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经济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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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允许首先进行招募选择，大概是在即将来临的赛季中给予他们一次更好的机会。
十几年前，华盛顿的北美印第安人队招募了一个明星后卫——吉姆？（雅楚）史密斯，他在俄勒冈大学的记录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且作为一个新手，他为印第安人队出色地完成了开始的营垒。不幸的是，在那一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史密斯突遭严重的颈部损伤，并因此结束了他的体育生涯。1976年9月，美国大法官成廉？B？布莱恩特向史密斯判决了276000美元的赔偿金。这并非是因为他的身体损伤，而是因为他遭受了经济损失。
史密斯争论说，联盟的招募制度限制了他与印第安人队在价格上的争议权，结果该谈判是完全的一边倒，以至于他被阻止获得一份在他一旦遭受残疾损伤时，将给予他经济保障的合同。当大法官解除国家橄榄球联盟每年一度对大学选手的招募时，他评论说：“这种对协议的彻头彻尾、毫不掩饰的拒绝，以其典型的和最为有害的形式构成了抵制集团，一个长期被谴责为公然违抗反托拉斯法的手段。”布莱恩特进一步补充说，招募程序“绝对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具有限制性的东西”，他还指出了国家橄榄球联盟为了迎合法院而有可能采取的某些变化。例如，三支球队可以被允许挑选同一个运动员，然后竞价争夺那一运动员的服务，这当然会改善运动员的议价地位。
1966年，在六年的“竞争”之后，美国橄榄球联盟和国家橄榄球联盟同意进行合并，国会批准了作为众议院法案附件的这一变动。这一合并已经影响了运动员的自由，虽然条款注明了在干完他合同的一年选择期之后，运动员可以与另一球队签约，如果他这样做的话，第二支球队就心须向他原先的球队交付赔偿费，显然这打消了第二支球队招募的积极性。
运动员也可以试图通过橄榄球掮客安排交易，然而迄今为止，对于所涉及的运动员来说，此类谈判尚未得到对自己非常有利的结局。以预防有争夺运动员需求出现的形式，美国橄榄球联盟与国家橄榄球联盟已经明显地使得运动员的薪水低于他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有可能得到的薪水。
职业体育竞技中任何类型的保留条款有效地限制了球队老板们在一种不受约束意义上争夺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在招募制度中，保留条款的后果是，将运动员的薪水削减到比他们在非限制性竞争劳动力市场中所获薪水更低的水准。招募制度中的保留条款，只会在球队老板们共同抵制以获取对购买运动员服务的垄断（这种类型的垄断被称作独家购买）情况下出现。只要法院继续允许联盟主要职业球队的老板们共同抵制、违犯反托拉斯法，此类情况才可能持续下去。
第十七章：非法移民经济学
　每年大约有40万人被许可合法地移民到美国，每年至少有另外100万人非法地移民到此。这些人是“无证移民者”或用更为简单的说法，是非法移民者。他们来到这一国家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寻求更好的工作。
1981年和1982年，每年大约有100万非法移民被移民局官员所阻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一带，有些人被逮捕了若干次。事实上，有一位执着的墨西哥人一天之内就曾被逮捕了5次。
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总数估计在500万至1200万人之间，某些城市尚有比他们应摊“公平”份额数多得多的非法移民，比如说洛杉矶、圣地亚哥和迈阿密就是这样。用于追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他们原来国家所耗费的资源数量已经迅速地增加。事实上，根据美国众议院有关这一主题的听证会记录，“在美国被逮捕的非法移民数字似乎已与移民与归化局工作人员的数字直接成正比”，毫无疑问，非法移民似乎成为美国的一个难题，而过去并不总是这样。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禁止罪犯、妓女、疯子和痴呆者移民为止，美国对移民入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1888年10月19日通过的法案要求将那些违法进入美国的移民驱赶出境，一直到1917年的移民法公布，有关移民的现行法律的第一个系统安排才正式生效。这些法律包括对识字的要求，并且对东方人有某些苛刻的限制。在1924年的移民法中，对于来自东半球国家的移民强制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而对来自西半球的移民却仍无限制。到了1965年，每年对东半球移民数定有12万人的上限，而对西半球移民的上限为17万人。
那么从历史上看，直至20世纪，美国从根本上采取的是开放政策。在其开放政策实施的几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保持了持续的成长和繁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它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的确与成长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相联系，为什么公共政策还要寻求改变无限制的移民？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审视人们为何要移民到美国的原因，他们的移民对劳动力所产生的效应以及过去美国人为何经常从中获益却又似乎认为他们不再从中获得利益了。
人们为什么要移民？一般来说，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有德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想要到美国来，也许有很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但是压倒一切的动力是经济方面的动力：他们想要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准。
一个出于纯经济原因的迁移决策，不但建立在潜在的收益基础之上，而且立足于迁移所涉及的各种成本。最为明显的（并且相对是最不重要的）迁移成本是交通成本，随之而来的便是入境后搜寻工作职位的成本。如果该移民已经很久未工作，这一成本可能会很高。另一成本是在一个不同的城市或国家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园，拆除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园。这一成本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且还有心理方面的——即失去老朋友并试图结交新朋友，与亲戚们离别等等。
所有这些迁移成本都是在一开始时就引发了，所以它们在移民者的心目中隐隐显得高于他或她在另一国家工作有可能获得的较高收入的潜在性收益。那么，所预见的工资差异（因为这的确是人们所必须审视的），必须与几乎是立即因此而引致的，但一般来说是一次性的移民成本相比较。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在我们有严格的移民法律之前，经济原因是人们移民到此的决策基础。移民到美国的净数额，即到达者数目减去离去者数目之余额，从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随着商业活动而大幅度地上下波动。在商业大萧条时期，净移民数很低；而在繁荣时期，净移民数则上升。
如同我们在经济学中所说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当然这其中重要的是美国的相对繁荣。因此人们在其本国的境况，相对于美国来说越是每况愈下，也就越具有移民到此的更大动力。墨西哥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根据环境基金会的估测，墨西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每年3。5％，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依照这样的速率，墨西哥人口数字将在大约20年之后翻上一倍。人口增长中至少有一半是被混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所所吸收的，这大概是由于墨西哥国内的过剩人口无处可去。墨西哥国家经济研究院声称，墨酉哥国内的失业大军正在以每年80万人的数字膨胀，因此在美国工作的吸引力在未来无疑将会变得更为巨大。
有一段时间，即1942年到1964年，允许墨西哥人根据“季节性农业工人”计划进入美国。50年代，在这一计划的顶峰时期，有40万墨西哥人在美国农场合法地工作。当然，一旦这种合法的计划结束，非法移民的数字就增加了。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说法，这—墨西哥人进入美国的运动，也许只是因经济状况悬殊而形成的世界范围反应的前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将此说成是：“正在上升中的实际上无法抗拒的国际性迁移潮。”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美国人为什么希望制止非法移民进入这个国家。基本论点是，他们剥夺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可是这一论点为什么并不总是正确的？要理解某些美国人排除外国工人的欲望，我们必须分析此类移民对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熟悉国际贸易收益分析的学生，在我们谈论有关来自劳动力贸易收益时，会识别出其突出的相似性，在任何情况下，当墨西哥工人开始越过黑奥格兰德并寻找工作时，他们扩展了美国的国内劳动力供给。给定劳动力的稳定需求曲线，工资必然下降。给定在墨西哥人越过边境之前就存在的供给曲线，我们知道在较低的工资率水平上，某些美国人就会拒绝接受这些工作。他们确实将被墨西哥工人所取代。
但是另一种事情就会发生：盯住较低工资率的美国雇主们就会雇佣很大数量的工人，就会有比以前更高的商品与劳务的产量。最终结果是，比如说在爱达荷州土豆生产的增加，加利福尼亚州莴笋的丰收，弗罗里达州鳄犁产量的上升。关键是即使在墨西哥人越过边界之后，有更多的劳动力在工作，但特定的劳动力市场中却只有比以前更少的国内工人。墨西哥人实际上并未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剥夺走，而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领域面对较低的工资率，所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美国工人）决定离开这一市场。
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也许从中获益，但是某一特定的群体将会是受损者。比如说，塞扎？查维斯是一位前联合农场的工人，但当然不是在允许更多的合法和非法的外国人进入美国这一意义上的前墨酉哥人。
再者，考虑到非法移民者愿意在低于美国工人工资率的价位上工作，移民倾向于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中的早先成员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并寻求美国的福利庇护，由此提高了这一国家的福利成本。然而这一问题也许是被夸张了，失业绿在临近墨西哥边境的一些地方、如埃尔帕索和德克萨斯州内部的某些县似乎确实是特别高；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了边境地区，失业率似乎就不受非法移民流入的影响了，至少不是以任何可以衡量的方式而加以影响的。证据进一步显示几乎没有非法移民向我们的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过什么需求。显然他们所使用的服务成本被他们向联邦收入税和社会保障所贡献的货币数量所超过。
不过，反对非法移民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美国工人们感到他们的工作职位危如累卵，他们的薪水危机四伏。非法移民可能上升的潮流是否能够被行之有效地应付？也许不会。非法移民们很难被劝阻，因为他们经常因无望的工作前景而逃离。如果他们在美国首次被抓住，这就是一次可判处半年监禁和500美元罚款的轻罪，第二次被抓就会处以两年监禁或1000美元的罚款。实际上这些被抓住的非法移民只是被逼返回到他们自己所出生的国家，然而如此简单的工作却相当昂贵。联邦政府在每一非法入境者被押送回国，通常是送回墨西哥之前，向洛杉叽县支付的用于他或她每人每夜的食宿费用为102美元。埃尔帕索、德克萨斯州目前每年要花费1000万美元用于对非法入境者在遣返之前的监狱居留。
从政治上说，在有关移民政策上有两个观点不同的主要群体。工会反对移民，而商业企业却赞同移民，几乎不可能阻止雇主们从低价、有时生产率更高的非法移民的工人中获益。的确，多数使用非法移民的雇主声称他们是“更好的工人”，也就是说，他们有更高的边际产品。大概这一更高的边际产品来自于他们无法获得这一国家的福利及因此而产生的对工作的迫切需要的现实。换言之，没有一个全面的政策，我们就无法阻止雇主们雇佣非法移民者。
将非法移民者运送到美国，并且对他们进行保护而获利的动机已经扶持起一个巨大的行业。沿着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走私的“蛇头”们索取50至500美元不等的价格，将非法移民带入美国境内。如果再交一笔额外的钱，就可以获得伪造的文件，包括旧房租收据和公用设施帐单，除此之外，非法移民们还能获得伪造的工作许可证。
指望墨西哥政府封闭边境也是不现实的。随着该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墨西哥成为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美国人口并未有迅速的增长，并且美国是一个资本密集的国家。墨西哥只能以用美国的资本与其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来获得利益，双方在一起可以生产出比双方各自独立生产时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贸易问题。
墨西哥向边界以北出口劳务，而美国对其支付工资。这些被运送回墨西哥，最终以工资形式支付的美元，是以墨西哥人花费在美国制造的商品上而告结束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用美国制造的商品换取墨西哥人所提供的劳务。
非法移民的问题便停留在此。一般说来，个人迁移到其他国家，是因为有获得更高生活水准的潜在可能。墨西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近邻必然带来非法进入美国的各种企图。在某种程度上，非法移民成功地在美国作为工人而滞留，美国的劳动力供给由此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给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稳定的（没有需求曲线对等的移动），均衡工资率必然会下降，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将增加。因此，非法移民并未造成美国人的失业，而是在特定的低技能工作范畴内削减了相对工资率。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会偏好对进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法移民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
第十八章：“大苹果”经济学
　在我们有关伯尔布南科有执电车的故事（第六章）中，我们审视了定价“过低”的直接难题。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其他低于市场出清价的定价的后果，此次我们将考察纽约市房租管制的后果。
在这样做之前，不妨先简略地描述某一市场在长期和短期中，针对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的方式。在这一范例中，我们所说的短期是指一段对于建造新的住房单位来说过短的时间期限，它并不意味着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为什么？因为住房的较高价格鼓励那些拥有自己家园或住所的人们，将他们的住所出租一部分，而不是将它们全部保留供自己使用，因而就有某些短期供给弹性。需求的变动反映出，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纽约所出现的那样，寻找公寓的人数突然增加，将会导致价格的显著上涨以及可获得住所的某些增加。
从长期看，结果是调动了新的均衡力量，而这种均衡是某一市场机制运转所必需的。公寓价格的显著上涨吸引企业家们将他们的金钱投资到建造新住房中去。换句话说，与企业家们有可能使用其资本投入的其他用途相比较，投资到住房存量的收益率已经增加了。结果是住房供给的增加，这又引起住房价格的向下移动，直到最终达到均衡状态。注意其隐含意义在于，与短期供给相对照，住房的长期供给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是相对有弹性的。长期均衡是一种增加一单位的住房投资所得到的收益率，恰好与投资于具有同等风险的任何一种类似的经济活动收益率相等的状态。
现在回到我们有关纽约的故事。1943年，作为一种临时性战时措施，联邦政府强制推行租金管制，而在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的计划在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却仍在继续沿用。该市的法律使得某些特定种类的公寓保持固定的价格水平，当房客搬走时允许房租有15％的上涨。不用多说，其直接结果是房东倾向于使用从敲打管道到切断供热的各种手段以促成这种搬迁。鉴于与可获得的公寓数目相比，数量多得多的人们在寻找公寓，各种绕过限制的手段便大发展了。
最为明显的是我们称作钥匙押金的收费，它向即将人住的租房者索取一笔较大数额的钱，而仅仅是为了获得一把公寓住房的钥匙，或者人们可以用相当可观的一笔费用雇佣房东的儿子对公寓住房重新油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房东会根据种族、宗教、养狗、有孩子或什么其他东西，对将要入住的房客加以歧视。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房东就是不能维护好公寓住房，所以他们的维修养护费的真实成本是下降的。
所有这些策略表明房东和房客们只是在寻找一种避开人为的低价，并在实际上开发事实上已存在的均衡价格的途径。也就是说公寓住房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或者房客事实上在支付额外的价格。所以，现实中供给与需求曲线的变动就出现了。
房租管制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对法律的普遍逃避。通过了试图强迫房东们维护公寓的法律，但是却被广泛地逃避了。其他法律是为避免以更高的价格分租而设计的，这些也被广泛地逃避了。它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1960年的普查显示：有25％的租房者支付了高于房租管制所规定的法定房租的租金。应当注意这还不包括贿赂或质量下降在内，这些只是人们支付超越指定价格的租金。我们观察出在这样的情形下，市场的确会找到自己的均衡。
不过，房租管制对租房者和房东两方面都产生显著的后果。显然，房东在收入方面遭受损失，而房客在公寓住房质量下降方面遭受损失。然而，这并非故事的结尾。比如说在1975年，多达642000所公寓住房受到房租管制，另外有650000所公寓住房受到一种被称为房租稳定化的复杂形式的法规管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公寓建设是从属于房租管制的。再者，因为它不值得房东们去维修保养它们，公寓住房因年久失修而腐朽。最终每年对这些公寓住房所收取的税金超过了房东所收取的房租，这些公寓住房就被遗弃了。
1970年，有33000个单元被遗弃，到1974年，又有10000多个单元被遗弃。在布朗克斯区和曼哈顿岛东下端的一些地方，整排被遗弃的公寓空无一人，被流浪者们穴居和拆散。因而纽约市的长期性后果一直是住房存量的衰退和中低收人的房客（因为被豁免房租管制而豪华公寓持续不断地被建造出来）可获得的住房数量的下降。可是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纽约的税收基础一直主要是房地产业，鉴于这一基础被侵蚀，纽约市的财政收入也下降了。
结果如同我们所知，这座城市一直排徊在破产的边缘。根据财政专家所说，尽管有承诺，市政府的保证和每年对债务的重新融资，“大苹果”（纽约市）的别称仍然是花费得比它收入的多。
每项生产活动都要求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将至少持续到与可以获得正常的收益回报率一样长的时间。住房服务的供给与任何其他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毫无二致，它要求有生产要素。房租管制限制了房东按市场出清价格索取房租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房租管制是有效的，它们可能导致目前可获得的住房服务质量的下降，还会引起住房服务的未来供给的减少，不能获得正常收益串的投资者们将不再投资于建造公寓住房。因此，房租管制使有了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这两种效应对于寻求“能租得起的”住房的许多个人具有负面影响。
第十九章：最低工资经济学
　在一个无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会有一个均衡工资率。在此点上，所需求的劳动力数量将等于所供给的劳动力数量。从根本上说，任何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都与对所出售产品的供给需求分析相同。对最低工资的法规分析类似于对某一特定产品市场价格的任何限制所作的分析。
如果我们审视不同产业和不同个人群体之间的就业，就会发现特定产业和劳动力中某些特定群体似乎不断地经历着不寻常的较高失业率。例如，少年劳动力，尤其是黑人少年，多年来经历了高于劳动力中其他亚群体二三倍的失业率。要明白为什么不同的群体经历了不同的失业率，我们必须审视历史以及最低工资法规的效应。
在本世纪之交，为纠正“对贫穷的劳动妇女的剥削”，以及对被认为是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挥汗如雨辛苦劳作的工人支付低微报酬，最低工资法规应运而生。到了1913年，有7个州已经强制推行适用于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强制性最低工资率。
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联邦最低工资核定为“国家工业恢复法案”的一部分。然而，“国家工业恢复法案”在1937年被最高法院宣布为是违宪的，因而在此法案之下的最低工资也就是违犯宪法的。虽然在一年以内就通过了“公平劳动标推法案”，该法案确定了涉及州与州之间商业活动的所有产业最低工资为25美分。这一法案已经为整个联邦的最低工资法案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最低工资逐渐增加到目前的水平。
要分析任何一种最低工资法规的效应，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么个问题：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决定工人工资率的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总体上雇主们将雇佣工人直至某一点，在此点上，由新增工人所创造的边际产量价值，恰好等于雇主的工资表上所增加的部分。换句话说，在边际点上，工人被支付的正是他们对雇主来说所代表的价值。当工资率被任意地提高时，雇佣某些边际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