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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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父，这就过分了，等于射靶把箭射穿出去了，失了分寸，不是“中庸”。

名可秀讲的这个“中节”很重要。

因为她接下来就用“中节”阐发“三纲”的道理。

三纲是董仲舒说的，首先是“父为子纲”。

名可秀讲，父亲教子要做严父，但严酷过度就失了父亲之情，这个“纲”就失了分寸了。儿子要孝顺父亲，但一味顺从就过了，看见父亲不忠于君主国家，要不要谏言制止？看见父亲贪污，要不要谏言制止？

《中庸》讲：“亲亲之杀。”

“杀”是切到这里为止。

这是讲亲亲要有分寸，过分了不行。过分了就是完全自私了，你不能爱他人、爱天下了。对于父母的孝顺，也要有一个范围，过分了，也错了。这就是中庸之道的“亲亲之杀”，讲的就是一个分寸、界线，过了就失道了。

名可秀接着举例，以《宋刑统》中的“亲亲相容隐”——简称“亲亲相隐”或“亲亲容隐”——来举例。

这个律条最初是源自于《论语·子路》中的言论：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村有个叫直躬的，别人家的羊跑到他们家了，被直躬的父亲私吞了，直躬就举告了。孔子说：父子相亲乃天理人情，隐下其过不宣扬才不伤父子之情，明辨是非的意思就在其中了。

名可秀曾经在《论语集注》中对孔子这段话有过详细的论注，她说：“攘羊”的意思是对误入自家羊圈或羊群里的羊不驱逐、不声张，顺便占为己有，而非盗窃或抢夺。从法律上来讲，没有犯盗窃罪或强占罪，只是道德上的过失。所以孔子主张儿子隐瞒父亲的这种过失，劝谏父亲归还羊，或自己把该羊放出或送还，或私下里用其他方式补偿失主的损失，既全了父子之间的亲情，同时也弥补了父亲的过失。如果首先就向外人或失主告发、宣扬父亲私吞人家的羊，孔子说这就过分了，不为“直”——“直”在这里不是“正直”，而是“明辨是与非”的意思。

名可秀当然不是空口白牙的这样解释，这是有论证的。

她首先论“隐”，引用《论语·季氏》之语：“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其中“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就是知情但不说叫“隐”。孔子的定义很清楚，“隐”是不说，不显现，不张扬，怎么成了窝藏包庇呢？“为隐”也不是“把隐”“将隐”——“为隐”这里面没有主动做什么的意思，而是“保持沉默”。

她又引用《左传》的记载：法官叔鱼受贿入狱，其兄叔向认为叔鱼“贪以败官”，其罪当杀。孔子评价叔向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孔子说：叔鱼作为法官贪污受贿，影响司法公正，是明确的司法*；叔向作为公职人员，对其弟叔鱼的*行为并不“互隐”，而是据实数罪并依法论罪，这是“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名可秀论注道，在《左传》里孔子对叔向“不隐于亲”赞为义直，《论语》里孔子对攘羊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赞为有直，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要据父子案件之轻重和正义酌情处理，或告或隐，当区分处理，把握分寸，以求中道。

名可秀又用《礼记·檀弓》中对“齐家”与“治国”中的“隐”、“犯”的规定：“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

什么是“事亲有隐而无犯？”

名可秀解释道：“几谏谓之隐，直谏谓之犯。”几谏就是委婉规劝的意思，所以“隐”亦有微谏之义。

名可秀的这句解释还结合了《论语·里仁》之语：“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这是说，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要和颜悦色地规劝，如父母不从，仍严肃、恭敬、婉转地再劝。“不违”，是不违背社会的规范，即坚持原则，对父母也不能迁就，但又不违子女对父母之礼，故不能太强硬，避免反目成仇。等到父母心情好时，再委婉劝谏。假如父母还不接受，做子女的虽心中忧愁，但没有怨恨。

所以，名可秀一直强调读《论语》这种微言大义的圣贤典籍一定要联系上下文，割裂来理解肯定是出错的。

她又引用《礼记·内则》对此的诠释：“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悦）则复谏；不说（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

意思是说：反复微谏无效，最后不得已时，也可对父母犯颜直谏。

可见，孔子的“子为父隐”，并不否认儿子有持义劝谏父亲过错的义务，“持义谏亲”才是孔子这句话背后的应有之义。

故，“亲亲容隐”是有界线的，有分寸的，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讲“亲亲容隐”。

这个界线，她引用《礼记》中的表达：“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

“恩掩义”表示以“恩”为主导原则，但并不完全排斥“义”的原则，“义断恩”则表示以“义”为原则而摒弃“恩”的原则。

那什么是“门内”，什么是“门外”呢？

她引用郑玄注解的《礼记》中语道：“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事师以恩义之间为制。”

这就是说，在政治公共领域与事务中，以“义”为原则，在家庭私人领域与事务中，注重亲恩的护持。

简单地讲，如果你的父亲是平头老百姓，强占了别人的钱，你私下里偿还就是了，不要举告损了你们父子间的亲情，法律也允许你有“亲属作证豁免权”；但是，如果你的父亲是官员，你自己也是廉政官员，你的父亲贪污了，那你就必须如同叔向处置他的弟弟叔鱼一样，这个时候不讲“亲亲相隐”，你必须举证你父亲的罪，不能拥有“亲属作证豁免权”。

这就是中庸精神，它维护人情伦理的“礼”，但不能过，要有分寸；同样，它维护人间的“法”，但也不能过，过了就违背了仁义。

名可秀又论，儒家的“孝”，事实上包含了不能陷亲人于不仁不义的内涵。

《论语·为政》道：“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问孝，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名可秀在《论语集注》对这段话论注：

无违，不违背什么呢？不违背礼，不是不违背父母的一切意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语：“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故，爱父母，孝顺父母，不是一切都听从父母，不是满足父母的所有要求，而是在听从父母的话、满足父母的意愿时，以社会公认的尺度、法则、规矩、规范来办事。如果父母让子女做非法的、不合理的事，子女做了反而是不孝，即陷父母于不仁不义。父母活着的时候，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尽心竭力地服侍他们；父母死了，做子女的在礼的规范下，来安葬、祭祀他们。这是“孝”的本意。

她也引用了这段论注来总结孔子的“亲亲容隐”，按卫希颜的理解，有三点：其一，“亲亲容隐”之“隐”是隐默之义，是知而不言的不作为性，而非窝藏、包庇之义；其二，“亲亲容隐”有界限，即只限于家庭成员的所作所为没有逾越社会公认的规范、原则；其三，“亲亲容隐”是不对外人或官府宣扬或告发其亲的过失，但“隐”亦要求家庭成员之间以公义来相互教育、帮助、规劝、批评。

名可秀的论注，就将孔子的“父子为隐”阐发得令人清楚而不感到困惑了。虽然儒学界争论得很厉害，认为父子人伦是大礼，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隐”，但名可秀的论注得到了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赞同。这就好比“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办？都尽孝吗？那国家怎么办？也有很多儒家学者认为名可秀论注得有道理，因为《集注》里引用的论证之语不是名可秀主观臆造的，都是可以找到圣贤之语的出处的，更何况，孔子以《易经》为诸经之首，肯定不会片面强调哪一方面，走极端。

现在，名可秀在稷下讲《中庸》，论起“父为子纲”时，以“亲亲容隐”为例，阐论道如果父亲不仁不义，则不能为子之纲，因为这样的纲会败坏社会的风气，危害天下大矣。不能以小家害大家。这是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你自己在家里修心可以讲人情，但你出来当官，就不能只讲自家的人情。只讲自家的人情，你不要当官。为官，是公职，公职就意味着担负了公义的责任。

再观《论语集注》释父子为隐时，其中就有对官员亲隐的论注：“官，古字之义，以冖覆众，治众之意也。故官者，为公职。公职者，民供也。比之庶民有权有利，故须承负比庶民更高的责任和公义，此亦为‘公平’之义也。”

不想尽公义？行啊，摘去你的官帽子。不当官，没有享受到权和权带来的利益，那就不要求你承担维护世间秩序的责任了。你父亲杀了人，你可以不作证，法律容许你“不言”，但是你阻碍办案，销毁证据，那就不行了，这就触犯了法律，不是“容隐”的范围。

据说当年已致仕的大理寺参政谢如意看到《论语集注》的这一段时，失态下跳了起来，背着手转了好几圈，然后给名可秀写了一封长信，就礼与法探讨观点。《宋刑统》中有关“亲亲容隐”律条的增加条款就是在这位刑律界宿老的大力推动下完成。

名可秀这回在稷下讲中庸，将父子的纲常讲得更进一步，无论你何种情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持私过分而无“中节”，则小家和、天下不和，然则天下的秩序破坏了，小家又能和吗？

她又讲君臣之道，“君为臣纲”。君要有君的仁德，才能成为臣忠诚的纲。如夏桀、商纣，失了君之仁德，屡谏而无改止，则臣以之为纲，就失了天下的大仁。所以，君要有君的分寸，臣要有臣的分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臣相和，天下就太平了。

又论夫妻之道，“夫为妻纲”。

作者有话要说：这章讲亲亲容隐比较多。

貌似以前有同学专门评论这个，嗯，算是在这里做个回应吧。

当前法律界对这个问题争论得也蛮厉害的。

某西的看法，基本就在文中了。

现实中来讲，大家都不愿意举报自己犯了法的亲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亲人伤害自己另一个亲人，是否举报这又另论。）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亲亲相隐”而伤害到其他人，甚至为了包庇亲人而陷害其他无辜的人，这就不能用人之常情去理解了。

现在很多贪官将子女送到国外，贪的钱也是为了子女读书——子女要为父亲隐瞒贪污之罪，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公义来讲，大家都是不认同的。不过，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轮到自己身上了，估计也够痛苦。咳，根源来讲，还是别贪。人处身不正，到时家人痛苦，也只能说是自找的。

、稷下盛会（十二）

“夫为妻纲”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董仲舒。

董仲舒说天道“重阳不重阴”、贵阳贱阴；由此得出他的阴阳学说；有道：“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人类社会之君臣尊卑、男女贵贱等亦皆统于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于是，董仲舒得出“君、父、夫为尊；臣、子、妻为卑”，提出了三纲。

苏澹曾经在《国学论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很直白：《驳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

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宗；在儒经上的造诣十分深厚；但他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来自于邹衍等先秦阴阳学派；还受到了汉代黄老思想的影响；对易学的研究算不上大家。他的阴阳五行学说历代都遭到一些易学大家，尤其是自然派易学家的批评，但因董氏在“儒学独尊”上的卓越地位，再加上“贵阳贱阴”已经成了统治思想，这些持异议的易学家们只能私下批驳几句，但掀不起潮流——也没有哪个易学家有这个能力与天下的主流思想对抗。

但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大宋与大周南北对峙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国家空前的强大，社会空前的安定，商贸空前的繁荣，文化科技空前的发展，思想空前的活跃，而学术思想的自由比之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也不遑多让，各种学派、各种学术——只要你不是歪门邪道，都允许你有发表的机会，报纸和各种学刊的出现，给了它们发表的舞台，稷下学宫的创建，又使学术思想的舞台变得空前广阔。

苏澹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在这样的学术氛围背景下，开始了对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的批判。

作为自然派的易学大宗，苏澹对于董仲舒这种“不学无术”的阴阳五行论很是翻白眼，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批驳他是“牵强附会阴阳五行，不懂易道，不通太极”——说出了很多自然派易学家的心声，尤其是道教的许多高道，立即对苏大学士表态支持：老早想批这董老头了，害得咱们教真传弟子修道说阴阳五行要平衡费了多少口舌！

苏澹在文章中说，学《易》的都知道，阴阳是从太极中化出来的。之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因为人体直接体现了阴阳五行。就阴阳来讲，每个人的体内都有阴阳二气，有的人阳盛，有的人阴盛，通常表现为男子阳气为多，女子阴气为多。若一个人体内只有单阴或单阳，那肯定不是活人了。医家都知道，有阳亢和阴虚这两种病，就是阴阳不调引起的，阴阳不调到极致，那就等死吧。

所以，董氏你怎么讲天道“重阳不重阴”呢？天道向来是公平的，怎么会贵阳而贱阴呢？况且，在易卦中，阴阳是转化的，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按你阳贵阴贱的说法，那就是贵可转化为贱，贱可转化为贵，然后分到男女上，男可为女，女可为男？——女人都笑了，男人脸黑了；再分到君臣上，那就是说君可转化为臣，臣可转化为君？啧，原来谋逆罪的根源在这里呀！——皇帝陛下的脸黑了。

苏澹在文中将董仲舒的阴阳论驳了个彻底。

也将阴阳论衍生出的乾坤论——“男为乾，女为坤”驳了个彻底。

苏澹说，现在已经论证了嘛，“地”是个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星球而已，若讲“天”是宇宙，宇宙当然比地球大，从“天大地小”这个方面来讲“天尊地卑”，那还说得过去。

但是，如果是从道德思想上来论天与地，那就不能讲“天尊地卑”了：天是天道，规则万物，地是厚以载德，在道德上谁比谁高贵呢？

所以说，谁要讲“男为乾，女为坤”，谁就是不讲道德。

苏澹说，如果天地是以大小论尊卑，讲男女尊卑那也是以男人比女人大而论？——身材高点，体型壮点？哟，这也是有可能的，自然环境下的物竞天择嘛……苏澹由此扯到远古时代，说那时生存环境恶劣，人们要跟野兽斗，体高身壮、力量强的男人可能比女人的贡献大，于是获得的权利更多，久而久之，就形成“男主外，女主内”了，就形成“男为尊”了。后来人们的生存环境转好了，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主要是靠才智而不是靠力量求生存了，但是男精英们为了维护“男尊”的地位，就扯了许多大道理——比如“男为乾，女为坤”之类的，强调男人为尊的地位。苏澹说这个男尊时代应该是从周代就有了，从《诗经》的一些诗歌就看得出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呀，为啥不是“美玉君子，淑女好逑”呢？因为“男为尊”，所以“男逑女”呀……很多人看到这里哈哈大笑。

苏澹说，咱们做学问要求真、求实呀，要像《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要本着至善的心直道而行，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被后天那些乱七八糟、不讲实际的学说理论给蒙蔽了，以为这就是真理了，更不能不敬天地——圣人都不敢说自己是天，一群远古玩猎叉的男人就敢说自己是天了？哦不对，咱们这些玩猎叉的祖宗没敢说自己是“天”，这“天”的大帽子是后人给戴上的，哎，真是无知者无畏呀！祖宗们估计在地下冒汗……不知道董老先生有没有在下面被老祖宗按着打屁。股……看众哈哈大笑，茶楼酒馆里听报的人也哈哈大笑。

苏澹这篇文章是学术文章，但他用辞用字都很平实不生僻，引论虽然雄辩，行文却妙趣横生，茶楼酒楼的报博士再用直白的话一说，就算是普通的茶客酒客也听得懂，觉得苏大学士说道理当真有趣，哈哈大笑中就把文章记下了，回去后再与妻小说笑。儒生们看这篇文章时多半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了，心忖着董先生泉下有灵定会气得活过来。

上一届稷下学会就有专门一场是论辩苏澹的这篇文章，吵得比这一届的王霸之争和阿湖案还要热闹。因为阴阳学说属于易论，卫希颜也作为道易代表之一也参加了，她说她是阴阳二气平衡，算男还是算女？殿堂里笑翻了天，支持董仲舒阴阳论的学者都被这句话噎得不知怎么作答，估计很想骂她一句“妖孽”，道教的易学家们揪着胡子齐刷刷看她——卫希颜肯定那眼神是羡慕嫉妒恨！阴阳平衡啊，多少内丹派的高道修道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个境界！

这场论辩会最终没得出个胜负。毕竟董仲舒的阴阳学说已经影响很多代了，有些根深蒂固，短时期内想彻底掀翻它还是很难的。但是，已经在人们心里打下了烙印。

此后，若有人讲“男为阳，女为阴”，很可能会被旁边的人笑。若有大臣给皇帝讲“君为阳，臣为阴”，皇帝可能要黑脸了：难道你想阴阳转化？当然，也没有人敢讲“男为乾，女为地”了，女人们都说“不敢为地”，男人们敢说自己是天么？——苏澹在文中有道，皇帝是天子哩，你是天，是天子的爹？

当时，南北两位皇帝陛下看到这里时，都觉得胃痛了，苏云卿太可恶了，但是，再可恶也不能宰了他呀，两位都算贤明的皇帝陛下只能内伤了。然后禁不住想，以后读书人凡是读到“男为乾”“夫为天”之类语句时，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联想……柴赟和赵昚的脸色都黑了，第一桩事就是检查宫中有什么殿阁叫“乾”啊“坤”的，赶紧的立刻撤匾、改名，第二桩就是下了份手诏，规定以后的奏折中禁以乾、坤、天、地作类人代指！至于书籍……咳，这范围太广了，只能让印书局加入审查条项，以后新书或翻刻的书中再有这样的类指，都必须删，或改。

柴赟这个大周皇帝比赵昚的威权重，手诏下到三省，中书门下议过后也就签署过了。大宋谏议院却是闹腾了一阵，陛下您这是要整“文字狱”吗？——天知道这三个字谏议大夫是怎么想出来的！真是人才呀。皇帝陛下脸都绿了，他就是禁几个字而已，还不是不准用，只是不准特定的代指而已，怎么就成了“文字狱”呢？皇帝陛下表示很内伤。好在有人出来支持皇帝，政事堂觉得这不是大事，咳，看过苏澹那篇文章后，不管是赞的还是批的，都觉得在写颂奏类表章时有些阴影了，就算皇帝不下这样的手诏，这些大臣都觉得自己写奏折时也会注意点——禁不住人联想啊，万一以后有人拿着这奏章抠字眼攻击自己呢？这可真是说不准的事，还是小心点为妙。于是，在政事堂相公们微妙不可言的这种心理态度支持下，赵昚的手诏被政事堂和门下签署，成为正式的诏令颁行了。

两边的诏令很快都传开了。

自然，丈夫们以后不敢乱说“夫为天”了，咳咳，对皇帝大不敬。虽然这几年天文观测得到大发展，有知识的读书人对于“天子”之说都不那么信了，但心里信不信是一回事，摆到明面上，天子还是天子，除了皇帝已经逝去的爹外，男人们谁敢称自己是“天”呢！

于是，只好讲“夫为妻纲”了——男人们抹泪，还好这个可以说；还可以说“夫妇有别”——这个是孟子的话，可以有；还可以说“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这个是《仪礼》的话，也还可以讲。

现在名可秀要讲“夫为妻纲”了，台下便有学者忍不住嘴角抽了下，仿佛头顶有只乌鸦正呱呱飞过——是不是以后也不能讲这句了？

名可秀首先讲《中庸》，《中庸》里有道：“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夫妇之道就在这五达道之中，可见其重要。

《中庸》又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一切的大道理，要从夫妇之间开始。如果连夫妻关系都处理不好，不能维持一个和睦稳定的家庭，经常“后院起火”，还谈什么修心养性，讲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呢！

名可秀这时没有按照《中庸》的文句顺序来讲。虽然《中庸》全篇只有不到四千字，但句句都是精义，要想一一阐述下来，别说只有三天时间，就算三十天也未必能讲得完。于是，她按照“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提纲契领，按《中庸》论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大方面来进行综述。

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