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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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价优惠券几乎都是专为那些在食品零售网点出售的价格相对较低的商品所设的做法相一致。
（2）我们可以预言：当商品是一种个人任务时，相对而言，减价优惠券将几乎不会被使用，减价优惠券是价格折扣的一种替代物，而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差别已经达到了价格歧视的目标。这一内涵与对美容院和理发店的观察相符，这两者一般不会提供减价优惠券。
在食品零售的竞争天地里，每个零售商只具有微不足道的市场力量。换言之，垄断竞争相当的流行。为了利用那些微不足道的市场力量，单个销售者纷纷提供减价优惠券。这种方式使得他们实现价格歧视，向那些对自己的时间估价较低的个人，有效地提供较低的价格，而向那些对自己的时间估价较高的个人，提供较高的价格。一船说来，前者是较为贫穷的顾客，而后者是较为富裕的顾客。
第三篇：要素市场
　第十五章：征兵经济学
　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征兵制不久也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部志愿兵的形式。未过几年，有关“志愿兵役制的失败”之类的标题充斥报刊，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也一致呼吁恢复征兵制。在我们理解正在讨论什么之前，我们不得不审视实施将近两个世纪的军事征募制度的开端。
该制度首先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州与弗吉尼亚洲于1777年实行征募制。1778年2月6日，国会建议其他殖民地仿效。但是因为法国派出了军队，当时便不需要开始全面征兵。在1812年的战争中，显然康涅狄格州与马萨诸塞州被胁迫放弃征兵议题。但是，当征兵制在1814年成为法律时，这两个州的立法机构随时准备保护其属民，免受联邦政府的征兵之扰。
1862年4月，南部邦联开始了统一征募，到了1863年，北方认为应当通过入伍法案，该法案的通过导致了流血和暴力事件。事实上，1863年警察和民兵在纽约市的街道上与反征兵的暴动民众进行了二天的战斗。
然而，尽管美国内战期间进行了征兵，但被征募的人被允许“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入伍。因此，即便征兵的方法是强制的，而最终准备奔赴战场的决定却是灵活的。例如，一位发现自己被征募入伍的律师，可以选择支付他人一笔补偿费来替代他自己。只要他所支付的价格低于他留下继续工作所能挣得的收入数额，他就会从此安排中获得经济利益。鉴于很多工人不能挣到和律师一样多的收入，那么找到一种替代就不是很难的事，因为以双方同意的价格交易，替代者也能获益。可以理解的是，相对而言，内战中的作战人员几乎没有多少是来自高薪行业的。
鉴于一个人对经济的贡献可以大致由他的薪水所表明。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表述，即有效的资源配置随之产生，因为人们在他们的服务最具价值的方面工作或战斗。让我们暂且离开主题，去对资源配置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充分的讨论。每当劳动力和机器对经济产出的潜在贡献来被充分实现的时候，非效率便存在。
按照定义，从非效率到有效率的配置变化导致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富裕起来。我们经济中的所有变化均有特定的成本，那些承担这些成本的人的处境便会更糟。但是从理论上说，产出的增加允许那些承担变化成本的人们得到充分补偿。前提是假设某种制度机制存在，通过这种机制，补偿性的“边际支付”可以得到实施。
现在我们回到美国军队建设的方法这一历史问题上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募的形式成为一种纯粹的彩票抽奖，不允许被征入伍的军人雇佣他人替代。从美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总计11448330人应征入伍。从根本上说，同样的经济学分析适用于这些冲突中的所有人。
未能被注意到的成本经常是与非志愿性征募的这一方法相关的。为了简化说明，让我们分析一下军队，把它当作一种行当，将雇佣和解雇“工人”看作是“经理”将他们固定年预算中的部分分配，用于支付代替员工的机器的人。当军队以低于这些以其自由意愿被征入伍者所能接受的工资率获得士兵时，军队经理们获取的是有关他们营运真实成本的不正确的信息。当劳动力成本（因为征兵制）被人为地降低价格，军队管理以使用比他们有可能使用的更少机器和更多的人员而告结束。
这是为什么呢？决策是根据下列线索而做出的：在一给定的人力价格上，军队必须考虑增加机器来帮助人员或在特定工作中取代他们的可能性。如果增加一台额外的机器，将允许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一个人去做两个人所要做的工作。管理层必须审视相对价格，以便有理性地决定是否应当租用机器（或是购买）。
如果一个人每周耗费100美元，而一台额外机器的租金是25美元，机器将会被使用。但是如果人工的价格降低到每周20美元，那么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而租用机器，从经济上说是不值得的。因为被征入伍的军人们，事实上所支付的价格远低于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行价格”，或者低于使他们志愿入伍的价格。我们知道，这种征募导致军队中出现高于最优的人机比率。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此举不可避免地使社会耗费比国防水平所必需的成本更多的资源。
另一增加的成本来自于典型的征兵制中仅有两年服役期限这一事实。从所有相似之处说起，完全以厂家雇佣工人（即支付足够的工资）方式获得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军队，职位补缺时间将超过两年。事实上，鉴于军队必须毫不合糊地支付比那些在征兵条件下高得多的工资，相对而言它的管理层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以确保职位补缺的时间实质上更长一些。
职位补缺涉及确切的真实成本，当一名土兵入伍服役时，他是一个“新兵”，必须加以训练，训练涉及诸如机器以及对其他人的时间等资源的使用。当一名被征入伍的军人两年服役期满时，他人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来得到训练以填补他的职位。
除了与征兵制相关的相对较高的职位补缺成本之外，征募还导致被征入伍人才的非效率配置。在平民世界中，人们很少会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洗碗工或户外清洁工为业。雇主将这些人分配到最能增进生产率的岗位上，也就是说，他们对厂家的产出贡献最多的岗位。而在实行征兵制的军队则并非如此，所有被征入伍的军人是以相同价格获得的，无论他们是博士还是半文盲。
如同在商业中，对军队管理层来说，最有效率的使用被征入伍者的动力或许存在，但是其信号并非像在平民世界中那样明显。在那里，不同素质的工人的薪水差别是清清楚楚的。要雇佣一位博士，公司必须支付比一名末受过教育的工人更多的薪水。一家商业公司以将博士投入他或她最能发挥效力的岗位的方式，获取对公司所支付薪水的尽可能多的回报。
除了上述成本，经济因每一被征入伍者而承受一种机会成本，该成本完全独立于被征入伍考所得到的支付。一个被征入伍者的社会真实成本是他作为一位平民时所能挣得的收入。当一位雇主付给某人10000美元，我们通常可以假设该雇主正在获得至少等于其价值的服务，否则这一安排便会终止。如果同样的人被征入伍，等于他放弃一年大约相当于10000美元价值的平民生产性服务，以获得总数少许多的军事性服务。这一数额并不是军队支付给他的，譬如说1500美元，才是他入伍真实的年度成本。
既然一支实行征兵制的军队仅支付（通过税金）被征入伍者真实机会成本的一小部分，那么，谁来支付其余部分呢？显然，被征入伍者他们自己承受大致与他们的平民收入和服役收入之间差额相等的隐性税的负担。但是所有人均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因为鉴于这些人不在他们的平民岗位上工作（除非所有被征入伍者都是选自失业大军中），非军需品与服务的产出更低了，而费用则更为昂贵。
征兵制的这一隐藏税性质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两百年前，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审查法院有关美国商业水手被强征服役的合法性时作了如下评论。他写道：“如果根据我的推测，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在压力与胁迫下，某些本可以在商业服务中每月获得3镑15先令收入的水手被征服役，以每月25先令的代价保卫这一贸易，而你们每月从他身上获取50先令。并且如果你们在自己的服务中获取10万美元，你们便是从社会上忠诚的那部分人，及他们可怜的家庭中每月抢劫25万英镑，或每年抢劫300万英镑。同时强迫他们为捍卫你们的贸易而冒自己生命危险。”
对这一隐性税分配的审视，揭示了我们过去惯常使用的征兵制度对富裕者极为有利，而对贫困者极为不利，这主要是因为有较高收入的征兵对象可以获得豁免。它实际上是一种高递减税，即按收入的百分比而言，收入水平愈高，所支付的税率就愈低。抽签制度，对于那些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豁免，仅仅是放大了递减效果。
贫穷者和少数民族商中有多大比例继续中学以后的教育？甚至在抽签制度下，富裕者拥有号召的资源：律师、医生、心理医师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征兵。1969年有283000人被征入伍，其中仅有28500人受过高等教育。这一数字仅占被征入伍总人数的10％，而美国高等教育适龄男性人口总数中，有40％的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大学延期服役的结果因而有所减弱，但是并未医治“征兵税”的递减效应。
美国公民被告知全部实行志愿兵役制的军队过于昂贵，这一抱怨完全偏离了要点。无论我们国家中的青年是否被征兵，社会都要为军队进行支付。那种说不能寻找到足够数量的志愿兵的说法也是不真实的。因为1978年的最后3个月表明：要求入伍者中仅有90％被批准入伍，这并不竞味着我们军队的实力下降了。1973年底，军队多录用了2000名超出预算数字的士兵，新兵短缺由于对剩余人数的重新录用而大大地得到弥补。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只有在某些特殊岗位，例如医疗与预备役方面才会存在。只要国会决定支付可观的价格，以吸引所希望的数量与质量的预备役人员和医务人员，这些亏空可以随时被消除掉。
当我们审视有关质量的数据时，当国会说实施完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已经失败时，它的意思并不完整。1964年，当我们仍在实行征兵制时，新兵中68％的人是高中毕业生，197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0％。1964年，17的新兵被归类为最低智力组，但仍校征入伍。到了1979年，该比率下降到120。
如同在所有经济情形下，不充足的供给可以归咎为价格过低。事实是军人并未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准。在1972年，军人工资率的确具有竞争力。然而到了1980年，他们大大地落后。因而军队在填补其人力配额时显得困难重重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不过，里根政府的确做出某些努力，将军队的工资支付尺度提高到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水准上。
军队削减其劳动力成本的途径之一，便是招募已经受过训练的平民人员，以填补中级职位。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个人可以被雇佣，从事军队中的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而保留其平民身份。目前从根本上说，军队中所有中、高级人员来自军队内部。因此，被迫保留和训练士兵，以填补重要的技术性和管理类职位。为什么不能到劳动力市场去雇佣平民呢？他们被保留平民身份，从事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并非从事“前线”工作，他们真的必须成为士兵吗？
从效果上说，征兵是对军队人员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代之以市场出清的工资率支付的是在征兵制度下，政府选择以低于市场出清的工资率的水准支付，并且要求特定的个人“为祖国服役“。从社会的角度看，军队的成本是相同的，无论是对军队人员一文不付或向他们支付市场工资率的一半，还是向他们支付完全的市场工资水准。军队的成本是全部社会机会成本——相当于每个人作为平民所能挣得的收入，军队的社会机会成本并不取决于谁为军队支付。征兵制度有效地向那些被征入伍者课税，一支全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既不便宜，也不比一支征募的军队更为昂贵。
第十六章：职业性体育竞技经济学
　1981年的垒球赛季较短，为什么？因为有过一次罢工。在这一赛季中的50天，运动员们与球队的老板们无法达成协议。显然，争论中的主要焦点是所谓自由代理人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哦，它涉及到运动员与在他们目前服务的球队所签订的特定合同期限结束时，无限制地在垒球行业中寻求更好的雇佣机会的自由。
直到1981年，垒球运动员在球队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建立在运动员合同中的“保留条款”基础之上的。该条款给予球队独自占有运动员服务的权利，直到他被球队出卖、交换或释放为止。作为这一条款的结果，许多运动员对职业垒球联合会的老板们提出反托拉斯的诉讼。例如垒球运动员柯尔特？福拉德在70年代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诉讼，当此案于1972年被转送到最高法院判决时，福拉德败诉。即便法官哈里？A？布莱克芒恩也承认：保留条款是“歪门邪道”。
作为罢工的结果，垒球运动员们在消除保留条款有害效果方面是相对成功的。橄榄球运动员在1982年秋季举行罢工，然而他们未能像垒球运动员们那样成功，目前他们在一种使运动员被单方面地约束在特有运动员合同的球队体制下工作。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调整修正，但是保留条款似乎仍然相对有效。
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保留条款已经在垒球、篮球、橄榄球方面被延用这么多年，我们将首先审视一个没有保留条款的劳动力市场—招募园艺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多数园艺工人索取他们认为是目前“通行”的行业服务价格，如果有人索取比此价格低很多的价格，某些潜在的额外客户就会最终发现，那时他将发现自己面对许多新的需要他服务的请求。如果他不愿将额外的时间投入园艺工作，他就不得不在下列进程中的一个或组合中做出决定：（1）降低他服务的质量，以便每一工作所需时间减少，因而可以按出时间为更多的客户服务；（2）拒绝增加工作；（3）提高他服务的价格，以便使特定的顾客（当前或潜在的客户）不会对获得他的服务感兴趣。显然，第一种选择与第三种选择相当，因为同一价格的质量变化与同等质量的价格变化产生了同样的经济效果。
另一方面，一位没有工作并希望吸引更多客户的园丁，可以自由降低他的价格或提高他的服务质量。也就是说，园艺工人们可以在他们自己中间竞争，以便他们自己个人的收入极大化。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园艺工人都会这样做。
现在让我们假定某一特定的园艺工人享有工作技艺出色的声誉，如果他已经排满了日程，一位潜在的客户将不得不开出在正常价格基础之上的某些激励以获取他的服务。一种足够的激励有可能说服该园丁做下列事项中的某一项：更大强度的工作；工作更长时日，减少节假日；剔除一位他先前已接受的客户。
通常的激励形式是提供更高的工资，虽然激励并不总是以货币表示的。在任何情况下，通过运用这样的策略，意欲获得园丁服务的人们会在他们自己中间相互竞争。尽管并非所有家庭主人会花费精力去了解周围哪个园丁能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好的服务，但仍有人会这样做。
我们刚才已经描述了一个竞争的园艺市场的工作状况。园丁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他们所出售的服务价格、数量和质量。家庭主人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他们所提供的价格（工资），以及他们所欲求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理论上说，园丁们是以获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们服务价值（即他们是以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被支付的）而告结束的。园丁服务的购买者是以不多不少地支付这些服务的机会成本（即他们必须支付园丁们的边际产品价值）而告结束的。
如果全国所有的家庭主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决定起草一份“园艺工作保留条款”，将会发生些什么？该条款会要求每一位园丁只为一位家庭主人工作（或在此情况下更为现实的办法是，为一批家庭主人工作）。该园丁不得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除非附有保留条款合同持有人决定他自己（该合同的持有人）想要出售或交换这一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先前描述过的竞争市场的一个关键方面已经被消除：园丁们不能寻找到最为有利的工作机会或进行业务竞争，因为只有该家庭主人才能首先提出变动。极为明显的是，这种约束将阻止园丁们寻找使得他们收人最大化的雇佣机会，并且会使他们的境况比在自由与竞争条件下的状况更差。
如果所有的家庭主人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明确协议的卡特尔，即他们不会在他们自己中间竞争以获得园丁合同，园艺市场的竞争将会在两方面受到抑制：在园艺服务的出售者中间和这些服务的购买者中间，园丁们的境况可能、而且肯定会比以前更差。
我们所举例子中的纯假设正是垒球世界中延续很多年的现实。两大联盟球队在他们自己中间达成协议，并由此产生了极为特别的运动员合同。由于条款包括了一个不得收买出任何球队“保留”的球员的协议，签立合同的俱乐部因而持有运动员下一年度服务的单方面选择权。一旦该运动员签署了合同，他就接受了球队之间所达成的所有协议。因此，他的唯一方针是企图从他所服务的特定球队获得可能达到的最高工资，而不能从竞争中的众多球队中获得任何帮助。运动员的选择是较为简单的：要么接受球队所提供的薪水，要么不打垒球——至少不为美国两大联合会中任何球队打球。
保留条款允许垒球队约束垒球运动员职业市场的运作。因此，一种垄断要素进入了垒球雇佣行业。垒球队都众口一致地说，保留条款是该项运动中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允许在所有球队中公平地配置优秀运动员。并且有人推断说，没有保留条款，较为富裕的俱乐部就会竞价挖走最好的人才。比赛就会向一边倒，而感到索然无味的观众们就会停止买票看球。
乍看起来似乎有理，但当人们意识到任何行业都可以做出类似的陈述时，这一论点便失去其真实有效性。实际上，富有的公司不会竞购所有最好的工人，并因此使得生产“竞技”倒向一边。如果这样做的潜在报偿足够高的话，公司与垒球俱乐部可以总是借钱投资于好的工人和好的运动员。显然，只要一个好（富裕）的球队存在，建立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强队的报偿，就会高得足以便俱乐部借钱（或出售额外的股份）去这样做。
并且运动员的价值取决于门票收入，仅仅有一个强队，门票的销售额会有多大呢？很少有人愿意去看最强、最富有的球队所参与的每一场比赛中如同屠宰式的大获全胜。所以，强队应当确保有其他强队与之竞争，以产生悬念、激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高额门票收入。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特别禁止约束贸易的行为，但是最高法院在1922年裁定垒球队可以免除受此类联邦立法的制约，并且它的裁决在1953年和1972年得到赞同确认。保留条款是一种约束球队争夺运动员的企图。作为其结果，运动员所挣到钱要少于无此条款时他们可能挣得的钱。
保留条款对运动员的影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之间不再相互争夺运动员的协议而有所增强。这样一种安排会暗示第三家联盟以开出更高薪水的方式，从这两家挖走最好运动员的潜在可能性。然而没有第三家美国联盟能够成立，因为与之签订合同的运动员将会被永久性地排斥在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之外。很明显，不会有足够多的运动员愿意冒此风险，当然也就不会有其他主要联盟出现。
为了试图反抗垒球队老板们的垄断势力，一个垒球运动员工会建立了。工会最终使得运动员获得更高薪水，以及改善他们的养老金计划的企图得以成功。它最终还成功地从运动员合同中删除保留条款。
至少一直到1982年，职业性橄榄球几乎完全是职业垒球过去的翻版。国家橄榄球联盟从1919年起一直是唯一的联盟，直至1960年，美国橄榄球联盟出现为止。随着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出现，运动员的薪水迅速成倍地提高。
当国家橄榄球联盟统治时，球队可以“招募”运动员，并且有效地随心所欲地保留他们，不允许有高额薪水挖墙脚的竞争。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队老板们之间串通一气的协议阻止了运动员们使其收入达到最大化，并且没有现存的与之竞争的联盟来竞价挖走他们的运动员。
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招募制度开始于1936年，该制度禁止联盟中的运动员与任何招募他的球队以外的职业球队进行洽谈。一般来说，联盟中最差的球队被允许首先进行招募选择，大概是在即将来临的赛季中给予他们一次更好的机会。
十几年前，华盛顿的北美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