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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涅天下-第2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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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希颜眼眉一挑，“国家宰执，不同一般大臣，不仅要有为政天下之能力，还要有敢于直言帝王无德的弘毅之气。真正的尊君，是要匡扶社稷，匡扶帝德，不是为了体顾君王的颜面——国家的面子里子都被糟践光了，为帝者还有面子？只尊君王颜面，而枉顾国家颜面，可为宰执乎？”
叶梦得见胡安国被噎得板着脸不语的样子，心头大乐。
他们与卫希颜同殿为臣的时日久了，都明白一件事情：不可与其争论先帝之得失。卫希颜评论向来犀利直白，完全无惧大臣说“藐视君上”的攻击，她一句“武道，强者为尊；王道，德者为尊”就能噎得人半死。而且又拿宰相赵普敢于直言太祖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枢密使富弼用笏板指着英宗责斥他不孝何以能居帝位等前朝宰执的言行来说事，说哲宗之后的宰执们越来越不见风骨了——当时噎得范宗尹很没面。跟她论下去，任她将大宋历朝天子的失德事一桩桩摆出来，只能让御座上的赵构没脸面，与她驳论的大臣更没脸。其根本在于，卫希颜完全无惧当朝天子的不悦或暗中恼怒，而其他大臣却少有这种“坦然无惧”，辩驳下去最后为难的是谁？以致后来，但凡有论事涉及天子德行的，无论参政还是其他大臣都很明智地不与其辩驳。
胡安国微吸口气，压下胸口的憋闷。罢了，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德之君与她辩驳个高下，且听她后论再说。
便听卫希颜道：“道宗为帝的品性就是前车之鉴，必须彻底地披露，才能让继位子孙引以为戒，并不得翻案！——皇帝最喜欢干什么事？皇帝最喜欢找替罪羊，将自己的罪过栽在臣子身上。譬如建炎初，就有文臣投大行皇帝之好，为道宗饰过，将靖康之祸的罪责尽数推到蔡京、王黼、童贯这些当政宰执身上，又有文臣将黑锅扣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上……”
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程学大儒、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于是朝野程学士人、士大夫纷纷应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请朝廷“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
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图存救国成了最紧要的时政。既要图存救国，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巩固新一朝的统治。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便想利用杨时、胡安国、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把“国事失图”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名可秀一针见血点明赵构用意：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就是哲宗、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而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国耻责任，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天下人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
“这个肇端绝不能启！”名可秀当时对丁起、赵鼎、宋藻几人断然道，若任其下去，新学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宋儒学必为程学所主。
于是，朝中的“名党”偕手众多的新学官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将程学的言论压了下去，而在有了《西湖时报》后，更是利用报纸的舆论喉舌，将赵佶的“靖康祸首”之名钉得死死的，同时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客观评论，指出熙宁变法有过急过躁、用人不当、一些法令不合实际等过失，但变法的确让各路税赋增加了，国库充盈了，并举出实际数字作对比，只可惜充盈起来的国库收入没有被朝廷用来整饬武备，提高军事，反而被蔡京伪冒新党变法、实则迎合道宗之好，提出丰享豫大、及时享乐，大修宫殿，搜罗天下宝物奇石等，将熙宁变法以来累积起来的财富尽数挥霍败尽，又定下“联金攻辽”之昏策，以致靖康国祸云云。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公允，没有一概褒，也没有一概贬，而是客观地摆事实说道理，有理有据有数字，赢得了朝野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士人的赞同，程学掀起的声浪随即淹没下去，赵构想为父兄洗脱罪名的意图也落了空。
卫希颜提起这段旧事，胡安国、曾开的脸色都有些不好了；另一位程学门人、坐在卫希颜右下首的郑彀端起茶盏神色自若地喝茶，那场时论他是坚定的倒昏君派。
卫希颜提起这段无意打程学参政的脸，她批的是皇帝，接着道：“在位皇帝总是想宣扬帝座上的历代先帝都是圣明之君，有过的都是大臣，这种推诿卸责之风不可长。帝者，要有敢于自省的品德，要有承担错误的勇气，一个连错误都不能坦然面对的君者，如何为帝？这是怯懦者！吾华夏泱泱之国，岂可让怯懦者为君？”
她说到这里停下，侧首对一边作会议记录的都堂书令史道：“某方才说的一字不落记下，以后给继位之君做教案。”
都堂书令史赶紧起身应诺，落座后暗暗抹了把冷汗，心想两年半没见，卫国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啊。
便听卫希颜继续道：“上古，唯有德者方能为帝，其品行为天下之表率。如今，为帝者虽不能与上古之帝相比，但至少应有三种帝德：其一，有体恤国家民生的仁爱之德。”
众宰执都默默点头，这个必须有。
“其二，有正视自身的自省之德。”
众宰执心道，这个比较难，能做到自省其身的官员都很少，更别说皇帝了。
“其三，有宽宏的气量之德。”
众宰执暗暗点头，这个应该有。还有执政心里想着，气量不大，就如大行皇帝，呕不死臣下，就呕死自己了。
卫希颜顿了一顿，顾目众人，“如今，为国立君之责在于座中，人君之选必得谨慎，方不负国家社稷天下万民。”她郑重颜色道，“两位皇子品性如何，应当细作考察再定，切不可操之过急，再立下一位无德之君——诸君以为如何？”
宰执们听到“再立下一位无德之君”时脸都黑了，均不由想起赵构令皇城司暗杀赵谌的事，至于道宗的德行就更不必提了，他们可不想几十年后也被后任的宰执们批为“有眼无珠”——当年立赵佶的曾布、蔡卞、许将三位执政，已经成了这个词的代指了。
胡安国和曾开互望一眼，心里都摸不清卫希颜的真正目的，说她想立皇次子，看这样子又不像，难道真如她所说是起心立君要立德？范宗尹心里撇嘴，他才不信卫希颜这番冠冕堂皇的话，笃定她为了立皇次子找借口，只不知后面又要施什么手段，他得打起精神盯着。
不论宰执们作何想，卫希颜这种提议都是合情合理的，两位皇子的品性他们的确了解不够，只是听资善堂老师们的评论，而皇子在学堂上表现出的品性只是一面，还需从生活起居、日常爱好、对人处事等方面做考察方能全面。
但做到这些就需要时日。
胡安国道：“卫国师的察德之议可行，但需时日限定，国家不可长日无君。”
赵鼎、叶梦得、曾开、朱敦儒、范宗尹、谢如意六位参政都微微点头。
卫希颜沉缓道：“五个月如何？五个月没有皇帝坐在朝殿上，朝政不至于大乱吧？”
众执政心想，大行皇帝从年前九月中任性不理朝政，到后来病倒不能理朝政，至今“无帝”处政已有五个月，朝中地方政务均井然有序，再来五月应也无妨。
唯有范宗尹担心长达五月有利于卫希颜暗中准备手段，便出声反对，“五个月太长，恐中外有疑，最迟应在国丧百日后定下。”
卫希颜没有看范宗尹，目光直视长桌对面的丁起，“太宗遗诏当宣示天下，以释中外之疑。另外，考察皇子之事亦可告之门下、谏议院、御史台、学士院，以释朝臣之疑。”
丁起扫视长桌两侧，语气断然道：“太宗之诏不可匿，立君当立德光明正大，自当宣谕中外以知，以安人心。”
这就是否决了范宗尹的“五个月太长，恐中外有疑”。
范宗尹气得心火直窜，但见座中诸执政没有支持他的，一人势单力薄，只得闭口不言。
于是决议定下，余下的便是讨论考察两位皇子的人员和施行细则了。
……
事实上，对卫希颜来说，两位皇子品性如何，根本不需要五个月考察。有关这两个皇子入宫以来的生活都有人做详细禀报，累了几个档案袋存在枫阁的档案柜里。
但是，这份档案是不能给其他执政看的，总要在明面上做个样子。而且，拖上几个月再立君，也能给官员和士民们一个粗略感觉：没有皇帝，似乎对天下治平也没什么影响。
当然，名可秀并没有想到“君主立宪”——卫希颜也未提过这四字。
名可秀常说开启民智，所以她不遗余力地推动朝廷颁布广兴教育的策令，推动共济会和商会办学，扩大受教育的人群。名可秀说皇帝希望天下愚民多，因为愚民好统治；但是一个国家要强大，只靠少数人掌握知识是不够的；华夏文明要长久，也不能依靠少数人掌握知识。当中下层识字明理的人越来越多，也就逼迫着上层必须更强才能统御。这就如同她统御名花流和商盟，如果下面的人都是草包，就算她再强，名花流和商盟也不会成为最强。而下面的人强了，很多事不必她去费心，可以去思考更深更远的发展，同时也必须采用新的统御方式，这就促使她也变得更强。名可秀说，一个真正的至强者，统御的部属一定是强者，所以一个真正至强的国家，也必定要统御强大的黎民，才有国家长盛的基石。
卫希颜认为名可秀说的这种“民智”才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管你什么立宪都是沙滩上建城堡，几阵狂风就能吹垮。
卫希颜知道，名可秀想要巩固的是“中书起诏——尚书决策——门下审议——台谏监察”这一体制。而这一体制要想稳固，就必须能与皇帝的威严和权力分庭抗礼。而这种分庭抗礼不仅仅体现在相权的扩大、台谏的独立上，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大宋的士大夫心中树立起一种信念，如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大宋祖制一样，成为士大夫共同捍卫的铁律，如此，这个体制才能巩固下来。
而这个信念事实上已经萌芽了。在经过三省改制，相权扩大，二府宰执与皇帝的斗争中，“中书起诏——尚书决策——门下审议——台谏监察”已经很好地得到了执行，尝到了权利甜头的宰执们，绝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利放出去。当这个利益越来越深化时，根子就会扎得越来越深，直至长成参天大树，即便皇权也无法动摇，因为必将面临着整个利益集团的反扑。卫希颜认为，名可秀一直在做的，就是在政体上打造一个能与皇权相抗的利益集团。
名可秀说，从权力来讲，君臣本来就是对立的：君权大，臣权就小；反之，臣权大，君权就小。为什么皇帝忌讳臣子结党？因为联结起来的势力太大，威胁君权。而臣子若将权力扩大寄托在皇帝身上，那必定是虚浮的，因为皇帝的宠信不会永远不变，尤其对于想干出实政的臣子来说，屈迎媚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卫希颜深以为然。就拿二府的宰执们来讲，即使是一心想做皇帝孤臣的范宗尹，对皇帝的迎合也做不到蔡京那种程度——这位年轻的刑部参政除了对权力的欲。望外，也有干出伟业、青史留名的期望；又比如胡安国，虽然强调君臣纲常，但也认为皇帝独权于朝纲不利，在扩大相权上他也是默然认同的，当然若相权扩张太过，胡安国也会断然反对，就如他猜忌卫希颜一般，会想方设法削弱其相权。
但无论范宗尹、胡安国如何猜忌卫希颜，他们都如同其他执政一样，拥护“中书起诏——尚书决策——门下审议——台谏监察”这个制度，并且认为不能打破，因为皇帝很可能有“任性”“犯昏”的时候，但只要这个制度能维持，就能保证朝局稳定或既得利益不变。
卫希颜心想，建炎朝的宰执们，已经有了利益集团的雏形。
作者有话要说：更了这章要停几天——父亲手术，某西需回成都，已经请假十天，中间能否更文，目前不知。
、再立社旨
二月十八，三省、枢密院共同奉旨宣诏令；即太宗皇帝遗诏；这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动。
让人们惊震的是，太宗皇帝竟然留下了还位太祖之后的遗诏；而惊愕也就仅此而已；并不会因此造成人心浮动。因为皇宫中的的两位皇子本来就是太祖之后；如今不过是更加正名了而已。
但这个遗诏对于太宗系的宗室们打击很大；赵构薨逝后，便寄了很大希望于齐王赵谌；而今遗诏一出，齐王便彻底断了继位可能；他们这些宗室近亲转眼就会成为五代以外的宗室疏属！这打击太大了；从赵构薨逝后就焦虑不安的宗室近亲们一下病倒了好几个，包括一心想夺回知大宗正事的濮王赵仲理。赵仲理病得很重，赵桓、赵谌父子去探望他，他直个流泪不说话，眼下说什么都没用了！赵桓只得安慰他：“皇叔祖安心养病，莫要想太多。”又说，“做个闲王未尝不好。”
回到燕王府，赵桓问长子：“可有失望？”
赵谌垂眼，良久抬头道：“坐了那个位置又如何，宰执势已大。”与其在上面如九皇叔一般操心多虑，乃至英年早逝，还不如安心当个闲王，富贵长寿一生——赵谌再不想回到那种担惊受怕、夜不安枕的日子。
赵桓舒了口气，“有这个遗诏也好，至少那些大臣不会再来找你了。”抬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能平安活着就好。”他能从金国活着回来已觉庆幸万分，再也不奢求别的，又安慰长子，“无论谁坐那个位置，咱父子一生太平必能保证。”这是卫希颜给他的承诺。
赵谌望着父亲已经白了的头发，心中一阵酸楚，不由哽咽道：“父亲放心，孩儿定会长命百岁，儿孙满堂。”他的长子和长女已经在去年四月、六月先后出世，以后他还会有更多的孩子，与英年早逝又无后的皇帝九叔一比，他的人生要圆满得多。
人在失意后总要找个人比较。赵谌在赵构薨逝后不是没有想法，如今期望落空，肯定是有失落的，但与赵构一比，他觉得心态安稳了。
回到齐王府，他抱着王妃说：“咱们好好过日子。”齐王妃回抱他，语声哽咽，“好！”她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到皇宫去了。
在太宗系的宗亲们因为彻底绝了希望而变得寂静时，内宫却因为“立君立德”的传言变得人心浮动起来。两个皇子虽然还未成年，但养在宫中的孩子都早熟，各有心思计较，思忖着如何应对。两位身边服侍的宫人都鼓足了劲，一厢使尽手段去前廷打探消息，一厢窜掇主子给对方下套子使绊子，以搏得更大机会。皇长子的养母张婉仪也跃跃起来，叫进赵瑗，耳提面命良久。相比起来，倒是皇次子的养母吴婉仪最沉得住气，还是如常般对待赵璩，很有些宠辱不惊的沉稳气度——名可秀闻报后笑说“可惜了”，微忖片刻，却又道：“如此也好。”
不提宫中的沸沸扬扬，对两位皇子在考察在明里暗里地进行着。而在利益驱动的人心浮动下，往往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两府的宰执们对两位皇子都没有明显的倾向，胡安国、曾开、范宗尹、朱敦儒略略倾向皇长子，但这种倾向还不足以让他们插手内宫的明争暗斗，因为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判断失误选错人，倒不如袖手旁观。这其中，私心最重的是范宗尹，却也秉持观望态度，省得太早投注投错了人，至少要在有些端倪之后，他才会出手，提点可能上位的那位皇子，以给未来的帝君提前种下好感。
***
二月二十四，在太宗遗诏宣诏后第七日，名可秀在枫阁召开了持服守制后首次阁臣会议。
二十四位身着素服便装的阁臣坐在振道阁的长桌两侧。
他们中有掌朝的宰执——尚书左仆射丁起、吏部参政赵鼎、签书枢密院事郑彀；有寺监的长贰官——军器监沈元、司农寺卿陈旉、少府监陆宸；有部寺监的干臣——户部金部司郎中王良存、兵部武选司郎中谢有摧、刑部比部司郎中方显朴、工部船舶司郎中高宣、礼部文教司员外郎陈子卿；又有司法干臣——监察侍御史周秘，大理寺推官黄纵；又有知名的学者官员——翰林国学院学士苏澹，太学祭酒苏駉，判尚书省印书局兼《皇宋官报》主编撰金安节。
除了京朝官外，还有因参加会议而秘密回京的地方官员：两浙路转运使宋藻，江南东路转运使兼知江宁府杨邦义，以及润州、扬州、湖州、秀州、广州、泉州六州的通判。
这些人很多都是头一回在枫阁见面，或者是头一回得知对方也是枫阁之人，有相熟的面孔，也有不相熟的面孔，彼此见面都很惊讶。相熟的互相作揖，不相熟的互通姓名。
众人在为有这么多的同道惊愕之时，心底也油然泛起一股自豪的情绪。
聚在这阁子里的都是大宋的精英，不论品阶高中低，都把踞着重要职位，而他们因为同样的信念聚集在这里，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志不息。毫无疑问，这个阁子里汇聚着朝廷头等势力，一个强大的、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势力！
当阁门打开，名可秀和卫希颜一前一后进来时，正在寒暄的阁臣们同时静语，起身拱手揖礼，神色肃穆，心里都有些激动。
他们都知道，今日一定有大事，否则名主不会这么兴师动众地将他们召集在一起。
名可秀和卫希颜在会议长桌的一北一南相对落座。
众人随后落座。
名可秀穿了一袭白色的深衣，眼睛湛然有神，环视长桌左右两侧各十二位阁臣，缓声道：“身居要职的差不多都来齐了，还有一些位居远地，或身居军职者，不便赴京，阁议后将有专人传达纪要。各位职下都有一些属员，回去后当传达此次阁议旨要，但对今日赴会者身份须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泄露。”
“诺。”众人齐声应道。
名可秀清音徐缓，却不失力度，“今年，是振道社立社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前，先父先母痛心于时局腐朽，上有荒唐昏君，下有祸国权奸佞幸，朝廷处事外懦内严，让多少有志之士徒有热血而志不能伸，遂立振道堂，先后聚各方同人，以保国安民为志，结盟立誓，振道奋起。”
众人不由抬头望向名可秀身后横梁上高悬的黑字匾额，目光流露出怀念神色。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出身背景，也各有各的辛酸或落魄遭遇或颓唐，却都因缘聚会，汇集在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建立的“振道社”下，便是为了心中的志向和不甘而重新奋起。于是，有的应科举，有的入太学，有的做流官，有的做幕职，有的开书院教学堂，有的著书立说，等等。直至建炎朝立，他们又响应名可秀之召，未入官的都通过各种路子入官入朝，时至今日，又重新回到“弘道致公”这块匾额下，想起旧时遭遇，想起当年誓约，心中都不由唏嘘潮起。
“十四年前，在兵凶国难之际，振道社的‘保国安民’社旨有了一个明确变化，准确地说，是更加具体，即那七句二十一字：‘逐昏君，去奸佞，清贪腐，振武事，御外辱，强国家，安黎庶’——经吾辈同人十三年奋志青云，发扬蹈厉，如今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实现九成。”
众人都扬起欣慰的笑意。
那七句二十一字是名可秀当初总结提出来的，振道社上下都很信服。
比起创社的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名可秀处事更奋进，而论智慧、能力、坚毅性格，以及行事手段，均让老辈子们逐渐服膺。更重要的是，她比她那对卓绝的父母更多了一份时运——这很重要，须知多少英才大略者却是折戟于时运不济。这种时运的认定，是起于名可秀在幽州被雷氏父子设陷伏击却大难不死后，振道社很多人开始相信这位将承继振道社的女少主是有上天眷顾的值此国家危难之际，他们需要一种时运的信心来振奋自己。而这种关于时运的信任为名可秀在靖康年间整合振道社，将它形成更为严密的团社打下了基础。
振道社里的多数成员都是读书人出身，还有进士、官员，不可能像名花流帮众一样号令，名可秀最终能在社里形成令行禁止、上下齐一的局面，除了她自身才智能力的因素外，靖康年的危亡时局，以及她的时运，都为她加了分。最终使她成为一面屹立的大纛，将所有掌控和牵涉到的势力都聚拢在她的旗下。而名可秀在这个时候将振道社的社旨细化为七句二十一字，便将“保国安民”这个相对空泛的大志落到了实处，等于明确了众人奋斗的方向，遂在提出之后，便为众人接受，成为建炎朝枫阁阁属们的奋进目标。
如今，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振道有功！”
“但是，”名可秀声音一顿，变得清峭，“大道千里，吾辈不过才积跬步，昔日成绩虽可欣慰傲然，却不可自满，止步。振道之途，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众人面色又都肃然起来，他们知道，名可秀下面的话，就是今日聚议的主题了。
“今日之会，聚议二事。”
名可秀点明话题，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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