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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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他们的就处处刁难。

这样的贪赃运作，必得地方长官洞若烛火，方能控制得住，但徒具文采却不习民事的长官又有几个能驾驭？清廉的官员唯得独善其身，却无力整治这样的地方腐吏之害；而更多的官员本身就不正，这下一拍即合，官吏齐齐腐败，这地方衙门焉有不黑的？

名可秀道：“大宋官场的腐败，一是官员的腐败，二是胥吏的腐败；澄清吏治，首要　“清”官，重点“清”吏，缺一则功败矣！”她定出的“法外施恩”正是针对腐吏之弊，在紧绷的法网中留出一条缝，逼出这些把持在吏员手中的“秘诀”“秘册”之类。如此，之后新上任的地方长官将通过这些规程尽快掌握衙门处政关要，暸解奸吏贪赃的手段，防范“吏大欺官”。

卫希颜在临时的制置使公署传见布政司的三位主官，道：“经公审团这番吏治整饬，多数州县的官员必将清之一空，我看了你们递上来的从府学、州学、民间张榜招募选拔的新官名单，我和北廷雷相君均无异议。然有一点，诸君需得谨记：选官不仅要重德，也要重视民政能力——不习民事者，必为奸吏所欺……”

公案下布政使赵开、南朝布政副使李光、北朝布政副使胡松年三人均正身谨坐，听到这里，皆点头称是。

“所以，这些地方官要和法司官一样，给一年的代职期，以习民事。期满考核，既考德、亦考绩，还要考具体政务，能者留任，劣者淘汰。这要成为一条体例：‘无民政经验的新上任州守、通判、县令、县丞，皆须一年代职’布政司将此写入西川官员的选拔制度中。”

三人同声应承：“诺！”

卫希颜敲了敲公案上的一叠文牍，道：“这几天我看了法司呈上的书吏贪赃札子，真可谓花样百出，让人叹为观止。”她随手挑了三份札子，真气暗托下冉冉飘到赵开、李光、胡松年膝上。在三人翻阅时，她问：“以三位看来，群吏何以会贪赃不法？”

李光放下札子，抬首道：“小吏多品行不高、良莠不齐，不修德修身，行必不正。”

赵开和胡松年均点头，胥吏品行不高是士大夫的共识。卫希颜也点了头，却又笑问：“除此外，可还有他因？”

胡松年拱手严肃道：“地方长官惩治不力，刑法不峻，奸吏无以震慑，自是贪赃不畏。”

“这亦为一条。可还有？”她眸子看向赵开。

布政使沉思片刻，略有踌躇后道：“吏员薪俸不高，为利益故，多贪赃以养家。”

李光哼道：“君子者持身而正，焉可为利而趋？”

卫希颜淡笑，“熟读圣贤经典的官员尚持身不正，况乎小吏？这世上，真正如孟子言能‘贫贱不移’的君子者有几个？官员中君子少，小吏中更是如此，是以要有法。但长官身不正，有法亦如无法，所以要设独立的法司来监察，又需得防范法司腐化，所以要有民间的治平推事来监督。事越明于公，黑暗便越少。”

李光、胡松年虽然对民间推事陪审仍有看法，却也承认卫国师所言有几分道理，所谓“事不明则晦”，而“兼听则明”，国师所为当出于此理吧？

“但有了法司、治平推事，也不能防范吏员贪赃就此绝迹。所谓治病要去根，这防治腐吏贪赃嘛，当然也要从根子上着手。”

三人不由露出倾听的神色。

卫希颜道：“方才赵使君说到了一点，吏员的薪俸太低，这显然是实情。圣人道：为官而不求食者，鲜矣。何况吏人？是以到衙　
　205、清浊之分　。。。　
　
　
门为吏者，自然是为了养家糊口。李副使又提到吏员良莠不齐，这亦为实情。吏员薪俸既少，地位又低，不能吸引到考进州府学的读书人加入，这素质么自然差了几筹。”

三人面色均一动，便听国师道：“提高胥吏的薪俸，吸引读书人的加入，既解决了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可以提高胥吏的素质，此为一举两得的好事。诸君以为如何？”

李光颔首，“此确为良策，不过……财赋上怕是不能支持。”

卫希颜道：“此事若是朝廷，在各路各州齐行定有财政上的困难，然仅西川一地，以西川财赋而为，应有余力。赵使君以为然否？”

曾为转运司判官，深悉西川财力的赵开点头，“若谨慎计略，应属可为。”

“此事我已和北廷雷相君议过。便由布政司和转运司共商，提出可行章程。兹事体大，且赵使君谙熟财务，便由你为首负责此事。”

赵开应喏：“谨承尊命。”

“仅仅这样还不够。”卫希颜又道，“在晋升体制上，我们必须允许更多的吏员能晋升到有品阶的官员，德能优异的能做到县丞、县令、通判、州守。”

三人的表情顿然惊诧，官与吏是清浊两流，虽说按朝廷体制，吏员积功累劳，经多年磨堪几转之后，也能升到有品阶的官位——这称为“杂品入流”，有的能升到主簿，但考核年头长且只有极少名额，能升到县令的更是万中为一，况乎通判和一州之长？

胡松年皱眉道：“国师这是打破朝廷体例了！”

“不利政的体例就要改变。”卫希颜目光扫过三人，“官员中不乏能者，然多数读书人为官是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以差遣要郡为贵途，抱着这样的为官目的，哪能用心在地方政务上？”

三位布政使都敛眉，李光叹道：“为官者热衷仕途而轻忽务政体民，此乃地方弊害之要。”

卫希颜道：“和这些无能无为的地方长官相比，长期操事政务的吏员更能处政，但官吏的地位却悬殊，有能者屈于无能者之下，没有上升通途，久之便成贪腐。”

这实质上就是官和吏之间因地位悬差带来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之争——这种冲突导致了吏员的群体性腐败。

“从官员来讲，要修德，要懂民事；从吏员来讲，要提高他们的薪俸和地位。治吏当如治河，堵不如疏，这两策便是疏导之法。吏员的待遇和地位提高了，才能吸引更多的读书人加入，提高吏员群体的素质，使良吏充于衙门。上有德官，下有良吏，地方治政何得不清明？”

不待面有犹疑的三人开口，卫希颜先就堵了他们想说的话，“这事若提上朝廷，必有大臣道：将士大夫与胥吏混为一谈，乱了清浊之分。”

三人表情戚戚然。

卫希颜起身负手一笑，“这些大臣‘以士大夫与胥吏同处官阶而耻’，然怎不为与贪赃官员同伍而耻？有士大夫道胥吏名声败坏，耻与为伍，然我等大宋官员在民间又有几个有好官声的？在黎庶眼里，上有坏官下有坏吏。所谓贪官污吏，这官的‘名声’可是在吏的上头。”

她微微向前倾身，带了些居高临下的气势，“汝等以为如何？”

赵开三人低低议了几句。赵开考虑的是将在路级诸司引起的反对压力，而李光掂掇的是“清浊”之分，至于胡松年的想法就有些复杂了。他幼时父丧家贫，由母亲机织供读书，在里巷间长大，深悉民间生活之苦，因此对提高吏员薪俸是赞同的，但对吏员入士大夫阶层也颇犯踌躇。

卫希颜坐回公案后，听着下面三位布政使说着清浊之分不可乱，笑了插了一句：“三位可记得张元、吴昊投夏之事？”

这是大宋仁宗时期的一段耻事，虽然朝廷禁止宣扬，但多数士大夫却是知晓的，座上这三位地方大员便在其中。

张元、吴昊是仁宗时陕西华州的两名书生，皆负才华，但参加几次科举却始终不第，眼看岁月空去，身怀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是满怀郁闷。当时，正值李元昊建国，大宋西北警报迭传，张、吴二人到边境游历后顿生报国热忱，据说张元有诗道：“七星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霸气豪情可见一端。

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冲撞，二人科举不第，自是空有一腔热血，一首“踏破贺兰石，扫除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的《述怀》诗表达了两人怀才不遇的心情。后来，他们终于想到了一种不需要通过科举也能报效国家的方式，那就是投军。

于是，两人结伴来到西北军驻地，想毛遂自荐，却又担心不被接见，想了个妙法。在大石上刻下自已的述志诗，雇了几个壮汉拉着石头朝军营走，两人跟在后面嚎哭。这办法果然引起了边帅的注意，在大营中接见了两人。但边帅不识才，说话的态度不怎么中听，对任用他们也表现得很犹豫。

张元和吴昊皆为心气高傲之辈，顿觉受了侮辱，出帐后愤懑难平，一气之下直接投了李元昊，为他献谋献策。张、吴二人素有科举不考的奇谋诡才，又是陕西本地人，多次游历西北，对宋境地理很熟悉，李元昊在二人的帮助下，大败宋军，把大宋朝折腾得够呛。

经此教训，北宋的西北“边帅始待士”，不敢轻视读书人。而也因此事件后，大宋朝廷对读书人更加礼遇优厚，仁宗下诏，废除殿试的黜落制，不第者也可保有“贡士”的功名。防的就是如张元这种通过州试、省试却因殿试不中而被黜落全部功名的读书人生事。也正因有这个“前科”教训，是以卫希颜处置商儒贡士斗殴一案时，说出“剥去功名”时立时被朝臣涌出反驳，虽然所谓“剥夺功名”的只是为给商儒贡士施加压力的说说而已，却仍然让卫希颜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若当真要剥夺几百名贡士的功名，最后在朝中定难通过。

话说回来，虽然朝廷因张吴事件的教训而更加优待读书人，但科举取士毕竟是少数，十几万人的科考大军落第的还是多数，这些不第却不能说无才的读书人仍然是朝廷无法宣诸于口的隐患。仁宗朝一位宰相曾私下叹道：“读书人生事，三年不成，五年、十年，亦成患矣！”

“地方处政之要，不在官，而在吏。官员无定任，而吏能常任，是以地方有良吏，百姓当得其利。”卫希颜道，“科举取士终究是少数，能否及第亦多少带有时幸，并非评判能力之准绳，不第的读书人中，多有才学之士，如此空置，实为遗憾，亦成生事之患。若充以吏员之任，则既能保障吏员有良品之人在其位，亦为天下读书人辟了另一条通官之道。”

她目光看向李光、胡松年二人，道：“拓宽吏升官之制，看似是混了士大夫与胥吏之分，然真正受益的终竟会是读书人——能从吏员中被选拔出来的良者，应是那些不第的读书人吧？”

李光、胡松年听到这，不由微微点头。三人又凑头低议了一番，赵开拱手道：“国师所提，或可一试。”

卫希颜暗松了口气，赵开虽说是颇能变通之人，但说服李光和胡松年却不是个轻松的活，好在张元事件让两人松了口，心下不由佩服可秀料事在先。

她递给赵开一份札子，“我拟了几个要点，作为参详之用，汝等谙熟地方政事，当能考虑得更周全。”

赵开接过去，略略看了几眼，表情颇有震动，引得李光和胡松年也不由好奇，但国师在前，也不好凑近去看，只得捺着端坐不动。

卫希颜笑道：“希望在我离开成都之前，能看到布政司递上的方案。”

三人惊诧，赵开不由问：“国师准备回京？”

“唔，最快中秋前，最迟月底。我在成都已有八月余，枢府催得紧了。”

李光面带遗憾，“国师在成都整饬军兵，又督进各项民事律政，诸般妙想让吾等受益良多……此番离去，当为西川之憾矣！”

卫希颜哈哈笑道：“李副使言过了。枢府军务甚重，李签枢来信说‘案牍累积如山，相君不回，吾累疾挺尸也！’呐，我再不归去，朝廷就要失去一位签书院事了。”

赵开笑后又感叹道：“泰发公所感非为夸大，国师在川，于政于民，于吾等皆有益。国师归去，吾等实有不舍之情，此乃肺腑之言也！”

李光捋须点头。和赵、李二人的满腹遗憾比起来，北朝派驻的布政副使胡松年的心情就有些复杂了。一方面他期望卫希颜早日离去，南廷的国师在成都府愈久，对西川军政影响愈大，于朝廷（北朝）不利；另一方面这位北朝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卫希颜提出的诸多军政策略均为良方，况且这位被南廷赋予“全权处置西川政务”的国师驻在成都，促使北廷的决事也极快，这自然对西川处政有利，尤其在共治之初。想到此，他不由叹息：“卫国师此去，政决当不复利矣！”

赵开、李光听出他话中之意，均有同感。李光更担忧杭都与成都远隔重山万水，不及北廷凤翔府交通之便，若朝廷对要事批决误了时日，就有可能生出利于北廷的变故。

卫希颜岂会不知他们的顾虑，笑道：“我回京后虽不领西川之务，然涉及关重之节，亦当为西川之民谋事。”

三人齐拜为礼，“如此，有劳国师！”

***

八月初十，卫希颜接到枢府紧急传来的公函，无法等到布政司的变革草案出来，通告各司后即准备回程事宜。

次日上午，成都府的官员和十二治平推事均至城外驿亭送行。

赵开率众向前揖礼，目视卫希颜绝美出尘的容颜，言辞不由得恳切，“国师离去，某等戚戚然。此去路途遥遥，望路上珍重。冀盼他日台驾再至，某等将倒履相迎！”

众官员均不由点头，表情多恳切。对多数成都官员来说，和卫国师相处是桩赏心悦目的乐事，无论容颜还是气度，都让人心折。虽说她在军队整编中表现出的雷霆手段让人有些生畏，但处政表现出的能力和独特的思维都让这些抱持着“卫国师唯治军尔”的官员们惊叹赞服，尤其一手掀起吏治风暴的魄力更是让众官生出敬意。卫国师的离去，或许除了北朝官员外，都抱持着遗憾的心情。这惜别之心，便多为真切。

这之中，最为沮丧的，无疑是兵马司都总管何庆言，这位从东京保卫战时就追随卫希颜的将领耷拉着脑袋，脸上的表情犹如被抛弃的怨妇般，欲说还休。

卫希颜失笑，马鞭敲了敲他肩，“三年之内，我必过来，看看你的兵练得怎样。可别丢脸呦！”

何庆言哈一笑，抬臂一礼，正色道：“卫帅放心，末将带出的兵包您满意！”

卫希颜哈哈一笑，看向另一位兵马司都总管——北朝派来的王彦——笑对二人道：“在军中树立军纪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更难的是军人荣誉和信仰的树立，这可不是靠铁腕手段能解决的……今后，都交给你们了。”她说到最后一句时，扫了眼何庆言——当心王彦！

何庆言嘿嘿一笑，看似粗豪的脸上瞬间闪过抹意会的狡诘，和王彦同时行礼应道：“某必尽力，不负卫帅（国师）所望！”

卫希颜又对大法司宇文时中和王沂、范祈等治平推事道：“诸君乃西川律政要员，法正则官正，官正则民正，诸君掌持天秤，切莫忘了公义！”

众人拱手肃容，“某等谨记！”

卫希颜飘然上马，扬鞭欲去之际，忽又道出一句：“诸位在西川为官，无论南北，莫忘‘为政之本，当为民’。”

众官一愕，就在寻思之际，卫希颜已打马而去。

赵开看了一眼李光、胡松年，暗想：“为政之本当为民”，国师是否暗指若南北利益对立而损西川时，西川处政当以西川之民为虑？想到这，他目光不由微微闪烁。

　

作者有话要说：注：

张元、吴昊是二人投夏后改的名，原为何名，已无可考了。

小卫同学终于要回去了……









206

206、别头之罢　。。。　
　
　
又是一年中秋，京城临安分外热闹。今年的中秋又与往年不同，市井的热闹中又添了不少书香墨气，盖因南朝的首度进士科秋闱即放试于今日。

建炎立朝以来，已先后开了武举和制举，但被读书人视为科举首重的进士科却是今岁方开。按制，进士科分州试（解试）、省试（礼部试）、殿试三级，州试即在八月十五开试，俗称“秋闱”。因而今年的中秋，京属诸县的应举士人均集于钱塘门外的本州贡院应试，州学和太学生在礼部贡院赴解试，宰执、侍从、在朝文武官员的子侄也一应安排在礼部贡院应试，而不是往常的国子监。

这一应试地点的变化绝不是一桩小事，它意味着朝廷取缔了自仁宗朝以来的科举“别头试”。

所谓“别头试”，是指对官员子弟及亲属单独进行考试——在地方由转运司对地方官员的亲属、门客等单独进行解试，在京城则由国子监对中央各级官员子弟进行的解试，其初衷是防范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在科场营私舞弊，因此，公开给予官员子弟一定的应举特权。

然而，实际上，“别头试”却逐渐演变成为朝廷对官员亲属的照顾和恩惠，继而演变为科举一大弊。

其肇端在于“别头试”的录取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举子参加的解试，普通士子为百中取一，而“别头试”初时为百中取三十，至后虽有减抑，也是七人取一人，为普通士子中举率的十五倍。正因录取名额多，所以钻营者众。

以往，每逢秋闱之前，有权有钱者便暗中运作，有钱的行贿，有“关系”的四处托人，伪造户籍、假冒亲属关系或门客，使不符合条件的举子具备官定“别头试”的资格，这种现象在仁宗朝后相当普遍。

更有甚者，很多官员从“别头试”中收受丰厚贿赂。按朝廷惯例，地方官任职须“避亲避籍”——不能在籍贯所在地或有亲属的地方任职——因此他们在当地并无多少亲戚，却拥有“别头试”推荐亲属、门客的特权，对多数官员而言，自然不会放弃朝廷赋予的权利，于是便将“别头试”的资格卖给有钱人。

还有不少官员明目张胆的公然作弊，引起了当地普通举子的强烈不满。譬如赵佶大观年间，衡州就有六十三名举子顶伪籍赴“别头试”，被相识的举子揭发，科考场屋喧闹揪打，举子群情激愤，险些出了人命，将这事一直闹到礼部，方平息了下去。

宋之意在《论科举革弊之罢别头试奏议》中道：“科考之弊，莫甚于别头试……一则，举子为赴别头试，或行贿，或请托，改换乡贯，诡冒宗支，不计手段……举子皆无心学问，挖空心思钻营人事，疏通关节，以‘别头试’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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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之终南捷径……坏学子心术，败士子之风，莫此为甚。且此辈入仕为官，必为官场蠹虫，致使吏治腐败……二则，官员以此受贿，不仅腐化官风，且败坏国朝科考取士之公正，为害犹甚。”

礼部侍郎这份上疏在朝中立时引起了争议。有支持的——如朱敦儒、胡安国这类清望官员，也有激烈反对的。因罢“别头试”即意味着官员的亲属、门客失去了便捷的科举入仕之途，自然引来如潮的反对之声，说：朝廷开“别头试”是优厚士大夫之举，罢了此试即寒了士大夫之心，不利于朝廷稳定。

宋之意当廷驳道：国朝待士大夫之优厚前所未有，仅官员的俸禄和给养贴补就远高于唐朝盛世；且朝廷已广开制举，官员子弟不能中进士尚可应制举，仕途并不因罢别头试而狭。

反对的官员因关涉切身利益，自不会因礼部侍郎的驳斥而后退，双方滔滔之辩听得赵构头痛。从心底来说，心怀收复“故土”之志的皇帝自然是赞同革除旧弊，但反对官员之多也让年轻的皇帝心怀凛然，尤其不少地方官愤言“别头试不可废”，这让皇帝不得不顾忌着他的决断。

然而，和金殿上的这位年轻至尊相比，此事的幕后发起者显然更具备权谋上的大胆和政治魄力，对于以时论推动朝堂的手段名可秀更是已玩得娴熟。

于是，很快，这场争论从朝堂蔓延到民间，引领民间时论潮头的自然是已在京中奠定舆论地位的《西湖时报》。

报纸对如何评论朝事也早已手段圆滑了，自然不会直接提及礼部侍郎的奏议——未经朝廷允许而擅自登载官员的奏札属违反《皇宋出版条例》——而是针对秋闱，砭论科举时弊，说进士科“别头试”让不少没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亲属入仕为官，而那些品学兼优的寒门子弟却因录取比例过低无缘参加礼部试，失去了进仕机会，此为科举之大不公。

这种说法立时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拥护。地方报纸也跟着《西湖时报》的风头评论纷纷，说朝廷应废止“别头试”，正士风礼俗，还科举公平。更有隐晦的评论说，那些反对罢“别头试”的官员，是不愿意失去结党的潜在后进，直接给那些反对派扣上了一顶“结党”的大帽子。

自然，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些非官员亲属通过特权官员获得“别头试”资格，一旦科举中第，自然要回报推举者这份“恩惠”；而对于推举官员而言，他们也乐于提前“投资”，下力气扶植那些仕途有望的后进，拓宽官场人际。

这些议论在京城和地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议论朝事的潮头历来就是以读书人居众，这事又是涉及到读书人的切身利益，自然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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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万众热论。

作为一朝之都的京城历来是各地学子和文人的寄寓之地，在时下的杭都就至少有本地和外地学子不下十万，自然是让罢别头试的时论声势滔滔，反对的官员被激进的学子批为“谋私”“心怀叵测”……茶肆和酒楼几乎充斥着这种言论，反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