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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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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这种情形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就必须了解“联邦清洁空气法案”。这一法案是在1963年通过的，旨在强制减少污染，尤其是在美国的都市区域。通过环境保护署（EPA）的法规和规章，“清洁空气法案”向各个地区公布了指定的允许污染水准。这些所谓“联邦空气质量标准”必须在大多数主要都市地区达到。然而，在许多上述的这些地区，空气质量已经很差。所以，一家希望在此类地区建立一家工厂的公司，从理论上说，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它对空气质量具有有害的影响。如果指导方针得到严格的遵守，就意味着在许多城市地区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工业增长。
环境保护署批准了一个抵销政策来绕过这一难题。一家想建新厂的公司被要求设法相应地减少某个现有厂家的污染。例如，当大众汽车公司想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新斯坦顿建立一家分厂时，宾夕法尼亚州同意了大众在其铺设高速公路的工作中减少污染物的方案，这一污染的减少将抵销这家大众汽车厂的污染。
抵销政策的一个主要难题涉及寻找抵销合作人的困难。换句话说，每当一个厂家要在已经被污染的地区建立一家新厂，它就必须独自寻找一个同意减少污染（通常是在该搜寻公司对其进行支付补偿之后）的抵销合作者。这便是进行污染权利经纪的概念得以实行的所在，也是斯图尔特？鲁普这类人得以工作效劳的机会所在。
一家关闭一个工厂或安装改进了的污染控制设备的公司，可以因它净化努力而获得“排放额度”，该额度可以被另一厂家收买，由本行业商议其价格。例如，时代镜业公司在它购买了排放额度（由此每年可向大气环境中增加150吨碳氢化合物的额外排放）之后，得以在俄勒冈的波特兰附近完成—项投资为1。2亿美元的造纸厂扩建工程。一家木质面料厂和一家干洗公司关闭停业，他们以5万美元的价格把所需的污染额度计分出售给了时代镜业公司。
雇用一个中间商去寻找拥有排放额度并愿将其出售的厂家，并不能解决抵销政策所带来的所有问题。威斯康星州正在建立一种电脑系统以查询跟踪用于全国性交易体系的可获得的额度。在伊利诺斯州，商会与州环境办公室建立了一家清算所，来处理污染权利交易的市场事务。更多的此类中心肯定会迅速出现，因为有45个州已经接受了该规章，或者公布了允许某种形式空气污染抵销的许可。
污染权利“银行”的利益之一，如同它过去那样，是为将污染水准降低到法律所许可的标准之下增加了激励。一个相信它能以较为低廉的代价，进一步减少污染的厂家，会发现在某一点，另一厂家会对此类污染的减少支付代价，以便建立一家新厂。大概此类污染权利交易的市场会鼓励对减少污染技术的进一步研究与开发。今天许多标准是建立在绝对的物理限量的基础上，没有给公司提供把污染降低到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的激励。
在任何给定地理区域的大气环境中，对于所允许的空气污染总量的严格物理标准，会阻碍有活力的经济的变化与增长。归根结底，有些厂家关闭退出，而另一些厂家想要进入开业。如果每家厂拥有一定数量的污染权利，并且假如它可以出售“排放额度”，那么，这一问题便可以克服。在这一体制下，退出、停业的厂家，开发减少污染之技术的厂家，或削减产量的厂家—由此减少污染—可以向想要在同一地理区域里扩建或开业的厂家，出售他们的排放额度。另外，如果降低已经增加了的污染成本，低于排放额度的市场价格，美国每单位总产出会有更多的污染得以减轻。
第二十八章：犯罪与惩罚经济学
惩罚与所发生的犯罪数量和种类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系？如果有的话，惩罚犯罪者的可行办法是什么？我们是否应当以大笔罚款来代替监禁？我们是否应当有当众鞭笞？是否应当允许极刑的存在？要建立一种阻止犯罪的体系，我们就需要认真地评估各种假定的威慑的价值。
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够肯定的，即对所有罪行的一律严惩将导致有更大数量的重罪发生。让我们审视这一推理，所有的决策都是在边际点上做出的。如果因某一盗窃行为而被处以绞刑，而谋杀行为所受惩罚却为同一命运，对谋杀就无边际威慑力。如果盗窃5美元就被处以10年监禁惩罚，而盗窃5万美元也不过同等的刑罚，那为什么不去偷5万美元？为什么不孤注一掷？没有阻止人们去这样做的边际威慑力。
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怎样能够建立一种被社会观点认为是适宜的刑罚。要建立正确的（边际）威慑，我们就必须进行实证的观察，了解犯罪者如何对刑罚变化作出反应，这就将我们引导到人们是如何决定是否犯“罪”的问题。
这需要建立一种有关什么决定犯罪行为供给的理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人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那些拥有由多年劳动或累世劳动蓄积起财产的人，没有司法官保障庇护，哪能高枕而卧一夜哩。富者随时都有不可测知的敌人在包围他，他纵没有激怒敌人，他却无法满足敌人的欲望。他想避免敌人的侵害，只有依赖强有力的司法官的保护，司法官是可以不断惩治一切非法行为的。因此，大宗价值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民政政府的建立。在没有财产可言，或顶多只有值两三日劳动的价值的财产的社会，就不这样需要设立这种政府。”
斯密指出的是攫取贵重财产的抢劫。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参与抢劫的个人是为了追求收入。所以在实施犯罪之前，可以预期职业性罪犯会考虑犯罪行为的预测收益和预期成本，同时与来自合法活动的净收益相比较。我们注意到斯密上面所提到的民政政府，如果逮捕到罪犯，就会把成本施加在罪犯身上。其成本并不局限于逮捕、定罪和监禁（罪犯的计算与那些由职业运动员在权衡有可能出现的严重伤害成本时所做的计算相类似）。
由此观察犯罪供给，我们可以提出某些方法，社会能够借此降低从事任何非法活动所得的预计净收益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领会到如何有效地降低犯罪。我们已经谈及了某一特定方面—刑罚的尺度，我们还简略地提到了另一方面—对每一犯罪的侦破概率。当这些成本中的任何一种上升时，犯罪供给下降，也就是说犯罪行为较少地发生。
这一理论可否用于对施行死刑的决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各类人士有数不清的理论，将出现谋杀的数目与各种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口统计学的变量相关联。总而言之，他们已经强调了作为暴力犯罪决定因素的社会与心理因素，并且因此感觉施用死刑不会有威慑效果。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已经强调了成本收益方程，该方程隐含着死刑将会威慑暴力犯罪。
我们以被称为谋杀行为的商品开始分析。如果谋杀行为类似任何其他商品，需求的数量（当然是从行凶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将与相对价格呈负相关关系。但是谋杀的价格是什么呢？忽略所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或者谋杀的心理成本，我们不得不考虑谋杀者的成本，如果他或她被抓住的话。这样，我们不能不考虑被抓住的概率，以及被逮捕后可能的监禁刑罚或者处以死刑的概率。
但是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审视某一特定监禁刑期的概率和去毒气室或上断头台或绞架的概率。这样，观察在施行死刑的那些州和不施行死刑的州之间，谋杀案比例的差异并没有什么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评估在那些施行死刑的州，被判定有罪的谋杀者走进毒气室的概率，并且将它与那些不施行死刑的州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较。
事实上，在有些施行死刑的州，被判定有罪的谋杀者进入毒气室的概率为零。我们发现，那些对一级谋杀处以死刑的州，常常将指控转成二级谋杀罪。但是那些对一级谋杀处以终身监禁的州却更为频繁地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现在对此分析提出批评的人们就会立即指出某种“事实”，即谋杀者或处在一种非理性情感状态，或者面临未曾预计到的情形，比如说在进行武装抢劫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进入毒气空的预期概率。也就是说，谋杀者在他们进行谋杀时，并非是在有理性地行事。对这是否是对谋杀需求经济模型有根据的批评？并非如此。如果该模型预测得很糟，那么不是该假定便是该模型必须加以变更。
的确，如果某人坚持认为进行谋杀的预期“价格”对谋杀的数量没有影响，那么他就是隐含地否定需求规律或指出谋杀的价格需求弹性为零、他也就是将平均谋杀者与边际谋杀者混为一谈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并不需要所有潜在的谋杀者了解或对进行谋杀的预期“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边际谋杀者是在像对谋杀的更高预期“价格”作出反应一般地行动，那么犯罪者对谋杀的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
有几位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谋杀和其他犯罪需求的经济模型。他们所包括的变量之一是处以死刑的客观条件风险，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被抓住并被认定犯有谋杀，就会有被处以死刑的风险。在一项研究中给定的两个弹性是0。06和0。065，而当这些弹性相对较小时。他们并不为零。给定在该研究所包含的时期内（1935～1969年）谋杀和死刑的数目，这些弹性的隐含意义是极其引人注目的。谋杀与死刑之间的隐含互换在7与8之间。换句话说，在讨论的时期内每年增加一例死刑，平均有可能会减少7到8起谋杀案。
如同有可能预计到的，这些发现是有高度争议性的，并且导致了目前仍在继续的一场争论。批评者们已经强调指出这些发现的不牢靠的统计基础。然而，当有关死刑的争论继续进行时，犯罪率总体上出现与对所刑罪的估计判定有罪的概率和合法的机会呈反向变动。
最后应当注意：在死刑案例中，死刑必须被认为是有罪的方面的罪有应得，而不是随意滥用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皇帝统治时期，处以死刑是极为频繁的，然而，皇帝们并不总是在判处罪有应得的人死刑方面尽职尽责。这一“惩罚”制度在打击犯罪方面对社会并无多少益处，更不用说由于被扭曲的司法体系而无辜被杀的受害者家庭所遭受的损失。
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一样地分析犯罪行为，潜在的罪犯在他或她对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所做的成本—利益分析中做出经济决策。在这样一个分析中的一套关键变量涉及犯罪活动的成本，该成本包括被抓住、被判刑和遭受惩罚的成本。在大多数城市里，被抓住、判刑、遭受审判和服刑的时间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当他们一起相乘时，并且该结果与潜在的惩罚相乘时，预期成本极其微小。潜在罪犯的成本—利益分析因此经常隐含地显示犯罪的确要付出代价。为了减少包括谋杀的犯罪活动，经济学家就会争论道：由罪犯所支付的代价必须加以提高。
第二十九章：未来经济学
美国人如今正以与未来观点发生冲突的方式进行抗争。一方面，末日预言者预言说世界的末日如果不是就在跟前，也肯定是离得不远了。他们预知来自半打不同来源的灾难；另一方面，乐观主义者们提出这样的命题，即未来二百年，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如此丰裕的世界里，以至于稀缺将会成为一种过去的往事，我们的难题将会调整到一个闲暇世界，在此世界中，日常所必需的需求，甚至生活的奢侈都将成为人类生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这些未来学者的阐述是否正确？让我们从悲观一方开始探索。
也许最令人沮丧的预测是罗马俱乐部的预言，在最初的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中（1972年），预言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耗竭的现行增长趋势持续不变，我们这一星球上的增长极限便会在未来一百年中的某个时刻到来。
最为可能的结果将会是人口与工业生产能力两者相当突然和无法控制的下降。这一令人沮丧展望的根源是什么？它首先来自对世界能源与矿物资源等重要供给品的潜在耗竭的考察。罗马俱乐部的预言指出，大多数为人们所知的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将会在这一百年期间被消耗殆尽，并且没有目前我们尚不知晓的资源可以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一预报伴随着一个同样令人沮丧的预言，即人口将会从目前40多亿的水准增长到大约150亿。前景的确显得凄凉无望。
但是悲观预报并非仅此而止，罗马俱乐部的预言还强调了不可能以接近人口增长的速率来增加食品供应，因而未来一百年饥饿与广泛传播的因缺乏食品而产生的灾难将成为人类境况的特征之一。
的确，我们将面临一种进退维谷的选择：即我们将只得任凭世界上的哪些人和哪些部分因饥饿而死亡。而且，已经有了一些在此世界上不断增加的污染所造成的生态性灾难，因而海洋有可能变成无生命的死水，缺乏鱼类或其他营养来源。
我们面临着的在同温层中环绕着地球的大气层将会被如此严重地污染，以至于改变到达地球阳光能量的可能性。后果可能是辐射增加，或者地球上的温度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人类生命有可能消亡。我们甚至还没有谈论有关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总之，人类前景远远不容乐观。
相反的图景是由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学者们所提供的。在一本1976年由哈德逊研究所出版的名为《未来二百年》的书中，赫尔曼？卡恩争辩道，人类可能的未来的确是充满玫瑰色彩。他预言道：到2176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以1926年不变价格计算）将达到约5万美元，而世界上生存的所有人平均收入将超过1万美元。这一预测是建立在人口数量转变即将来临的观点上的，即人口目前正接近顶峰，未来人口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
卡恩还对有关能源与矿物资源的供给相当乐观。他预见某些非再生性矿物资源，例如石油，具有比我们现在所预计的长很多的潜在生命。他提醒我们有关石油未来储量的悲观预计，自从石油被首次开发以来就一直在传播。自从一百多年前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特斯维勒买下第一口油井开始，这些有关耗竭石油的警告就一直不绝于耳。
再者，当卡恩审视潜在的煤炭储量、页岩油与沥青砂时，他看到能源供给的巨大潜力。他指出其他重要的矿物储藏也是处于同等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才开始发现储藏，并且这些物质在价格上的哪怕微小的上涨都会导致对其他潜在资源的巨大发现。就食品而言，他指出世界上存在大量尚未耕作的可耕地，并且还指出新技术，例如亚洲的绿色革命，提供了农业生产力巨大增长的可能性。
最后，他提出了对我们在污染控制，以及避免造成与人类生存相对立的环境损害的努力的乐观观点。比如说在日本，差不多国民生产总值的2％目前正被用于防止污染的努力。日本也许是先进的工业国家中污染最为严重的，它正在强调未来将会出现的情况。
一方面卡恩并不排斥人类最终灾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强烈要求考虑人类在未来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可适应性。
这两种研究，一种是悲观主义的，另一种是乐观主义的，一直是重大争端的议题。罗马俱乐部在该书出版后4年，部分地否定了它自己的研究。但是在1980年，一项受卡特总统委托的研究——2000年全球趋势研究，得出了很多类似的结论。由于该研究享有支持它的美国政府的一切影响力，它引起了与早些时候罗马俱乐部研究一样多的注意力。它的令人忧郁的结论—即到了2000年，我们将面临全球性的灾难，这种论点受到乐观主义者的有力批评。伊利诺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一部名为《最后的资源》的书中争辩说，该报告中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并且事实恰拾相反。
在这些有关未来的蓝本中，哪个是正确的？显然，没有人能够肯定。任何有关未来的预计都必须权衡考虑不可估量的因家，例如热核战争、使用化学品和杀虫剂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目前尚未为我们所知，但也许会突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现代技术的其他污染性效应。然而，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基本的经济问题，而将此类不可估量的因素置于一旁，那么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区别就会停留在有关未来的这两个具根本性的问题上。
首先，我们能否继续以不变的成本来开发能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如果我们能够的话，那么我们将处于一个为那些有潜在耗竭可能的资源逐渐开发替代品的境地。过去75年的经验与这样一种发展的模式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所能观察到的是，任何资源由于其相对稀缺性而引起的价格上升，都会使开发这一资源的替代品有利可图。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是与之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并末观察到自然资源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相对）的上涨。这说明到目前为止，在开发替代品的努力方面，我们一直是成功的。
农业与食品供给等方面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不断对过去一百年来所拥有的农业技术进行革命，我们持续保持在食品真实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之前，并且在差不多两百年以前，由那个悲观的说教者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饥饿这一幽灵并没有现身。
事实上，目前的证据说明了恰好相反的一面：在美国的殖民时期，一位农民的耕作可以养活4个人，而今天一位农民可以养活45个人。在殖民时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劳动力都从事于农业生产，只生产出填饱肚子之外，只剩一点点用于出口的产品；而在1979年，我们总人口中只有4％多一点的人口从事于农业生产，不仅养活了2。2亿人口，而且还使得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国。毫无疑问，这种格局恰好从反面说明了那些描绘出饥馑的糟糕前景的预言的谬误。
但是请注意本论点开始时的基本假定：对未来抱有乐观主义观点所必需的是，我们拥有以不变的成本设计出新技术的持续能力，如同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里所做的那样。持久不变的成本是关键性的条件。如果要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努力来开发一种新形式的技术，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的未来的确是黯淡无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持续产生新技术的确切把握，但是我们也没有相反结论的证据。
第二个问题与人口增长的未来相关。如果增长以上一世纪的速率持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确将会面临世界人口过于密集，要将产量和生产力保持在人口增长之上会更为困难的前景。在世界上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增长的速率经常保持在每年2％以上。如果这一速率持续下去，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从现在起几百年以后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差不多是一个个地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几乎无立锥之地。但是也还有某种希望的理由。在过去的几年里，人口的增长率首次出现了确切的下降趋势。如果这并非是我们长期的模式中的无意义的偏离，而是人口增长速率根本变化的一个事实证据，那么我们可以盼望富有意义的增长放缓。
对平衡人口与生产力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对人类这一持续不断的趋势的提醒：面临直接的短缺，他们将强制推行一整套管制，不允许价格体系发挥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在纽约市住房的衰落中如此耗费巨大而收益甚微的后果。然而，尽管有这一记录，我们的了解仍是推测的。我们并无政治经济学的其实理论，使我们能预计人类对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
忧郁与厄运的预测依赖于我们将实质性的数据替代对未来的推断。然而，从历史的意义上说，个人已经适应了反映出各种不同资源相对稀缺性为变化的相对价格变化。一种资历愈是稀缺，其相对价格就越大，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降低消费欲望，并且价格的上涨已经引起生产者去寻找替代品。
第五篇 政治经济学
到目前为止，你当然已经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其经济基础。无论一个问题的经济学原理是怎样的，它也许还会具有政治上的一面。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是政治主体如何决定资源的配置。从其主旨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个人群体根据其各自的基础，正试图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具有典型意味的是，一个群体成功的试探意味着另一群体经济地位遭受某种退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政治经济学主题经常涉及财富在社会各个群体中的转移。
政治学在我们社会众多的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理解政治决策的经济基础可以帮助人们将现实与花言巧语分辨开来。
第三十章：撤销交通运输管制经济学
1987年，我们将要庆祝州际商业委员会（ICC）——第一个联邦管制机构成立一百周年。在过去的12年里，联邦的一般管制与运输的特别管制一直在经受着两大主要政党的全面攻击。卡特总统授命阿尔弗雷德？卡恩为民用航空委员会主席，于是卡恩开始解除这一机要的管制性控制。罗约德？里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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