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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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妻子都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是，那些有能力置田产和铺子的学者家庭中，有一半都是妻子打理，对丈夫的帮助当然不小，至少丈夫不用把太多精力花在家用上。

在这些由妻子打理经济的学者家庭中，妻子都是比较有说话权的，至少在经济事务上，丈夫比较听从妻子的意见——刚愎自用或瞎指挥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多数学者是不屑谈经济，反正妻子处理就好，如果妻子还有学问，那就更能获得这些学者丈夫或官员丈夫的尊重了。

也有不和谐的学者家庭。比如家里经济不好的，丈夫一心扑在学问上，却无视妻子的付出，还认为妻子是钻在钱眼里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气了。像那些居官清廉、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员家庭就有这样的，丈夫觉得妻子老讲钱是小人贪利，妻子觉得丈夫不管家里，夫妇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则重利比较多，妻子若有经济头脑，对丈夫帮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则那也只是摆设。

名可秀针对的不是商人家庭。这个社会是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导，商人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怎么做，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包括商人在内的下层的效仿。

她讲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强弱，男女之间也是如此。或者讲，夫妇各有所长。有的长于经学，有的长于书画，有的长于经济，有的长于人际……各有禀赋才能。一个家要有“纲”，要有承担家主责任的人。有些做学问的丈夫不通经济，或者不屑讲经济，是妻子在支撑家用，担负起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双方在家庭的责任承负上发生了变化，相处就更要讲“中节”了。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你不能让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不给她应有的权利，或者认为她的付出是应该的，那就失中，过分了——丈夫空担着家主的责任却在躺着享受妻子的辛劳，那是什么？米仓里的老鼠，养肥它不说，还咬你。

名可秀讲，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担不起家主责任，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精力放在学问上，那就把权利往妻子那边移一些，这就是“发而中节”了——让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家主的责任，有商有量，这也是“发而中节”。

《中庸》道：“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一个人要修道至让家庭能够和乐。如果家庭都不能和乐，无法去团体。如果能够去团体了，然后再谈国家。

名可秀道，这就是《中庸》的方法论：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并随角色的不同调整位置，从修心做起，从子女之道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再讲朋友，再讲团体，再讲治学为世的立德立言，或为官治国的立德立功。

作者有话要说：早上走得匆忙，差点忘了发文：）

、稷下论学（十四）

名可秀讲完夫妇之道后；就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一句阐发得相当清楚了。

她接着讲下一句；《中庸》道：“中（zhòng）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庸》的“中”；是读四声。孔子是鲁国人，子思当然也是鲁国人，鲁国人常讲“中不中？中！”意思就是合不合适？对不对？中不中用？鲁国人对某一件事，某一个物事；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zhòng）。

所以；《中庸》的“中”；不是二程讲的“不偏为之中”；这样的理解太片面。

准确、简单地概括，“中、庸”就是合适、中用，也即：有分寸，中用。

天下事如果都做到了有分寸、中用，那天下就达到和谐了——人的私欲没有泛滥，因为有分寸；违法犯罪的人少了，因为行事有分寸；国家之间也没有战争了，因为国内没有苛政，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也有了分寸；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有度了，因为伐木、拓荒、圩田、开矿等都有分寸。

故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是根本的道体。

得了“中”之后，还要“庸”，即“用”。不用，何必修“中”这个大本呢？

那么，怎么用呢？

也是“发而皆中节”。

名可秀道，我们说修心养性，那是不是不能发怒啊？——遇到坏人做恶事能不怒吗？遇到官员贪污能不怒吗？遇到国家被侵略能不怒吗？这种怒，要多怒几下，天底下就少了许多坏事。所以，修心不是讲不怒，而是要“用”，恰到时候的怒。随时随地、不讲对错地对人发怒，那就不对了。

所以，“中庸”的“用”，是要用得恰到时候。

再讲“喜怒哀乐”，这是人的情绪。修道讲定心，定心是讲守静。但守静不是不动心，不动情。人是有情的，只要“发乎情，止乎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懂医道的都知道，喜则伤心而气散，怒则伤肝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这就是情绪发得过度了。偶尔过度一下也无妨，但经常如此，那就伤身了，久之必病，甚至损寿。

台下就有官员学者想起前任刑部参政范宗尹，才及四十岁就因病而逝，私下有传他是气怒郁积过度而死。这传闻应该没错。但是想一想与卫希颜做对的那些朝中大臣，朱震、胡安国等都是年过花甲寿终正寝，偏偏这位范参政气量狭小，这不，气怒郁积，伤身了吧，没命了吧。这就是修心养性不到家呀，中庸学得不好——几位大宋高官心里感叹。

名可秀道，“中庸”的“用”，是要用得适度，也即是讲要有分寸。

做到了“中”和“用”，就实现了《中庸》所说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所以，“中、庸”，就是“中”与“用”，也就是“中”与“和”。

这两者要合起来，不能分开，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就“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了。

如果人人都达到了大本的“中”与达道的“和”相平衡，那么儒家说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就实现了。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族、国家、阶层、家庭和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进化。

“进化”这个词最先是被儒家用于人类的衍化，说天下之众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故称之为进化之阶级，也就是人类从族群到国家的发展层次。不是后世生物进化的意思。名可秀在这里讲到“共进化”当然也不是生物进化的意思，而是指万物的组织形态向更高一级发展。比如国家政体的进化，在名可秀脑中就已经有了还不算完全和完善的构思。像现在大宋和大周，就是在走一条不太相同的路——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柴鉊、柴赟父子和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在用他们的实践求证着，或者说，雷动与名重生的相斗，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身逝而消失，而是由他们的子女在继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名雷的胜负结果，还在遥远的将来。

孔子在《论语》中，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

而“致中和”，就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中、庸”达到了“致中和”，就能成圣人了。

但是，名可秀讲“中、庸”，是要给天下读书人、乃至普通人讲出一个能够达到的道德境界，不是建一座空中楼阁。太高太远了，只能想象，做不到，那就是虚幻的。名可秀要建的，是大家都能上去的。

当然，上去的层次是有高低的。比较高的层次，如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司马光、周敦颐、张载这样的，那就是道德典范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下一层次的，如王安石、邵雍、程颢、程颐，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诚意正心和心怀大仁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又要多一些，如杨时、尹焞、胡安国、邵伯温、谯定等人都是。在讲经台上的稷下学者们，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在道德修养上，都是值得读书人学习的——“稷下学者”资格，首先是评德，再评学问，即使学者们在某些道德上有瑕疵，但总体上论，还是堪为人师表的，夫子们也不是完人呐。

这样从下到上建起层次，都有作代表的道德标范人物，这样大家修心养性的道德目标就有了，也不觉得崇高遥远不可及了。

名可秀很形象地将“中、庸”这条修心养性的道德之路比喻成登山的石级：从山脚到山巅，有九十九级。

山巅是大德之人和圣人才能登顶处。贤人可到达山巅之下八十级处。君子可到达六十级以上。一般人也可修道至山腰，登临四五十级处，从这里观山下也是好风景。

名可秀讲，登不上山顶不可耻！——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可耻的是那些一步不动、甘心躺在山脚下的人！——以利己为荣，以不讲道德为荣。

更可耻的是那些自己在山脚下，却嘲笑轻装上山的人！——嘲笑克制私欲的人是傻子。

尤其可耻的是，自己躺在山脚、还要把别人拉在山脚的人！——用利欲诱使别人一起堕落。

殿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名可秀的论述下，圣人至高无上的中庸道德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事，每个人都能做到“中节”而“用”，然后持续不懈地修心养性，“往山上攀登”，就能成为更高的有德者。

鼓声敲响，第六日的上午场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全场起立，恭送台上的稷下学者们先行离场。

午膳和短暂的休息后，下午场开始了。

因为明日就是论辩时间，名可秀没有时间多讲中庸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以五句为总纲，综论中庸精神。

一篇《中庸》三千五百多字，名可秀要用一个总纲、十几个字来简化中庸，让人们一读中庸，就先想到这十几个字，然后就有了纲绳了，思路清晰了，理解了这十几个字，就把握到了中庸的精髓了，而不会从根本思想上对中庸产生谬解。至于文中每个文句的理解，那就要细读《中庸正义》了。即使个别文句理解错了，或者理解不到深义，也不要紧，有这个总纲在，就等于世界观正确了，方法论也对了，那么道路的方向就不会错，至于在路上摔倒、跌跤，磕得头破血流什么的，那就是某些文句没有理解透彻，摔一摔就好了，磕痛了就知道“改而止”了。

名可秀将这五句总纲作为中庸精神，其中包涵了修心养性、齐家、治世、平天下的道理，也包含儒家治学、为学的思想观，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她讲的第一句是：率（suǒ）性谓道。

这中《中庸》开篇的第二句话“率性之谓道”，名可秀已经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承认人性的至善和人性中天然具有的私。一方面要以修至善为目标，克制私欲，减少恶，与人为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人性中有私和*，这些私和*只要不泛滥，就并不是恶的。因为有*，所以人类要进步，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等等。

这个就是名可秀为中庸立下的世界观。她之前已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专门阐发这个世界观，在论总纲就不再详论。

接着说第二句：中（zhòng）节致和。

“中节”已经讲过，“中”和“庸”都要“发而皆中节”，就是要做到有分寸，中用。

《中庸》里讲怎么用“中、庸”治国呢，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拿着“过”和“不及”的两个极端，仔细审度，选择那适合中庸的道理，给百姓做榜样，这就是他为人处世和治国的高明。

所以二程讲“中是不偏”，也即不偏不倚，表示既不“过”，也不是“不及”，用这个意思在这里表述是可以的。但是，不偏不倚容易让人误解为走中端，或者让人误解为平均，这就谬误了。

我们讲治国有阶层，精英阶层掌握了知识和权力，承担着智慧的传承和文化进化的责任，所以要占据多一些的利益，庶民则占据少一些的利益，这就是“执中”，利益要平衡，而不是从利益中间各一切，大家均分。均分，就是使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得到一样的利益，这样执了平均这个极端了，不是用中。

所以，“中、庸”在治国的方法上也是讲分寸。

精英阶层占的利益要多一些，但是不能过分，过分了，庶民阶层没活路了，国家也要乱。

治平天下同样如此。

大宋可以帮助外邦推翻苛政，同时得到合适的利益——这是应当的，大宋出力要得到补偿，白出力这对国内百姓就不公平了，因为耗费了国内的资源。如果长期做这种帮助外邦的无偿好事，就是削弱自己的国力，对自己有国家和国民不仁。但是，我们取的这个利益不能过分，过分了，正义的战争就变成了不正义，利益拿取过分也会造成外邦的人心不稳和经济薄弱，埋下贫富分化的隐患。这就不达到“致中和”了，不是我们平天下的目的。

名可秀道，这个天下太大，九洲四海呀，大宋不可能以一国之力达到“致中和”。我们要保持华夏强大的实力和“中国”的地位，同时也要促进这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一国秀、两国秀，只是一木秀、双木秀，达不到万木秀，以及“万物育焉”的境界。

天下，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世界。而我们的眼界，目前只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但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有没有其他世界呢？我们不知道。或者天空之上有神的世界，或许我们的地球之外，还有神的其他子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方面信神，一方面又不信神，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远古的远古，是不是有一个比现在还要辉煌的文明，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远古的远古的祖宗，是长眠于地化为了枯骨粉灰，还是处在这个世界之上的另外的世界……我们不知道！

这个答案可能需要我们无数代人去探索，去寻找！

无论答案是实还是虚妄，我们只有自身强大了，“致中和”做到了，我们的世界才会空前强大，不惧一切未知的天外事物——不管它是否真正的存在。

人们一切的畏惧，多半都来源于无知。我们要消除畏惧，就必须打破无知。要打破无知，只有智慧和文明。

只有智慧才能让我们强大，只有文明才能让我们腾飞。或许哪一天，我们会像苍鹰一样，天空也是我们的领地；或许某一天，我们能像鲲鹏一样，扶摇九万里，直上九重天……

这不是空想。很多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只能想象人们能够在江河上行走，但如今，我们早已做到。

圣人的伟大，在于他们的心无穷远，在于他们的眼界无限广阔，他们看见的不是一家一国，不是一个族群，是一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

为什么要致中和？为什么要共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仁，因为圣人们早已看到，这个世界太大，有太多的事不是一家一国，一个族群可以做到。人类的智慧必须集中起来，因为天空的领域太广阔！

殿堂里面安静无声，似乎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见。

这一刻，只有名可秀的声音响在殿堂里，那悠远广袤的声音将所有人都带入了一个恢宏的世界——心有多远，世界就有多大。

、稷下盛会（十五）

名可秀说；我们华夏文明，是这个世界的精英文明。

王霸之辩时她已讲过“儒家治世之文明；为世间至道。……吾中国者；文明中央之国，必负文明之责任。儒家文明精英者；必负道德之义务，……治国；平天下”，给儒家道德文明赋予了平天下的世界性责任。

而宋周两国作为这个精英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必须以天下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两国的关系。

皇帝听到这里；不由得侧耳。

两国的学者和学子们也都全神贯注；听名可秀怎么解读两国的关系。

名可秀道，从中庸的精神来讲，宋周两国首先要致中和。

“致中和”，这是讲要和平共处吗？——两国的官员学者表情不一。

名可秀道，宋周两国同属华夏文明正统，两国的君臣百姓都是伏羲女娲的后裔，炎黄蚩尤三帝子孙，这就相当于一个大家庭里的嫡亲两兄弟，谁是嫡长，谁就当家主。

这里面就有竞争了，包含各方面的竞争，君臣的贤明，军事的力量，思想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格物学科和技术的发展，农耕商贸，国家财政，等等，哪国发展得好，发展得更高，更强，哪国就会成为长兄，在两国的交流合作竞争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得到更多的利益分配。

这种竞争，谓之“良”。它会使宋周两国都保持着进取心，不敢固步自封，不敢怠惰，不敢不修德，不敢不修器，我们的后世子孙也不敢躺在老祖宗的基业上享福，因为谁停步不前了，就有可能被对方超越，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当双方实力差距过大，甚至国内还出现了昏君佞臣败坏朝政，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被“兄弟”吞并。

如果宋周哪一国出现这种惨况，从华夏文明传承来讲，还不算糟糕——比起被胡族灭国好：不要以为中国强大，永远凌驾于外族——西周没有犬戎入侵，就没有周室衰微和春秋乱世的礼崩乐坏，东晋没有五胡乱华，就没有南北乱世，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靖康之耻，不从中吸取教训，焉知几百年后不会重蹈覆辙？

我们儒家讲“天下观”，首先就要打破一国观。

当然，不是不讲国家了，忠诚于国家那是必须要讲的。民与国就好比子与亲，父母双亲养育了我们，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衣食饱暖，给我们太平日子，赋予我们尊严和荣耀，做子女的就必须尽之以孝，尽之以忠，违背了，那就是不忠不孝，叛国者当为人人唾弃！

我们讲打破一国观，是指天下之达道，“和”。对宋周来讲，又有着文明传承、共存共荣的深刻意义。这就好比兄弟俩将家业做大了，整个华夏就更强大了。

现今南北两分中原，中国为二，但是从整体论，华夏中国比以前更强。

这就是讲竞争的“良”。

但是竞争也有“逐、亡”的一面，这是竞争残酷的一面。它可能最终会导致：宋并了周，或周并了宋。

不管哪种结果，还是华夏的国家，还是华夏的文明。

当然，作为两国的臣民百姓来讲，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被吞并的一方。那么就奋起！努力向前，奋斗不止！天行健，国民当自强不息；天行健，国家当自强不息！

台下静默一阵。

片刻，宋周两国的学者和学子抬手，鼓掌。

数息后，名可秀抬手向前，按下掌声。

她道，我们儒家讲的是平天下，不是打天下。“中、庸”讲的天下大本达道，是“致中和”，不是“致消亡”，不是要消灭哪个国家。这个天下有太多的国家，无论大宋还是大周，能消灭完所有的国家，能占领完这个世界吗？

再者，宋、周若执意要对方“致消亡”，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得利的是谁？——另外的文明，另外的族群。我们还要不要讲平天下，“致中和”了？还要不要有远大的抱负？眼珠子都只放在一个洲的一角上？

无论是从文明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讲，宋周两国首先要致中和。

我们南北两国的关系，既是利益的竞争，实力的竞争，也是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进化，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将华夏文明弘扬到整个世界，共同将华夏的思想弘大到整个世界。

名可秀的意思很明确，宋周就是竞争合作的关系。

谁强大了，谁就是老大。谁落后了，或者出现君主不仁、臣下不贤、国内苛政动乱之类的，那对不起，另外一个“兄弟”会毫不客气地吞了你，还要理直气壮地数落你“堕落老祖宗的家业”。如果两兄弟都争气，谁也不服谁，那就成了并驾而驱，眼光一齐放世界——祖宗这一亩三分地，争来争去没意思，当然主要是争不下来，不如眼光放到世界“平天下”，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咳，虽然这兄弟有可能悄悄往你胁下插刀子，对外还是拳头一致的。

这是从华夏文明的高层面来讲，两国要追求致中和的共存共发展。

从两国自身的利益来讲，也要讲致中和。

为什么呢？

因为必须有竞争！

《中庸》说：“国有道，不变塞焉。”

这是讲国家有道，社会安定，人们就好不变。怎么叫“不变塞”呢？在安定的社会，安定久了，人们会变得安逸，享受，失去进取心。

故，孟子讲，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没有别的刺激了，人的享福惰性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国有道而不塞，这就要求国家居安乐而思忧患。但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人很难做到，一个国家也很难做到。

所以，人要树立一个超越的目标，或者一个竞争对手，才不会、也不敢怠惰。国家也是如此，必须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随时虎视着你，你不前进，就有可能被对方吃了。国家的君主和大臣还敢怠惰吗？还敢不前进吗？还敢不有为吗？

名可秀在东海之战后，写了一篇《论华夏文明之传承》，让铁卫送给谯定——谯定最终靠近枫阁并在其后加入大公党，其根源就在于他与名可秀在治世思想上是“大道同”，故要与子同行，“与之相谋”。

对于名可秀这个南北规划卫希颜也是很赞同的。她的想法很直接，就像后世的联合国，美国的军事经济再强大，再怎么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