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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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面色又都肃然起来，他们知道，名可秀下面的话，就是今日聚议的主题了。

“今日之会，聚议二事。”

名可秀点明话题，道：“其一，再议振道社的社旨。”她没有给大家多想的时间，接着道，“吾以为，当再加三句九字——”她的声音抑扬顿挫，“立宪章、昌文明、永华夏。”

众人细细咀嚼着这九个字。

在座的都是有学之士，即使出身名花流的谢有摧，论学问博识也比卫希颜强得多，对“宪章”二字的出处自然都是清楚的：《后汉书》说袁绍“触情放慝，不顾宪章”，《颜氏家训》曰“朝廷宪章，军旅誓誥，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贞观政要》论赦令曰“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均指典章制度；又引申延意为法度，兼有至高效法之意，如《礼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可见，“宪章”是有至高规则之意，不是哪一朝哪一代遵守的典章制度，而是不管王朝变更，都必须遵守的法则，可谓之为“世道之则”。

众人都不由呼吸一窒，紧跟着心脏急促跳动起来。

儒家言“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能立下宪章历朝历代都遵循的宪章，那可是堪比圣人立德的荣耀，比起建立一朝的功绩、著书立说都要光芒得多啊！

众人更加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何谓昌文明，永华夏？”

作者有话要说：赶着在11。30出发前写完了此章，这是存稿箱君发文~~~

、抑制皇权

名可秀环视座中，目光清湛明亮；“文明者；文教礼乐治民，道德伦理秩序；它是华夷之分；故华夏为华夏；吾辈炎黄傲然诸夷之根本！”

她声音朗朗响于阁内；“纵观有家姓王朝起，夏历四百七十一年；商历五百五十五年，西、东二周统历七百九十八年；至秦又统天下十五年；西、东两汉共历四百零九年，曹魏结束三国纷争，统历四十五年，西、东二晋统共只历一百五十五年，隋大统三十七年，唐历二百九十年——这些都是统一中原的王朝，然最长之二周，其东周五百二十年均为春秋战国之割据乱世，自商后未有大治王朝历五百年者，更遑论千年、万年！”

阁中众人均微微点头。事实上无论皇帝还是臣子，心里都清楚，没有王朝是“万岁”的，不过是句吉祥话而已。

“但王朝更迭不断，华夏却仍为华夏，无论哪朝江山，国仍是中国，华夏仍为华夏，盖因文明如大江大河，或许有支流干涸，而主流不绝，终复滔滔。”

无论夏商周，还是秦汉魏，晋隋唐，乃至如今的南宋、北周，都是华夏王朝，这一点不变，盖因文明一脉相传。

名可秀声音一肃，“但是，华夏文明也曾经经历了几乎灭绝的危险。”

那是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在北方大肆屠杀汉人，十室只余一二。而晋室南渡后顾不上河南以北，唯冉闵率汉人奋起，为乞活而战，颁布杀胡令，歼灭三十多万羯族、匈奴胡兵，最终将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胡人逐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河套一副草原的原居地，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西域，在返迁路上各胡族互相进攻掠杀，抢夺粮食，甚至人肉相食，成功回去者十人中仅二三——冉闵以他的乞活军和冉魏王朝遏止了胡族在中原北方的繁衍，并拖住了诸胡南下的步伐，否则南渡未稳的东晋王朝很可能已经灭亡在诸胡的铁蹄之下，而汉族和华夏也很可能不复存在。

因冉闵的功绩，在建炎、建武初年，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大帝”庙号，敬谥“高武”——纵观历代王朝，被后世王朝尊奉为“高武大帝”者，唯冉闵一人也，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亦不得之。

“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故炎黄、华夏得以存续。然，诸胡外患可灭绝乎？吾等是否可断言，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五胡乱华’，辽、金之侵，危我华夏？”

卫希颜心道，不用五六百年，就她所知的历史，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按秦瑟琳的说法，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于是，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崇拜起曾经称为“蕃”“夷”的外洋了——历史真是令人可叹。

“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

名可秀道：“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多言魏武、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此为只观其表，而未剖其里。国家致祸，如人之患疾，外因为端，内因为本。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兵事废弛为其一，内政昏乱为其二，联辽攻金为其三。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归根于君不明、臣不贤。昔三皇五帝时，治域不过几百里，民不过万，政简事易；商汤、周文武时，民口不过十万、百万；而今之天下，幅员万里，黎庶以千万计，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国家就坏在君主j□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

众人听到她说“国家就坏在君主独。裁”时，没有面露异色的。

在座这些人，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对于皇帝的看法，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提起天子、官家，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

他们清楚，皇帝不是“天命择定”，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但凡是人，就分贤愚，皇帝亦然。

而且，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做官的，天南地北都能去，但皇帝不可能。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亲征，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而封禅、亲征的可能性为零。即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目睹苍生的艰辛。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

所以，历朝贤明之君很少，昏庸之君多。除了道德不修外，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故易为奸臣所欺瞒，做不了明君。

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运气不好，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见事不明的皇帝，那就有乱政之患。对此，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

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等意识，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如，宰相赵普对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又如，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谏官王贽直言指责：“一切出于圣断，有伤政体！”再如，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明白指出，即使皇帝陛下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祸致乱。又如，赵佶诏令不经中书，便有御史上书责言：“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

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与大宋两条祖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关，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这个“治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即：“凡废置予夺，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舍人可以封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可易也。”

所以，名可秀批评君主独。裁是国家祸乱之源，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抑制皇权是真正为“士”者的共识。

“但是，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名可秀接着问道。

“与君权相对者，为臣权。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也可能为祸江山——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无不是臣权为大，以致篡朝改姓迭起，华夏战乱不休，民生凋敝，更使胡族坐大为患。”

众人不由心忖，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甚至可以说，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而这，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

座中一些干臣，如丁起、宋藻、谢有摧、沈元、陆宸等人，都曾动过江山易姓的念头，但他们的委婉进言都被名可秀明确表态，她不会做皇帝，否则就是亲自践踏了“以天下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员不知这个情由，闻听她这番话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却也有半数人暗中松了口气——虽然名可秀比赵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为英明的帝王，但谋朝篡位终究是“篡”，不合他们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万不得已，他们并不愿意跨越这个道德藩篱。

名可秀说出这段话，便等于否决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让所有因期待而浮动或因疑虑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来。卫希颜能敏锐地感觉到，阁内的气场更凝聚了。

“若撇开臣权不论，制约君权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来又问。

她跟着自答说：“苏文定公（苏辙）言，治世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权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助天为治。然人君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犹惧其不能明，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权，与天、君之权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权制约君权。

“一论天命。吕申公（吕公著）为相时，上书真宗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谓之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异像，皆为上天对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借助天命压皇权。神宗时，旧党以天灾攻击新党变法，王荆公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阳的富郑公（富弼）立即上书千言，以天命论驳斥王荆公之言。然则富郑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叹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盖因宣扬天命论，让皇帝畏天，才能制约君权。

“二论史官之权。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笑，此为人君之惧。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农商皆敝，苏文忠公（苏轼）上书谏言：‘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哲宗遂罢此税。

“但是，天命终究飘渺，难于取信人君，而敢于直书的史官亦为少数，纵可胁迫皇帝从谏、弃恶、扬善一时，也无法使其奉为圭臬而时刻自律。若遇私心之臣秉政，媚上迎合便成主流，少数清流的谏言焉能制约人君？——寄望天命和史官之权，等于寄望人君自律，不足以为依赖！”

名可秀道：“若天命、史官不足为恃，本朝还有体制可言。祖宗之法，立下朝省集议和封驳之制，即为文臣抑制人君乱政之用。但政体可立，也可架空。盖因臣权依附君权。人臣为保权位，选择阿附君主，则政出中书、给舍封驳、台谏弹奏的政体便会形同虚设，概以人君旨意而奉行。”

名可秀说到这里停了一停，赵鼎便拱手插言道：“士大夫当正心、诚意、修身，以天下为己任，去私欲而为政，则无可惧者，惟道理而行。”

名可秀扬了下眉，没有说话。

卫希颜接过赵鼎的话道：“儒家讲道德修养，盖因人有私心，所以道德要‘修’，不是天然就有。那些入仕的读书人，固然有为了治平天下而当官的，但更多的，是为了求权求钱、求美色。若不然，真宗何以亲赋劝学诗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来勉励读书人勤学应科举，而不是以‘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治平言’为诗下诏？可见，真正弘道的君子是少数。若无制度、律法约束，有多少官员能做到清正廉洁？遑论不惧忤逆皇帝，不虑贬谪去位的有多少？”

她见赵鼎轩眉嚅唇的似要争论，摆手道：“空谈道德是没用的。如蔡京、王黼、童贯、杨戬、梁师成、高俅、白时中、李邦彦之流就是例证。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墙头草，顺着皇帝的风向倒。蔡京为什么能混成新党？因为道宗崇尚熙宁变法！如果道宗反对变法，蔡京马上标榜自己是旧党。这类文官，就是士大夫中的投机者，只要有上位的机会，节操可以无下限，媚主迎合算得了什么。跟这些人讲正心、诚意、修身？还不如对牛弹琴，至少喷个响鼻儿！”

宋藻、陈旉、谢有摧、沈元、陆宸、方显朴等人心里吭哧闷笑，与这位国师论儒家君子道德，太不明智了。

赵鼎虽然敢言，却不是一根筋的犟驴子，当即明智地闭口不争，静等名可秀说下去。


、政党之说

“若天命、史官亦不能完全有效抑制皇权，尚有根本之法；即从人君做起。”

名可秀接着说下去道：“从太子幼年起；即教育何为帝王之学；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授以仁心、爱民、节制；养成垂拱而治的无为之君——少令，少燕乐，从谏如流，迁过从善；恭俭寡欲。”

赵鼎及座中的士大夫官员们都赞同点头，天子的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有学问的士大夫无不期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帝王；尤以大宋的士大夫为甚——以做皇帝的经筵官；或进资善堂给储君讲学为进身之途。王安石、司马光、程颢这些经学宗师都是给皇帝、太子讲过经学的；而关学的开创人张载平生憾事之一，就是未能有机会入朝做经筵官，向皇帝宣讲他的学问理念。如胡安国、朱震、范冲、邵伯温、尹焞、苏澹、许景衡这些在朝或在野的学问大家，都先后给赵构讲过经学。不过，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讲些道理，要想彻底影响其性格处事那就不容易了——人君还是得从小教育起。胡安国和朱震都有这种深深的感慨。

赵鼎向来是敢说话的，当即接着名可秀的话直言不讳道：“以后的储君教育，当以仁宗皇帝为范。”

他这话一说，长桌两侧的的绝大多数人都点头赞同。

仁宗朝的大臣对仁宗皇帝的评价很高，观仁宗的谥号便可知。对大行皇帝上谥号是大臣的权力，即位的新君不能干涉，而“仁”是儒家对帝王的最高理想，以“仁”为谥号当然是儒臣对皇帝的最高表赞。在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被臣下以“仁”为谥号。大臣论仁宗道：“恭俭爱民，宽厚仁恕，四十二年始终若一。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宗之后的多数士大夫和史官也对仁宗朝评价很高，认为仁宗亲政的庆历至嘉祐之治号为太平，为大宋最盛之时，远过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称其为“仁宗盛治”；又评赞仁宗朝“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如李迪、王曾、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刘沆、曾公亮、庞籍、唐介、包拯、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都是仁宗有名的贤相或台谏直臣。故而，之后的士大夫们都说，仁宗朝是君子涌现最多的时候，而自古唯有圣贤之君在位，才有君子之臣倍出。

建炎朝的士大夫们，也多数对仁宗的评价很高。若论功绩，仁宗绝非雄主——遏西夏李元昊叛乱侵宋之兵者，为韩琦、范仲淹之功；致“庆历新政”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然论仁宗的帝德——待臣下仁慈宽恕，寡欲不好色乐，节制自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如一，诚为皇帝中的道德典范。

而仁宗能成为帝德之范，即是士大夫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他六岁受教于资善堂，九岁立为皇太子，十三岁即位，但即位后十一年都是章献太后主政，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读书受教育，到二十四岁亲政时，“恭俭仁恕，出于天性”，正是从小受儒臣教育之功。亲政后仍然开经筵，恭听儒臣讲学不缀，是听儒家讲学最勤、受儒学教育最多的一位，故能成就他的仁德。

但名可秀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她道：“仁宗能做到恭俭仁恕，寡欲节制，与章献太后秉政十一年不无关系。”章献太后即真宗皇后刘娥，仁宗并不是她的亲子，因在太后垂帘期间，仁宗很是战战兢兢，唯恐被这位堪比吕后、武后的铁腕太后给废了，养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有理。

名可秀又道：“观仁宗处政，宽仁有余，却少明断，无定志。计三十年间，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有人攻击其一辄易之，若是互相攻击便两罢之。无论人才之黜陟，还是国政之兴革，均辄兴辄止，不能始终。此即仁宗兢兢于太后之下，养成的心性怯退，无果毅之故。若论处政之毅，不如神宗多矣。”

卫希颜点头，心道王安石若是仁宗时的宰相，新法哪能持续十几年，怕也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一般短命。

便听名可秀说道：“观仁宗一朝，对外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唯一的庆历新政，仅历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告中止，盖因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但仁宗性格懦弱也是主因之一。

“庆历新政时，范文正公、富郑公提出革新十策，以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为三大要，而其失败主要在于澄清吏治得罪了太多官员。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熙宁变法，使王荆公为首的新党绕过了最难的吏治澄清而行新法，但吏治不清，何以变革？执法者便是一群贪官奸吏，使变革成了害民，新法最终还是失败在吏治上。

“论神宗变法意志之坚，比仁宗强出何止几倍，然在太后和旧党势力的反对下，仍不敢坚持到底。由此可见，将国事系于人君的意志，无论是仁宗这样的仁厚之君，还是神宗这样的勇毅之君，都是不可靠的；至于道宗这等无德好欲的人君，就更不提了。”

她说的这话等于否定了帝王“自身”，无论仁德、勇毅，都不足以成为新政坚如磐石的靠山，使利于国家社稷的革新政令持续下去。

“而建炎新政为何取得成功？”名可秀提高声音道，“因为时和势。时者，时局；势者，势力。因为吾辈处在一个危亡的时局，必须锐意进取，不能固守不变。故一切不合时宜的都可打破，只要于挽救危亡有利。这就是‘时’。而新政得以成功，还在于有‘势’力保推行。其推行关键之一，在于澄清了吏治。同样是清除贪腐官吏，严明考核，触及的利益者庞大，但吾辈成功了，依靠的可是皇帝的支持？——恰恰相反，”她语声铮然道，“皇帝是在两府和台谏的坚定下而放弃动摇。可以说，没有两府和台谏的强势，没有报纸民意的声势，建炎新政绝无可能成功！”

她抬起手，屈指叩桌，一一吐出四个词，“礼制、报纸、法律、教育！——抑制皇权，这四者缺一不可。”

众人都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何谓礼制？”名可秀诠释道，“一为仁政，爱民；二为君礼臣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句君礼臣忠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主应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拿忠来侍奉君主。孔子认为这个“忠”，是以“勿欺”“犯颜直谏”为事君原则的忠，不是愚忠，盲忠，更不是谄上的媚忠，助纣为虐的恶忠。而大宋儒臣们理解更进一步，认为“臣事君以忠”，必得是忠于职守，忠于事功，忠于仁治。

名可秀说的“忠”，又进了一步。

早在振道社成立之初，名重生就对“忠君”做了精辟的论断，说：“忠者，中心为忠，尽己之谓忠。”意思是，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哪一人，而是忠于自己内心的道，尽己而为。这得到了振道社同仁的认可。“唯道理为大”，是大宋士大夫的普遍理念，故在真正的儒士心中，忠于道在忠于君之上。

“礼制之三，为祖宗定下的国体和执政之体制。”名可秀继续道，“其一，与士大夫共冶天下之国体；其二，宰执主政、门下审覆、台谏监察之政体。——君使臣以礼，亦当遵循此二礼。”

在座都是有政治智慧的，听到这里心眼都明亮了。这等于是给限制皇权套上了“礼制”的大道理，君主就该无为，这是祖宗体制，人君若践踏这个体制，人臣就有正大的理由“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