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2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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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德后来在《游记》里写道：“……这个帝国很讲究脸面；认为做出没有道德或失礼的事就是丢脸；所以帝国希望每位国民去到海外都有道德礼仪，不能丢华夏的脸面。但是；不是每位国民都能接受相关的教育。于是，帝国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出海的国民必须能够背诵《三字经》，这是帝国孩童开始识字的第一本书，叫蒙书，就是知识和道德的启蒙之书。

“这本书每句都是三个字，带有韵律的音节。方块字是种复杂的文字，十分难学难写，而《三字经》的句式和韵律音节让它简单易读，不需要认字也能背诵。给我们驾车的车夫，是只会写哈里法数字（阿拉伯数字）的下等平民，但他也能随口背出‘人之初，性本善’这些《三字经》的字句，而且能说出其中大意。这是一本识字书，也是一本道德启蒙书，它的编写者是儒学学者，全书贯穿着儒家的思想。

“帝国制订这项法令的意义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不失华夏脸面’，还隐藏着更深刻的用意。这个帝国的学者很喜欢用成语，就是长期相沿习用的固定短语，其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有一个成语叫‘耳濡目染’，意思是经常听到看到，思想和行为无形之中就会受到影响——那些平民努力背诵《三字经》的过程，就是‘耳濡’，之后这些三字句会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以及他们与人的谈吐中，因为，这是‘有知识’的表现，即使他们身为下等民，也是希望脱离粗俗的。

“另一层更重要的意义：无论有知识的士，还是出海贸易的商人，抑或是出海谋生的平民、出海游历的海客、寻求财富的探险者，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发挥了传播儒家思想的作用——《三字经》就是起始，随着他们履足海外而自然传扬。这真是一种可怕的传教方式，所有出海的国民，都是儒教的传教士——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港口里面还设有探索者厅，武者更多，这是探索者行会出钱在港口里面设立的，专供探索者出入和休息，同时便于彼此的消息交流。

路西德在《游记》写道：“探索者行会是这个帝国新兴的行会，最初是因为《探索》杂志而兴起。杂志的创办方是帝国最有权威的民间大学——它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帝国官方大学。因为它的两位创建者很有权威：一位是帝国的军事宰相，一位是儒教的教宗。当然，它的权威不仅仅因为它的创建者，更因为它汇集了很多有名望的、知识渊博的学者任教；它的学风和思想也是整个帝国最自由的，往往引领潮流，有很多创新都出现在这个学校，包括创建了帝国的自然科学体系，这在帝国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事实上，我交往的儒教学者中，有很多都轻视自然科学，他们认为那是下者之道，研究儒教经旨才是上道。……对于凤凰大学的创举，不得不说，是既让我们庆幸又遗憾的，庆幸的是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遗憾的是它让这个帝国更加强大。

“我们说探索者行会，就必须提到这个帝国有一个庞大的武士阶层，有许多传世百年的武士家族，以及势力团体。很多武士服务于帝国的军队，他们的地位比起参与武士势力团体更得到尊重。除了从军外，他们也从事保全镖业，这是一种提供人身护卫和货物保护的行业，从业者称为‘保镖’。我在游历中，就雇佣了一位身手高强的保镖作护卫，他能够徒手击倒十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还能踏着墙壁跑行，这真是神奇的能力，他们称之为‘武功’，据说练到高深处，可以百步之外隔空杀人。帝国想了很多办法约束民间的武士，因为他们拥有这种超出常人的力量，如果不加以约束，就会成为破坏法律的暴徒。但是，有很多武士不愿意遵守军队严格的纪律，或者保镖的约束，于是，加入探索者团队成为他们一个很好的选择。

“《探索》是为了探索地理、发现奥秘而创办，但对探索者来说，只有一部分人是追寻地理的爱好者，而更多的，是享受冒险刺激的生活，或者，追寻财富，无论是发现新大陆还是新矿藏，都能让人一夜之间成为富人，幸运的还能得到帝国的爵位。……在我的游历开始时，这还是一个新生的行会。但是，可以想见，它的未来一定会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对于这个帝国是好还是坏，我目前无法判断。……”

约摸两个小时后，一行人才出港，坐车进城。

他们坐的是敞篷马车。

这种马车是近年来兴起的“观光车”，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和外国人进京，他们都希望一边坐车一边观赏帝京风情，于是有眼光敏锐的马车行看到了市场，推出了只遮挡腰身以下的四轮敞篷马车，后来有的敞篷马车又装了可收放的帆布车篷，有“之”字形的金属支架，没有遇上下雨或不需要遮阳的时候就折叠放回车后——路西德之前在港口内就注意到了车篷，这会上车前又打量了好几眼，车夫便拉起车篷展示，说这是今年正月才新出的伸缩式车篷，京城之外还没有，言下很是得意。

但车夫这种得意并没有显于外，而是隐在字正腔圆的官话中，隐在恭敬有礼却不卑下的态度中。

这种态度让路西德感到惊讶——在哈里法，平民对贵族是恭敬又畏惧的。

路西德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而且是麦地那有名的外科和眼科医生，目光比常人敏锐许多，往往能从细节中发现隐藏的东西——“他们，似乎，并不怕你们？”

这个“你们”，指的是陆游和范成大，因为这两人的气度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士，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士——那种让平民畏惧的高贵体面人。

范成大想了想，回答道：“我们中国的士，与你们的贵族是不一样的。对其他三民，士没有权力剥夺他们的生命，只有官府和法律才有这个权力。士也没有权力体罚平民，比如鞭打，罚跪。帝国的法令规定，平民只在公堂上跪官员，其他公众场合，平民对官员和士行屈身礼，但不跪。当然，如果是签了雇工契约的仆人冒犯了主人，主人有权体罚，但打残、打死也是触犯法律的。——这些车夫是身份自由的平民，他们对士恭敬，但不必畏惧。”

路西德犀利道：“法律只是文字。你们的士有权势。”

路西德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科尔瓦多城的*官，作为出身法学世家的贵族学者，他很清楚，公正的法律大不过权势，即使这个帝国士的特权被法律限制或者说削弱了，但平民畏惧的不是法律，而是士的权势——法律是依法论罪，但权势不会跟你论有没有罪，贵族看你不顺眼，你就是有罪。

范成大道：“读儒经、修道德的士，做不出殴打平民的事。即使无德之士，也不敢在街上公然殴打平民，被武安军巡行抓住，即使殴打没有致伤也要送入长杭府罚铜赔偿，罚铜尚是小事，但引来舆论的谴责就是大事了。”

一般来讲，随意打骂庶民的士人，还是少见的，除非是官宦之家的纨绔子弟——但是帝京哪家官宦敢让子弟在外胡来败坏名声？御史的本子会参死他！像话本里写的什么高官衙内纵马闹民踏死人，强抢民女，逼债打人……这是当御史眼瞎了还是耳聋了啊？如果御史畏惧强权不作为，谏官会参死他！——论消息灵通，掌着登闻检院的门下谏议院岂会逊于御史？

除了御史、谏官外，还有尚书省的观风访察使，直接隶属政事堂，这些访察使都是任命的年轻气盛的进士，头角峥嵘着呢，才不管你什么官什么关系，风闻了、查到了，上本参你不含糊！

还有吏部，官员的考绩中，“德”的大项就有“齐家”之条，儿子在外殴打欺凌百姓，那就是“齐家有失”，考课中“德”被记上一笔，这位官员的前途多半无亮了——这就是坑爹，如今士大夫官员们最怕的就有两样：一是娶了个坑夫的猪队友，二是养出个坑爹的熊孩子。

还有民间报纸，没准被哪家记者捉住了大书特书，或者被打的平民将事情捅给报社，报纸的铁笔写死你！——以权势压下去？京城各大报社中，背景硬的不下十来家，你能封杀完？就算你的关系攀上帝国首相，《西湖时报》也敢批了你，程学的《京都日报》和温学的《正义报》更会连首相一起骂！“民声舆论”，在大宪朝比什么都厉害！

因为官员的德行名声，在大宪朝是首重。放在以往的朝廷，只要有皇帝的宠信，比如蔡京这种被百姓切齿痛恨的，依然做他的太师宰相，因为有皇帝的宠信。但在大宪朝不可能，只要你德行有亏，或在民间的名声不好，即使皇帝信任你的能力，或者宰执器重你的能力，最高也只能做到寺、监的第贰长官，不可能成为主官，入堂参知政事那就更不用想了。

有着这些监督，有着这种用官风气，有几个官员敢胡来？至少明面上不敢胡来；对家中子弟的约束当然也紧，至少干坏事别被人逮着。

地方州府的官员是否这么规矩，范成大不敢肯定，但在京城，官员的子弟即使纨绔，那也是纨绔在吃喝玩乐、不求上进上，公然欺负百姓却是不敢的。

这些原因，范成大当然不会仔细说给路西德听，但主要的说明白了。

这也是陆游说的：“清明之世，礼法之治，守法良民何须畏惧官与士？”

安吉夫点头道：“最重要的还是违法必纠，执法必严。报纸的立场独立也必须保证，这样才能确保舆论的公正，和监督的效力。”

“不错。”范成大赞许地看了他一眼。

路西德沉思着没有表态，真相究竟如何，要由事实来证明，他有很多时间来观察这个国家。

一行人上了观光车——“观光”二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据说是一位外地文士坐敞篷车游览帝京后，感慨说“观览国之盛德光辉”，于是因之得名——范成大和路西德同坐了一车，陆游、安吉夫带一名随从各坐了一辆车，其他随从和护卫又坐了三辆车。

这些观光车的车尾都漆着“顺记车行”，显然是一个车行的。

路西德在华宋州已有见识，知道这些马车叫“出租载客车”，属于有实力的车行。车行拥有马车，将车租给车夫使用，车夫按照契约的规定，向车行缴纳使用马车的费用，载客赚得的余利归己，车行以此得利，车夫也得以谋生养家。

这些车夫必须有官府核发的御车证。因为“御”是这个帝国儒学规定的“六艺”之一，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所以要经考核发证。而且，无论公私马车，都要在车尾挂车牌号——一面烙有文字和大食数字的长方形木牌。

“车牌号”是官府便于管理而设，如果出现驾车违法就能方便地按车牌号缉拿嫌疑驾车人。而且，有这个车牌号本身就是对御者和乘车者的一种约束。就像那些印有家徽的私家车就很少有纵车惊扰之事，因为会坏了本家名声——路西德赞同这个说法，在哈里法，真正的贵族也是珍惜名声的。

他在《游记》中写道：“……最先想出这个办法的人是天才，给城市平民提供了赚钱养家的门路。要知道，学习御车的费用要远远低于购置一辆马车的费用，出租车的出现，让更多的平民不用买车就能从事公共载客行业。比起成为私人雇用的车夫，这种就业面显然更广。儒教认为治理国家要做到‘安居’和‘乐业’，这样就太平了——出租车业就是一个‘乐业’的措施。但是，如何保证出租车夫不被车行剥夺去更多的利润而使生计艰难，这是帝国要立法解决的问题。”

、伊本游记（三）

从港口通往帝京的车道宽敞平整；因为水泥混凝土浇筑的马路呈灰白色，民间称为“白马路”。在路西德和安吉夫眼中；这条通往东城门的白马路是他们所见的最宽阔的马路，以他们乘坐的这种四轮马车可以五车并行，而且这只是单向车道的容量——整条马路是以中间的绿树和花圃带隔开了去车道和来车道。

路西德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道路管理方式；可以减少马车的壅塞和事故发生，但是，建造这样的道路花费也是可观的——由此点也可证明；这个帝国的确是富裕的，至少中央财政要宽裕到可以洒出余钱用于道路建造这种通常不会引起君主重视的方面。

路西德的这种理解是有些美好的误解了——在大宪朝；工部属下的桥梁道路司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受到重视，皇帝和宰执们都有了“道路通，货殖通”的概念，即使其他方面的预算紧一紧，也要先保障道路修建。在路西德以后的地方游历中，他对帝国州县之间的路路通观感会进一步加深，这使他对帝国的地方财政也有了一个超出其实际的高估，总合起来，他对大宋帝国的财政总收入有了一个骇然的估计，在《游记》中写道：“宋帝国的财政收入盖于全世界，其一年的财税收入，或许是哈里法阿拔斯帝国十年的财政总税收，甚或许还有不及。”

即使是这样宽阔的马路上，来往的车马驴驼之多，也不会让人生出路宽稀疏的感觉。当然及不上城里的稠密，否则长杭府又要考虑道路的扩建了。

因为沿途观光，马车行驶得并不快，将去四十分钟后才抵达东城门外。城楼十分高大宏伟，路西德很远就望见了它，范说城墙高度是七丈二尺。路西德在巴格达的公共图书馆中阅读过哈里法旅行者们的游记，其中有写到地中海最宏伟的城市——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的内城墙高度，他在心中换算后得出，眼前这座城的高度比君士坦丁堡还高出大概十五个肘尺。而在城楼上还有更高的方形建筑，范说那是炮楼。

“……大炮是这个帝国赖以强大的、最有威力的武器，据说射程最远的大炮能打中十哈里以外的敌人，这或许有夸大，但哈里法骑兵能不能安然穿过密集的炮射，这真是让人忧虑的设想。……但愿哈里法与宋帝国永远不要有战争！”

东城共有十二个城门，其中三个水门，方便船只直接从河流入城。永兴港离东城最近的城门是最北面的东关门，范成大等人就是从东关门入。

城门很宽阔，以白线分了进道和出道，每边都可容五车并行。城门口两边都立有竖遮阳伞的方形台子，上面分别站着一名身姿笔挺的卫兵，这是城卫兵，属于帝国的武安军。

路西德认为帝国武安军的军装很有特色。

这些卫兵的上身穿着黑色镶红边的军服，领子是直立式的，领扣一直扣到颈部，给人很严肃端正的感觉，衣襟不是斜开也不是圆领，而是对开的，用白银色的金属扣子相系，衣长到大腿中部，腰身系着带孔的四指宽革带，左边革带佩刀；下。身是同色的裤子，裤缝镶红色，脚上穿着黑色的长马靴，衬得人十分精神。

他们头上戴的军帽叫“范阳帽”，米白色的圆坡式帽顶，四周都是圆形的宽檐，帽顶上系着一束红丝绳，叫作缨，帽子的正前方绣着帝国的国徽，上面分别用银色丝线和黄色丝线绣了这个国家最长的江和最大的河的图形，据说华夏民族就是发源于这两条江河；在江河之下还有金色的麦穗，因为帝国是以农业为本，象征着“农”和“粮食”的重要性。

据说因为“范阳帽”有遮阳和御风挡雨的实用，便有探索者将军帽的样式改了改，圆顶改成平顶，红缨当然取消了，帽徽也不能有，改成一种平顶宽檐帽——路西德在帝京港口就看见有探索者戴着这种帽子，不过不多。但在他结束大宋的游历准备前往大周时，这种帽子已经流行起来了，因为是源自武安军的军帽样式，就有聪明的商家在铺卖时取了名叫“武安帽”，有尚武、勇毅的意思，也有平安的寓意，于是很快风行，这家衣帽行的帽子也因此大卖。路西德这位伊斯兰教信徒虽然只戴头巾不戴帽子，但在回巴格达时也忍不住买了几顶不同颜色的作为收藏品。

城门卫兵的右腿边立着一杆枪，这种枪不是铁头枪，而是能射出一种叫子弹的远距离杀伤武器，就像弓箭，但比弓箭的杀伤力更大，然而比弓箭的训练时间却短得多，据说普通的士兵经过三个月的短训就能开枪上战场。路西德认为这是“步枪”比“铁枪”更恐怖的地方，因为它能短时间就训练组成一支不逊于弓箭队伍的远程杀伤军队。

“枪、炮护卫了这个帝国的财富。”

路西德在《游记》中写道：“尽管她的富裕是整个地中海的王国加起来都不及的，但任何敢觊觎她的王国，都会成为枪炮下的血肉。那些曾经觊觎她的邻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已经在这个帝国的枪炮下灭亡了，他们的国土成了帝国的行政治地。”

城卫兵穿着这身笔挺又因黑色而格外庄严的军服，目光向前，持枪直立如柱，显得英姿威武，又让人感觉到坚定不可撼动。

凡是步行出入城门的平民百姓，都不由自主地端然起来，没有人喧闹，也没有人嬉戏。尽管进出的人车马很多，经过城门口时却都安静地通过。这一幕让路西德再次感叹，他在华宋州就已经见识到那里的武安军和国防军的军姿仪容，这位伊斯兰学者不得不承认，即使信仰最虔诚的穆斯林骑兵，在军容上也不如大宋军队。

他在《游记》中写道：“比起武器更强大的，是军人的意志。他们的坚毅来自于严格的训练，来自于严格的纪律。我在这个帝国的游历中，曾经见过在最火热的七月，帝城的卫兵戴着军帽，穿着军服，持枪立在方台上，要站三个时，从头到尾，都如同宫殿外的石柱子一样，直立，不动。

“我曾经有幸见识过帝京武安军的训练，他们每天都必须在校场上如同石柱般站立军姿三个时，你可以累得昏倒下去，但在昏倒之前绝对不可以摇摆或移动，否则将接受严厉的军罚。这种军罚不是体罚，而是强度更大的军事训练，比如像青蛙一样的蹲跳，或扛着圆木在校场上跑多少圈，或者是跨越木板土墙这些障碍物的限时奔跑，此外，还包括打扫营房，洗刷排泄的木桶和便房，清理马棚的马粪，给同营的士兵洗袜子等等。凡是不触犯军法的惩罚，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这种取消了鞭打、棍打等体罚的军罚方式，据说是变革了军制的那位军事宰相创建，原因是：体罚是对士兵的不尊重，只有尊重士兵，士兵才会以死报效国家。因此，军中长官体罚士兵也是触犯军法的，要受到通报批评，严重的还会降军衔或军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训练纪律和尊重士兵的军纪，是这个帝国的军人保持着骁勇的原因之一，这是哈里法的军队应该借鉴的。”

写到最后路西德又加了句：“必须说，帝国这种军装很衬军容。比起以前的圆领袍衫式军服，更能衬得士兵如枪挺拔。”所以，身穿长袍的哈里法骑兵在军容上不及宋帝国的军人，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随着马车入了城门，置身车水马龙之间，再次刷新路西德、安吉夫对“繁华”的认知。

街上人流稠密，比帝京港口里面的人更多，坐车、拉车、坐轿、骑马、骑驴、骑骆驼、挑担者、步行者往来不绝，身上穿着各式衣服多姿多彩。街道两边的商店门铺一家连着一家，根本数不清有多少家，挂着各种漆字招牌和各色旗子，经过敞开的铺店可以看到一匹匹的绫罗绸缎，琳琅满目的成衣和帽子，女客们拿在手上正在看的金银珠宝首饰，男客们正在看的白玉绿玉红宝石，还有青色白色红色的瓷器，有锦织的地毯和毡毯，有绢纱的、玉质的和雕花的木屏风，还有各色香料，书画古玩，刀剑弩弓武器等等。城内河道两岸的柳树碧绿枝条垂下，成片望去就像一幅巨长的绿帘子，河道里的船很多，桥上的人流车马也多。近处远处的高楼上，可以看见彩漆的窗子，窗户上挂着绿色的纱帘或垂珠的帘子，帘内人影绰绰，传出拉弦吹奏敲击的乐声和婉转或高亢入云的歌唱声，那是茶楼和酒楼，还有瓦肆的曲戏楼子。

安吉夫脑中油然浮出“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首描写帝京还是杭州时就已繁华的词句——而今，何止十万人家！

“百万人家环魏阙，千古风流聚钱塘。四海奇珍集市易，九洲风物汇京杭。”陆游随口吟出诗句。同车的仆人陈向立即拿出炭笔和便记本，很习惯地记录下来，记完后给自家郎君过目，改正错用的字。陆游以诗多闻名，就是这样来的。

马车行入内城后，又更见繁华。

何谓“目不暇接”，安吉夫有深刻体会了。

路西德的眼睛忠实记录着他的所见，只觉得一双眼睛不够看。

马车沿着御街河东的马路向南行驶。

御街是纵贯京城南北的主道，从皇宫北正门和宁门起，向北经过皇城鼓楼，穿过内城余杭门，直至北外城长泰门止，长达二十里。

御街中间是天子的御道，御道两边挖有河渠，岸上设黑漆木栏为界，木栏之外就是御廊，店铺云集——这里的店铺每平方的租金是同区段店铺最贵的，尤以朝天门至孝仁坊这段为最。

因为从朝天门起，就进入皇城了。

不在宫城里的中央衙署很多都设在皇城里，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的府宅也大多建在这里。除了一掷千金的豪商外，就数这里的“居民”购买力最强。所以，御廊及周边区域的店铺大多是经营金银珍宝这些奢侈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