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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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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继续要求俄国政府交回逃人，俄方代表不允，结果中方代表也拒绝了中俄贸易开通的请求。三年（1725年），沙皇彼得一世病死，他的妻子叶卡捷林娜一世继位，她决定借自己即位和祝贺雍正帝登基的名义，向清政府派出正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与中国谈判两国贸易和划界问题。
萨瓦是俄国外交界和商界老手，在他出发之前，俄国外交部交给他45条训令，商业部给他20条训令，还有一些“秘密条款”。其使命包括：恢复商业贸易；与中方划界，但一定不把战略和经济要地划给中国；使沙俄主教在中国北京站住脚跟；探知中国军事实力等。
雍正帝在得到俄国遣使通知后，于四年（1726年）正月命原理藩院尚书舅舅隆科多在察视阿尔泰山后，往喀尔喀蒙古边境查看疆界，等候与俄国使臣谈判。四年（1726年）夏，双方代表在恰克图会面，俄方代表萨瓦提出有祝贺清朝皇帝登基的使命，要求前往北京，中国代表允行。同年十月初八日，萨瓦经张家口到达北京，雍正帝命吏部尚书察毕那等与萨瓦会谈。
中俄双方在京谈判30余次，历经半年之久，终于在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1727年4月1日）达成十条协议，接触了边界、商务、设立教堂等重要问题，但规定最终协议到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布拉河签订。同年六月，萨瓦到达布拉河，隆科多、策凌、四格、图理琛与之继续谈判，清政府要求先划定国界，后商谈其他有关事项，沙俄坚持先商谈其他事项，不考虑划界问题，未获协议。此时恰逢隆科多因私藏玉牒底本之事被揭发，雍正帝不顾中俄谈判的重大关系，竟把他从谈判桌上撤回治罪。策凌、四格、图理琛继续谈判，最后清政府让步，同意中俄国界由两国代表在边境商谈划定，原则上应先给俄国以贸易和宗教方面的权利。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1727年8月31日）中俄在布尔河畔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俄国获得了大片领土主权。随后，中俄代表继续谈判，于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1月1日）中俄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条约共有十一条，其基本内容是：边界方面，中俄中段边界照《布连斯奇条约》的规定：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第一个鄂博（“鄂博”俗称“敖包”，是“堆子”的意思。鄂博被一些少数民族视为保护神，系用5～6米长的松木杆子围成）作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自额尔古纳河（p239图中“额尔古讷河”），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为界线，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贸易方面，俄商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中国不收赋税，同时允许俄商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这是后来中俄恰克图互市的由来。宗教方面，东正教教士在华的居住权从此得以确立，除原住北京的东正教教士一人外，准许补遣教士三人，同时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满、汉文。
对于雍正时期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从历史角度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首先，条约签订后，两国在语言文字、宗教、医学、手工工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交流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贸易呈现出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其次，《恰克图条约》使俄国得到了领土，对俄国进一步侵占蒙古地区的野心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清政府一再让步，沙俄除将17世纪中叶以后侵占的中国蒙古地区划入俄国版图外，还通过划界占取了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伊聂谢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大片中国领土。该约所涉及的边界现大部分成为俄蒙边界。再次，在贸易方面，俄国也取得了很大的利益，如1760年俄国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国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则占其总关税的38。5％，从而增强了沙俄的侵略实力。最后，从外交角度看，《恰克图条约》是在中俄两国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缔结的，双方各有所获，但得失有所不同。中国得以划定了北部边界，减轻了后顾之忧，但不得不在贸易、宗教等方面对俄作出重大让步；俄国达到了扩大对华通商、传教的目的，但又不得不承诺恪守边界条约，履行诸如不收留越境人犯、秉公办理边境事宜等项规定。双方在后来的交涉中，都经常援引条约进行辩驳，条约成了双方都希望维护的共同“法律依据”，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双边关系，从而为中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十二章 军机要枢，行政改革
军机要枢，行政改革
军机处是雍正帝于雍正六年新设立的一个机构，当时清政府正在平定新疆、准噶尔的叛乱，为了更加及时有效地调用军需物资，成立了“军需房”，这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叛乱平定后，军需房保留下来并成为军机处。尽管军机处的设立是以雍正帝办理军机要务为契机的，但是军机处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清初满族统治者由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不断演变的产物，是雍正帝向封建官僚集团发起的又一次进攻。军机处的设立，加强了雍正帝对社会的统治，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初设军机，有待完善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满洲、蒙古都统俱为议政大臣，六部满人尚书也参与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前扩大。康熙帝亲政后，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在宫内设置南书房，又名南斋，抽调自己亲信的翰林官入房办事，替他起草重要的上谕或传达谕旨。这个机要班子的设立，实际上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限，许多重大政务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许多重要的谕旨也不再交付内阁草拟。雍正帝登基后，为了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宫内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取代了内阁、驾空了议政处，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首要枢廷，是辅助皇帝行使强权的有力工具，为政令的通畅顺利执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关于军机处的成立时间，史料上众说纷纭，但它始于西北用兵之际是可以肯定的，确切时间当在雍正七年（1729年）对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用兵之时，由于议政王大臣都是世袭的贵族，没有实际经验，早已不熟悉军国大事；又由于内阁在太和门外，离街市近，人员多，往返递奏本章容易泄漏机密。所以，雍正帝下令把内阁中三四品以上人品端正、才思敏捷的大学士，由太和门外的内阁，调到隆宗门外（后又迁入隆宗门内靠北、乾清门外靠西的地方）来亲承旨意，拟发谕旨。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帝公开向朝臣宣布对西北用兵。六月，为办理军需，特派怡亲王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主持其事，并为此发布上谕：“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开始正式建立军机房。雍正八年（1730年），改名“办理军机事务处”，也即军机处。
军机处的地点，最初设在乾清门外，寻迁往门内，离雍正帝寝宫养心殿很近。据载，军机处初创时只有几间简陋的木板房，乾隆初才改建为瓦房，但比起旁边那些高大的殿阁，仍显得很矮小，内部设置也很简单。由于当初军机处设置简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正式衙门。
军机处的官职并不多，仅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种职官。军机大臣开始称“办理军机大臣”，后来又改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简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 军机大臣是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特旨挑选，或由军机章京升任，也可由满洲皇室亲王选任，其名额没有定数，人数的多少由皇帝一人决定。
从《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看，军机大臣最初设了三人，即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后来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十一人。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自办理皇帝交办的机要事务，分别对皇帝一人负责。军机大臣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务，了解地方情况，又能指挥作战，具有军事经验。如鄂尔泰出身进士，先后任佐领、广西巡抚、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雍正十年（1732年）任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
军机章京（满语，意为“官”）是军机大臣的下属，俗称“小军机”，与“大军机”相对。军机章京也没有定员，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等衙署中的中下级官员选任，负责公文收发及满、汉、蒙古多种文字的翻译等日常事务。
军机处的官员没有编制，简放任免都在原单位，人数也视需要而定。军机处要员能否入选，关键是看他们与皇帝的私人关系好坏。当时雍正帝最器重、最信任的军机大臣除了与之关系密切的怡亲王允祥外，还有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銮仪使纳亲等，皇帝巡幸、谒陵、驻园时这些人无不跟随其后。可见，雍正帝几乎把军机处看成了自己的一件随身物件，走到哪里便带到哪里，说明军机处在雍正帝心里是十分重要的。
军机处创建之初，既没有正式衙门，也没有印信。雍正十年（1732年）春天，雍正帝命大学士等议定军机处印信，大学士等拟议印文为“办理军机印信”，经雍正帝批准，交礼部铸造银印。该印由内奏处保管，印匙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另外还打制了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牌，由值日章京佩带。须用军机处印信时，由值日章京凭金牌到内奏处领取印信，随后，凭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索取印匙，并在数人的监督下，才打开印匣取出印信。印信用完后，金牌要交给值班章京，印匙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则要重新归还内奏处。这一规章制度显得有些繁琐，但它的确是一套严密的管理模式。为了达到保密的目的，雍正帝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关于设立军机处的理由，雍正帝曾对大学士说：“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为代理，尔等安乐怡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事实上，雍正帝倒不是怕办事的人操心劳神，他建立军机处是另有目的的。首先，雍正帝是从储位之争中冲杀出来的胜利者，雍正帝登基后，虽然对诸兄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治，但他们与官僚机构仍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诸王大臣中仍可能有允等人的亲信，雍正帝对此看得很透彻，但他又不能把所有的官僚机构统统推倒重来，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违背群情，不利于稳定。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雍正帝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建立一个由既有权柄又能服从他指挥的亲信人员组成的新机构。其次，在即位之初，雍正帝虽然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但凡军国大事，皆应集体讨论定夺，最后由皇帝宣布执行，雍正帝不可能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地处理一些事。可见，雍正帝建立军机处的目的是加强集权，达到百官随之、一呼百应的效果。
军机处设立之初，在各方面还不是很完善，从而使得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意识不到这个特殊机关的重要性。但在雍正帝心里，军机处并非临时建立起来的小机构，而是从长远利益出发而建立起来的重要机构。
事无大小，事必躬亲
雍正帝在创建军机处的同时，也明确了军机处的主要工作职责。大致上可归为三类，即不时应召商议军机要务；面奉谕旨草拟文书；管理文书档案。
不时召对商议军机要务，是指参议国家各种政事事务，议题由雍正帝本人来决定，参议范围很广泛，有军务、人事、典礼等等。让军机处参与议事，并不表示给了他们决定事务的职权，皇上只是通过参议向他们征求意见，至于事情应如何决定，如何处理，诸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就无权过问或从中阻挠了。说得直白一些，当时的军机处人员没有固定职权，纯属顾问性质。在一般情况下，每天凌晨三时至五时，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就要进入值班房，早上，雍正帝召见他们。如果有紧急要务，也可能提前召见，甚至一日要接见多次。雍正初年，在军机大臣中，张廷玉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宠臣之一，也是最忙碌的一位，有时一日召见多达十余次，特别是在西北两路用兵期间，入值自晨至暮，有时甚至要忙碌到一鼓、二鼓，直到鄂尔泰内召充任军机大臣，张廷玉才稍微轻松一点。可见，勤政者并不是雍正帝一人。由于他们公务繁忙，雍正帝给了他们许多格外恩典，如每日入值的军机大臣、章京饭食，都由膳房供给，满汉章京散值后可以去方略馆聚餐。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尽心尽力地去做事。
在军机处创办初期，军机处协助雍正帝办理的头等大事是西北两路用兵。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劾副将军石文焯纵敌，雍正帝命军机大臣议奏。同年，西路军大本营移驻穆垒，雍正帝选定六月初四日巳时启行，于四月十三日命军机大臣通知岳钟琪：“将一应事宜预先留心备办，但军机切宜缜密，以防漏泄。”其他方面的军政、八旗事务，往往也命军机大臣办理。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以山东登州是滨海重镇，仅有六千兵丁驻防，不敷应对，命军机大臣详议是否需要增兵。由此可见，军机处初创时的主要职责是在办理战争、军政和八旗事务上，体现了一个“军”字。后来它已经将范围扩大为所有机要政事了，连大学士、六部、九卿、督抚、将军、提督、都统，甚至连学差、主考以及驻外使节的简放都需要由军机处开单请旨。
面奉谕旨草拟文书，这是军机处的第二个工作职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职责。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主要的是“旨”、“敕”、“上谕”三种。所谓旨，是指批答朝廷内外官员有关一般事务的题本的文书。所谓敕，是颁给各地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学政、总兵官、钞关税使的公文。这两种公文原来均由内阁草拟，皇帝批准后发六科抄出，宣示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无多少机密可言。所谓上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宣布巡幸、谒陵、经筵、赈济及侍郎、知府、总兵以上文武官员黜陟调补等事，也由内阁六科转抄送发。这种上谕经手多人，几乎无密可保，因此可称为“明发上谕”。另外一种形式是 “告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都属于不便或不宜公开的内容。因此，在军机处创建之后，这些事情由一名军机大臣单独面承皇上，拟写公文，密封发出，称“寄信上谕”。这种公文因不经内阁六科之手，而直接出自内廷，所以又称廷寄。“寄信上谕”在雍正朝经张廷玉规划，形成完备制度。凡发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发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封函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钤印军机处印信后，交兵部捷报处发送，具体承担递送任务的是各地驿站。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将递送速度写在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皆要求日行三百里；遇到更紧急情况，则具体写明行驶里数，或四百里、五百里。
军机处的第三个工作是为皇上管理文书档案。官员的奏折，皇帝亲自阅览后，无论有朱批的还是没有朱批的，都交给军机处抄成副本，加以保存。雍正帝很重视军机处文书档案的管理工作，在军机处内设立了清档房、汉档房，以分别管理满、汉文的档案。凡档房收存的档案都要逐件进行登记，名为“随手登记档”。凡经过皇帝朱批的奏折，由军机大臣奏请另外缮写一份，以备阙失；未经朱批的，以原折存案，每半月一包，按年月日顺序归档。同时，军机处还建立了定期清查军机处档案的制度，每次清查都建立有档案清册，并有折片数目、档册篇页数目及清查档案的记录等。这种记录工作全由军机章京执笔，十分辛苦，他们所干的工作颇类似于各部院吏员的活计。雍正帝之所以会这样做，一是为了保存各种档案，二是为了便于将来查寻各种资料。
军机处官员的工作责任看似十分重大，其实没有任何实权。在当时，所谓的“军机处”实际上完全是雍正帝处理军务的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的职责本来是由内阁、议政大臣完成的，雍正帝现在绕开了内阁和议政大臣，这样，实际上就削弱、剥夺了内阁和议政大臣的权力。
惟贤与信，不问出身
雍正帝对军机大臣的挑选标准与清朝末年的挑选标准根本不同。清末的军机大臣地位显赫，实为国家首相，握有军政实权，如恭亲王奕为军机大臣最久，是清末权势极重的首脑人物。而雍正朝的军机大臣，所办事务虽很重要，但本人却无实际权力，仅仅是雍正帝的辅佐和推行集权统治的工具。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军机处人员的具体情况———雍正帝曾先后任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马尔赛，平郡王福彭，贵州提督哈元生，领侍卫内大臣马兰泰，兵部尚书性桂，内阁学士双喜，理藩院侍郎班第，銮仪使讷亲，都统莽鹄立、丰盛额等为军机大臣。又先后任命内阁侍读学士舒赫德、蒋炳，兵部主事常钧，庶吉士鄂容安，内阁中书柴潮生，翰林院张若霭等人为军机章京。在军机处人员中，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与雍正帝的关系就不必说了。
雍正朝的军机处有一个规定，即不用亲王入军机，直至乾隆朝仍遵守这一成例。但惟独怡亲王允祥破例。在军机处成立之初，允祥就被任为首席军机大臣，雍正帝之所以任用他，是由允祥的性格决定的。
雍正帝即位后，一方面打击政敌，一方面加紧培植发展自己的势力。要培植自己的势力，最好是在兄弟辈中找几个对自己真心实意的阿哥。阿哥是皇子龙孙，所处的地位是其他大臣所无法比拟的，关键在于是否真心实意支持皇上。无奈境况凄凉，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等都是雍正帝的政敌，只有十三阿哥胤祥与之相交最厚。在争夺皇位这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中，胤祥始终坚定地站在四阿哥胤禛这边，暗中帮助胤禛跟原太子党、阿哥党等政敌作殊死斗争。为此，他失宠于父皇，削爵圈禁，直到父皇去世前一直都生活在灰暗和痛苦之中。雍正帝上台之后，云开日出，他被封为和硕怡亲王，成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最为皇兄雍正帝信赖。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又将总理户部的大权交给他，并让他主管钱粮奏销的会考府事务。对于封建国家来说，掌管钱粮就是掌管实权。允祥没有辜负皇兄期望，操纵财政大权，参与军国大事，事事办得井井有条。雍正七年（1729年），军机处一成立，雍正帝就让他充任首席军机大臣。允祥的首要任务是为雍正帝传旨，他以亲王的身份替皇帝向百官传达谕旨，这项任务极其重要，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个传声筒罢了。
在军机处时间最久的军机大臣要数张廷玉。他的性格和允祥的性格极为相似，他也是典型的只为雍正帝操劳具体事务，并无决策和施政大权。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雍正帝即位后，他先后做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后，他与鄂尔泰同为军机大臣，曾先后纂《康熙帝》、《雍正帝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等总裁。
张廷玉在军机处供职，不分白黑入值，常与雍正帝一道筹划军政大事，每日都要接受皇帝多次密谕和上呈多篇奏疏，忙着拟旨，替雍正帝看奏章、提意见。每次从军机处走出至自己的公署，属吏请求他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百余人，一拥而上。他坐在轿子里、入紫禁城骑马，都要听取汇报、处理事务，每天很晚回到家里，草草用膳之后，赶快点起灯烛，继续办事，有时要干通宵，有时睡下想起某稿未妥，又得起来再改。雍正帝常说他“事务太多了，从早至晚，没有片刻的闲空”。
张廷玉一生忙碌，都是在具体的事务堆中度过，而他自己却没有什么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雍正帝十分器重的大臣。因为雍正帝要的不是他的建树，而是他的忠心不二，踏踏实实地完成皇帝交给的文字工作。
蒋廷锡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就担任户部尚书一职，协助允祥办理财政问题，从那时起他就获得了雍正帝的信任。马尔赛曾被雍正帝任命为北路军抚远大将军，早得眷宠。莽鹄立在雍正初年任长芦盐政时，受到雍正帝的赏识。哈元生在西南改土归流行动中立有大功，雍正帝接见他时，曾解御衣以赐之，对其恩宠有加。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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