认为，副产品并不能被加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锡庆先生也没能将它加进去。因为，这是“不同路线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静态经济学，它只研究均衡状态的制度，分析均衡制度是如何运行的，是否符合效率标准，而不是研究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只研究尘埃落定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而不研究尘埃是如何落定的。“副产品”实际上是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的，无法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除非打破现有框架。
也许是受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先生的影响，我喜欢追溯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锡庆先生的“副产品”是如何得来的？他在序言中交代说，是自己“悟”出来的。他说：“哈耶克有关自发秩序的阐释困扰了我很多年，他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清楚自发形成的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直到有一天，我悟到了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行动的副产品，才释然于心。”
但是，阅读锡庆先生的这本文集，在关注“副产品”理论的过程中，我隐隐约约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搜索自己的大脑，以前似乎没有人提过“副产品”这个概念。直到几天前，我阅读美国2005年度克拉克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Acemoglu教授的《感知的演化和博弈》（EvolutionofPerceptionsandPlay）一文，我意识到，应该看看演化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由于这个学科尚属边缘、非主流，我以前关注甚少。查找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将卡尔·门格尔列在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者名单之中。
卡尔·门格尔的影子（2）
我以前阅读过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该书最早出版于1871年，我手头的中文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当时只注意了其边际效用分析方面的思想，没注意到他对演化经济学的贡献。于是，我重阅门格尔的著作。我发现，不只是我，哈耶克似乎也没有注意到门格尔对演化理论的贡献。哈耶克撰写的《卡尔·门格尔》一文，就没有提到这一点。
门格尔的方法论是经验的。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就明确交代了，此不赘述。
这里重点讨论他的演化观。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8章，通过讨论货币的起源，门格尔建立了一般秩序理论。门格尔的分析表明，“货币的起源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它不是国家的发明，也不是立法行为的产物。”货币是个人在物物交易中试图提高满足自己需要的无目的结果。在物物交换中，需求双方互相满足，要求有一次成功的交换。因此，一些人发现如果他们用销售力更低的商品交换销售力更高的商品，就能够增加他们的交易机会。譬如，粮食显然比武器更有销售力，即更容易与其他物品交换。当人们最终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间接交易，把销售力较低的商品交换成销售力较高的商品，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充当货币的商品。门格尔的考证表明，早期的人们曾经以“通用”即“服务”、“支付”来称呼后来的“货币”。
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只是以货币为例，煞费苦心地阐述无目的秩序（或非意图秩序）。但是，据美国经济学家KarenI。Vaughn撰写的《卡尔·门格尔及奥地利经济学之基础》（载《国民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一文，门格尔在《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一书，探讨了其他案例。当能力有差异，职业不相同的人们居住在新的地区时，因为他们相信将会有更好的市场使得他们的技术有用武之地，所以，新的居民点就会兴起。而国家的产生，主要是经过日益增长的合作，各个家庭的居住越发紧密，于是，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他们才决定联合起来。门格尔论证说，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并不是人们有意识设计的产物，而是指导人们走向更为个人化目标的人类行为的无目的（或非意图）结果。在《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一书的附录《法律的“有机的”起源》一文中，门格尔详尽地解释了法律是如何作为个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后果”而自发地生成的过程。
盛昭瀚在《演化经济学》一书中也指出，门格尔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并不是由某些行为个体进行协商之后形成的有意图的结果，而往往是源于一大群人的非意图性的行为。这正是人类社会有机发展的本质。
但是，我很奇怪，哈耶克在《卡尔·门格尔》一文，为什么不谈及门格尔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贡献。而且，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门格尔的无目的秩序的影响，尚待考证（邓正来先生说，哈耶克对经济学的热情，最早源出于他阅读门格尔所撰写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
分析到这里，不难发现，锡庆先生的副产品观点乃至其方法论，都暗含着门格尔的无目的秩序（或非意图秩序）的影子。正如前文所交代的，锡庆先生的观点是，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即有明确目标的活动），是人类无意识行为的副产品。这与门格尔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往往是源于一大群人的非意图行为”并无二致。
2005年7月17日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1）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兼与格林斯潘等先生商榷
震惊世界的美国公司财务造假丑剧的根源在哪里？根本原因在于新经济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导致公司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又由于投资者的短期利益与公司发展的长期利益的矛盾的必然存在，公司和相关机构只好出下策——造假。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7月28日刊发了一幅漫画，说一对夫妇前去赴宴，妻子对丈夫说，“无论怎么着，你都别提自己是CEO……”是的，现在在美国，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
自从全美排名第五的安然（Enron）公司爆出假账丑闻浮出冰山一角后，大名鼎鼎的公司如世通（World）、施乐（Xerox）等，也一个接一个被揭发以假账图利，而且金额越来越大。日前才惊爆的默克（Merck）案，更是让华尔街雪上加霜。默克是美国最大的制药集团，总共虚报140亿美元。几乎所有的人把矛头对准了各公司的CEO，不少人被迫宣布辞职。
从最直接的状况看，造假账的罪魁祸首显然就是各大公司的CEO。但是，仅CEO一人无法实施造假，必须取得相关单位的默许及呼应，例如：董事会、查账及顾问公司、投资银行及股市分析师等。也就是说，必须集体响应才行。如《纽约时报》2002年7月23日报道说，花旗银行同安然公司曾有不正当交易。花旗银行有意纵容安然公司在记账时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从而使安然公司1。25亿美元的债务没有入账。所以，不能单纯地怪罪CEO。
可是，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美国人讲究透明、专业、效率、诚信，企业主管对此四大原则信守不渝，视为教条；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及查账制度，被评为全球典范，为什么公司和相关机构勾结起来造假？当前，对此的解释可谓汗牛充栋。归纳起来，较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三种：（1）贪婪说；（2）道德说；（3）制度说。
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在向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递交的书面作证报告中表示，美国公司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司的贪婪（参见《粤港信息日报》，2002年7月19日）。从经济学角度看，“贪婪”并不能算什么原因，因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舍弃了这一点，企业恐怕也不能称为企业了。
第二种说法，坚持的人很多（多数不是经济学者），比较有迷惑性，但最缺乏真正有说服力的依据。如2002年6月29日，布什总统呼吁加强公司道德观念，重振美国企业的诚信形象。职业道德观念很强的人，一般很少去造假或者做一些违背道德规范或者损害自身形象的事情。但是，道德是“果”，而不是“因”。而且，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其约束力远远不及正式制度，如法规。道德对约束公司负责人的行为有作用，但是很有限。如，刚刚被美国《商业周刊》排名为全球100大品牌第一的可口可乐公司，被认为将为美国公司起典范作用，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做假账的迹象，但是，该公司在中国的分部，在安徽省，却出现造假劣迹（《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3月22日）。这显然同道德无关。
第三种说法，坚持的学者也很多，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剧锦文，认为美国大公司“造假”是因为有制度根源，如分散的股权结构及股东监督间接化倾向、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空洞”化与“内部人”控制日益强大倾向等等。我认为，在这里，制度是表面原因（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根本原因）。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的规则下，人们将产生不同的行为。据2002年7月26日《上海证券报》分析，美国审计机构职责不明确，一方面负责审核上市公司的账目，另一方面又经常为同一家公司提供财会咨询服务，而这种咨询服务是有报酬的。这样一来，审计人员不仅忽略他们作为监督者的角色，反而受利益驱动，去讨好迎合上市公司，以谋取更多的咨询服务费，从而导致会计公司同上市公司串通一气、互谋好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某些人却会超越游戏规则行事。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美国公司的高层伙同会计所等机构展开集团性的造假，情节如此恶劣，显然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道德或制度问题了。
美国公司造假的根源在哪里？我认为，原因在于新经济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导致公司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又由于投资者的短期利益与公司发展的长期利益矛盾的必然存在，公司和相关机构只好出下策，即造假。
新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的进步，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已经是定论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负面效应，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负面效应可能是致命的。我们也许还记得，20世纪早期，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创造了“创造性破坏风暴”这一短语，用来描述那种能够驱动资本主义和社会财富创造性的基本力量。不错，熊彼特赞美创新的企业家。但是，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时注意到了其负面——它的破坏力量，它必须为新的想法、新的创造扫清一切，让这些想法、这些创新生根，破土而出，然后茁壮成长。处在当前阶段的新经济产业就存在这个“创造性破坏风暴”！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2）
——新经济几乎是“黑洞”，对资金的需求是无止境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提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一半以上都可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是，新技术和新产品并非凭空出现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都以投资为基础。而在新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带来了极其迅速的“无形损耗”。在很多领域，前期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可能用20年、30年的分摊方式补偿。因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诞生很快会导致老技术、老产品过时而不再值钱。因此，它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巨大，比传统产业增加的数额至少以倍数计算。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历史经济数据证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增长。在卡特时期，美国商业投资年均增长率为7。3％，在克林顿时期，商业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0。2％。而新经济产业对资金的需求，至少高于30％。MetaGroup公司估计全球IT产业支出近8万亿美元，而其中近一半的支出没有得到适当管理，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按照我的测算，2002年中国的GDP将达1。1万亿美元，而美国的风险投资，按照保守的算法也高达1。6万亿美元，高于中国一年的GDP！风险投资需求规模如此之大，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产业本身的特征外，被描述得天花乱坠的公司利润前景，也导致资金大量地从传统行业流到新经济行业。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如此巨额的资金，据统计，美国家庭的税后储蓄率，从1992年的8。7％下降到2001年的1。6％。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新经济对资金的无限吸纳与损耗，导致传统产业严重“失血”，阻碍了其正常资金循环和扩张的要求。而很多传统产业同新经济产业的结合，则进一步导致了资金的流失与损耗。
——新经济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它也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导致美国企业获利下降的原因。虽然消费者可能从互联网上的丰富折扣大大获益，却使得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公司甚至连经营成本都捞不回来。也就是说，互联网将以往落到企业口袋的获利转为直接让客户省下的金钱，从而使利润缩水。这使得靠销售量或服务量来维持生机的行业遭受重创，如饭店、航空、汽车、电脑和无线产业，因为互联网侵蚀了这类企业的市场力量，并打击到其销售。以饭店业为例，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只有少数客户可享受饭店降价的优惠，因此竞争者并没有太多调降住房费率的诱因。但现在只要在互联网上登出降价广告，就会迅速地被其他争抢顾客的饭店所模仿。因此，互联网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也导致全面获利下降。消费者的好消息，却是企业的坏消息。
——新经济产业从传统产业掠夺了大批管理与技术精英，导致传统产业人力资本大失血。同货币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也是任何一项产业发展的支柱因素，IT产业为了获得发展，大多用高薪从传统产业挖走大批人才，不仅如此，很多网络公司采取各种手段互挖人才。据了解，美国很多网络公司，为获取优秀人才，其高级主管都直接参与人才的招聘全过程。这些企业普遍建立了“知识与人才主管”职位，以快速收集、处理、保存大量人才知识和信息，加强人才使用与管理。同时，还建立了人才破格使用制度。2000年5月23日，香港社会活动家杨敏德女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新经济和传统产业腾飞”的讲座，她指出，“新经济下优秀的人才不愿意进入传统行业，是其发展的重要障碍。事实上，企业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就是它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从传统产业的角度来讲，它应当提高人才的待遇，付与他们与贡献相称的报酬。”但是，中国和美国的传统产业似乎都忽视了这一点。
由于企业获利缩水，人力资本大失血，资金循环和扩张要求又被新经济产业所割断，巨额资金被无效损耗，企业新的业务投资随之萎缩，于是，资本面临无法补偿的危机！而在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短期利益与公司发展的长期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时间偏好，投资者（股东）缺乏耐性，往往只关注短期利益，从而压制董事会与管理层盈利。可是，产业的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投资，怎么可能明天就要求收获？但是，“股东权益至上”，企业主管为了自身的利益，包括职位、薪水等，不得不迁就投资者，甚至铤而走险。如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初的一篇文章称，被誉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通用电气（GE），连续101个季度的收益增长是因为使用了会计策略，来让人们对它真实的表现产生模糊的错觉。这种说法认为，通用电气从某个其他业务那里“借”来了收入和损失，来抵消一些分支部门的收益与损失，而不管这些收益与损失是否属于同一个季度，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利用了它的金融服务分部的通用电气资本。这样的结果是令收益增长出现令人吃惊的连续效果。例如，通用电气记载了一笔卖掉“PaineWebber”的股票收入（13亿美元）。但是根据通用电气发布的资料，这些收入被“一次性费用抵消”。这就意味着下一个季度也会很稳定，并且收益增长也是可以预期的——这当然是投资者最喜欢的。在资本市场欣欣向荣的时候，这种“管理收益”的策略手法精湛，可以糊弄投资者，但当萧条来临时，又会发生什么呢？为了“股东的权益”，也是为了企业管理层的利益，铤而走险做假账，就不可避免了。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3）
2002年8月10日
房地产租赁的实质是买卖吗？
房地产租赁的实质是买卖吗？——与梁运斌博士商榷
房地产租赁决非房地产“分期出售”。一种物品连同所有权发生让渡，则是买卖；物品不随所有权发生让渡，则为租赁。
梁运斌博士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房地产：发展与调控》（第11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一书中认为，房地产租赁是房地产的“分期出售”，房地产所有者通过租金的形式逐步收回成本和利润，其实质仍然是买卖关系。这种论点及其论证，乍一听，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思之再三，我不敢苟同。
租赁与买卖的区别在于：在交换中商品的所有权是否让渡。在买卖关系中，买者以获取商品的所有权为目的，买者支付货币，卖者（厂商）获得了代表商品价值的一定数额货币之后，才发生商品所有权的让渡；在租赁关系中，承租者不以获取商品所有权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得一定期限内商品的使用权，在租期之内，承租者虽然占有商品，但是商品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让渡。在租赁关系中，商品价值是采取租金分散回流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显然，在房地产租赁关系下，房地产所有者即是出租方，租用房地产者即是承租方，在约定期限内，承租方以支付一定金额的货币为代价，获得房地产的使用权，但房地产所有权不变。这种房地产交换方式是不难理解的。
但梁运斌博士为何还认为房地产租赁的实质是买卖？我认为，他可能把融资租赁式房地产交换方式与分期付款式房地产交换关系混为一谈了。因为，从形式上看，二者都是由商品交换的一方向另一方分期支付一定额度的货币，最终，厂商收回商品的成本和利润。但是，分期付款的实质是，在付款期内，商品的所有权逐步向付款方转移，到期末，应付款项支付完毕，则商品的所有权完全让渡给付款方；对于融资租赁而言，在承租方支付货币期内，形式上虽然与分期付款相同，但实质不同，即商品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而到约定期末，对租赁商品则可能有三种处理方式：退回、续租或留购。若采用前两种方式，则这种商品的交换关系是租赁关系，这也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种处置方式，因为它发生了商品所有权的让渡，这样，它与分期付款方式在形式上几乎完全一样。这是否应算作买卖关系？否。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商品交换方式是签订“租赁”合同之后，在租期结束之后发生商品所有权让渡的。租期届满，留购处置方式只是三种方式之一，并不是租期内租赁关系成立、存续或解除的要件之一，退回才是要件。承租人选择留购是基于租赁而取得所有权，并不影响租赁的性质。可见，梁运斌博士的论点及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2000年6月
“土地银行”之考证（1）
“土地银行”之考证——与崔新明、贾生华等先生商榷
“代表城市政府集中进行土地征购、整理、储备、供应和开发的专门机构”是土地银行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土地银行并非中国一些学者所言的土地银行，他们所指的土地银行在国外通常被称之为土地开发公社。
浙江大学的崔新明、贾生华二位先生在《试论建立城市土地银行》（载《中国土地》，2000年第1期，以下简称为“崔文”）一文中认为，“代表城市政府集中进行土地征购、整理、储备、供应和开发的专门机构”就是“城市土地银行”。在同一期杂志上，潘琦先生在《试论城市土地储备》（以下简称为“潘文”）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杨淑梅在《“土地银行”激活一庄市场》一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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