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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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

所以，以“形而下为器”的西方及现代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与否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两种：其一，如美国这种向外拓展又内里宽松的则成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战后的德国这种向外受挫而国内资源紧张的则会成为专制政治。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讲的都是“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与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为了食物和资源自相残杀，最后把地球玩坏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占据新的资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礼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礼为道，则民有耻且格，道德自觉。以政刑为道，则万民惧罚而慎行，无廉耻自格。”

卫希颜心说，后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为笑贫不笑娼？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廉耻心，法律也约束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文明远远高于古代，法律也远远比古代完备，但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古代。比起法律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道德自觉的力量要比法律强得多——当然道德养成也艰难得多。

一个社会的风气很重要。

而儒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道德社会。

名可秀道：“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当以天下为天下，如地如天，何私何亲？’正如《尚书》曰：协和万邦。”

按照治理国家的要求去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必须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就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协和万邦。

这是不主张兵伐？！

胡宏等反战派学者的脸色变得和缓了。

赵昚目光有些古怪地瞥了卫希颜一眼，陛下那眼色就似在说“你后院起火了”。

卫希颜的表情仍是天光云影的柔和，眸光温润，唇边漾着微微笑意。

皇帝陛下撇过眼去：情啊爱的真可怕。

陛下私心觉得可以对皇后更好一点：伴侣，一生之伴。齐家之后，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

卫希颜此时想起名可秀曾经说的：天下观与国族观。

儒家是天下观，这源自于《易》的思想。

《易》是天、地、人之道，讲“共生长存”——“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非以人为中心。故《易》有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

所以，儒家讲“协和万邦”，讲天人和谐。

故而儒家治世强国，讲的是内部发展而不是侵略扩张，讲的是自我稳定而不是将危机转嫁到外国。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代也没有侵略扩张，除非是抵御外族的侵扰，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而唯一的例外，正是来自于“生物本能”文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才出现。

与天下观对立的，就是国族观：以一国、一个民族为中心。

西方及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是国族观，虽然也讲“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但都是推行国家利益。不是儒家所追求的仁德光耀四方，天下万物和谐共存。

名可秀在大量阅读了秘书省国译馆与凤凰书院译书楼翻译出来的来自于大食智慧宫的哲学和历史著作后，就评论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是“国族观”。

她对卫希颜道：文明与地域很有关系。

——泰西之地国邦多，而地狭、资源少，国强必是求诸于外而非求诸于己，“物竞天择”的自然掠夺性必然造成国族观。

故，一方面中国要讲修睦邻邦，协和天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强大，才不会为国族观的文明侵蚀。

她在讲经台上宣讲道：“王道于邦，讲信修睦，和平共处。然人性有私欲，道德有高低。吾中国之民，久沐圣贤德化，以道为治，仁礼为宪，故人心向善，讲信修睦。外邦之国，无我儒家之光辉洒照，文明深陷生物相竞之天理。其性，欲，恶也。唯以一国、一族之利，而不忌天人之和道。”

名可秀的声音断然铿锵，“人之恶尚存，则霸道不可弃。平天下之‘平’，有静亦有动。静者，仁礼渗透；动者，戈以止暴，平衡利益。”

兵戈是用来止暴，而非用来争利。止暴之后，就是平利，要将所得的利益在该邦之民和中国之间进行平衡。

名可秀为什么反对卫希颜提出的殖民经济？因为“人心不患寡而患不均。小到一家，中到一国，大到天下，均是此理”。

殖民经济就是掠夺，以他国之资源蓄本国之富。

在卫希颜那个时空，有所谓的“甘蔗之国”、“棉花之国”、“橡胶之国”，这不是什么美称，而是殖民经济留下的毒瘤，让这些国家被迫形成了单一的经济体系——这对国家发展经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国家如果贫富分化，那肯定是不稳定的根源。放大到世界也一样，国与国之间贫富分化，世界不可能和谐稳定。单从自然环境讲，那些贫穷的国家因为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难道不会影响其他洲和其他国家？只靠一个或几个超级大国能把地球治理好？填了你整个国家也治不好，何况还没那么高风亮节。所以，殖民经济的最后，是苦果大家一起吞。

一个平天下的“平”字，道尽了深奥的道理。

平，不是平均，是平衡。

卫希颜深受教益。

这个万物和谐的思想应该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高文明。而人权，民主，也仅仅是以人类为中心。在人类克了自然后，就被自然反克了。

所以，儒家致“天下太平”的平，是有着平衡之意。只有平衡了，才能稳定。

名可秀道：“儒家仁道，固非天下之共道。致天下太平之德，固非天下之共德。九洲四海，邦国无数。以道为治者，唯吾华夏。王道之仁治，必使中国盛世。然而，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也必使中国国民之性不堪于外患。外邦以‘形而下之器’为治，虽道德不修，物力军力却可大增。中国若不兼修‘形而下之器’，徒以道德，何以挡刀枪？可与侵略之国谈仁义？可以钱帛买和平？——靖康之耻，前车之鉴！”

朱跸、金安节、王纲中、郑刚中等人听到这里，都微微点头。

“周之弱，方有春秋，王道不存。晋之弱，方有五胡乱华，仁道不存。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华夏君子之国也，当奋而不缀，形而上强德，形而下利器，唯自强不息，方可王道如光，永远辉映，照耀万邦。”

台下陡然响起热烈掌声。

学子们激动得脸色潮红，眼睛放亮如有光芒。

“讲得太好了！”

“天行健，道强不息。”

“形而上下，不可或弃。”

“铿！”谯定抬手敲了下铜钟。

殿内立时安静下来。

谯定向名可秀微一颔首，示意其继续。

台上一些学者们在心里默默记录着要点，准备在名可秀阐论之后再发起辩驳。

名可秀的声音清润自信，说道：“吾儒家治世之文明，为世间至道。道之高也，泽被四方。道之终及，天下太平。吾中国者，文明中央之国，必负文明之责任。儒家文明精英者，必负道德之义务，格物，致知，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名可秀给儒家道德文明赋予了世界性的责任，平天下，不是一句空言教化的口号，而是要去践履躬行。

“孟子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若夫中国如中央，外邦如诸侯，中国固不可恃威强凌诸邦，横行霸道，然则以道平天下，此为儒家践履躬行之务也。”

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诸侯危害了国家，那就改立诸侯。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干旱水涝（指人治不修破坏天地人造成灾难不止），那就改立国家。

在儒家诸子中，孟子说话是最彻底的——如果国家领导人于国家不利，那就请领导人走路；如果这个国家不利于民众的利益，干脆连国家都改变好了。

名可秀引用孟子的话，表达出儒家必须承担起治平天下的责任：中国既然是政治文明经济的中央之国，当今文明的高点，就必须承担中央之国的责任和义务，有害于天下的事情，就要去制止，有害于天下的国家，就要去推翻或改立——不一定是归入中国之土，但必须是摒弃禽兽之治的、以仁德治民的新国家或新政权。

名可秀道：“王道之国，必有民迁。中国仁治盛国，必有外邦之民迁入。则人口增多，土地、粮食增耗。然则中国可不受民哉？不可也。拒民于外，非仁也。而以人口增多致内民困乏，可为仁哉？亦为不仁也。何解？必利形而下之器——耕作之技、农具、水利、物贸，等等。”

她举出数据道：“以历代国史记载，对比稻谷亩产可知，如今大宋江南每亩均出稻谷四至六石，比之唐代稻谷亩产，增长百分之十四五，比之汉代亩产，增长百分之五十六。若以人口比，大唐最盛时人口八千余万，与大宋现今人口相当，而疆域广过大宋。若中国不强‘形而下之器’，何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不能养民温饱，又何以谈王道、仁政？”

名可秀和儒家习惯经辩的学者们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喜欢用数据说话，这跟她曾经做了多年的商盟盟首有关，商业就必须讲数据。而时政也是如此，有时空口悬谈经义，不如几个数据说明问题。

名可秀跟着说道：“多子，无以教，未必多福。多子，无以养，未必多福。”这句话有些颠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在此时此刻却启人深思。

卫希颜笑着跟了一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皇帝陛下：“……”

名可秀道：“天下万物之仁，岂在多焉？”目光变得深邃，“平天下，平之意，实含天道至理。”

平，天地万物平衡也。

一个物种繁衍过多，就会失去平衡。

“所以，一妻多妾有害于仁呀。”卫希颜又跟了句。

生那么多孩子，养不活怎么办？

“陛下是仁君，要以身作则呀。”

皇帝陛下：“……”

名可秀的话已经偏离了王霸之争的辩议，但仔细一想，却又含在王霸之中。

人口增多怎么办？——用王道感化大家少吃一点么？形而下为器，在很多儒家学者眼中，“器”非王道，奇技淫巧尔。

当然随着格物学科的影响增大，现如今很多儒家学者已经在转变观念。

便如名可秀说的：形而上强德，形而下利器。君子形而上下，自强不息。

坐在台下的格物学科的学子们已经眉飞色舞起来。

——只读经，能当饭吃么，嘿嘿嘿！

——没有‘形而下’，‘形而上’能推及天下么，嘿嘿嘿！

便听名可秀道：“君子，人性善。政出于心，心出于仁。天下性至善，则政隐治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名可秀铿锵结语，“王霸之道，唯以心主。政不出于心，当伐。义不凌于利，当伐。道不凌于霸，当伐。择道而固执，君子之责也。固仁之本，敬也。道之天下，尚也。”

不符合道德的，不符合仁义的，就要站出来挞伐，这是君子应尽的责任。

君子以仁心为本，批判挞伐政治和政治人物，这是必须要尊敬的。

在以道为治的天下，这应该是学者的风尚、士大夫的崇尚。

台上的稷下学者们都微微点头，无论他们是否赞同名可秀的观点，但她的这种学者品格却是让他们赞许的。

胡宏心中缓缓吁了口气：名枫山，道之持正，可谓君子。

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赵昚心中噫叹一声，只觉受益非浅。

如何评价周光武帝柴鉊，他觉得已经找到了方向。

赵昚心中再次遗憾名可秀没有成为他的经筵讲经学士——学士院的激烈反对，有多少是出于她是女性的原因呢？皇帝陛下深深觉得，学士院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应该学习稷下学宫的纯粹。

、稷下盛会（六）

就在稷下学宫论学的头一天；无数双眼睛关注着这座宏伟的殿堂。南北两国的读书人加起来有近百万众；但能参加这场盛会的不过万分之一；更多的人只能等着报纸的报道——也亏得有报纸的存在；才能让天南海北的读书人目光聚到同一场盛会。

已经致仕的兵部参政朱敦儒居洛阳老家里；这位稷下学者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上一届还去杭京参加了学会；今年却是被儿孙们硬劝住了；生怕他老人家在路上有个好歹。朱敦儒只能戴着金属腿老花镜看报纸过瘾，一边看一边感叹；“胡文定（胡安国谥号）后继有人呀。”“名枫山后生可畏呀。”……

杭京城外的一座田庄里，已经八十岁的前司农寺卿陈旉躺在院里的椅榻上，听孙女陈文慧读报纸，听完微微点头，“形而上下，强德利器，中慧说得好。不可缺一呀。……大公党，天下为公，道心不能丢。卫国师还是急功近利了些。有中慧在，甚好。”

他呼吸着从田野方向吹来的带着几分泥腥味的空气；又闭上眼叹息，真想再有十年啊；“……亩产六石还是太少了。”

在稷下学会结束的半月，这位一生都致力于农学和躬耕实践的学者带着遗憾辞世，临终前对名可秀笑说：“中慧，你要活久点。至少，亩产十石了再下来告诉我们。”名可秀忍着悲痛笑说：“好。”其后，名可秀从自己的商会股利中拿出资金成立了“陈旉农学金”，资助有志于农耕技术和农学研究的读书人，并奖励他们的成果，后来农学成果奖从陈旉农学会脱离出来，立为稷下诸格物奖项中的“稷下农学奖”。这是后话不提。

因为父亲病重而辞任的朱熹正在徽州婺源的老家为父亲、前吏部侍郎朱松读《稷下学报》，读完安慰父亲道：“观稷下学会之论，大宋应该不会走扩张霸道之路。吾辈士人，当以道为责，择善而固执，不因路艰而移志，不因物欲而迷心。父亲不必担忧。”朱松艰难地说话道：“心不可易……有心，方不为术所役。学问要做好。人不可浮躁。国亦不可……浮躁。汝辈，五峰，籍溪……看着……”朱熹含泪，“是，孩儿会转告五峰、籍溪先生，清涤士心，一生不缀。”“好。”十月，朱松逝去。

稷下学宫的王霸之辩在大会的第二天继续。

不过，今日的论学主要是听经台上的学子和学者们提问。

每个听经台旁边都有从京城各大学校筛选出来的志愿者担任会场服务的引者，将提问的纸条递到主持学会的谯定案上，由谯定宣读问题，再由纸条上指定的稷下学者回答。

这种方式有助于台下的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论题，而听经者的提问也让台上的学者们对论题思考得更全面。

谯定将提问控制在上午场结束，下午场开始学会的第二大论题。

登上主讲席位的学者穿着庄重的玄衣玄裳，不是稷下学者。

谯定已经介绍了他的身份：西川路*司冯时行。

西川路是宋周共治路，因为共治，思想比较活跃，这二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有名气的学者，冯时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谯定的学生，精研易学，妙的是他将易学应用到了刑事断案中，当年在淮北、河南提点刑狱职任上时被誉为“没有冯提刑破不了的案子”。三年前他调任西川路提点刑狱，至今年初，西川*司李光因年事已高卸任终身制的*司官，推荐德才兼备的冯时行接任此职。

冯时行上台论讲的主题就跟一桩案子有关。

此案是去年十月发生在绵州的一桩“杀夫案”。

案情是这样的：

绵州某村的一个老光棍刘大，从邻村聘了一个十四岁的媳妇，在喝醉酒圆房的晚上被小媳妇用菜刀砍了五六刀。县衙很快抓到了逃跑的小媳妇齐氏阿湖。这小娘子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又刚死不久，叔叔嫌她是累赘，就用四担粮食的聘礼卖给了刘大。刘大比她大三十多岁，阿湖不愿意，但反抗没用，就来了个月黑刺夫。

阿湖力气不大，心里又慌，刘大虽然中了五六刀，却都是皮肉伤。按说这种伤情，判罪不会太大。但是，根据《宋刑统》，阿湖弑夫，属于十大不赦之恶罪，按律应判死刑。

于是县尉想也没有想，就定成了死罪。

不过大宋刑法秉承“慎刑”原则，对死刑制度规定得严密复杂，地方官府是不能擅自执行死刑的，县衙判定罪犯死刑后，必须将卷宗递至州一级复核，州级再送达路级司法主管衙门（提点刑狱司），最后送到中央——先由刑部、大理寺审核，大理寺过了之后，移呈御史台监法院，监法院审核完毕报送帝国最高权力机构——政事堂。由政事堂两位宰相加上超过半数的参政在审批表上落笔签押后，死刑才算正式定了。

因此判决的卷宗呈到了绵州知州方季淮的公案上。

方季淮的父亲是前任刑部参政方显朴，受家传熏陶，对法律条文当然十分熟悉。

方季淮一看，马上断定阿湖的婚姻不合法：其一，母丧未满，在母丧期间，不得进行婚嫁；其二，按大宋《婚姻法》规定的最低婚龄，阿湖未满十五岁。而阿湖的叔叔将她嫁到刘家，这桩婚约不仅无效，还违法。所以，阿湖不能算是刘大媳妇，对刘大来说是一个普通人，不存在杀夫大罪。

于是，方季淮以“杀人未遂罪”判刑，免死罪，刑三年。

卷宗上报西川路提点刑狱司，却在提刑司引起了极大争议。

提刑司的两位主官——长官是北周官员，副长官是南宋官员，两人对判决产生了分歧：前者维持县衙的初审判决，后者维持州衙的复审判决。

最终，长官一派占了上风，同意初审的死刑判决。当然，提刑司也考虑到阿湖与刘大郎订立的婚姻关系不合法，但是提刑司却将板子打到了阿湖的头上，判其罪名为“违律为婚，谋杀亲夫”，也就是说违律不违律，那是阿湖和她叔叔的事，而刘大郎出了聘礼签了契约买了老婆，那他身为大男人的合法的夫权就必须受到保护。

因为西川路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