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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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金本位制是一种固定汇率制，英国在经济衰退时，必须苦撑住这个汇率，目的就是要维持金本位制的基本特征：钞票与黄金之间的自由（与强制）兑换。
英国的经济实力衰落时，以凯恩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大力主张脱离金本位。他们认为18801910年代的金本位，确实给大英帝国带来世界金融领袖的荣耀，但第一次大战后，金本位反而成为英国的金脚镣（golden　fetters）。凯恩斯说：「很少英国人不想敲开我们的金脚镣。」
只要是金本位的国家，在1920年代都明显感到金脚镣的桎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839），有60个国家是这个黄金俱乐部的会员（详见　Lawrence　Officer论「金本位」文章的表2）。依照金本位的基本定义，这60个国家的货币，都必须保持固定的黄金含量，也就是说，必须让持有该国货币的人，随时可以兑换公告价值的黄金。
在全球性的金本位体制下，这60个国家等于是穿上同一条黄金做的裤子，好处是汇率稳定，有助于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缺点呢？如果有一家失火，黄金俱乐部的会员国，很快就烧成一片火海。1920年代时的美国，已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国际金融的要角。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恐慌，这只大象一倒，透过金本位的连锁反应，很快就把英法德以及黄金俱乐部会员国全部拖下海，有人说这是「金脚镣的溺毙效果」。
中国那时因为太穷，没有资格参加金本位，仍然延用老旧的银本位：对外的贸易、结算、清偿都用白银计算。主要国家都采金本位的固定汇率时，中国采银本位的浮动汇率（与金价脱钩）。1929年大恐慌时，由于有银本位这道防火墙的保护，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就减缓许多。
故事扯远了。现在回来看前面说的「大恐慌三说」：产业结构说、货币政策说、金本位制说。我们把重点放在金本位说，因为前两说已有许多人发表过无数论文，而金本位说是1990年代初期才兴起，主要的倡说者是柏克莱经济系的Barry　Eichengreen和MIT经济系的Peter　Temin两位教授。

Barry　Eichengreen
以下引述Eichengreen　的名著《金脚镣》（Golden　Fetters，1992）序言首段的见解：「1920年代的金本位，给1930年代的大萧条（或大恐慌）铺下了舞台。主要的原因，是金本位制提高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经济的不稳定，就是透过金本位制，散布到世界各地。金本位制把美国初期不稳定的冲击放大，金本位制也是让经济稳定政策无法落实的主要障碍。由于金本位制的僵硬规定，使得经济决策者无法防止银行业倒闭，也无法阻挡金融恐慌的散布。基于上述的各项原因，国际金本位制成为世界性大恐慌的核心因素。基于同样的原因，必须在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经济复苏才有可能。」
证据何在？Eichengreen（1992）和Temin（1993）提供各种面向的统计，在此只需提出黄金俱乐部会员国的物价同步变化即可。若把1929年英美德法的物价都设定为100，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192932年间，这四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步下跌，在192930年间还几乎重迭。要到了1932之后，因为各国的对策不同，物价走势才有明显的不同走向。
举个反例。前面说过，金本位国家的币值，必须和黄金价格密切连系（所以称为固定汇率），中国在银本位下，币值与国际金价无涉，等于是采浮动汇率。好处是什么呢？192932年间，金本位国家物价大幅下跌30％至40％时，中国的物价不但不跌，反而高升25％。

Peter　Temin
就算中国在193235年间，终究逃不过国际低迷的影响，物价的跌幅也只比1929年时低15％左右，灾情比金本位国家轻多了。所以穷有穷的好处，富人住在摩天楼虽然让人羡慕，一旦发生强烈地震或无情大火，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穷人住在小平房，大火地震时容易逃脱。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心想加入黄金俱乐部，但外汇不够改采金本位。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甲午战争（1894），痛打中国一顿，要求大量赔款，才够本钱买西装领带加入列强的金本位行列（1897）。加入之后没多久，就碰到19148年的大战，金本位制停摆。1925年跟着英国回复金本位，6年后（1931）又随着英国脱离金本位。我们应该问日本经济史学者：在18971931这35年间，日本这么辛苦地加入、停摆、再加入、又脱离金本位，值得吗？日本如果没参加金本位，1929年大恐慌时，灾情应该会减缓许多。

参考文献
Eichengreen；　Barry　（1992）：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i；　Chengchung　and　Joshua　Jrshiang　Gau　（2003）：　“The　Chinese　silver　standard　economy　and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3（2）：15568。
Officer；　Lawrence：　“Gold　standard”（：eh。encyclopediaarticleofficer。gold。standard）。
Temin；　Peter　（1993）：　“Transmiss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2）：87102。

22烟赌娼应该公营吗？






陈水扁先生当选台北市长后，宣布要禁绝色情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人真的认为这件事会成功，知道只会让色情地下化、管理困难化、性侵害严重化。《庄子？胠箧》内有几句话，可用来评论这种做法：「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烟（毒品的通称）赌娼这三件事，古今中外皆有，这种与人类同生死、共存亡的事，怎么可能一声令下而禁绝。
烟赌娼不能禁绝，只能走向良性管理，我觉得荷兰的色情业管理很好。1980年代初期，我常有机会去荷兰，熟悉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各国的观光客都有，男女老少结伴观赏橱窗女郎，没有难为情也没有尴尬。不同肤色、各种年龄的性工作者，每人有个房间，内有暖气，穿三点式，灯光柔和诱人。消费者从落地窗看好对象，礼貌地推门进去谈价钱。成交后放下窗帘，路人会心一笑；若没成交，礼貌地说声再见。

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
我的意思就这么简单：台湾有限的警力，不要花精力抓烟赌娼，愈抓愈多，愈抓愈勾结。不要拿道德来评断烟赌娼，那是基本人性，公开化、透明化、管理化之后，对社会的好处一定胜过禁绝化、地下化、污名化。
以下是荷兰把爪哇（印度尼西亚）鸦片公营化的成功故事，我很同意作者的结论：把毒品交易公开化，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道德。毒品公开化就像荷兰的色情业：供需地上化、价格合理化、管理政府化，反而会使整体吸毒量减少，这才是终极目的。

吸食鸦片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从17世纪初起，就在东南亚活动。1640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海峡之前，VOC的贸易规模很小。1640年之后，VOC就从印度买鸦片，卖到Batavia（现今雅加达）。鸦片的利润很高，但VOC无法深入印度尼西亚内地，1677年时和爪哇王谈条件：VOC有鸦片专卖权，若爪哇王要打仗，荷兰人就挺他。签了这个约之后，鸦片的销售量倍增。到了1795年，荷兰和英国战争，切断了鸦片的来源，VOC在四年后的1799年宣告破产。
1806年，荷兰东印度政府（Dutch　East　Indies　government）自己进口鸦片，拍卖给各地方政府，由中间商加工后，卖给各地零售商。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鸦片收入对殖民政府财政的重要性（金额单位是百万荷兰盾guilder）。

年代
殖民收入
殖民支出
盈亏
鸦片收入
18161835
497
527
30
46
18361875
3；845
3；067
808
329
18761915
6；393
6；686
293
712
18161915
10；765
10；280
485
1；087我们只需看最下面那行：18161915这一百年间，殖民爪哇的总盈余是485百万盾，如果没有1；087百万盾的鸦片收入，殖民政府就要亏损将近600百万（即6亿）盾：鸦片是爪哇政府的金鸡母。
前述的鸦片营销体系，基本上是「政府进口、民间经销」，以课税为主旨（taxfarm）。殖民政府一方面想禁鸦片（因为有害健康），二方面又想大赚黑心钱，在政策上就摇摆不定：又想提高鸦片价格来抑制消费（以价制量），这是好事；但提高价格又会减少收入（这是坏事），也会诱使更多的鸦片走私（也是坏事）。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都有反对买卖鸦片害人的浪潮；荷兰国内在1890年有过一次大争辩，至少有十位国会议员主张全面禁绝。
在诸多压力下，殖民地的鸦片制度重新调整，由鸦片局（opium　regie）独占进口、提炼、销售的管道。做法是政府供应鸦片，价格统一固定，目的是打击走私、减少犯罪、降低贪污、减少消费量，维护殖民地区的健康。这套做法其实是法国人想出来的，1881年在中南半岛实施，由政府提炼后卖给大盘，再由地方零售商经销。荷兰记取法国失败的原因，排除当地华人介入当中盘商和零售商，改由政府人员从头到尾全程主控。
1893年荷兰国会批准鸦片局正式运作，设在财政部之下。1894年9月1日先在爪哇沿海外的Madura岛试办成功后，在爪哇逐区试行。鸦片局经过十年努力，在19034年间，才全部掌握殖民地的鸦片产销体系。1905年时，鸦片局共有630位工作人员，1913年时超过1千人。主要的成果是：质量统一化，走私大幅减低，消费者要先登记（执照化）才可购买。
具体的成果有哪些？（1）　1895年鸦片局成立前，鸦片消费量每年约4万公斤，鸦片局成立十年内，消费量大减到3万公斤。（2）每公斤的鸦片价格，从800盾左右降到5百多盾。（3）查获的走私量与查获次数，都锐减到原先的15。（4）　鸦片局供应的质量提升，价格稳定，市场纠纷减少。（5）鸦片局不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销售的同时也举办减少鸦片消费的活动。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荷兰在爪哇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不要禁绝烟赌娼，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干脆公开化，让大家看个清楚，让政府把这三大产业纳入管理，让它们「去污化、地上化、证照化」。荷兰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这些原本「见不得人的商品」，在公营管理之后，总消费量会减少，价格会下跌，走私会减少，质量更可靠。

参考文献
van　Ours；　Jan　（1995）：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hard　drugs：　the　case　of　opium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19233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2）：26179。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1）：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grug　use：　Java；　187519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1）：117　＇For　ment　and　reply；　see　2002；　62（4）：111625＇。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2）：　“Drug　use　and　drug　polic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8（4）：57693。

23谣言？盲从？挤兑






地球上运动速度最快的是光，在电子邮件还没发明之前，第二名是谣言：台北还没确定的消息，在北美华人圈内早已人尽皆知了。谣言蔓延的管道，在没有发明电话和电视之前，主要是靠耳语。谣言的严重后果就是盲从：在信息不完整或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担心后果严重，又没有足够的信息供判断时，只好跟着别人做同样的反应。
谣言无日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人能逃得过，就算不相信也会七上八下。曾参的母亲听三个人说她儿子杀了人，虽然认为不可能，但终究还是相信而逃跑了。我小学四年级时，同学盛传某天晚上是世界末日，我没有能力判断真假，但看大人照旧过日子，从此就不太受谣言的困扰；但是到了55岁，还是避不掉耳语的诱惑。

谣言耳语
经济生活里的谣言耳语非常多：每天都有人在报明牌，说哪支股票怎样怎样，说哪家企业传闻跳票，电视上的股票分析师，更是强力的转播站。这些每天都上演的事，反而很难用精确的数字来掌握。2000年12月号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刊登一篇论文，以爱尔兰裔的银行挤兑为例，显示在特定族群内，特别容易产生谣言、耳语、跟风（一窝蜂）、狂热、恐慌。其实盲从跟随的情形，在农民选择作物、大学生选课、抢购物资这类的行为上，都是常见的事，只是不易有确切的量化证据。
构成谣言耳语的前提，是有一批人构成一个「讯息网络」（information　work　participants），而这批人所组成的社会网络（social　work），又和地缘（例如洛杉矶的华人社群）有密切关系。这些人对危机与恐慌的反应，会出现几种代表性的模式，各自吸引不同反应的人，形成跟风行为（herd　behavior）。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盲从，是17世纪在荷兰发生的郁金香狂热。其实盲从与跟风，古今中外无时没有、无地不存在，只是规模大小形态不一，基本性质是相通的。
这篇故事的主轴，是纽约市曼哈顿的Chambers街上，有一家银行叫做The　Emigrant　Industrial　Savings　Bank（EISB），1854、1857年发生过两次恐慌性的挤兑。这家银行的主要客户，是爱尔兰裔的移民，其中有不少最近几年才抵达美国。银行有可能倒闭的谣言传开后，在不同族裔、不同职业、性别、移民年资长短、收入高低的顾客当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恐慌。本文的两位作者，运用存在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内的EISB银行微缩胶片（microfilm），把与客户相关的各项数据键入计算机。

恐慌性挤兑
他们得到一项预料中的答案：谣言的传布、盲从的反应、挤兑的客户群，和地缘（爱尔兰裔）有高度密切相关。这些有共同反应模式的人，大都来自爱尔兰的同一地区，到美国之后上同一个教堂，把钱存在同一家银行。我有点困惑：这是「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危险做法，为什么他们会采取这种「要死一起全部死」的行为？以下呈现事件的经过，与经济分析的结果。
EISB是1850年9月由一群爱尔兰人创办的银行，1850年代末期的客户中，90％是爱尔兰人，大都是1847年大饥荒之后移民来美国。这些客户，大都是年轻男性先到美国，接着是兄弟姐妹与父母全家报到。大饥荒之后的移民，基本上是小市民小存户，以劳工阶级为主，客户的基本数据如下表。我们可以看到：惊慌客户居住在美国的时间较短，开户的时间也较短，存款余额也较少。


1854年
的挤兑
1857年
的挤兑

镇静客户
惊慌客户
镇静客户
惊慌客户
之前的存款额
之前的提款额
存款余额
开户时间（月数）
在美国的年数
女性比例（％）
劳工比例（％）
2。18
1。33
186。86
16。05
7。98
31。71
44。72
2。61
3。08
124。36
11。56
5。42
31。61
59。59
2。01
1。1
223。36
23。84
10。61
32。97
42。78
2。19
1。45
161。5
18。34
8。02
43。36
52。38
1854年那次挤兑的起因，是12月12日时，有一家银行叫做Knickerbrocker　Savings　Bank，因为经营不善，无法提出每周的营业报告书。虽然其它银行的基本面还算健全，但在快速谣言耳语的感染下，EISB银行在两星期内，大约有两百位客户涌到银行，把存款提走关闭账户。
1857年那次的挤兑，主因是Ohio　Life　and　Trust　pany，在8月24日传出倒闭的消息；以及9月17日有一艘航向纽约的邮轮沉没，船上载有未买保险的黄金，价值两百万元。这两件事在英美金融界引起恐慌，担心银行业与证券业会大受影响。EISB被这个台风尾扫到，9月28日至10月13日之间，有五百多人提领存款，关闭账户。
1854年时EIBS共有598位客户，恐慌时有235位关闭账户（39。30％）。但风头一过，又有许多人回头开户，真正关闭账户的只有6％。1857年那次，客户总数有1；035，惊慌期间有505位关闭账户（48。79％），风头过后又回来许多人，真正离开的只有8。7％。如果把非爱尔兰人剔除，则在1854年恐慌时，爱尔兰人的总客户数是439，其中有193位是惊慌户（43。96％）；1857年时，爱尔兰人的总客户数是766，惊慌户399（52。09％）。
把这些客户的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做统计回归分析，得到几项确定的结果。（1）存款余额愈少的人愈惊慌；（2）开户期愈短的人愈紧张；（3）在美国居住时间愈短的菜鸟愈慌张；（4）女性比男性有明显挤兑的倾向；（5）劳工阶级比专业人士没有安全感；（6）最重要的讯息是，来自爱尔兰Ulster地区的移民最镇定，最没有挤兑现象：一方面系数值很高，二方面显著程度超过99％，充份显示惊慌∕盲从∕镇定与地缘的密切相关性。
上述的回归分析，只能看出整体性的趋势。两位作者进一步绘出爱尔兰地图，对比惊慌户与原籍地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地理相关：惊慌度愈高的地区，用愈深的颜色显示。答案和回归分析相同：惊慌户的分布，有明确的地理聚集性。
为什么爱尔兰裔的客户，惊慌比例那么高？因为爱尔兰是个经济困难的国家，1815年时，全国850万人口中，只有9万人在银行有户头；到了美国之后，单是在1850年，就有7万人在银行开户。这些新移民没有银行经验，把钱存在银行本来就不放心，一听到同乡说银行发生状况，就群涌挤兑，提钱走人。
这些新移民刚到美国时聚居曼哈顿，愈是贫困、愈是菜鸟就愈没有判断力，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回想我们自己，难道就没有类似的情形？一窝蜂不理性的狂热行为，在台湾的六合彩、股市狂热、地下期货，不也都是谣言、耳语、盲从、跟风的产物？西欧经济史上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荷兰的郁金香狂热事件、纽约爱尔兰人的挤兑事件，都是市场感染（market　contagion）的行为。

参考文献
Kelly；　Morgan　and　Cormac　？　Gráda　（2000）：　“Market　contagion：　evidence　from　the　panic　of　1854　and　185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5）：111024。

24马铃薯是季芬财吗？






大一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内，依商品（财货）的性质，区分出几种类别。（1）正常财：例如计算机、房子，当所得增加时，会增加对这类产品的消费；当价格提高时，会减少对这类产品的消费；当价格减少时，会增加对这类产品的消费。正常财内分两种：（a）必需品：所得增加时，消费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比例，会小于所得的增加比例，例如米饭、肉类。（b）奢侈品：所得增加时，消费会增加，而且消费增加的比例，会大于所得增加的比例，例如名牌皮包、钻石。（2）炫耀财，又称为Veblen财：价格越高，需求越大，需求曲线变成奇怪的正斜率。（3）劣等财：所得增加时，消费反而减少（例如泡面）。（4）季芬财（Giffen　goods），这是英国统计学者Sir　Robert　Giffen（18371910）观察到的怪异现象：一般商品的需求曲线是负斜率（价格愈低，需求愈高，反之亦然）；但是马铃薯价格上升时，穷人对马铃薯的需求反而上升，需求曲线变成奇怪的正斜率，就算马铃薯是最便宜的食物（劣等财），也是如此。
如果马铃薯是劣等财、是季芬财，那你为什么还会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Donald　Walker在最权威的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卷2页5234，写了一篇回顾季芬财的文章。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研究，运用家户行为的资料，证明个人的消费曲线，是季芬财的形式；在市场需求上，也找不到这种曲线。能找到市场需求曲线是季芬财形式的机率非常低，季芬财这项观念是难以理解的（elusive）。
季芬财是难以理解的？那么注重实证内容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怎么会在他那本影响几十年的《经济学原理》（1890）内，郑重其事地介绍这个观念？另一项事实是：1890年之后的一百年间，经济学界一直无法证明季芬财的存在，现在有些大一经济原理教科书，已不再提这个观念，直接把马铃薯视为一种劣等财（所得增加时需求减少）。

难以理解的季芬财
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重量级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年（102卷第3期）刊出John　Davies的论文，才让我们明白季芬财不是抽象的观念，早在184548年爱尔兰大饥荒之前就存在了。为什么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季芬财只是理论性的观念呢？因为经济学界在分析季芬财时，都没有理解到两项重要的前提。
（1）季芬财必须在所得逼近生存底线时才会出现；（2）必须在没有其它食物可选择替代时，马铃薯才会成为季芬财。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在正常的社会里，不可能找到季芬财，季芬财是只有在被迫求生时（survival　imperative），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