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xt.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作者:彼得.杜拉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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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新和企业家企业。高科技虽然是刀刃产业，但是没有刀哪来的刀刃呢？高科
技领域不可能独立存在，好比死人不可能有健康的大脑一样。一个经济必须充满
创新者和企业家，必须具有企业家理念和企业家价值观，而且提供风险资金，并
充满创新活力。

3。必要的社会创新企业家社会在两个领域需要实质的社会创新。

1。第一个领域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并不多。但是〃
烟囱工业〃　中的蓝领工人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例如美国汽车工人有3　／4　都住
在20个郡中。因此，他们显得很起眼，很有组织。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能力安
排自己、改行或跳槽。他们既没有很高的文化，也没有技术和社交能力——更重
要的是它们缺乏自信。他们一辈子未主动求过职。当到了工作年龄时，他们在汽
车工厂的亲戚将他们介绍给工头。或教区的牧师要他们带着他的举荐信到工厂里
做事的一个教友那儿去报到。英国〃　烟囱工业〃　的工人——或者说威尔士煤矿工
人——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区或比利时波林内（Borinage）
的蓝领工人也都一样。这些工人是发达国家中本世纪落后于教育和知识水准增长
幅度的一群人。在能力、经历、技能和教育程度来看，他们只相当于1900年的不
熟练工人。他们身上发上的惟　一件事是工资的急增——总的说来如果把工资和
福利加在一起他们是工业社会中收人最高的一群——政治力量也得到显著加强。
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不需要很多能力来自助，但是却有充足的能力去
反对、否决和干涉。社会若不好好安置他们——如果只是给一份收入较低的工作
——他们必然会成为负面的力量。

只要经济成为企业家经济，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企业家经济中的新企业可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正如美国过去1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在美国旧〃　烟囱工业〃　的严重失业现象没有在政治上造成很大麻烦甚至没有引起
许多保护人士的抗议）。但是即使企业家经济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仍有必要进
行组织工作、培训和安置以前〃　烟囱工业〃　的剩余工人——他们不可能自己做到
这一点。否则，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抵制任何新事物，甚至包括拯救他们的措施。
〃　迷你钢厂〃　为剩余的钢铁工人提供了就业。自动化汽车装配厂最适合安置无处
可去的汽车工人。然？quot；迷你钢厂〃　和自动化汽车装配厂的现职工人竞争也
很激烈，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保不住。我们若不使创新成为〃　烟囱工业〃　剩余
工人的机遇，则他们感到无能、恐惧和沮丧感就会导致他们抵制所有创新——英
国就发生才这样的事情（美国邮政服务业也有类似事情）。这件工作以前曾有人
做到过——1906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危机，三井财间就做到过；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经过深思熟虑制订了一项政策，使瑞典从拥有大量农民和
伐木工人的国家转为欣欣向荣的工业化国家。我们已经说过，剩余劳动力的数目
并不很大——其中1　／3　的人已经达到55岁，可以提前退休，另外1　／3　不到30
岁，可以自己转行安置自己，这些人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但是至于培训、安置
剩下1　／3　无处可去的〃　烟囱工业〃　工人——少数，但是为核心部分——的政策
仍未出台。

2。其他必需的社会创新不仅更彻底、更困难，而且史无前例：有组织、有系
统地废弃已过时的社会政策，淘汰公共服务机构。这在前一个伟大的创业时代并
不成问题；因为100　年前只有少数这样的政策和机构。现在却有许多。但是现在
我们也知道没有几个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有些甚至只是昙花一现。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观和认知的一个根本转变是——人们认识到政府的政
策或政府机构都是人为的，不是神授的，因此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即它们将很快
过时。然而政治仍然是基于过时的假设，即无论政府做什么都是以人类社会的本
质为基石的，因而可以〃　永恒〃。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来废弃旧的、
过时的、不再有效用的政府政策。

或者说我们所拥有的还未发挥作用。美国最近出台了〃　日落法律〃　（sunset
law　），规定政府机构或公共政策在某一段时间后即告作废，除非另外重新制订。
然而这些法案没有发挥作用——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一个
机构或法案何时就算不起作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废
弃程序；但是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未学会开发出一个新的或另一种方法
来实现无效法案或机构最初应该实现的目标。开发出〃　日落法律〃　有意义和有成
效的原理和程序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社会创新——这个创新必须尽快进行。
我们的社会已经准备好接受它。

4。新任务然而所需要的这两个社会政策只不过是范例而已。它们反映有必要
对政策、态度，乃至优先顺序重新进行全面的定位。我们应该鼓励机构以及个人
的灵活富有弹性的习惯，不断学习的习惯，把变化视为正常和机遇的习惯。

税收政策是一个，无论从对行为的影响还是作为社会价值和优先级别的象征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在发达国家，税制对废弃昨日旧事物处于重罚。以美
国税制为例，它把出售或清算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所产生的资金视为收人。实际
上，这笔钱是资本的回收。但是按照现行税制，企业必须为这笔钱缴纳所得税。
如果企业是把这笔钱发放给股东，股东必须付所得税，相当于这笔钱是普通的〃
分红〃　——即〃　利润〃　的分配。结果，企业不愿意放弃旧、过时的、不再起作用
的生产能力，反而要保持它，继续浪费地向它投入资金。更糟糕的是，它们还错
误地运用人力资源，分配有能力的人才来〃　保？quot；它——应该分配他们来创
造明天（如果这个公司有明天的话）。当企业最终清理或出售老的、过时的，不
再产生效益的事业或生产线时，它不把所得分配给股东，因此也不会投人到资本
市场，投资于创新的企业家机遇。而是把这些资金仍投资于旧的、传统的、衰落
的事业或产品中——即流人到很难在资本市场筹措到资金的那部分运作和产品中
——仍然造成宝贵资源的重大的错误配置。

企业家社会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鼓励将资本从昔日事物上转到明日事业上的
税制，而不是我们现行的这个阻止，甚至处罚这种行为的税制。

但是我们还应能够利用税制来解决新兴和成长中的企业最紧迫的财务问题—
—一现金短缺。一个途径就是接受经济现实：一个新兴，特别是一个成长中的事
业的头5　、6　年中，〃　利润〃　纯粹是财务的捏造。在这些年中，新事业的运营成
本往往——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比旧事业的盈余（指目前收人与昔日成本之差）
要大。这实际上意味着新的、成长中的事业必须把运营的一分盈余都用来维持生
计；通常，特别是增长迅速时，它还必须投入更多资金，远超过它从当前账面中
所能产生的〃　当前盈余〃　（即〃　利润〃　）。因此新兴和成长的事业，无论是独立
的事业，还是现营企业中诸多事业中的一个，在最初几年中，都不应该交所得税，
理由如同我们不能指望迅速成长的小孩产？quot；盈余〃　来支持成人的生活一样。
税制是生产者支持非生产者的方法。另外，若等到新企业〃　成熟〃　以后再收税，
一定会产生更高的税收。

然而，如果政府认为这太〃　激进〃　，则新事业至少应能够缓交它在婴儿时期
的所谓的所得税。它应该能够保留现金，不施以处罚或征收利息以渡过这段流动
现金压力较大的时期。

总而言之，企业家社会和经济需要能够鼓励资本形成的税收政策。

日本人成功的一个〃　秘诀〃　就是政府鼓励资本形成中的〃　偷税〃。日本成年人
可以合法地拥有一个〃　中等数额〃　的储蓄账户，利息是〃　免税〃　的。实际上，这
类账户的数量在日本是日本总人口的5　倍之多，包括小孩和少数民族。虽然报纸
和政客经常抨击这个〃　丑闻〃。但是日本非常小心地不做出任何行动〃　停止这个弊
病〃　，其结果是，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为世界之最。也许有人会认为用这种方式来
摆脱现代社会的困境太曲折。这个困境就是对资本形成的高需求率与对利息和分
红这些〃　不劳而获的收人〃　和资本家的所得的普遍不满（如果不是认为有罪就是
不道德的话）之间的冲突。但是任何国家若想在企业家时代保持竞争力，必须制
定税收政策，实现日本人以乔装的半官方的方式以实现的目标：鼓励资本形成。

与鼓励企业家的税收财务政策同等重要的是——或至少不应该受处罚——保
护新事业不受日益加剧的政府、监管。限制、报告和文书工作对新事业之干扰。
我的处方是（虽然我认为它不会被接受）允许新事业，无论是独立的企业，还是
现有企业的一部分，当为监管、报告、文书所出的工作费用超过新企业毛收益的
一定比例（比如　5％）时，向政府收取多出的费用。

这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新事业非常有帮助——例如一个独立的急救诊所。在发
达国家，公共服务机构常常饱受政府繁文得节之苦，它们为政府所做的琐事甚至
比企业更多。一般而言，它们在财力和人员方面都不及商业机构有能力来肩负这
些重负。

这个策略是解决发达国家这个危险而有害的顽症的最好——也许是惟——药
方。政府的无形成本正在稳步增加，它不仅耗费资金，更重要的是耗费了有能力
之人的时间、精力。然而这种成本又是看不见的，它不显示在政府的预算中，而
是隐含在医生的账本中，因为医生的护士必须花一半时间来填写政府表格和报告，
也隐含在大学的预算中，16个高级行政者的工作就是配合政府的命令和法规，或
隐含在小企业的损益报表中。一个275　名员工的小企业，抽出19个人专门为政府
做税务员的工作，包括从员工薪水中扣除税费和社会保障捐款，收集供应商和客
户的税务标识号码，并报告给政府；或如欧洲一样，收取增值税（VAT　）。而这
些看不见的政府开销完全没有生产能力，不产生价值。有人会认为税务会计师为
国家的财政或生产力或社会福利（无论是物质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做出了贡
献。然而每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强制人们将宝贵的资源，有能力、勤奋和训练
有素的人滥用在不产生价值的工作中去，且有上涨的趋势。

遏制政府这个看不见的花销肿瘤，可能是一种奢望，更不用说切除这块肿瘤
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能够保护新的企业家的企业不受它的侵蚀。

我们需要学会问任何提出的新政府政策或措施这些问题：它是否能加强社会
进行创新的能力？它是否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的灵活性？它是否干涉或惩罚创新和
企业家精神？虽然，对社会创新能力的影响不能，也不应该武断判定，更不用说
用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但是在执行新政策或新措施之前应该先考虑这个问题—
—今天，任何国家或任何政策制订者都没有考虑它（可能除日本以外）。

5。企业家社会中的个人在企业家社会中，个人面临着巨大挑战，对于这种挑
战，他们应该作为一种机遇来利用：需要不断学习，再学习。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认为——或曾经认为——随着青年期的结束学习就
告结束了，或最迟到成年以后。到ZI岁左右还没学会的话，就再也学不会了。但
是在ZI岁左右学会的东西也仍然在以后的岁月中应用到，没有改变。传统的学徒
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的技艺，传统的职业，还有传统的教育制度和学校也
都这么认为。今天，技艺、职业、教育制度和学校或多或少仍然基于这些认识。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有那么一群人不断学习：大艺术家和大学者，禅宗信徒、神
宗人士和耶酥修道士等。但是这些特例与普通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常常被忽略。

然而在企业家社会中，这些〃　异常现象〃　则成为楷模。

企业家社会的一个正确认识即是：每个人在成年以后还将学习新东西——也
许不止一次。他们认为ZI岁所学的东西在510年以后就会过时，必然会被新学的
东西、新技能、新知识所替代——或至少要更新。

它的意义在于每一个人将会越来越对自己的继续上进，继续学习，自己的自
我发展和事业负责任。他们不再认为他们在孩提时代所学的东西将是他们以后生
活的〃　基础〃。它应该是〃　发射台〃　（launching　pad　）——是起飞的地点，而不
是用来建筑或停歇的地方。他们不再认为他们〃　进人了一个事业领域〃　，然后沿
着预计的、设计好路线的、充满光明的〃　事业之路〃　，达到既定的目的地——这
就是美国军队所称的〃　进阶过程〃　（progressing　in　grade）。从现在开始，人
们应该这样认为，即每个人自己必须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寻找、决定并发展许〃
事业〃。

学历越高，事业就越具创业性，他们对学习的欲望就越强烈。木匠可能仍然
认为他在学徒期所学的手艺在40年以后仍将够用。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冶金
专家、会计人员、律师、教师、经理人员等则认为50年以后应用和掌握的技能、
知识和工具将与他们以前的知识有很大不同，有许多新东西，将有新的、不同的
目标，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有不同的〃　事业〃。而他们自己必须为必要的进修
负责，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负责。传统、习惯和〃　企业政策〃　将成为阻碍，而起不
了积极作用。

这还意味着，企业家社会将挑战传统的教育和学习习惯和知识。全球的教育
体制主要是17世纪欧洲教育体制的延伸，增加了许多内容，也做了不少修改。但
是学校和大学的基本的结构规划仍然是300　年或更早以前的框架。现在我们在各
个方面都需要新的、有时是非常〃　激进〃　的新思维，以及新的、有时是〃　激进〃
的新方法。在学前使用计算机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但是4　岁儿童看电视受教育
与50年以前的4　岁儿童相比，期望、要求截然不同的教学，他们对教学的反应也
有很大差别。要选择职业的年轻人——即现在4　／5　的大学生——需要一种〃　通
才教育〃　（liberal　edalcation）。但是这意味着与在英语世界当〃　通才教育〃　，
在德国被当作〃Allgemeine　Bildung〃的　19　世纪版本的　17　世纪课程完全不同。
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完全失去〃　通才教育〃　的基本概念，将降为纯粹
的职业式、专门化教育，这不仅对社会的教育基础有害，最终也会危及社会本身。
但是教育工作者也还必须接受上学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事，这是最大挑战——也是
最大机遇——因为学校也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者继续学习的地方。

至今仍没有教育理论来完成这些任务。现在也没有人像17世纪伟大的捷克教
育改革家柯美纽斯（Johann　enius　）或耶酥会教士教育者那样开发出迄今仍
称为〃　现代〃　小学和〃　现代〃　大学的伟大创举。但是在美国，至少，实践走在了
理论之前。对我而言，这20年来最积极的发展成果，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成果就是
以深造再学习的成年人，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者为对象的美国实验教育的蓬勃发
展——〃　教育部〃　消失后的喜人副产品。没有〃　总计划〃　，没有〃　教育理论〃　，
而且事实上没有教育权威机构的支持，成人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成就者的
职业发展计划在20年间成为美国真正的〃　增长产业〃。

企业家社会的出现也许是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00　年以前，1873年世界恐慌终结了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自由放任。1873年的恐慌产生了现代福利国家。100　年以后，
它也走到了尽头，这是众所周知的。人口老化，出生率的下降的人口挑战，也许
使它能残存下来。但是只有企业家经济成功地产生巨大生产力时它才会找到生存
之路。我们也许还会为福利的殿堂增加小装饰，如在这儿建一间房子，在那儿增
加福利。但是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是最老的自由主义者现在也会赞
同这个看法。

福利国家时代之后是否就是企业家社会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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