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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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块，隔日早晚各吃两块，正因清贫的成长环境，体恤庶民苦，范公执政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民胸怀——这个仁民可是只对士？”

在卫希颜的记忆中，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学家闻名，但在大宋时代，他更为人敬仰的是在儒学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宋儒开宗第一人，在大宋儒家心中，其地位还在周敦颐、张载、邵雍、王安石、司马光、二程这些创立学派的儒宗之上。

所以，名可秀以范仲淹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范文正公节俭仁爱之德，天下皆知。儿孙衣着朴素，家无锦罗帷幔，高官之厚禄，尽数资助需要帮助之人，无论是士，还是庶。其言教儿女曰：‘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

名可秀道：“因己身不慕富贵，不贪享受，故能利分天下，益及黎庶。”

范仲淹作为士大夫精英阶层中精英，但自己不贪图富贵享受，不兼并田产，不需要商利，所以执政时能将利益倾斜分给普通的百姓。

“范文正公之后，君子廉俭以养德者，首推司马温公。”名可秀道。

司马光的节俭也是天下有名的。他家的宅子位于陋巷，仅能遮风避雨，编著《资治通鉴》时，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十分寒碜，被人讥为“穴处者”。居家生活，食不常有肉，衣不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居官的俸禄和皇帝给的赏赐，一半作了衙门的办公开支，一半接济亲友，自家只留温饱之用。他一生不纳妾、不蓄妓，只有妻子张氏一人。张氏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件大事儿，张夫人急得要死，偷偷给他纳了妾，他送走了；岳家又将一位美貌丫环送他，他也送走了。于是他收养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养子，以绝张氏给他纳妾生子的念头。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家无余财，只好把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可以说，司马光的确是位道德君子。

人活着图利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但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惟俭以养德”，物欲享受于他们来说是败君子之德，哪有利益私心呢？

所以，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评赞司马光。她说道：“范文正公之仁，在于体恤天下黎庶，故利分百姓，宽刑恕及庶民。王荆公之仁，在于国家富强，不受外侮，故为国富之故，可抑制削减精英阶层之利。司马温公之仁，在于天下安定，故倡国家俭用为德，维护稳定为上。”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司马光反对变法与文彦博反对变法是有差异的。

文彦博家用之奢，可说大宋有名，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并豪户，他维护精英阶层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图私利，但他认为精英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如果这个阶层不稳，大宋就不得太平。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精英阶层的激烈反抗，造成大宋内部不稳，则外强必凌之。所以他强调精英阶层的利益不要过于触动，而是倡导精英阶层都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希望国家也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对百姓轻徭薄赋，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于是天下就稳定了。司马光认为，天下稳定，就是对普通百姓最大的仁——乱世人命贱如狗。

所以，司马光在十七年后追索阿湖案，将之斩示众，不是报复王安石，而是向哲宗表态维护法律的坚决——“祖宗之法不可变”，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意图。

再说王安石，那也是相当节俭的人。史载他身为宰相后饮食也相当差，有次请个姓萧的亲戚到他家吃饭，结果只有两张饼，一盘小碎肉，一锅菜汤，让人吃了一小块饼就吃不下，王安石觉得浪费，就把亲戚吃剩下的饼拿过来一点也不嫌弃地吃光了。卫希颜看到这里就笑，说王安石请客，估计没人愿意去了。名可秀笑说比司马光好，王安石请客好歹拿出两张饼，司马光请客估计就是一杯清水，约摸茶叶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卫希颜觉得头大，如范、王、司马三位，为政的出发点都是不错的——都是出于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以天下为公的真儒，他们的“仁”都没有错，都是尊奉“形而上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将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执平。天下如塔，各层皆有利益，若执仁不守中，仁德过于偏向哪一层，都必宝塔倾斜。执平者，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吗？当然不是。

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农夫和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们的贡献能一样吗？如果只给予同等的待遇，对“袁隆平”这些精英公平吗？——卫希颜认为，精英要对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的，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这才是公平。如果同样都只得一块肉馍，我干嘛去做精英啊。

“国之终及，在乎公平。”名可秀道。

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公平。而保证公平，就要有秩序，要有分配利益的规则；否则，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没有皇帝，没有大臣，没有精英，全都是一样的百姓——除非是大同。

卫希颜私心认为，就算是真有大同，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阶层的，不可能都一样了。人的智慧能一样吗？人的贤愚能一样吗？有这些差别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区分。

名可秀论道：“儒家治世之终及，是大同。然在大同之前，是不同。故，施仁者，须‘不同’，又不可‘过’。”

所以，为仁政者，必须承认“不同”，施政也要因之“不同”——利益要倾斜。

但是，这个“不同”不能太过于“不同”——利益过于倾斜，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

名可秀低沉的声音吟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这是《诗经》中有名的民谣，说的是贵族对庶民百姓的压榨。

她又吟道：“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道宗赵佶为政时期的民谣。

殿内气氛变得沉重。

名可秀声音清越，响于殿内众人耳边。

“儒家讲君子不言利，但整个君子阶层能不言利？精英阶层没有占据更大的饼？没有剥削庶民更多的利益？儒家学说讲人性，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若为善，何以有利益之私？若为恶，何以有仁德礼义？恰如天地有黑白，人性亦如此，没有纯善纯恶。是故，人性中有善亦有恶。因为有善，我们能仁德；因为有恶，我们有私欲。因为私欲的存在，故圣人曰，仁爱要有亲疏层次，先爱其亲，再泛爱众，再及天下。精英阶层对自己的阶层施以‘仁’，这是仁爱的层次，没有错。但在利益已足温饱，更甚有衣裘广宅华车美妾之奢逸，精英阶层让出些利益给庶民有多难？仁爱及庶民有多难？宽刑及庶民又有多难？”

一连三个“有多难”问及人心。

学子们激烈鼓掌。

待掌声渐止，她又问：“国家何以有礼法？”

“为了人性。”她道。

“无论礼还是法，都是为了‘仁’。”她最终结语。

对阿湖案怎么判，要看国家的仁到了什么地步。

卫希颜目光中流露出赞叹。

她没有想到，妻子会这么辩议。

但无疑是聪明的！

直接绕过了维“礼”还是维“法”的争论，将高度上升到儒家的核心：仁。

国家的“仁”是到了什么程度呢？

是还在亲亲——仁爱自己的亲人？

还是到了亲群——仁及自己的利益群体？

还是到了泛民——仁及其他利益群体，下及庶民？

还是到了泛众——仁及其他国家的民众？

台上的稷下学者们都静默了。

台下有官员身份的学者们也沉默了。

很多人都在沉眉思考。

片刻，台下响起掌声，继而热烈，经久不停——学子们是激动的，他们还没有为一家之主，还没有为政之派，还没有牵扯进太多的利益，他们有更多的热血，有更多的仁善之心和让国家更好的抱负，他们希望仁德能够普惠天下。

谢伋闭了下眼，心中叹了口气，给名可秀设的这个陷阱等于白设了。从治国来讲，谢伋对名可秀的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大周政事堂为宰相时就提出了“民生”二字，民不生，则国无生。但是，从两个国家的利益对立来讲，他心底是沉重的——道统威胁啊。

赵昚扬了下眉，道：“仁心所向。”

仁，人心向也。掌声的热烈表达了人心所向。

对于“平”，皇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平，平衡，公平也。

卫希颜说道：“要施仁，最好的办法是将饼做大，同样是三七分或四六分，精英阶层有了更大的饼，普通百姓也有了更大的饼。”

赵昚想了想，拊掌，“不错。故要利器。饼大，则两利也……还可三利。”

形而下为器，要利器，国家的经济、科技强了，士民两阶层都能得到更大的利。

又如蛮夷之民，原苛政下只得一分两分利，大宋推翻苛政暴。政者，施仁政和农商之利后，可使其民得三分四分或五分利，同时大宋的饼也做大了，此谓之三利也。

皇帝目光曜曜，只觉对内对外的施政方向更加清明了。

卫希颜对皇帝的发散思维表示很满意，又说道：“为官者脱离民众，对民众疾苦不闻不问，贪污*，吃喝玩乐者有之；搞关系，找门子，升官发财者有之；违法违纪，公款赌博，大肆敛财者有之；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授受贿赂者有之；贪图享乐，生活糜烂者有之……让庶民百姓深恶痛绝，国家的前途，也就完了。”

皇帝深思道：“故，当宽刑于民，而严正法纪于上。”

就如阿湖这案子，皇帝真心觉得不应判死罪——那刘大郎只是轻伤，却要判齐湖死罪，这公平吗？

皇帝也不认为不判死罪就是违了“夫为上”的礼，动摇了“夫”的地位——为夫若仁，为妻怎会不仁？为夫若不仁，为妻为何还要仁？就如君臣之纲，君若对臣不仁，臣为何对君要忠？当然这个臣得是良臣，若是蔡京那样的奸臣贪臣，皇帝是杀之为快的。所以赵昚能容忍谏臣用笏板指着他骂，能容忍卫希颜对他的调侃——因为他们是良臣。

皇帝觉得，恰恰是士大夫阶层的触刑为犯，为官贪腐，害仁为最大。故吏治*，他是最为忧恨的——他觉得这才是危害皇权和士大夫统治庶民的毒瘤。

一个小娘子的死活，能危害到大宋吗？

皇帝心里嗤之。

名可秀今日以刑论仁，皇帝觉得这是她对前日论讲王道的进一步阐述。

皇帝深心赞叹，看了卫希颜一眼，笑道：“国师家有贤妻呀。”

赵昚真心觉得卫希颜这个没“道德”的，有个持道为正的妻子，是天下之福。

卫希颜认真道：“陛下难道不觉得我也是贤妻？”

皇帝：“……”

作者有话要说：国师阁下，你被皇帝陛下鄙视了哟~~~~~~~~
、稷下盛会（九）

名枫山言辞如刀啊。

柴赟看完《大周官报》，摇了下头；微微笑了起来；传内侍召来大理寺卿。

“齐氏阿湖案；及早了结吧。”没有争辩的余地了。

大理寺卿瞥见御案上的报纸；嘴里微微发苦：这案子再争下去；就成了他们大周不及大宋仁了。

“臣遵旨。”他拱手应道，“明日寺议后，卷宗提政事堂审覆。”大理寺卿心事沉沉地走出皇宫，抬头看了会京城辽阔高远的天空；忽然觉得这案子这般结了也好；至少回家不用再遭夫人白眼了——大理寺卿自我调节的心态还是不错的。

这日；南北的报纸都卖得更多。

与王霸之辩相比，普通的坊间百姓更关心阿湖案。王霸之道他们不懂；但阿湖案他们都能说上几嘴啊。坊间百姓大多对阿湖抱有同情，觉得这小娘子丧父丧母又被叔叔卖，真是太可怜了。他们不懂礼呀法呀的大道理，只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心，觉得不该判死罪。

当然，名可秀说的那些讲仁的大道理他们不懂，但听人解释“宽刑及庶”的意思后，就觉得这位枫山先生是个大好人。随着此案件“刑三年”落定，共济会的名声在民间更响，尤其在西川的名声极好。也有更多的有钱商家、土地大户加入到共济会中，愿意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慈善事情。一句“有多难？”成了人们带有讽喻意义的口头禅，专门用来讥讽那些为官贪利，或为富不仁的地主豪户。“不忘本”也成了人们的一句口头禅，用来驳骂那些父母土里刨食供养出来的读书子一旦高中进士就以父母的寒微为耻——甚至干起压榨百姓的事儿。

外间的纷纭反应且不提，稷下论学到了第五日。

开始论讲本届学会的第三大主题，也是最后一个主题。

自从报纸预告后，南北两国的士大夫和学者学子们都在关注着这一日。

今日论讲的主题是：《中庸》。

论讲者：名可秀。

《中庸》是《礼记》中的篇目，不是孔子所著，而是孔子之孙子思所著，秦汉学者将它整理出来。因为不是单独成书，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儒家重视，直到唐宋之际，才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二程就很推崇《中庸》，并为其作解义，是大宋儒者公认的《中庸》注义。

大宋儒者为什么开始看重《中庸》？因为《中庸》之中，包含着儒家修行的方法论。

所谓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介绍儒家修身养性的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介绍儒家做人的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和智、仁、勇等。

《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德。

先秦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以很精简的话蕴含了很玄奥的道理，往往让后人难以精确把握其真意。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所以，读书人必须要读传注释义才能理解。但是，后儒的传注释义也未必完全正确，再加上传承中一些人为的断章取义——如果说宋儒还算是继承了孔孟之儒的真义并有发扬，但到了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儒学就真的是被阉割了，而后再经过近现代时期的动乱和“批孔批孟”运动，造成现代人对儒学认知的大谬也就不奇怪了。

像卫希颜原来所理解的“中庸之道”就是“明哲保身”——这就是大谬。事实上，现代人对“明哲保身”这个成语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中立、平庸”。

名可秀曾道，读书人没有读《论语》《大学》之前，不要读《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道不容易真正理解，很容易让人走入“沉默保身”的“不作为”，认为“识时务”就是“俊杰”了。

是以，名可秀在注解《论语》《大学》之后，就集中精力注解《中庸》。因为将重心偏移到学问和大公党的党务上，她在十几年前就卸下了名花流宗主和长杭商盟盟首之位，仅保留着共济会会首和共济学堂总山长的位置，诸如江湖武林的事务和商业上的事务她已很少插手。“人的精力有限，即使天才人物，也不要想面面俱到。”她以身作则，教育子侄专精或选好主攻方向。正因有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问，她在学问上的研修也才越发精进，一步步造就了她在儒学上的地位。

在此届稷下论学之前，名可秀注解的《中庸正义》已经完成，而她选择在稷下学会上论讲后再发行——一旦论讲成功，名氏《中庸正义》发行后就能很快取代程氏《中庸解》，不需要再经过驳杂的学界辩议。还有什么比稷下学会的经讲辩议更权威呢？

二程注解《中庸》，开篇即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定理。”

名可秀首先不认同的就是开篇注解“中、庸”这一句。

她与苏澹、谯定论辩时说道：何谓“不偏之谓中”？这不合思辩论！——按数学的说法，就是不合“逻辑”，按泰西著作的译解词，就是不合“哲学”。

要照哲学，天下没有一个“中”，“中”是假定的。

所以，什么叫做“不偏之谓中”？你说这两边是偏的，我这里的是中；你定了这个中，对这两边讲，中已经变成偏了。所以二程解的“不偏之谓中”，文辞上很对，逻辑上就有问题。

卫希颜听得晕里晕乎，但她听出了一点：妻子对学问的研修，已经从形而上学的玄乎，到了逻辑上的思辨。她隐约觉得，或许这就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西方哲学更讲究逻辑上的严密，而东方哲学则是玄乎的“形而上学”，就跟悟道一样，要用心去悟，你要想用逻辑的道理去论证东方哲学，那就等着傻眼吧。而且论证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道。故曰“大道不可言”。卫希颜能体悟道心，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

但是，对天下众多的普通读书人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道心”去悟真正的道理，所以必须要将“形而上”的“微言大义”用比较思辨的道理阐发出来——这就是大儒们存在的最大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要说必须“思辨”地阐发道理呢？这是当然的，你阐发的道理不够严密，逻辑上有漏洞，谁会认为这是圣人的道理呢？——只会认为你阐发的是错误的。

二程对“中”和“庸”的解义名可秀认为就是不具有思辨性。

再说“庸”。“庸”按古字义，是“用”的意思。程氏说“不易之谓庸”——“易”者变动，不能变动叫做“庸”，即不易者为用。

名可秀说，天下有不变动的事物吗？按照孔子传注的《易经》的道理，“易”为天下万物之大道，没有一个是不变的事物。怎么有个不易呢？

应该说“万变之谓庸”，才能用啊！不变怎么用呢？

她在学会上打比方道，就像人洗脸，一万年都不洗，不“用”脸了，那就可以不变。如果要说“中庸”，就是要“用”脸——若是“不易为用”，那就是今天洗了脸，明天再不要洗，从此都不要洗，大家愿意吗？

“哈哈哈……”

学子们都忍不住乐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皇帝也笑了，他挺佩服名可秀把圣人大道以日用来譬喻，偏偏听起来还很有道理。

二程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名可秀认为，这两句诠释是对的。

二程对《中庸》的释义，名可秀认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