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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怎么办-当次货危机改变世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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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发展路径，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9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 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而同期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
另有一些数据亦支持这一点。
我国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这与世界银行2007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相同。世界银行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0
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11
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1988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资落后于GDP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模式。
这种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体现得很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和2005年这三年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高于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来，无论是在印度、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高。在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将近25年来的最快增长。2006年的数据显示，德、法等国的失业率当时都处于几年来的最低水平，过低的失业率加速了工资上涨的步伐。12
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低于俄罗斯。1999～2006年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6％，而同期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2倍。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还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预算计划，未来3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
对比之下，显出我们应努力的方向。
另外，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最常见的数据是：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炒房，推高房价，进一步抑制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动力。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小，后顾之忧小，自然也敢于消费。反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担忧大，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养成储蓄的习惯，不敢轻易去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需要承担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并受到高房价的困扰，这些负担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未同步进行。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进程迅速展开；另一方面，公众的收入结构改革滞后，人们因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增加的消费支出，没有能由收入（货币工资）的相应增加而得到充分补偿。
虽然，从1998～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虽然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占70％以上），这一比例依然过低。
2007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绿皮书指出，1990～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元增加到9421。6元，增加5。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4039。6元，增加4。89倍。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了19。57倍和5。86倍，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超出其收入增长速度。教育支出同样如此。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在1990年时不足500元，到2004年就已经上涨到5000多元，上涨了10倍以上。13
尤其须要强调的是，房价的过快增长是蚕食民众购买力、制约内需启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由于房价连年持续快速上涨，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在许多城市，购买一套房，相当于消耗掉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辈子的收入。至于那些按揭买房者，在长达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平常不得不节衣缩食，高房价透支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当开发商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巨额财富的时候，牺牲掉的是民生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内需。
支出增速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无法实现藏富于民的设想，难以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生活压力较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加大，严重抑制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内需屡拉不动，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致命缺陷。
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挤压了公共产品领域的财政投入。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指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还在上升。”任玉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而1978～2003年这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8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3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任玉岭的观点与财政部官方网站一篇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不谋而合。该报告指出：如果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情况分析，行政支出成本确实存在着不断膨胀的事实，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种膨胀基本体现在：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同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21。97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68。82倍和66。03倍；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比较，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行政管理财政支出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15
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与“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不无关系。2008年11月28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指出：“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元。”
而“三公”消费增长过快又与行政机关的膨胀有关。王锡锌指出：“我们辽宁的铁岭市，一个304万人口的地级市，居然有9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20个副秘书长。另外有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多万人口，居然有15个县长助理，的确是令人震惊。”16
2008年11月，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贫困县湖南平江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等现象，成为全国各大媒体热炒的焦点话题。这些全部源于政府网站的信息，反映出机构臃肿、官员过多的弊端。
政府机构越大，开支自然越大。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17
第四，由于惩罚性措施不够严厉和系统，执法不严，使得我国消费领域的社会信用水平较低，一些生产厂商在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利用以劣充优甚至以毒充优，或者虚高成本、哄抬价格，牟取暴利，欺骗消费者，使得消费者不敢消费。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在三鹿婴幼儿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之后，国内的许多知名奶粉品牌也相继发现了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媒体揭露，三聚氰胺乃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导致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价格高昂的进口奶粉销量大增。18
如果不是此后外资品牌也相继被查出三聚氰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国产品牌在行业风暴中保持了清白，恐怕大部分奶业民族品牌都在劫难逃。
2008年11月29日，新华社援引美联社27日发自美国加州圣何塞的一则电讯说，几种美国大牌婴儿配方奶粉中检测出了有毒物质，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担忧和困惑，一个消费者组织和伊利诺伊州检察长要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召回问题奶粉。美国三大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之一美赞臣公司的发言人彼得·帕拉多西说：“颇感困惑的妈妈们的电话潮水般涌来。”
外资品牌的奶粉出现问题，并不值得国内企业庆幸。这是全球消费者乃至整个人类的一场悲哀。作为危害婴幼儿健康的有毒奶粉事件，无论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品牌身上，都是令人痛心的，须以严厉的监督、检测、惩罚机制来确保奶粉的质量与安全。
除了“毒奶粉”事件，在商品房投诉中，面积缩水、质量问题，永远是位居投诉前两位的焦点，但以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欺诈者为此所付出的赔偿往往小于被侵权者的维权成本。这些因素都恶化了消费环境，影响了我国内需的拉动。
5。3、日本国力腾飞之谜启示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
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1955年。从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19 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热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用工业品的增长率中，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即可买1台电视机。日本的消费时代开始来临。
接着，从1958～1961年，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一场长达42个月的景气，超过了“神武景气”，日本人称为“岩户景气”20。在这一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门形成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同时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比例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流阶层意识”。
从“神武景气”到“岩户景气”，日本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内需的启动为基础的，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内需的成长注入了勃勃生机。在此期间，为了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日本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可见，日本经济的起步，内需的贡献功不可没。
受此启发，日本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了提高国民收入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于是，日本推出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日本经济不可思议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优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通过另一组数据，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国力迅速提升的秘密。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资水平就已经与美国持平。高工资提高了消费能力和国民的敬业精神，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说明，国强民富乃是相伴而生，国强必须有民富作为基础。21
现在，我们再拿日本跟美国做一个对比。
美国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42～1962年，其人均GDP在1942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在经历20年时间后，1962年人均GDP达到3144美元。日本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66～1973年，其人均GDP从1966年的1071美元，经过7年的增长变为1973年的3348美元。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致为1：4：5。而在经过了再分配后，1948～1962年，美国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虽然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仍在80％以上；政府和居民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较小，年均不到11％，都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最终分配比例关系大致为1：8：1。
1965～1973年，日本的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平均为7。5％；政府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也不多，约占16％左右，变化趋势是略有上升；居民与非营利机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75％以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大致为1。5：1：7。5。22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日本人均GDP从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只用了7年的时间，而美国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原因在于，日本的财富分配是向居民个人集中的，而美国则是向企业集中的。两者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比美国财富向企业的集中，更能促进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日本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为日本海外投资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日本海外资源的收购和海外市场的扩张。
由此，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大肆收购，大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的名言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天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行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能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因此，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其次是企业，最后才是政府，而不是延续目前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状。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其实，民富国强的道理，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
墨翟强调古代的明君“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荀子·富国篇》中对于“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做出了精彩的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民穷则是国衰之先兆。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朝统治者通过对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积富于国。据《通典》记载：“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资治通鉴》也提到朔州“仓粟烂积”，涿州临朔宫“仓库山积”，《隋书·李景传》则强调北平“粟帛山积”，以至于史学家忍不住感叹“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
但是，隋朝却是短命朝代，原因是民穷，即使在闹大饥荒之时，杨坚也守着充盈的仓库拒绝开仓救灾。故唐太宗评价杨坚说：“不怜百姓而惜仓
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隋炀帝时，变本加厉地掠夺百姓，国库虽然保持充盈状态，却最终葬送了江山社稷。
民富是国强之根本。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实现民富。
5。4、中国应如何启动内需
在认识到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根本原因后，通过与日本的经验教训做对比，我们就能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的核心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最终实现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效法日本，实施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计划。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经济学理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一国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这一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正在经历这一黄金发展阶段，应该使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向居民个人大幅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有钱消费。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应该走以下发展路径：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远，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23
又有人提出，以政府投资来带动消费增长。结果怎么样呢？
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多投入到直接的经济建设活动中。然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弊病非常明显。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毕竟有限，大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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