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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涅天下-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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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一来让他眷顾着我孙家的恩德，二来他没有家世，若入朝为官也需找个倚靠，我宁海孙家便是他最好的选择……”
“此举于他于我，都是有利无弊啊！”
老人家笑得意味深长。
“爹爹远见，孩儿不及！”
孙继业拱拱手，对父亲的谋算心悦诚服。
少了一个二掌柜，却多了一个官场上的盟友，何乐而不为？
***
像孙家父子这般的对话在东南路的海商豪户家里相继在上演，对话的情景或许有差异，但面临机会采取的手段都大同小异。
诸姓海商均选出商行里精干忠恳的外姓人，解除雇佣契约，斩断他们和海商海贸的联系，以便应考制举，若得高中入朝，他日自可与原东家守望相助。
海商的这些谋算自然瞒不过有心人。给事中胡安国就在给皇帝的奏本中严厉抨击海商的“做弊”之举，说：“商人为利驱使，多行不法之事，朝廷应绝其通往科举之路！”
刑部侍郎范宗尹、天章阁待制朱震、户部员外郎范冲、起居舍人汪藻等均出列奏言反对商人应举。
宋之意诘问范冲：“听说户部录了几名一赐乐业人到度支和虞部后，会计帐目清明，效率也高了很多，可有不法行为？”
“宋大人休得以偏概全！那些一赐乐业人不过是夷人小吏，怎可与那些豪商家出来的精狡掌柜相比？”
“范大人是儒学名士，品性高洁，常言‘民不知礼，吾当教化之’，您说这些商人精狡，何不好好教之，这般野蛮拒之于堂外，似非圣人之道啊！”
“宋大人你这是本末倒置。为官者当先有德，岂可为官后再修德？”
……
朝堂上一片吵嚷。
赵构皱了皱眉头，这道诏命下去后反对之声一直不断，先是台谏，其后又有杨时、罗从彦的奏书，朝中胡安国、范冲等人更是隔三岔五上言，皇帝也不由有些犹疑动摇。
然，丁起的态度坚决，以有赵鼎、宋之意、叶梦得等朝官的支持，赵构仅微微动摇了一下，又沉稳坚定下去。
***
和儒生、商人们相比，方技之士和匠户的应诏就不那么积极。
他们比不得读书人，有着读书为上品的优越心态；也比不得商人，因逐利而生出冒险胆色；他们以祖辈相传的技艺为生，或许掌握着一门家传绝技，却被世俗压在底层，习惯了官府的劳役压榨——到朝中跟那些读书人一起做官，这岂是他们这等卑微之人能想的？
在这种自甘卑微的心态下，虽说朝廷的诏令广为宣传，既有报纸登载，又有官府张贴，还有州府的官伎街市歌舞吟唱，将朝廷的诏令几乎宣扬得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真正相信、并敢赴京去报考的匠人却寥寥无几，十三路统共下来也不过几百来人，远远逊于士子和商人的热情。
但匠人们仅是这股制考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他们的犹疑影响不了奔涌向前的大势。
建炎二年正月，赶赴礼部报考的应诏人员已达八千余人。
正月一过，到得三月十日截止报名时，报考的总人数已达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几乎赶得上武举的兴盛了。
上万的士子商人和方技隐士云集在京城，甚至有广州、泉州定居的蕃人也落户籍为大宋国民前来应考，临安盛况一时空前。
***
“天下人才尽入我朝呀！”
礼部侍郎周紫芝对此极为自得。
但这般盛况，却引发了儒林更深的忧虑和更强的反对声浪。
给事中胡安国再度上表，道：“朝廷取士，士农工商杂糅，将恐道德治下，君子之政远矣！”
范冲、朱震联袂频繁入宫进谏，以致赵构一听得内侍通传“范、朱二人觐见”，就有些头痛想躲开。
三月十五、十六，杨时、罗从彦先后在《福建日报》发表文章，指责朝廷滥开杂学、允商籍技户同列科考，对官场的贪腐积弊如火上浇油，更将积重难返，云云……
这是儒学大家首次通过报纸公开反对朝廷的制举改革。这可私底下的信件劝谏和朝堂上的争议不同，影响面更广更巨。
十五日夜，宋之意急急入枫阁，名可秀却笑道：“杨龟山和罗豫章的文章，各州都要转载。这火，烧得越旺越好！”
宋之意皱眉，“宗主，这两位对儒林的影响非同小可……属下担心，广为传扬开去，恐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对风浪。”
“风浪再大，也掀不翻大船。”
名可秀淡淡一笑，“你道那些豪商们是吃素的么？尤其是海商，个个都是风里来浪里去跟天争出来的胆子！老天爷既然落下一张大饼，这些人岂能甘心被人夺走？”
“咱们坐着看戏便是！”
作者有话要说：
因科举的改革涉及到思想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和官吏体系的变革，所以青西着墨的相对多一些，不敢几笔带过。
备注说明：
1、一赐乐业人：即流入东方的犹太人。
关于犹太人何时到中国，历史学家考证后有四种说法：一种是周朝来华说，一种说法是汉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唐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宋朝入中国。但不管哪种说法，宋朝时已有了犹太人，被称为一赐乐业人。
关于犹太人的叫法，是6世纪才有。至于在中国传开，大概是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华后带来的。
2、关于宋朝的奴婢：
宋朝律令不允许蓄奴。平民因不得已卖身为奴的，最多满十年，主人家必须回复其平民身份。没有一朝为奴，终身为奴的说法——话说比明清的奴隶可是幸福多了。
至于将平民掳去贩卖为奴隶的，从法律上来讲，那是违法的行为。
因为奴婢少，所以宋人多是雇佣仆役，这和奴婢是不同的，有着自由民的身份。
宋朝也很少有官奴，因对士大夫很少实行抄家，所以没有家眷充为官奴或官妓的做法，到得南宋时，基本上已没了官奴。所谓官妓，并不是官员充为妓的家眷，而是不纳税的妓即为官妓。
笔椽论战
三月下旬之后，京城临安接连下了四、五日的暴雨。
雨水将城外西湖的湖水都冲高了一层儿，但并未引起水害。
神宗熙宁年间，那位因反对新法被贬杭州的苏东坡，曾雇二十万人力疏浚西湖和城内外各条河渠，历时半年成，在三十年后依然遗泽杭人。
到徽宗宣和年间时，丁起出知杭州，依靠名花流的财力暗中支持，将西湖和城内外的河道又重新疏浚贯通一番，不惧洪雨。
靖康元年末，北方因金兵入侵的战乱，大量流民南下涌入杭州，丁起按名可秀的授意以工代赈，雇流民将杭城内的各条街巷均以青砖铺彻地面，两侧并留排水沟，使雨水各入河道。
经过这番前后的河道疏浚以及城道规划修整后，杭城不惧雨天，城内非但不会因雨水而泥泞不堪，反而大雨将青砖街巷冲洗得一片干净，爽心悦目。
丁起这道善政破天荒赢得了杭城官员士绅和贩夫小民各个阶层的一致赞好，其中商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获益更是良多，杭商们为此还赠了块“德泽武林”的金字牌匾一路鼓乐吹打着送到州府衙门。
是以，这座旧称武林的临安京城因丁相公昔日的这份德政，虽然暴雨一连下了四、五天，但市面繁华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虽说街市上的人流因暴雨不现熙熙攘攘，但酒肆茶坊和瓦子勾栏等地却是热闹得紧。
再过十天就是大考之日，这阵子报纸上为科考争得厉害，赴京的考生们难免心头惴惴。谁都在房里坐不住，有钱的雇马车，没钱的坐牛车，都扯着身子往人多的地儿凑堆，议论揣测报上的那些争论会不会影响朝廷先前颁布的制举诏令？
这股异常鼎盛的人气直接催动了京城各处酒肆茶坊的兴旺，从这些考生扎堆聚议的地儿不同又可观出考生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
譬如，那些文人士子且手头比较宽裕的多半都聚在临安最风雅的清风楼；而那些豪商子弟们，则多是去往在杭城重建的原京师第一酒家丰乐楼（樊楼），或是去熙春楼、三元楼这些用全套金银酒具的富贵酒楼；那些聚在和乐楼、和丰楼这些官营酒楼的考生就多少都有点官仕背景了。
至于那些手头比较拮据的考生也有去处，如各里街的小茶坊或酒肆，四五人一桌，花上十几二十文铜钱，点上两暖釜茶就能坐论一个上午。
……
***
风暴初起的那日，是三月十七，杨时和罗从彦抨击制举之弊的文章被转载到《西湖时报》，老天爷仿佛有应和般，天空中咵啦十数声雷鸣后暴雨就倾盆而下。
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再度体现了它作为传媒的强大力量。随着各州的相继转载，这场涉及制举的争论迅速扩散开去，以福建路和两浙为中心，南至广南、西去巴蜀，几乎席卷了所有繁华城邑，就连草市镇的铺贩们都知道了有两位学问极其厉害的大夫子反对朝廷的新科举。
正如宋之意所担忧般，杨龟山和罗豫章在儒林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文章甫一传开，便引来各地儒生的声援和朝廷官员们和支持。
首先声援附议的是杨、罗二人的学生，其中以李侗、朱松最有名望，紧跟着在广东和福建的州报上发文，锐言广开制举的时弊。
其后，以胡安国、范冲、朱震、汪藻等为首的名士官员联合京中各部十余官员具名上书。厚厚一沓的奏本摆在皇帝的御案上，让赵构看得一眼便头痛，但不阅又不行，阅罢又憋闷得紧。
像胡安国、范震、朱冲这三位臣子，都是赵构登基后诏入朝中的名望之士，言对奏事素来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这奏本的言论自然比较尖锐，让人看了不怎么舒坦。偏生赵构还不能疾言驳斥，以免损了他贤明君主的德望，只得提起御笔温言抚慰。
但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日，地方州府也来赶趟，接连上疏给皇帝，如广州知州陈邦光、泉州知州李光、秀州知州程俱等清望官员均奏道：“请陛下对商人应诏三思”云云。
……
那段时间，从各州递往京城的信件和奏表激增，连带着天下通的业务上涨了一成不止。
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的，有惶惶不安的，有胆小的甚至禁不住掩面悲嚎……然而，在这一片纷乱中，那些豪商家选出的优秀子弟却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在等待身后家族的发力……
***
首先反击的是海商。
人称东南海商十豪家，即是指“李孙周贺程、罗郑张蒲刘”十大家族，这十姓几乎垄断了大宋海贸的半壁江山，与官方打交道是常事——这官场交往多有讲究，海商们为了谙熟官府的法令和文牍书写惯例、以及台下的潜规则，均花钱养有几个专门和官府打交道并备咨问的文士幕僚。
这时候尚无师爷的说法，多称为“幕友”——不仅豪商会请，就是有钱的官员通常也会养上一两个，尤其是那些出知地方的京官，身边若有一个熟稔地方政务的幕友，到了州县后就不虑会被胥吏欺哄。
这些充当幕友的文士多半是考进士科但落榜的举子，但这些落第的儒生未必就是无才。
需知宋代的科举取士名额虽然比唐代高出约十倍，每榜动辙就是三、四百人（冗官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即使是这样高的取士名额，和应试的举子数（贡士）来比，也约摸为十人中一、甚至十五取一，若将及第进士和参加州县解试的几十万考生相比，那取士率就更低了，约为七八百儒生中只录一个，可见贡举竞争之激烈。
是以，落第的举子中也有才华出众之人。
这些未中进士的儒生多数会回原籍重新攻读，以备下届科考，但也有些举子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提前谋出路，一些有才干的便会寻个东主，或教书或为幕僚，签上两三年契约，等赚足生活费和路费后来年再考。
落第举子中能被豪商雇请做幕友的，自然有些才干，若论才学名望自然比不上名满天下的龟山、豫章二先生，但与官吏们打交道练出的口上笔下手段却是杨、罗两位大儒难及。
他二人驳斥制举之弊的文章足有上万字，难保每字每句都周密严谨，即使严谨也能被这帮文牍老手“寻章摘句”地揪出些可生歧义的地方，抓住后便予以锋利回驳。
第一篇回击的文章很快从广州快递到《西湖时报》。那一日，京城的暴雨似乎在轰隆几声响后下得更猛，如一颗霹雳弹投入，炸翻了酒楼瓦肆一干人等。
文中以孔子的弟子“子贡”为例，道：“昔日孔圣未曾轻商，今有自谓儒学正宗者，却视商人为贱鄙，岂敢言孔门正宗乎？”
这位被拉出来作商人表率的子贡兄，那可是儒生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这位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名端木赐，擅长经商，孔子曾赞他“货殖屡中”；让商人与有荣焉的是，这位堪称经商奇才的子贡也极擅政事，曾经出任鲁、卫二国之相，孔子赞他为“瑚琏之器”。这瑚琏是殷商时期摆于宗庙的贵重祭器，常喻有立朝执政之才的人，孔子以此誉子贡，可见这端木赐的能耐。商人们自然要拿他来说事。
商籍考生看之称快。那一日，这些聚在临安茶坊酒肆的考生们连说话声都提了一个嗓门，中气十足。
其后，又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连续不断的回驳文章从临安、泉州、明州、扬州等海商密集的城市发出，竞相刊登于各大报纸，与杨时、罗从彦的观点针锋相对。
随后，内陆的豪商们也先后行动，又以蜀商的反应为烈。仁宗朝时就有授任成都府的官员奏报朝廷说：“蜀商多骄悍！”
蜀商发《巴蜀时论》上的回驳尖刻，《西湖时报》专门转了几篇，其中一篇道：“商人言利尚在明处，儒生言必称仁义，可知有多少蝇营狗苟在暗处？”
又有从东京迁到杭州的巨商翻出靖康祸难后的丑事，由幕友捉刀发在《西湖时报》上，“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轻义，然国家颠覆之时，士大夫不闻死节，前有降虏为帝的张邦昌，后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宫器贩市、余大均诱取宫嫔为妾——如此士夫，重利乎？重义乎？”
孙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气写道：“儒者未必尽义，商者未必皆利！”
类似这般精辟又尖刻的驳论难以枚举，众商家子弟读来不由大呼痛快，一扫几日前的惶惶颓丧，谈笑间扬眉吐气。
……
***
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这般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击，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
杨时等人愤怒了，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脱不了一个“儒”字，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岂得罢手？
于是，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迅速扩散蔓延开去，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分两浙、湖湘、巴蜀、东南四大战区的“报端论战”，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结成一片熊熊之势，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 “义利之争”。从《西湖时报》到《湖湘时报》，从《广南时事》到《巴蜀时论》……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又喧议于肆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
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贡院冲突
制举开考，似乎一切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
新制举按科目试，分举试（初试）、进试（复试）和殿试，均在京城举行。
如按贡举惯例，初试为州试，应在地方州府举行，州试后才是入京的复试，称为省试。从以前的制举来看，因应诏人数少，所以考生也多半不在地方考试，而是直接进京应考，在秘书阁阁试后即由皇帝殿试策问，流程相对简单。
但新制举实施后，由于应考人数激增过万，礼部便提出按贡举惯例办：先州试取解后再入京省试。
这个提议却被名可秀否决。
“新制举十五科目，涉及农、商、工、天文、地理等诸方面，州府可有合适考官？”
她话中这“合适”二字，大有文章。
制举改革后“杂学”科目居多，熟悉贡举的州官未必通晓这些科目，或者不屑于通晓，在评选时就难免指鹿为马，或仅凭印象取人，达不到选才目的。
这是名可秀一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她预料到制举诏令颁布后必会引起强烈争端，在这种情况下，若先由州府取解，无法避免地方官员不会歧视商、匠籍考生，并暗中做手脚进行排斥！
基干这些考虑，她采用了首期武举的做法，将考生集中在京城考试。
其中，正副主考官由朝廷指定，主司为宰相丁起，副司为礼部侍郎周紫芝、御史中丞赵鼎、吏部侍郎叶梦得；除了正副主司外，根据科目不同又设执行考官。
执行考官必须通晓该科目，面向六部、各司监、地方州县公开选拔，不限官职、资历，均可自荐，由政事堂会同礼部按条件精选后，在三月中就集中到京城进行考前聆训。
“集中京城考试有两个好处！”
名可秀对丁起、宋之意道：“一是有利于对考官监督，保证科考的公允；二是这道制举诏令颁布后，必会引起争议甚至反对，这些考生如分散在地方州试，难免不生出事端，地方官如不妥善解决甚或暗中搅局，便会对制考形成恶劣影响，破坏变革。”
“宗主英明，料事周远，非愚等可及！”宋之意一甩袖子，拱手潇洒揖礼，神态风雅之极。
丁起侧头扫了他一眼，目光略略有些古怪。
***
待两人告退后，卫希颜从书阁的里间走出。
“可秀，我现在相信了。”她笑道，“这个宋之意呀，你若说月亮是方的，他一定不会说圆的。”
但这位名列名花流八大高手之四的“写意风流”绝不是平庸无能的拍马逢迎之徒，却当着丁起的面能将自家身段放低到如此！这人，能圆能方，和丁起倒有得一比！
名可秀抬眸一笑，淡淡道：“方才那番话，他心中早有定见，不过是借我之口说出罢了。”
“哦？”卫希颜微微扬眉，心忖宋之意隐下对策不谈，莫非是不愿在丁起这位宰相面前太过出位？
这宋之意，当显时显、当隐时隐，看来深谙官场进退之道！
假以时日，必是朝中能与丁起并肩的人物！
*********
新制举的举试和进试各为三天，考试场面同以前的科举相比，颇有些特异。
考场并非统一集中在贡院，而是因地制宜，分散进行。
如“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商科”、“算科”等科目在贡院考试；而像农科、水利土建科、矿冶科这类技作性强的科目举试是在贡院文考，进试则在京郊农田、将作监工坊、或矿冶署的浙东矿场等地进行实作考察。
除了考场不同外，新制举在考试方式上也若干变革。
譬如直言极谏科，选拔的是未来的台谏官员，首先必重德行，除了笔试经义、法令外，更增加了一项卫希颜所说的“情景”考试。
考生被吩咐听宣号进入阁子拿考题，但阁子里却没有考官，而是一名杀气腾腾的京卫军军士，横眉瞪目要考生解衣，说是“奉丁主司之命，搜检有无挟带”……
考生有何反应均会落入隐在阁子里间的考官眼中——凡是应命解衣、或惊惶失措、或显露怯相、或应对结巴的，一律淘汰，只有那些虽惊却不慌、眼神正而不移的考生方得过关。
“心正则胆直、心不正则气虚！”
副主考官御史中丞赵鼎对此举极为赞许，对执考的几位御史道：“我御史台的台官上谏皇帝、下督百官，必是心正气直的君子方可得任！卫国师此法未必察得全面，然经此一试，气虚不直者必被筛下。我等为朝廷台谏选官，宁可漏选一人也不可滥任一人！”
“大人说得是！”众御史齐齐点头。
********
举试在四月初一结束。两日后，贡院放榜，共计一千九百余考生通过举试成为制科举子，其中商籍举子约有五百人，几乎占了榜单的四分之一。
举试结果通过报纸很快传遍各路州府，这对刚从“报战”中醒过味来的儒林士仕无异于火上浇油，纷纷由“义利之辩”调转笔头回归正题，反对开设“商科”、“算科”，允商人应诏等等……
“榜单既出，大局已定……反对又如何？哼！”
孙俊明冷笑一声，随手将报纸掷在地上，抬脚踏了出去，报纸主版下的“杨中立”（杨时）三字立时被乌皮靴底的尘灰掩去！
如孙俊明般，中举的商籍考生们虽然每天都能在《西湖时报》上见到儒林名士们的尖锐抨击，但均不太当回事——朝廷已公开放榜，难不成还能因为几个大儒的反对就将他们五百名举子涮下去不成？如此出尔反尔，朝廷的威信何在？皇帝陛下的尊严又何在？
就在商举们笃定不乱时，这当儿却发生了桩意外，让儒林对商人的口诛笔伐有了活生生的明证。
不几日，朝野间的舆论就成了一边倒的倾向……
礼部侍郎周紫芝成了众口所指，在朝堂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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