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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涅天下-第2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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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名可秀认为，这两句诠释是对的。
二程对《中庸》的释义，名可秀认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儒家称之为“宇宙观”。
这一点很致命！
名可秀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如果错了，就会造成思想禁锢，而禁锢的思想用于治世，就会使治世出现偏颇，甚至方向都错误。
比如，董仲舒在学问发展上的世界观错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独尊”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儒学的自大，自大带来的就会是固步自封，最终造成的就是思想禁锢。
比如二程的学说，在世界观上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名可秀认为，这个作为“宇宙观”是可以的，但作为“世界观”就有很大问题了。当然，儒家是将“宇宙观”和“世界观”视为一体的——名可秀认为，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按卫希颜的通俗解释，这就好比用*社会的世界观去指导封建主义社会的世界观……咳，太过高大上，其结果就只能是空想主义。
二程以太极确立了“高大上”的世界观，那么如何认知这个世界观、也就是太极呢？——这就是方法论了。二程就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就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二程说，“理”不能言之，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去想……
那么，如何去思考呢？
二程这回说得明白了，须得“格物穷理”！
先说“格物致知”，这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个词，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话，故用不着做什么解释。但是从汉代以来，由于先秦很多典籍遗失，可以说出现了文化断层，儒家对它的解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可谓千差万别。
以二程论，他们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
所以，二程洛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二程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宋代儒家推崇孔孟，认为孔孟是掌握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所以宋儒追求的就是“孔孟之道”——当然这是大多数儒家，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这么认为，比如陈抟、苏澹这种传承自然易道的，就只将孔孟当成掌握了一部分大道的圣人，譬如老子、庄子，墨子等，他们认为也都掌握了一部分大道，总之一句话：“孔孟不是唯一，易之道才是天地大道。”
因此，二程认为的格物穷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孔孟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仅是修身齐家，那倒无妨。因为圣人是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儒家是入世的，是要治国平天下的，是要解决人世间产生的种种实际问题的，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
像卫希颜这种不做学问的都知道，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且很多新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代，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孔孟等先秦圣贤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说现代，就是放在宋朝来看，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
便如名可秀批评王莽说的，西汉的情况已经不是西周时代了，还要拿西周的井田制来用，怎么行得通呢？
名可秀认为，二程洛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圣贤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然后照搬。
这怎么行得通呢？
而二程的世界观，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源自于陈抟的《无极图》——从这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程学主张的源头。
然而“太极”玄之又玄，不是普通人能够认知的。否则，修“太极”大道的人那么多，但真正破碎虚空的有几个？世间的人们甚至认为破碎虚空是虚妄。正因为“太极”大道是“神”道，你悟透了，那就脱离“人”的桎梏了。就比如讲，人们如果真的理解了“太极”大道，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会这么肤浅吗？——人就是“太极”“阴阳”的产物呀。
所以，二程将“理”着落在“太极”这个“高大上”的世界观上，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因此，二程的洛学其实杂糅了佛、道二教的实用主义。
这就糟糕了。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作为宗教，可以在修身养性上应用，养善修德是很好的，但不可用来治国。因为治国的思想必须是积极的，开放的，而作为宗教的佛道二教的思想中必须带有出世或离世的消极主义，以及“本教之外非教”的封闭主义。二程的洛学沾染上这两种，最终会变成一种禁锢之学。学到最后，儒生们就只追求从读书中悟道理，从儒经中去“格”出治国的道理——这怎么可能呢？
稻谷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农具、水车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修建水利沟渠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造枪造炮吗？
为什么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学？——当然新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讲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就意味着要着眼于当下，切合实际。
政治家治国，必须着眼于实际。百姓日用，也必须着眼于实际。都不能“不易者为用”。不随着时代变化，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名可秀说，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错解了《中庸》，“不易者为庸”。这就错到根子上了。比二苏都不如了，苏轼、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激进害民”，而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这方面讲，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如谯定的谯氏蜀学，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但二人从易经中“格”出的“宇宙观”——准确地说是世界观，却是不同的。
因此，名可秀曾对苏澹、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道，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孔子的儒学中，体悟真正的“世界观”，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只有世界观对了，方法论才会对。就算出现错误，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道路选择不同，是选的直路还是弯路？但无论哪种，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名可秀在稷下论讲时，正式将“世界观”从儒家说的“宇宙观”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道”的高远的不同。对于修身养性来说，心有多远，宇宙就可以无穷大，所以可以用、也应该用“宇宙观”。但用于治国平天下，更需要确立的是：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观”。
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读儒家经籍空想。
只读儒家经籍观想，也无法让国家强大，无法让百姓日用富足。
世间能以观想悟道的圣人，只有那么一两个，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作者有话要说：以前以为中庸是难得糊涂。明白了中庸，才知道要做到中庸可真难。后世能做到中庸的估计只有一个周。
、稷下论学（十）
二程的洛学想将人人都养成圣人；从道德教化来讲；这个目标定得没错。
但是，没有考虑到人性。
名可秀认为，必须将人性与天性分开，人性是人性，天性是天性。
《中庸》的第一句话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性的来源，自然的禀赋；这个就是“性”。
这个“性”就是天性。
人的天性是纯净的，就如一张白纸，可以说是至真；因为没有虚假；可以说是至善；因为没有邪恶；可以说是至美，因为没有不美。
所以，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干净的。
名可秀认同孔子的看法。
那么人性呢？
孔子之后的儒家在“人性”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孟子派，认为：人性本来是至善的，不坏的；坏是后天搞坏的。另一派则是荀子派，认为人性是恶的。
二程是性善派，从性善派的这个思想来看《中庸》：“天命之谓性”，这个性是本来干净的、纯洁的、善良的、无私的，总而言之，至真、至善、至美。这种解释不算错，但是，错在将这个“天性”等同于“人性”。
于是，孟子等儒家讲天人合一，其中之一就是将天性和人性等同，认为：人性后来出现恶，就是脱离了天性，所以要修道德，就是要回归天性，故谓“天人合一”。
在这一点上，名可秀可以说与孟子性善派的儒家——包括二程在内——就有了分歧。
她论讲时道：人的天性是干净的，因为干净，所以婴儿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以是纯真的善良，也可以是纯真的残忍。就如天道，视万物都如刍狗：可以说它是至仁——对万物一视同仁；也可以说它是至不仁——视人如刍狗。
所以，人的自然禀性如天道，故曰“天性”。
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必要具有人性。
而人性，天然的带了自私的一面。因为是人性，对草木动物就不可能如人一样。比如为了保护树木的生命，而不允许穷苦百姓伐木为薪，这可以叫作有天性，但是不讲人性了。
儒家如果不承认人性的私，硬要将人性还原成天性，那么天性之下，万物皆同，人类你不能去杀猛兽啊，那与天性相悖啊，恐怕人类没法生存了。人人都飞升成为天道吗？或者大家都成为割肉饲鹰的佛祖？
学子们都笑起来。
“让人们都回到这样的天性，可能吗？”名可秀问。
学子们纷纷摇头。
况且，天性也不是那么好的——名可秀举例道：婴儿饿了张嘴就要吃，它不会克制，也不会体恤母亲有没有奶，因为这是出自身体本能的自然禀性，这是天性。只有后天教以人性，“它”才会成为“他”，知道什么是体恤，什么是孝道，也才成为了人。
因此，如果在人性和天性上立论不正确，将人性等同于天性，也就是说世界观已经错了，后面阐发出的方法论也只会把人引向谬路——一条不可能达到终点的谬途。
那么，什么是“率性之谓道”呢？
名可秀继续往下讲。
“率”读“索”音，古字义是“直”。“率性”就是直道而行，不歪曲。直，也是直心。什么是直心？就是没有加坏的观念污染的，是纯洁的、天然的，这个就是道。依从人性中的至善之心而行，这就是道。
《三字经》中首句讲：“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是指人性，不是指天性。
我们讲性无善恶论，是指天性。天性是自然禀性，干净的。可以说天性是至善的，因为没有恶；也可以说天性是无善的，因为没有善的概念。
但是身为人，人性之初是至善的。因为这是人类最初的美好，也是人性能够构建的基石。所以，人之初，必须善——这是人性的要求。
故，《中庸》说“率性之谓道”，意思就是：不加上后天的心思，不加上后天的染污，直道而行，这就合于道了。也就是合于人性之初的至善了。
但是，人往往不可能做到。
人生下来，有后天家庭的教育影响，有亲戚朋友的影响，有身边环境的不良影响，有社会风气的影响，等等，心思龌龊了、脏了，或者歪了。这就必须把它纠正过来，故要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把它改过来，所以《中庸》说“修道之谓教”。
这个“教”是教育的教。“教”者，古字义是效法的“效”。“效”也是“学”的意思，学习的学，跟着来学，谓之教化。所以修道就是教育的目的。之所以人同一切众生、一切禽兽、一切生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有教育、有文化，可以把坏的一面修正、改过来。
这就是《中庸》开篇三句话的大义。
知道了天性之后，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性。知道了人性之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道——以人为中心、人道为中心。知道了什么是道后，我们知道了怎么去修道——如何去明道而起行的道，就是“修道之谓教”。
名可秀可以说将“天性”和“人性”阐述得很明白了。世界观也就很清晰了。大家修道德，不是要回归到婴儿般干净的“天性”状态——这样的状态是视万物同仁的圣者才能做到，普通人要修的是人道，就是要洗涤后天沾染上的人性中的污秽，尽量回归到人性之初的本善。
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少些私欲恶念，多些与人为善。
这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要你做圣人，但是要做一个善人。
这有多难呢？
与父母善，然后与兄弟姊妹善，然后与亲戚善，与朋友善，与他人善，与国善。如果人人都可以做到“为善”，那么道德社会就可以建成了。
所以，名可秀不讲“至善无私”，她讲的是“去恶念，与人为善”。能做到前者的是圣人，是德行高洁的贤者，是真正不慕私利的高尚君子——一个国家不能缺少这样的道德模范。但是，不可能人人做到。而“去恶念，与人为善”，就是普通人也是可以通过修养道德做到的——并不是要你无私。
要求人们没有一点私心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符合人性——人性之初是至善，但不是无私无欲，就比如婴儿饿了要吃，这就是私，是欲，人性之初就带着。最重要的是，人性是人的性，不是草木动物的性，“人性”这两个字本身就带了“私”。
但是，要求人们做到“不以己私害他人之私”，却是可以确立的道德目标。就好比人会保命，但大多数普通人不会为了自己保命而去害他人的命——除非对方危及到自己的生命。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克制私欲的泛滥，故称之修身养性。
名可秀用《中庸》的开篇三句话，确立了儒家修道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非常重要：
因为承认了人性的私，有私就必然有恶。有恶，就必然要有止恶的手段。这种手段，不可能是仅仅是仁。于是，国家的王道和霸道就同时产生了。治国平天下，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这就顺理成章了。治国既要“形而上为道”修人心道德，也要“形而下为器”修器利国用，富足百姓生活——因为人有享受的私欲——也就顺理成章了。
你不能要求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因为这不合人性。你也不能要求人人都过着穿麻布喝稀粥的俭朴生活啊，因为这不合人性。名可秀道，“俭以养德”，是以俭来养德，俭是修养道德的一种途径，但不能将“俭”作为人们生活的目的——这就违背人性了。司马光的错误就在于此——要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要节俭，以俭用来减少利益的冲突，以俭用来减少国家对财富的需求，这怎么可能呢？
名可秀确立的这个世界观，就包括了进取的意义。因为人性有私，有*，为了满足*，就必须进步——国家必须越来越富强，百姓必须越来越富足。固步自封怎么能够呢？思想封闭怎么能够呢？必须更高、更强，所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满殿响起热烈的掌声。
学子们手掌都拍痛了，却觉得还无法抒发心中的激动。
他们以前觉得疑惑的道理，觉得矛盾的道理，觉得无法判断正确取舍的道理，在名可秀解读的《中庸》面前，在名可秀确立的世界观面前，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许多学子都激动地笑起来。
原来这就是人性！
原来这就是“率性而行”，谓之“道”！
名可秀给他们确立了一句话：有私心不可耻，因为这是人性；但不能克制私心而害他人，这就可耻了，因为失去了“人之初”，失去了人性中最重要的——至善。
所以，不是“存天理，去人欲”，而是“存人性，克私欲”。
谯定一连敲了两次铜钟，才将殿内热烈的掌声平息下来。
名可秀接着讲下去。
确立了世界观，接下来就是方法论了。
那么，如何做到中庸呢？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上面那一章：
1、关于洗脸：
二程说不易是庸，也就是说不变是用。
名可秀按照这个逻辑，就打比方说：如果人们不用脸，那一万年不洗都没问题。如果人们要用脸呢？那是不是今天洗了，明天就不要洗了，以后都不要洗了？——因为不变为用嘛。
2、关于程朱和名可秀的世界观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程朱说，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程朱说，要‘格物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程朱说，多读儒家经典。
咳，后面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名可秀批的就是二程没有“实践论”。
名可秀的主张简单地讲，就是：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理性思维，从现象中升华出理论，以实践检验理论。——也就是说：抽象思维是必须的，但是理性思维也必须有。
二程或者说大部分儒学家都很重视抽象思维（哲学嘛，必须抽象的），而忽视理性思维——但是科学技术没有理性思维是木有办法的！
二程以太极这么个玄妙的东西给人们立下世界观，格来格去格不明白呀，于是思想玄乎了，穷钻经书了。所以卫希颜打比方说这个世界观太过高端大气上档次了，不适合封建社会的人们（社会主义也是不适合的，笑），必须是观想派高人呀（笑），普通读书人用不了这么上档次的~~
所以名可秀要将宇宙观和世界观分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那抽象思维的高大上的确是让人叹为观止。宇宙观用于哲学思想那是必须的，但是对治国的思想来讲，就太高端大气了（太高端的结果就会成为空想主义），所以必须要降一降，现实一点，这就是世界观了，再加上人生观，价值观，就是大家常说的“三观”了。——名氏儒学要做的，简单讲，就是树立华夏南北读书人乃至天下人的三观。
为什么说程朱这种学说会发展到禁锢人的思想呢？
因为属于读书观想派，观想去悟道学，于是国家出现问题了，大家不去从实际中想办法，去从经书里研究——因为程子朱子说了，经书中有万事万物的道理嘛。但是这高端的道理大家理解不了呀，于是后来发展到八股文，规定一个条条股股，好了，大家照着这样格经书吧。
程朱说“不易为庸”，说不变是道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二程说的不变，是指最大的原则、道理不变，但读书人一代代传下去不会理解呀，很容易就理解成固守成规了，于是思想不能进步，科技不能发展。（名可秀是理解程学这个‘不易’的精神的，但是，儒学是要用来治国的，治国思想最忌讳的就是玄奥，一旦学问出现断层了怎么办？所以，你这个世界观要指导人们生活的，不能太玄呀，老程）
其三，儒学是分派别的，尤其宋代儒学，是儒学最兴盛时期，派系最多，而二程以及后面的朱熹立下的程朱理学派，是宋儒派系中最排外的一个，也就是“除我之外非儒”，其他的都不是儒学。这种思想加上佛道二教的一些思想融入了他们的儒学中，就将儒学整成程朱儒教了——宗教能允许你信别教吗？所以邵雍在世时就曾调侃二程，说：给别人留些余地。就是指二程兄弟在治学上的“唯我”。
、稷下盛会（十一）
《中庸》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名可秀道：“达成中庸之道，这是提纲挈领的三句话。”
它关系到如何修心养性；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
名可秀先讲第一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我们的心里，有喜怒哀乐这四种情绪。没有人骂你，所以不怒；没有好事，所以不喜；没有伤心事；所以不悲哀；没有开怀事，所以不乐。心里一点都没有喜怒哀乐，或者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这种境界叫做“中”，即道的中性，不动。
圣人讲的修心养性，不是讲把喜怒哀乐都修没了。没有喜怒哀乐的，那就不是人了。
但是，喜怒哀乐要适当，“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就叫做“和”了。
此即《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节”的这个“中”不念“钟”音，而是念“重”音——中节，就是射靶一样射中了，砍竹子正好砍到竹节了。
名可秀举了个例子：
比如某人父亲过世，你说“哀不发”，把哭泣都压下去，这还有情感吗？如果真的连情感都没有了，那就没人性了，这不叫“中庸”，叫“昏庸”；但是，因为悲痛过度，把自己也病死了，弄得母失子、妻失夫、儿女失父，这就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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