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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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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主张务实的政治，反对沽名钓誉。
雍正帝在继位一周年的时候，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朕自从登基以来，时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乐业的事，不是为图好名声。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实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是官爵，是钓誉，而不是由于实心从政而应得的美名。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这对当今的社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报喜更要报忧。
封建官场一般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利于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雍正帝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并且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
雍正执政期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奖。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发现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帝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帝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随后，雍正帝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坦然承认“朕不知”。
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一次，雍正帝收到一件有关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帝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不掩饰“朕之过”。
雍正帝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帝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帝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也不好。雍正帝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帝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错误，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纵观雍正帝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的确确是一个务实的君主。雍正帝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二帝中，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雍正帝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帝后期遗留下来的弊端，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清王朝的发展。
第三章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雍正帝的即位是激烈皇权之争的结果。为了社会的稳定以及改革的顺利进行，雍正帝必须将阻碍改革的其他各种力量除掉，必须将威胁、动摇自己地位的人员除掉。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将目光瞄准了怀有二心的八阿哥党，接着重点打击了与他势不两立的十四阿哥胤的党团。在巩固好战斗成果后，雍正帝又将打击重点放在了科甲朋党上。“要削弱强劲的对手，必须发展壮大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等于削弱对手。”雍正帝
拉拢允，离间朋党
雍正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有很多人不服气，尤其是和他争夺帝位的兄弟们。雍正帝对这些人及其党羽进行了严厉打击，这是他巩固政权地位、树立君权绝对统治威力的措施。
雍正帝的第一个目标是允（在康熙时代，皇子们的名字第一个字都是“胤”字，雍正帝即位后，为了避讳，那些皇兄皇弟们就都改“胤”为“允”了），雍正帝明白：允有心机、有才识，善于笼络人才和收买人心，是允、允禔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众位兄弟和满朝文武大臣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是威胁雍正帝皇位的最主要人物。
按常理推算，雍正帝即位后，应该立即处置允，但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帝非但没有处置他，反而任用了允以及他的追随者马齐。康熙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他就任命贝勒允、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大臣位尊权重，毫无疑问应当是雍正王朝的核心人物。
雍正帝不但优待允，优待他的跟随者，同时也优待他的亲属。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和荣誉为最高，是除允礽之子弘皙外所仅有的一个。允的母舅噶达浑原为贱籍，康熙朝时噶达浑被流放，雍正帝将他贱籍削去，将他放为一般旗民，并赏世袭佐领衔。允一党的人也得以加官晋爵，如佛格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也被任用为刑部尚书，佟吉图被提升为山东按察使，苏努晋爵为贝勒，等等。
雍正帝这样做，真的想重用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他深谋远虑的一种斗争手段。从即位那天起，雍正帝就感到以允为首的异己兄弟不会善罢甘休，这些人会互相勾结，与自己唱对台戏，不可须臾小视。雍正帝的办法是拉打结合，离散其中的骨干分子。
雍正帝之所以对允采取拉拢的策略，首先是因为允的能量最大，在诸兄弟中最有才能和号召力，是反对派的首领，不可能轻易被扳倒。作为一位新君，他还没有树立威信，在这时贸然发动对自家兄弟的打击，一不小心就可能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雍正帝自然不会涉此风险。相反，在政权还不稳固的时候，抓住允，给他和他的一部分同伙加官晋爵，就可以把他们紧紧地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使其不能脱缨。他真正的目的是对反对派分化瓦解，使他们不可能集合在允的门下来反对自己。其次，雍正帝考虑到允有谋反的心理，可以先给予其思宠，然后再逐步控制他。试想，允是总理事务四大臣中之第一大臣，处于代表皇帝发表诏旨，处理政事的地位。如果允继续进行非法活动，雍正帝有亲信年羹尧、隆科多等执掌内外军政大权，可以随时对其施以打击。雍正帝还想利用允当总理事务大臣工作中的失误以及非分的活动，给他罗织罪名，到时候置他于死地。对这一点，允心里也是有数的，身为兄弟，他很了解雍正帝的政治主张和治政作风，明白雍正帝迟早要整治他。不过，允确实是个富有机权的人，有时他对雍正帝交办的事，善则归己，恶则归君，从而博得宽大美名，故意让雍正帝承受苛刻恶名。有时，他故意把事情办错，甚至写奏折时字迹潦草，以激雍正帝之怒，怒必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散，“伊便可希图侥幸成事”。可以说，雍正帝对允是做到了先礼后兵的，笼络一手不见成果，接着就会采取重惩手段。他对不肯服己的人，反击起来不会手软。
即位初期，雍正帝把兄弟中的允抬得很高，这或是他先抬后打的斗争策略，或是他登基不久不好施行强硬手段而采取的措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从中都可以看出雍正帝高明的政治韬略。
重点打击，同胞允
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是与四阿哥胤禛竞争皇位最主要的对手，他不但得到了康熙帝的宠信，而且得到了诸多皇兄皇弟以及大臣们的支持。雍正帝即位之际，允正在西北用兵，掌握着兵权，即位后雍正帝即把允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处理允的问题上，雍正帝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智谋。
胤与胤禛是同胞兄弟，但为了争夺储位，这对亲兄弟势不两立，成为对头冤家。胤倚靠父皇晚年对他的信任，自命不凡。惟恐自己离京师太远，信息不畅，便和胤、胤等人密切勾结。他对胤说：“父皇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是在关心父皇，真正的用意是为他通风报信。在胤出征西北出任抚远大将军时，胤、胤就支持他出面来夺位，当面祝他“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胤在西北招贤纳士，网罗党羽，随时准备登基当皇帝。
康熙帝崩逝后，雍正帝下令说：父皇的丧事，若允不能亲临，恐怕内心不安。因此，还是让他急速回京吧。从表面上看，雍正帝这段话是为允着想，实际上是在削夺其兵权。在调回允的同时，雍正帝随即命辅国公延信赶赴甘州军营，接管了允的帅印，并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协助延信处理西北军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七日，胤回到京城，他赴康熙帝灵柩前哭拜，当时，雍正帝也在那里。看见哥哥当了皇帝，胤万分愤慨，本来自己大有希望坐江山，想不到今日却屈为臣下。但毕竟君臣有礼，允勉强地远远地给自己的对头哥哥叩了头，但不向新皇帝表示祝贺。雍正帝为了表示自己气度宽宏，大度能忍，于是便向前去迁就他，但他还是不动弹。蒙古侍卫拉锡眼见如此下去兄弟势将反目，连忙上前拉住允，想让允拜见雍正帝，然而允并不领情，还在雍正帝面前告状：我是皇上亲弟，拉锡是掳获来的下贱之人，如果我有什么不是之处，求皇上处分；我如果没有不是之处，请皇上速将无礼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从表面上看，允是在攻击拉锡，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雍正帝。雍正帝看到允恼羞成怒，无理取闹，当面指责他心高气傲，决心打击他的气焰，削去了他的王爵，只保留贝子身份。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送康熙帝灵枢至遵化县景陵享殿，并于此时传旨训诫允，允仍不服气。允生怕把事情闹大了，使允的处境更加为难，就命他跪着接受，允这才接受了。遵化的事情完毕后，雍正帝返驾回京，而留下允看守景陵，并谕令副将李如柏，若允要去陵寝，除有重大的事情外，都不准他去，这实际上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了。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允和允彻底地分开，不再让他们有任何联系，更不许他们商议对策，从而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
雍正帝即位后，其母德妃晋升为皇太后，拟为“仁寿皇太后”。皇太后去世后，雍正帝看在母亲面上，封允为郡王，但仍将他软禁在景陵。至此，允的势力被彻底粉碎了。不久，允的福晋故去，雍正帝指定葬地，允以风水不好表示不满，又是经过允的劝说，他才勉强接受这块葬地。
总的来说，雍正帝对待允，采取的是一种柔中见刚、刚中见狠的手段，并因此控制了局势，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雍正帝封允为郡王，一方面是看母后的面子，另一方面是以此来掩盖他打击同胞兄弟的事实，他要让满朝文武官员觉得，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法度才对允进行打击的。再说允，雍正帝曾经屡次给他台阶下，但允仍居功自傲，不思悔改。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皇权是不容亵渎的，因此，他不顾手足之情，决意要拘禁允。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允被撤回京城，雍正帝以“不能悔悟，又造大逆之言，遥惑众听”等罪名，将允禁锢于景山寿皇殿，直到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登基之后，允获释，并于乾隆二年（1737年）封为辅国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元月晋封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复封恂郡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允病逝，加“勤”，称恂勤郡王。
对待允和允，雍正帝持不同的态度。雍正帝重用允，是把他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让其不可脱缰。他是集团的首领，影响大，抓住他，就易稳固他的集团，使他们不至于起来造反。允也是首领，因他在康熙晚年呼声远远高于允，雍正帝即位之初，他的影响力也比允大，号召力强，雍正帝对他不能优待，否则人们可以乘机向他靠拢，会使他发展势力，不好收拾，故应以打击为妙。
惩治允，孤立允
雍正帝对允采取重点打击的手段，对允也是不讲情面的。雍正帝觉得允 “文才武略，一无可取”，是乃父“不足数计之子”，但允是允最忠实的追随者，因此，雍正帝决定用打击允的方式来孤立允。
允虽然“文才武略，一无可取”，但他过去曾经得到康熙帝的批准，没收了权臣明珠家庭的数百万家产，他的太监何玉柱被派去关东私挖人参贩卖，又在天津开办木行。所以，在诸皇子中，允最富有。同时，允是个“好酒色，图受用”的人，他两次派心腹太监到苏州、扬州购买“良家儿女”，供自己享用。这样一个花花太岁，康熙帝从来都看不上他，长时间不予其晋封爵位。在康熙朝后期，允心里很明白皇位与自己无缘，便采取了讲求实际的做法，支持八阿哥允，以便在将来得到更多的权力，用来维持自己淫逸的生活。允和允的府邸只有一墙之隔，他的家财是允集团进行活动的重要经济来源。
雍正帝登基后，允大失所望，其不满情绪和对雍正帝的抗拒不礼态度甚至比允更为突出。据《清世宗录》记载：康熙帝仙逝时，雍正帝在哀痛哭泣，允却突然跑到雍正帝面前，傲慢无礼地在康熙帝的尸体前对坐着，没有一点做臣子的礼节。在灵前举哀时，允却一滴眼泪也没有，当雍正帝责问他时，他却公然与雍正帝争辩。可以说，允的种种无礼行为也是招致雍正帝憎恶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允的生母宜妃也为雍正帝所厌弃。早在康熙帝死讯传出之时，允的生母宜妃正在病中，听后从病榻直奔灵堂，她原本受康熙帝宠爱，一向高傲惯了，慌乱之际没来得及细想，便冒失地跑在雍正帝的生母德妃之前。此时的胤禛已受遗诏，即将是一朝新君，虽然德妃的地位以前不高，此时身份却已大不相同，可宜妃却没有顾及到此节，这使雍正帝很不高兴。这也就罢了。让雍正帝更为恼怒的是，她见到雍正帝时，也不顾他已经是当今皇上，还不识时务地摆出一副母妃的架子。雍正帝知道允并不像允那么有号召力，也知道允闹不出什么事来，便对他的生母宜妃采取了打击的态度。由于对她本人不便制裁，于是就在她的下人身上做文章。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以她的亲信太监张起用违禁做买卖为口实，下令将其发往土儿鲁耕种土地。雍正帝在命令里还说，如果他不愿前往边地，就让他立即自尽，但在其死后，仍要将其骨头送往被发遣地去。由此可见，雍正帝对允的母亲的确不客气，当然这也是要给允一个下马威。
雍正帝在打击了允母亲的下人后，又转向了允的下人。就在同月，雍正帝将允的太监张尽忠发往云南边地当差，另一太监何玉柱则被发往黑龙江给穷披甲人（长白山蛮族）为奴，并没收他们的全部家产，雍正帝还下令将为允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逮捕。雍正帝说他依恃允的势力为非作歹，家中积累了许多非分之财，要他拿出十万两银子到甘肃去充当军饷。雍正帝这样做，是为了给允好看，先打击他的爪牙，最终再制服他。
过了不久，雍正帝就把矛头指向了允本人。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以允从前线回来军中需人为名，命允前往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效力。允知道这是发配他，推说等过了父皇的百日忌辰再走，后来又推托说送了陵寝再启程，雍正帝不许他有任何延宕，毫不客气地迫令速行。被迫无奈，允只得上路。雍正帝之所以要发配允，根本目的是分离心怀嫉恨的允一党，使他们不能密切交往。
允抵达西大通后，年羹尧秉承雍正帝的旨意，将西大通内居民迁出，并加派兵丁监视允，实际上是将他囚禁了。允一再奏请还朝，雍正帝不予理睬，不允许他回京。作为曾经的皇子，允知道自己被流放、监禁，内心很气愤，他不甘心这样等死，就采取秘密的方式与允等人进行通信。与此同时，允还暗中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允的这些秘密活动，不仅一点作用都没起到，反而成了雍正帝惩治他的有力证据。因为雍正帝早有安排，早就特别指示年羹尧，要他随时注意士兵的动态，不要让允把他们收买了去。
允收买人心的本领的确很高。据说从前有个山西穷民流落京城，允便派太监给了他十两银子，收为心腹。那人后来得知允被发往西大通幽禁，很是焦急，不远千里找到允居所，投递书帖，说：“愿辅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欲纠合山陕兵民，以救恩主。”可见，允在民间也收买了民心。到西大通后，允继续多方收买人心，对当地百姓不敲诈不勒索，买东西如数给钱；对属下人也很客气，常常跟随从说，是他连累了他们，如果能把随从弄回京城，过一天平安日子，自己就是死也是甘心的。因此，人们都很感激他，说允是个好心人。允只拥有贝子爵位，可大家都叫他九王爷。雍正帝得知这些情况后，怕允在西大通生事，便派都统楚宗去约束他。可是，允并不按礼出迎接旨，声言：“谕旨皆是，我有何说！我已是出家离世之人，有何乱行之处？”面对允的所作所为，雍正帝十分恼怒，于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以“违抗军法”的罪名将他的贝子爵革除，不久给允定罪，送往直隶（旧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加以械锁，后允以“腹疾卒于幽所”。
对待允和允，雍正帝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一个是极力拉拢，一个则是沉重打击。其实，雍正帝用的是杀鸡给猴看的连环套，即惩治允的太监是给允颜色看，发配允是给允看。雍正帝的真正目的是瓦解强敌，巩固自己的皇权。
其他兄弟，拉打结合
雍正帝除了打击允、允外，还对参与过争斗的其他兄弟，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打有拉。
雍正帝很讨厌敦郡王允。允也是允集团的支持者，他和允一样，也极力反对雍正帝上台，所以，雍正帝对他也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态度。
对于允，雍正帝用了一种奇特的办法惩治他。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藏语音译，意为“尊胜”）呼图克图到京师拜祭康熙帝灵堂，不久得病去世。雍正帝命允护送他的灵柩回喀尔喀，允不愿离京，先是以无力准备马匹行李为借口，拒不从命。但雍正帝知道他家资富有，拥有上百万银钱之多，所以，容不得允装穷撒谎。无奈，允只得悻悻上路，但刚走到张家口外，就不肯再走，宣称雍正帝叫他回京，于是在张家口停留。原来，允是个十足的贵胄子弟，受不得严酷饥寒之苦，又自度“雍正新君”是在明使暗罚，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不愿再向荒漠行进。雍正帝知道允与允是一党，于是把这件事推给了允，让他做出处理。允先是提议，允不得逗留不前，并责罚不加谏阻的随行人员额尔金。雍正帝对此提议表示不满，认为允既然不肯再走，何必非要他去呢？额尔金的话他本来就听不进去，惩罚额尔金有什么用？命再议。最后，允以革去允郡王爵位奏上。这期间，雍正帝一直在等允臣服请罪，可对方却杳无音讯，不理不睬。最后，雍正帝当机立断，命令允革去允的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抄没家产。
雍正帝并没有直接打击允，而是借允之手惩治允———也就是说，如果允袒护允，必然会招致雍正帝的打击；而在另一层面，允提议惩治允，让旁人认为允的获罪是允一手造成的。雍正帝惩治允同样利用了杀鸡给猴看的计谋，允、允集团的那些核心人物，就再也不敢盲目追随他们的首领了。
为了彻底孤立主敌，雍正帝接着剥夺了总理正白旗及镶黄旗军务的允祧和总理正蓝旗军务的允祐的兵权。但与惩治允的手段不同，雍正帝这一次采取了打拉结合的手段。在解除此二人军权的同时，为了拉拢他们，曾将允祧由贝子提升为履郡王以示恩宠。但允祧不知感激，结果不久即被雍正帝以“不知感激效力”为名革去了王爵，仍命他在“固山贝子一职上行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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