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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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25年》载：「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井衍沃，量入收赋。」显示已经开始对各类型的土地做整体规画。其中的「井衍沃」，大概就是把田地的经界，规范成较整齐的格式，方便估算面积。这里的井字，是「规则化」的意义。也因为这条「井衍沃」的记载，使我们明了当时「土地规画」，已成了一种施政方针。
到了滕文公时代，田地规则化的需求更加迫切，所以孟子才对「井地」的问题，发挥了一大篇「正经界」的议论，也因而使得「井地」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汉初隶定时，未把这个井字改写为「刑」字，反使它的本义隐晦了。

2丼与井
《说文解字注》第五篇下的「丼」字小篆，中间有一点，显示《说文》认为「丼」为井字的初形。《说文》对丼的解释为：「八家为一丼，象构韩形。…古者伯益初作井。」并认为中间那一点「象瓮」。然而，在李孝定（1965）编纂的《甲骨文字集释》内，甲骨文皆作「井」，中间没有一点。在已知的卜辞中，此字皆用于「井方」、「帚井」等处，都没有用来指涉水井。至于周代的金文，根据周法高（1982）编纂的《金文诂林》与《金文诂林补》，就区分为「井」与「丼」两形。井字在很多地方，可以通假作「刑」或「型」，也用来作为地名或人名。「井」和「丼」两字截然有别，但都找不到一种用法是指涉「水井」的。
根据全广镇（1989）《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页205）与吴其昌（1991）《金文世族谱》（卷2页56、卷1页189），中间有一点的「丼」，皆与姜姓之奠（郑）丼氏有关，例如曶壶之「丼公」、曶鼎之「丼叔」。中间无一点的井字，与「邢」字相通，受封者是周公之后，为姬姓，例如麦鼎之「井侯」。虽然在甲骨文卜辞与钟鼎铭文中，都找不到作为水井之用的井字，但是《说文》也确指，「丼」字是「井」字的初形。因此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在周代分化为2字，或是水井的「丼」在甲骨文里，本来中间就有一点，祇是因没有用在地名或人名上，所以才未在卜辞中留下记录。如果是后者，那有可能「井」字的原义就是「效法」或「规范」，并由此引申出「阱」、「刑」、「型」等字。
丼字如果是从井字衍申而来，本来或许是写作「汫」，从水从井。此字见于甲骨文，但不见于《说文》，在后来的《集韵》与《玉篇》中，此字解作「小水」，或假借作「阱」。可能是再由「汫」简化作「丼」，中间那一点并非如《说文》所说的是「象瓮」。这祇是个猜想，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证。（另参阅王书辉（2006）〈谈「丼」〉）
钟鼎铭文中有记载田产纠葛细节的文字，居然没有涉及水井，这有点奇怪。从甲骨卜辞可以看到，王室生活中的困惑都要卜问；凿井是否能成功，照理也应该卜问，可是并没有看到这类的记载。更奇怪的是，整部《诗经》一个「井」字也没出现过。《诗经？小雅？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类谈到雨水与旱灾的文句很多。甲骨文也有大量求雨的卜辞，但都没谈到水井。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在西周之前，没有用过井水灌溉。我们也可以猜测，那时大概不会在田中凿井。百姓住宅之井，照理应该在房屋附近，取用水才方便，不必远行到田里挑。因此大约是要到战国时，凿深井的技术较成熟后，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渐有辅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园为主。后儒谈论井田时，常设想八家共一水井灌溉，恐怕是从后世的生活习惯，往前作了错误的推论。
其实水井很早就存在了。根据宋镇豪（1994）《夏商社会生活史》记载，在河北蒿城发掘的商代遗址内，就有水井6口（页64）。但何以在《诗经》内没有水井的地位呢？《诗经》中有许多地方写到泉水，如《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公刘在迁移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大雅？公刘》）文王对密人的警告：「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大雅？皇矣》）诗人讥刺周幽王的秕政：「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大雅？召旻》）
由此推论，当时贵族的饮用水多是泉水，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饮时，也不太愿意凿井。据许进雄（1995）《中国古代社会》，考古学者在西安的半坡挖掘到一个有40、50座房基的遗址，因处于泉源区，取水尚称方便，但并未发现有井（页312）。水井的初始功能，大概是用来当作通地下泉源的工具。然而浅井较不易维持水质洁净，《周易？井卦》初六爻辞「井泥不食」，就显示经常需要渫井；九五爻辞「井冽寒泉食」，表示寒泉誉上品之井水，是最吉的爻象。

3井字的历史意义
春秋中期以后人口密度增加，井水的饮用才逐渐普遍。郑国子产的新政「庐井有伍」，显然就是在因应这种新的需求。汉末刘熙《释名？释宫》第17说：「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那是在掌握深井技术之后才会有的看法。春秋时期的贵族大概都是饮用泉水，用民力开隧道取地下泉水，这种活水比静态的井水容易控制水质。《左传？隐公元年》载颖考叔劝郑庄公：「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可见隧而及泉并不是很难的事。到了孟子的时代水井已经普遍，因此就有许多与井相关的故事，例如瞽瞍使舜浚井，企图将他活埋等等。
现在我们了解，在西周以前水井并不普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何以井田这个名词，要到孟子的时代才被普遍接受。因为即使在过去有类似井田的做法，也不会用「井」这个字来形容，因为井的观念是战国时期才普及的。春秋之前，井这个字完全没有「经界」，也没有「井田」的意义。我们要极力澄清的是：「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任何时代为了充分利用耕地，都可以把土地划成「田」字型或「井」字型，这由甲骨文中各种「田」字的象形写法，就以可明白（古时划分线的实体是封洫）。但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干的。

4《左传》中的井与泉
要看春秋时期，人民对井水依赖的程度，有加强的趋势，最好由《左传》着手。
（a）井
《左传》里颇有对水井的描述，显示当时的水井已逐渐普遍。然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水井还相当原始、相当浅。《左传》提到水井的部份，按时序可归纳出6项：
（1）〈宣公二年传〉：「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那个郑人大概是车右，他在应战时跌下车，又踩到井口而落井。显然那个井并不深，而他也有盔甲保护，所以掉落后还有作战能力。而宋国的狂狡却太轻敌（或太仁慈），居然倒握戟柄，伸入井内想拉他出来。戟柄的长度不到一丈，可见井的深度大概也差不多。郑人抓住戟柄出来后，可能趁机夺了戟，反而虏获了狂狡。这次的战地在宋，井应在宋国。
（2）〈宣公十二年传〉：「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此事发生在楚灭萧之役。楚大夫申叔（展），先前对萧大夫还无社暗示：当楚军入萧时，要他藏入眢井以避难。所谓的眢井就是废井，废井可以躲人，可见不很深，或甚至是干井。萧是宋的附庸，井在宋楚之间，后来属楚。
（3）〈成公十六年传〉、〈襄公十九年传〉、〈襄公二十六年传〉等处都提到：军队作战时若需要空地，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军队为了获得饮用水所挖的井（野战井）。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渐大，估计每一方包括后勤人员在内不下数万人，饮用水就必须靠野战井，兵过即弃。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战车奔驰，以及有足够的空间让士兵列阵，弃井随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时间内塞井，可见挖得不深。
（4）〈襄公二十五年传〉：「（前年冬）陈侯会楚子伐郑（东门），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意思是：郑国对陈国的举动恨之切骨，并以之为伐陈的口实。这显示郑国民间饮用井水已逐渐普遍，井若为陈兵所堙，当然会怀恨。同样地，在短时间内即可填塞大量水井，可见那些井并不深。
（5）〈襄公三十年传〉：「郑子产为政，使庐井有伍。」可见当时郑国的水井已多到需要管理。郑国人口密，地处中原，河溪水量夏冬涨落大，需要井水补充。
（6）〈昭公二十五年传〉：鲁昭公孙于齐，「先至于野井」。此处的「野井」应是地名，但是否因水井而得名，尚不可考。
以上是《左传》中关于井的记载，时间始于鲁宣公二年，已进入春秋中期。到了春秋后期（襄昭之际），民间的井水使用，在人口较密的郑国已渐普遍。再过几十年，井在鲁国也普及了，所以在《论语？雍也》里，有宰我设喻向孔子问难之言：「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到了孟子的时代，离襄昭之际又过了两百多年，水井就更普遍，因此《孟子？公孙丑上》，就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来反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是井水用得多了，地下水的水位较前降低，所以《孟子？尽心上》才举这样的譬喻：「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8尺为轫，9轫为72尺。孟子虽以此为譬喻，但亦能反映当时人的常识。9轫之深与春秋中期之井深不足1丈，变化甚大。

（b）泉
对春秋时期的贵族而言，泉水在生活中似乎相当重要，《左传》里提到「泉」的地方亦不少。
（1）〈隐公元年传〉：郑庄公阙地及泉，与母亲姜氏相见。
（2）〈文公十六年传〉：「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据《公羊传》解释，「泉台」即郎台，在鲁都曲阜的南郊。「泉台」大概是因泉而筑。考其地望，其泉应该就是逵泉。
（3）〈昭公十七年传〉记载：楚国俘虏吴国之乘舟余皇，严密看守。「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代命。」楚军掘壕沟深可及泉，在隧道中满置木炭以除湿，并在内列阵，显示掘隧道通泉在当时并非难事。
（4）　此外，《左传》中地名为某泉者，多因泉而得名，姑举数例：
逵泉　─　见〈庄公三十二年传〉，位于鲁国曲阜南郊。据杨伯峻（1982）《春秋左传注》（页254）引述《清一统志》，谓其泉水中有石，如伏鼋怒鼍。
翟泉　─　见〈僖公二十九年传〉，位于洛阳。《杜注》：「大仓西南池水也。」
华泉　─　见〈成公二年传〉。齐师败于晋，齐国之车右丑父假冒齐顷公，令顷公往华泉
取饮而逃脱，可见该地以泉为名。华字则可能来自华不注山。
汀�泉　─　见〈昭公五年传〉，为鲁地。《公羊传》作「濆泉」，而以「涌泉」释之。显
然由泉水得名。
从这些引述，可见春秋时期泉水普遍，以泉为名之地相当多，尤以齐鲁与成周附近为甚。泉水应为当时饮用水之上品。当时已知地上之涌泉来自地下，故亦称地下水为「泉」或「黄泉」。故郑庄公可以阙地及泉、楚军掘壕沟其深可以及泉；而掘井祇是通达地下泉源的管道，这可从孟子的话得证：「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c）余论
《今文尚书》28篇内，完全没有「井」字，伪《古文尚书》也祇有〈毕命〉篇内，有一句「弗率训典，殊厥井疆。」（宋）蔡沈《书经集传》解释为：「其不率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伪《古文尚书》出现于晋代，「井疆」的名称，完全是后代人心中的制度，伪造者不自觉地漏了底。
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在西周至春秋初期之间，统治者所颁的文告与典礼记录，不会用到井字。此外，在殷商甲骨文与周金文中，「井」字未见作「水井」解的。还有，我们在《诗经》与《尚书》内，也都看不到井字。这几件事共同指出一项事实：在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后世那么重要。从上面的讨论得知，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后，水井的重要性才渐显露。另一方面也因而确知，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尤以贵族为甚。16

4综述与结语
1综述
孟子与滕国君臣的问答，到底制造了甚么谜团，让两千多年来的饱学之士都转不出来？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5个问题。虽然在正文里已经尝试回答，但为了能更清晰地综述，我们把相关的答案归纳在各个问题之下。
（1）孟子回答滕文公问「为国」的第一段话里，除了一些原则性的，如「民事不可缓也」、「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以求「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外，主要是一段关于三代税赋制度的传说。似乎孟子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些制度的细节，还要引用龙子的话与《诗经？小雅？大田》的句子来补充。到底他对哪些话较有把握？哪些是仅凭猜想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对三代税赋制度的了解，也许比同时代的人稍多一些，可是离完整还远。他较有把握的片段，似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惟助为有公田」，以及他对「助」与「彻」的解释；这些都是他特别提出来讲的。另外，他引龙子的议论，作为他认同助法的根据，他对议论中的叙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显示他是赞成助法的，这是属于「较有把握」的部分。他对其他事情的叙述，把握就少一些，尤其是他对〈大田〉诗中「公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使得他对原来所相信的「周人百亩而彻」，也产生了怀疑。他说「虽周亦助也」，祇是提出心中的疑问，并不是他的结论，因为这和他所认同的助法之优点并不抵触。
（2）在同一段内，孟子并未提出「井地」的字眼；而在之后的第二段内，滕文公却主动派毕战向孟子问「井地」。是否滕国君臣已先知道井地这个观念，而仅向孟子请教具体的办法呢？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他的回答总纲，这是要传达甚么讯息呢？毕战所问的井地，与第一段内的赋税有甚么关系呢？
我们的回答是：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的井地，是土地规画的方针。「井」字在此应作「型」字解。滕国的田地因受战祸与兼并的破坏，经界不够规则，导致面积无法准确计算，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回答的总纲，正是针对此问题，提醒滕国君臣要及早整顿，不要让「暴君污吏」去「慢其经界」。当时人口的增加，已造成各家的农田接壤，破坏了以前的经界。同一时期，因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农村失血，可以抵消部分人口的增加效应，这正是整顿经界的好时机。
井地与赋税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孟子认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在他心目中，赋税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以「正经界」为先决条件。
（3）孟子在第2段所描述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何讲得那么笼统？毕战听到这段话后，真的就能自行补充细节吗？他有没有继续发问？若有，何以没有记录？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所策画的办法（「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针对滕国地势平坦而小面积的特性所设计。滕国独特的情况，当时大家都知道，无须多讲。反而是后代的人，在事过境迁之后，没有考虑到滕国的特殊背景，才会产生误解。若能把当时的背景考虑进去，就可以发现孟子的话已经相当清晰明白。孟子的方案已经把「野」、「国中」、「圭田」、「余夫」都照顾到了，其余细节已不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可以放心让滕国君臣自行决定。毕战有把握在孟子方案的精神下补充细节，所以就没必要多问。
（4）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何以与他在第一段所认同的「什一」不一致呢？有没有「托古改制」的成份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是因为「正经界」的井地方案，如本文的图（a）所示，是切成9块，只能「九一」，无法兼顾到「什一」的原则。由此可知，孟子所着重的是「正经界」。在此前提下，能够实行「莫善于助」的赋税制度，当然就更理想。
与战国后期的诸子相比，孟子的井地方案理想中，托古改制的成份不多。他所引的「古」大多有所传承，就算有错，也是当时儒家共有的错。儒家对「古」有相当一致的认识，孟子无须、也无法自己托古。他所叙述的三代税制，在战国初期流传过，即使非常不完整，也可能代表当时对此问题的较好信息。孟子显然了解这些传说的不完整性，只好加进自己的猜想。如果他真的在托古，为甚么不托得更完整一些？
（5）在《孟子》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会向不同的对象一再地推销。然而，田地与税赋这么重要的方案，何以在《孟子》中仅此一见呢？他心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案呢？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
我们的回答是：「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况所做的个别建议，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方案背后的精神，是在「取于民有制」，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在规画方案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推销「民事不可缓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配合措施，这些更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孟子是感于滕文公的知遇，才针对滕国的情况作此策画，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草案。这是个特例，在《孟子》中仅此一见。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复杂，孟子当然不会冒昧提出同样的方案。甚至在鲁或在宋时，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托，他也没有提过任何方案。由此可见，所谓的井田制，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案的外壳，在过度一般化之后，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本精神。

2结语
现在不妨检讨一下，历来对上述5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他们对当时背景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托古改制风气最盛行，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托古改制，祇是说得不够详细而已。于是凭一己的理想，将《孟子》中的记载扩大渲染，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是孟子所祖述的，此事尤以《周官》为甚。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那些说法所产生的问题就逐渐浮现。儒者花了很大精力，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把那时已显得若有若无的传说，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系的一言半句，作为「解经」的根据。
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陷在此漩涡中无法自拔。仅少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看出孟子此处「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见他在《孟子章句》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朱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启发清代干嘉学者，逐渐扭转这项积重难返的趋势。
干嘉学者的努力，已部分澄清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欧美日本的史迹与学说，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梁启超所涉及的外务太杂，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五四以后，胡适、顾颉刚、季融五等人，继干嘉遗风，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上面综述的5个问题，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对这5个问题个别的解答，也偶尔有说对的。可是，一般而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例如胡适在《井田制有无之研究》（页50）说：「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他只配辩论，不能上条陈。他这几段论田制的话，实在难懂。」其实孟子并非在「上条陈」！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毕战显然听得懂，所以才没再发问。祇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而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才会觉得难懂。
另一方面，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井田的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论（例如原始共产社会）进入中国，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然而经过这次辩论，疑古的风气已开，对日后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有帮助。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井田的辩论，都知道要回归到《孟子》。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对第1个与第5个问题的答案也与我们相近。齐思和对第3与第5个问题的突破，最有贡献。陈瑞庚已经注意到第2个问题的「井地」名称，他对第1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然而他对第5个问题的答案却错了，因而影响他对3、4个问题的处理。木村正雄比较接近第3个问题的解决。方清河对第1、第3、第5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可惜他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分析得不够透澈，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