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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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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相对减少劳动力黑种工人的供给。
根据海克曼和巴特勒的说法，在天平较低的一端是减少的黑种工人供给，那些保留在劳动中的黑人的相对工资显然是被提高了。他们发现的关键是，如果市场需求向有利于黑人的方向移动，会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上升。
但事实恰恰相反，也就是说，黑人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海克曼和巴特勒相信这一发现是与需求向右移动（弗里曼认为是《民权法案》的结果）不一致的。对海克曼和巴特勒来说，黑人福利改善的最重要的源泉是，由于改善学校质量、工业化和从南方向外迁移而出现的美国南方的显著变化。
这两种立场相距有多远？海克曼和巴特勒让步说，也许立法已经有了某些影响力，尤其是在青年黑人身上，如同早些时候说到的那样。并且肯定地说南方学校的改进，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加乐意雇佣黑人，如果不是直接地，也至少是间接地与立法活动相关。不过，这些立场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提出了在禁止歧视的直接立法中有效程度的问题。
回答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应当指出：无论人们站在哪一边，黑人福利的两难困境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弗里曼和海克曼及巴特勒都已表明：黑人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低于白人的参与率；也就是说，年轻黑人中的失业率要比白人中的失业率高很多。所以，一个社会如何能够创造机会的平等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1964年至1975年之间，黑人的经济改善似乎相当可观。有两个可变换的原因已经给定。一个是因为1964年的《民权法案》，对黑人的需求曲线已经向外移向右边，一个相反的观点主张黑人的供给曲线已经移向左边，因为福利计划已经降低了在黑人中间的劳动力参与率。第二种观点的辩护者争论说已改善的黑人福利主要来源是学校质量的改善，美国南方的工业化和从南方向外的迁移。
第三十四章：教育券经济
无论我们走向哪里，都有对学校制度运行实绩的不满。学校税收经常落空；学校教师走出去罢工了；学生们被这一制度腻烦得迟钝了。当教育券的想法在70年代首次出现时，它似乎是解决学校制度中的顽症的理想方案。
该想法很简单，取代将饯交给公立学校的做法（或者可以变换的是私立学校所发生的费用），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这一想法对那些将贫民区学校看作是一种问题的改革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向父母们提供了除了由公立学校制度所提供的劣等教育之外的选择方案。
天主教徒们喜好这一想法，因为券会使得教区学校的入学状况兴旺起来，信奉自由市场的人们感觉到这便是答案，因为它为教育世界提供了类似于经济世界中市场制度的一种自由选择制度。券的魅力是它们会鼓励竞争，此举会震撼学校制度，并且迫使它更加积极地适应一种教育制度应当满足的多种需求。简而言之，券制度似乎是经济学家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理想答复。
但是券制度遇到了来自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抗议风暴。教师们将此看作是一种联合起哄的方式，行政管理者惧怕他们会失去对预算和任免的控制；自由主义者感觉流向教派学校的金钱将会威胁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更有甚者，计划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券制度将会毁灭—教育的平等主义原则，因为富裕的父母能够补充券的数目，并且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更昂贵的学校，而贫穷的父母就不能够。所以券制度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放置于与该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直接对抗的境地，反映出那些看到自己的价值受到威胁的群体的既得利益和观点。
在广泛传播的反对声中，该想法仍然得以坚持，并且使得联邦政府恳求学校系统试行券制度。然而，由于学校系统通常在它们的反抗中是不妥协的，联邦政府发现很难找出一种愿意尝试该试验的学校体系。然而，加尼福利亚州的阿乐姆洛克小区处于严重的财政因境中，它的负责人感觉到任何试验部只会使他所面临的多重难题和困境向好的方面转化。
当在阿乐姆洛克试行券制度时发生了些什么？是否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多样性？学校是否变得更加积极地对父母们的意愿作出反应？专业人士的权力是否被削弱？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具有诱惑力的课程选修的增加，并且导致那些讲授质量低下不受欢迎教师的失业。
但是学校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职业，因而立即有了如下规定，即任何一位因与该试验相关的原因而离开一所券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没有人会被赶到大街上去。这一决定使得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得到改善，但是即使对出色的教师们来说，其结果也是一种混合的幸事，虽然他们的学校收取了更多的学费，金钱被花费于雇佣更多的教师和未经测试的材料上，由此增加了教师们与更多的计划、更多的会议和更多的同事抗争的日常难题。
专业人士们以强行对入学收费进行限价的方式阻止了广泛的重新分配，结果是一旦一所学校已经达到它的入学最大容量，溢出的学生将必须回到那些声誉较差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校长们对任何有可能对他们的相对绩效进行评估的比较性测试尤为敏感；所以，将注意力吸引到差别上以及鼓励父母们改换学校的比较性评估受到抑制。简而言之，该计划已远远地偏离了该制度最初创造者的意愿。
父母们是否对做出选择的新能力有所反应？有些人做出了反应。到了第三年，大约有18％的父母已经选择了将他们的孩子送人邻近地区以外的学校，但是百分比仍然很小，并且反映出多数父母在专业人士面前的被动性。
然而，设想什么也未发生，可能是一个失误，实际上确已出现了学校中更大的多样性。在过去一直是千篇一律课程设计的地方，现在有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课程，艺术与手工微型学校和几个开放式的教室，简而言之，已经产生了更多的创新。最后，应当认识到大家都知道阿乐姆洛克试验是一个暂时的试验，它终会结束。所以，反映出有可能在永久性条件下发生经验的程度确是很有限的。
从阿乐姆洛克实验中我门能够学到什么？首先，父母们最终并不比以前行使多出许多的选择权。学校行政管理者和专业人土的权力显得并未减少，并且很有可能增加了。另一方面，该实验促进了学校中的多样性，并且鼓励了进一步的实验。不过，教师与行政管理者群体的牢固立场，使得该实验远离那些希望强行在学校推进系统市场条件人士的最初意愿。
不管人们将这—实验评估为一次成功或一次失败，它显示出适用于一种制度结构的选择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加以修正，在现实当中，既得利益改变了市场被允许发挥作用的路径。
在一种教育券的制度下，竞争将导致学校环境的多样性得以存在。如果在教育券制度下，公立学校被许可与私立学校共存的话，公立学校就不得不提供与私立学校同等质量的服务。难怪公立学校的官员们经常地与教育券制度的实施进行抗争。
第三十五章：收入分配与政府计划经济学
如同在许多国家所做过的那样，我们的政府已经构建了针对经济中似乎需要援助部门的帮助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同计划的潜在目标是要影响收入的再分配。
如同在第三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改进或保持我们环境的计划既涉及成本，也涉及利益。这对任何政府计划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实际的、如同反对所公认的任何政策的再分配方面，我们必须充分估价成本与利益的幅度。同样，我们还必须依据经验判断谁将承受这些成本和利益。
让我们考察一下农业计划中的再分配效应。这一计划的明显意向是将农民的收入保持在一个社会感觉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不是太低）的水平上，要提出的问题是：（1）这个计划是否能达到那个目的？谁会获取这些利益？（2）这一计划是如何得到支付的？谁来负担这些成本？
先回答后者：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政府对农业计划的支出，都直接来自政府的税收。纳税人在这些成本中所分摊的份额与他们所贡献的总收入成比例。价格支持、剩余储存和土地休耕补贴制的直接成本，在1982年总计为90亿美元。每当消费者在购买一袋以人为提价的形式出现的土豆时，他们就全面临间接成本。
显然价格支持的显性目标正是要支持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他们有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的农作物价格。可以作如下比较，土地休耕补贴制所宣扬的目标是“保持土壤肥力”，但是有个效果是要减少耕地的供给，从而减少可供销售作物的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地力获得了成功，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它们原本有可能获得的价格。农作物控制与市场份额的目标是要减少送往市场用于销售的农作物供给，其结果仍然是更高的价格。
谁来承担更高价格的成本？消费者直接承担这些与他们所购买的农产品数量成比例的成本。穷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费支出在他们收人中所占的比重要大于那些富人们的支出比例，这是一个经验事实。因而我们可以将农业计划所引起的更高的食品价格看作是一科引起收入再分配的递减税制，因为穷人对他们所获取的物品与富人相比，要付出相对更大的比重。
谁会从农业计划中获益？更高价格的利益是直接与农产品售出的数量成比例的。因此平均而论，这些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直接成比例的。产生于政府对“剩余”产品购买的利益，是与农场主所出售的剩余产品数量直接成比例的。总而言之，这表明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成比例的，因为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作物通常会带来更高的收入。用同样的推理，土地休耕补贴制的利益与未耕种土地的英亩数直接成比例。农场越大，可以纳入士地休耕补贴制的土地数量也就越大，从而利益也就越大——于是由此再度与农场主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约10％的美国农场主生产出市场所销售农作物的80％到90％。1980年，收益价值为10万美元或1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主，其总收入中大约60％来自政府的直接支出、租金和红利，而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农场主，这一数字仅占其总收人的6。9％。
在衡量了农业计算的成本和效益之后，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即其效果明显是收入由穷人向较富之人的再分配，当然如果穷人按比例地向政府开支支付较低的税收，那么这一论断是无效的。
类似的分析可适用于进口糖的配额，在过去数年中，世界糖价下跌了一半。然而在美国，尽管世界价格下跌和国内经济衰退，糖价持续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国内生产看得到了进口配额制的保护，从而免除了世界性竞争。获益者是那些在建立配额的法案通过时拥有甜菜和甘蔗田地的人们，受损者是为糖支付较高价格的消费大众。并且由于低收入家庭自己制作很多罐头和储存式食品，因而他们较可能承担政府计划中不成比例的负担。
现在回到我们的收入税制度上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特定的税额扣除是如何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偿付抵押购房的某一个人被允许将利息交付扣除，这对房屋所有制来说是一种激励，因为购房者可以从不必将他们的边际税率应用于那部分收入这一方面获益。
A女土，其年抵押利息支付相当于1000美元，边际税率为20％，就会获得200美元的收入，而不必将此数额转交给政府，这有多棒呀！
但是考虑一下B先生的例子，他的收入是A女士的两倍，并且处于40％的纳税档次中，从他该年所支付出的2000美元利息中，他可以从其收入税的交纳中扣除这一数额，他便省下了400美元，抵押购房的富裕个人在同样情况下，比不算富裕的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比边际税率为零的贫穷个人，或比其他任何无抵押支付并从中获得好处的人所获得的利益要多很多。
我们已经考律过由那些使得卖淫和使用麻醉品非法化法律所许可的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在这两种案例中我们都可以说，由于对非法商品与服务来说，信息是更加昂贵的，一股来说那些能够支付得起更高价格的人（富裕者），就会获得比那些穷人“更好的”产品。
我们还可以回顾近来的租金控制与高利贷法律的问题。如果控制高利贷和租金的法律是有效的，它们就会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定立某一价格。因此，公寓与信贷的交易者们在出售其产品时，寻求非金钱方面的收益。谁的资信条件较好？是年收入20000美元的人？还是断断续续工作，年收入为5000美元的人？在同等利率条件下，贷出者将会把资金货给前者而不是后者。当高利贷法律实施后，穷人得到贷款的机会更少。
在租金控制下，房东会将房屋出租给领取社会福利者，还是租给一位市议会成员的女儿？在同等租金价格下，他也许会租给后者，因为她更有可能按时地支付其房租。
以上所列举的所有例子用来描述考察政府计划的成本与收益分配情况，并且判断它们实际上是否按其所意欲的方向对收人进行再分配。相反，它显示出很多政策倾向于以不够富裕者的代价达到对富人有利的结果。然而，当用于任何未来的计划时，这一假定必须予以重新证实。
对很多政府计划的分析显示，这些计划并未像一般所打算的那样有利于穷人。比如说，任何涉及价格支持及其类似的农业计划，按其产量成比例地有利于农民。贫穷的农民，根据定义，就是那些并未获得很大产量的农民。因此，较为富裕的农民从政府的农业计划中获益最多。作为一般性命题，很多政府计划倾向于对我们社会中那些极为贫困者之外的其他人有利。
第三十六章：吸烟经济学
最近，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妇女，要求公共汽车司机制止几位青年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司机照办了。而当她正准备下车时，其中一个青年向她脸部和头部猛击，然后逃跑了。大约同一时期，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一位青年对公共汽车上坐在他身边的妇女说，他反对吸烟，并且要求她掐灭香烟。当她未照办时，他从她嘴中拔出香烟，并在她的衣裙上摁灭。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之间的刻骨怨恨已经升级，并在日常生活中宣泄。
20年前，吸烟现象到处存在。的确，吸烟是某种地位的象征，电视广告和电影展示男女主人公在嘴上转动着香烟。
现在，所有这一切已经改变。这种改变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64年总医务检查官的报告，该报告十分明确地指出：吸烟有害人的身体健康。最近，在1979年1月11日发表的报告附录中，总医务检查官补充说，由肺癌造成的死亡率以天文数字增加。据估测，1978年有21900名妇女和70000男子死于肺癌，而1964年肺癌死亡总数为45838人。
但是在此讨论的问题，并非以吸烟方式追求他们自我毁灭的个人权利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了当的外部性问题。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吸烟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在过去，吸烟者以为只要自己乐意，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吸烟。如今他们不再能够将此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了。有些，甚至也许是很多的非吸烟者（也许一个更好的词是反对吸烟者）在他们反对吸烟时表现得极为激烈。
吸烟对于邻近吸烟者的非吸烟者来说，是否会造成对其身体的危害，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吸烟对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也许对有呼吸性疾病和过敏症的人来说，是有危害的。多数研究表明：从体质性效应来说，它所造成的身体危害也许是很小的。但是毫无疑问，吸烟引起非吸烟者的恼怒，并且更为特殊的是，它引起己戒烟者的恼怒。在阻止吸烟的个人中，恐怕没有比前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约瑟夫？加利法诺更为热心的了。他过去曾吸烟，而现在却成为阻止吸烟的坚定支持者。
如同我们所说道的，吸烟是一个外部性的古典案例。在此案例中，根据经济学家的有效标准，吸烟者向非吸烟者为他所感到的不适予以赔偿是适宜的。或者，在没有补偿的情形下，恰当的策略也许是向吸烟者强制性公布法规，以避免他使非吸烟者恼怒。譬如，民用航空局已经下令，在商业性空中运行中，必须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隔离开。
假如事情到此结束，我们的故事就会简单得多—只不过又是一个运用政府的政策加以解决的案例。但是政府的立场并非是绝对而不含糊的，政府用它的左手——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及总医务检查官的手所做的事，产生了在香烟盒上写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祥，以及予以大量补贴的禁止吸烟的宣传运动。与之抗衡的是它的右手——农业都对烟草行业的补贴。
在美国的大约50万名烟草种植者被法律阻止竞争，不允许增加种植面积，并对在无许可证的土地上所种植的所有烟草以75％的违禁税。结果是向那些在这种补贴开始时（开始30年前），就已进入的足够幸运的种植者，提供了垄断性收益。
政府的右手还包含更多的东西，1981年，来自香烟销售的税收约为130亿美元。这些已括联邦税、州说和地方税，以及烟草和姻草产品的进口税。烟草与烟草产品为1981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盈余项作出了240亿美元的贡献。显然，联邦政府的某些方面感觉他们可以从烟草的继续利用中获得极大的好处。美国南方受到补贴的农场主也同样如此，他们从赋予烟草种植行业的垄断中获得直接的收益，并且得到了农业部的扶持。
另一方面，由吸烟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成本巨大，并且还在增长。1974年，对医疗成本的估价就高达115亿美元。更进一步说，吸烟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火灾隐患。国家消防联合会的统计表明：有56％的致命性住宅火灾是吸烟引起的。1981年，吸烟至少引起94000起火灾，造成2。464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我们是否应该禁止吸烟？经济学家所处的地位是不适宜回答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指出涉及的成本与利益，以及衡量所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但是最终这一问题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毫无疑问，如果吸烟是今天才被首次发现的，它可以被置于与可卡因、海洛因及其他危险毒品同一类别中，并被社会看作是应当被宣告为违背法律的某种东西。
但是在一个恰逢尊重价值的纪元，吸烟曾经发展成为一国的风范，并且仍然为年轻人保留了许多那样的光环。再者，显而易见的是，吸烟者也是选民，与烟草种植者和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反对吸烟者队伍一样。结果，吸烟政治学导向政府自相矛盾的双重角色——左手为禁止吸烟工作，而右手却在促进吸烟。
与吸烟有关的问题既是内部性的，又是外部性的。内部性问题涉及诸如肺癌之类疾病的自我损害。外部性问题则涉及污染他人呼吸的空气。鉴于空气是共同资产，没有一个先决理由可以争辩说，非吸烟者拥有比吸烟者污染空气权利更多的用以净化空气的权利。一种决定是向吸烟者强加成本，以禁止吸烟。另一决定是向非吸烟者强加成本而准许吸烟。这二者旗鼓相当，因为空气是共同资产。
第三十七章：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
针对与丧失就业能力和老龄问题相关的无保障者所给予的保护，自很早的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政府所关注的一个方面。然而，由政府用来取代扩展家庭体系的综合性一揽子措施，是从1883年德国发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时开始的。
在美国，一直到1935年大萧条极为严重的时期，联邦政府才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并且创立了这一制度，它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在此制度创立初期，基本问题是社会保障是否应当就是保险，在此意义上保险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即：某一由保险统计员所计算出的，可足以提供对潜在性索赔支付的完整储备，或者是一种由当前的雇员对那些已经退休人们的福利津贴进行偿付的制度。如同在1935年所开始的，社会保险构成了在这些立场之间的妥协；1937年开始征收这些税，但是一直到1942年才为这些津贴进行偿付，以便有可能积累一笔储备金。
最初的税额为雇员薪水的1％，另外1％来自雇主们；这种税是对个人工资的最初3000美元所进行的征收，逐渐地，税率上升，工资基数也上升了。
一直到1960年，来自税收的收入超过支出，由此积累了一笔储备信托基金。从1965年之后，国会在增加对社会保障接受者们的支付方面一直极为慷慨。1965年，月津贴全面增长了7％；1967年增长13％；1969年增长了15％；1971年增长10％；1972年增长了30％；1973年上半年增长了5。9％；1974年6月在5。9％增长生效之前，就被更高的11％的增长所取代。并且在1975年6月，还作出了增加另外一个8％的生活费用调整。
不管在开始时，在由保险统计员计算出的完整保险计划与根据实际情况支付的计划两者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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