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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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赋海�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效地否证井田说这个重要的公案。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新史学》2002年12月第13卷4期

6《盐铁论》的臆造问题







1前言与摘要
1996年12月号第14期的《中国文化》，刊载了赖建诚的〈《盐铁论》的结构分析与臆造问题〉，此文于1998年重刊在他的一本文集《绿野仙踪与中国》（《三民丛刊》第186号）。这篇文章提出一些合理的怀疑，但也引发可以再辩驳的议题。本文从其它角度，提出不同的证据与说法，一方面和赖文的论点相辩难，二方面希望能引发不同的讨论。这个题材或许仍无定论，但总是一个值得辩解的公案。

以下略述赖文的论点旨要。此文把《盐铁论》内59篇的内容，以篇名为单位分成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思想、匈奴问题、相互讥讽等六类，制表分析后得到一项结构性的观察：谈论经济问题的篇数只占12％左右，而与意识形态争执（儒法对立）相关的篇数最多，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然后根据这个结构分析表，列举四项理由，说明《盐铁论》的4259篇有可能是桓宽所拟，而不是根据会议实况推衍增广的。
全书60篇内，除了〈60杂论〉是作者桓宽的「跋」（记载编着此书的经过、参与者、以及桓宽对盐铁会议的人事评论），其余59篇大约可分成两个阶段。第141篇可称为本论，因为主题是在争论是否要「罢盐、铁、酒榷、均输」（〈01本议〉）；到了〈41取下〉所得到的结论是：「请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皇帝（一说是丞相）批准了这项结论，所以主题到此告一段落。
依姚鼐的见解：「。。。42篇以下，乃异日御史大夫复与文学论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之设言」（《惜抱轩全集》笔记卷七〈盐铁论〉）。这句话说明两件事：（1）4259篇的主题，移转为匈奴与法律问题，与盐铁本议无涉，所以是「余论」而非主论；（2）这18篇是桓宽臆造的。主题转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18篇内国防问题占11篇、刑法问题与意识思想问题（如〈56申韩〉、〈58诏圣〉）占7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全未涉及。


桐城派文学大师姚鼐
4259篇是否为桓宽臆造，则较易引起争辩。姚鼐的论点出自他的《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盐铁论〉。姚鼐批评《盐铁论》冗长不实：「其明切当于世，不过千余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桓）宽之书，文义肤阔无西汉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颇不实，殆苟于成书者与！」17。冗长的部分，读此书的人大都有同感。而不实的部分，姚鼐的证据是：〈42击之〉的开头说，「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姚鼐认为西汉的贤良与文学，很不容易被取列为大夫，证据是：「按汉士始登朝，大抵为郎而已，如严助、朱买臣对策进说，为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士，岂得多哉？昭帝时，惟韩延寿父死难，乃自文学为谏大夫，魏相以贤良对策高第，仅得县令，其即与此对者，固未可决之。要之，无议盐、铁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宽臆造也」。他的论点是：文学朱买臣能当上大夫，是武帝破格取用，贤良魏相对策高第，也只能当县令，参加盐铁会议的六十多位文学与贤良，怎么可能「咸取列大夫」？
赖文提出四点理由，推测4259篇是桓宽臆造的。第一是双方代表人物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官方的正式会议，怎会在42篇开头说「辞丞相、御史」，而只剩文学、贤良、大夫三方？4259篇中的主要对话者，是大夫与文学双方，但到了〈55刑德〉倒数第二段，御史竟然出现了，之后的〈56申韩〉、〈57周秦〉、〈58诏圣〉也都是以御史主问，由文学应答，到了〈58诏圣〉的最后以及〈59大论〉时，才又由大夫主导。这和〈42击之〉所说的「辞丞相、御史」不合：既已辞御史，为何御史又出现？此外，贤良在4259篇中全未出现。总之，御史实未辞，而贤良虽未辞，但亦未赞一词。若说这是官方的会议，在形式上也奇怪；若说是桓宽臆造，也不无可能。
第二是主题方面的问题。盐铁会议的主题，在〈41取下〉时已有结论：「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主题至此已毕，为何要另日再有4259篇之议？况且4259篇的主题，在141篇中也都已论过，何必重复？若要再论，何必「辞丞相、御史」？再说，4259篇并未得出具体的政策性结论，也毫无经济方面的主题，与本书的名称《盐铁论》不符。
第三是匈奴问题。《盐铁论》虽以盐铁之议为题，然而盐铁官卖的根源问题，是由于匈奴边患导致国防支出过高，所以与匈奴相关的国防问题，才是前提性的主题。141篇中若以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为主，4259篇转以匈奴问题为主，两者是相贯通的。反论：若国防问题为首要，何以在全体出席争辩的141篇中才只占三篇，反而在「辞丞相、御史」之后，才在4259篇中大论特论（11篇）？况且匈奴问题在武帝晚年时威胁已大减，昭帝霍光主政时，匈奴问题的重要性并不高，所以在141篇的「主论」内，只有三篇谈匈奴问题，这么低的比例（341），和当时的实情较吻合；4259篇中的高比例（1118）不符当时问题的优先级。
再说，141篇中谈论匈奴问题时，篇名都是防卫性的：〈12忧边〉、〈16地广〉、〈38备胡〉，这和昭帝时对匈奴采取防守和平的路线相符；而4259的篇名则较积极主动，例如〈42击之〉、〈45伐功〉，这和141篇的立论在气息上大异。若4259篇为桓宽所拟，则有可能是桓宽时（宣帝），匈奴问题再度吃紧所致：《汉书˙宣帝纪第八》本始二年（72　BC）夏之后，「匈奴数侵边，又西伐鸟孙。。。。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所以恐怕是桓宽写书时，对匈奴问题另有切肤之感，才在4259篇中大幅托事立言。
第四是内容的顺序问题。若依六大主题来分类，每类内的篇序参差不齐，以经济类为例，〈01本议〉、〈02力耕〉、〈04错币〉是盐铁会议的经济性主题，排在前面是合理的。之后就跳到〈14轻重〉、〈15未通〉，然后到〈35授时〉、〈36水旱〉才再出现，中间差隔甚远。这种顺序跳跃的情形，在其它五类中都可以见到。而在4259篇中，顺序则井然整齐：4252篇连续都是匈奴相关的题材；在意识思想类内也一样：5359篇连续。若这项分类大致可信，我们可以猜测：由于会议时辩论激烈，偏离主题的情况时常出现，所以141篇内的顺序自然参差不齐。反过来说，4259篇的秩序未免过于井然，较像是个人作品的推理。此外，在141篇中激烈人身攻击的部分，在4259篇中竟然不见了，这通常是单一作者抑压激情，转化为理智语言的结果，而非政治对立双方的常态。
从以上的四点，赖文推论141与4259篇在结构上是不连续的，下半部可能是桓宽自己的「续论」。再就4259篇的内容来看，与141篇相较之下，这下半部书所提出的新论点甚少，基本上是在重复141篇的论点，饰以不同的文句而已：辞多义寡，属于续貂之作。姚鼐说「（桓）宽之书，文义肤阔」，大部分的读者想必同意。又云：「其明切当于世，不过千于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此言或许稍过，但删去4259篇必无碍主题，删去141篇内的一半文句（尤其是文学的发言部分），反而较能显出「西汉文章之美」。摘述赖文的旨要之后，以下是本文所提出的辩驳。

2与会者和发言状况的问题
参与盐铁会议的人士共有六十余人，141篇内（正式会议）和4259篇内（会后会）的参与者，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只是在会后会时，因为是非正式的会议，所以丞相田千秋（或称车千秋），和他的属员丞相史等人就没参加。此外，文学和贤良的人数也应该少了一些。
代表政府的与会者有四种身分：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的属员丞相史（有数人）、御史大夫的属员御史（有数人）。代表民间的，有文学和贤良两种身分。扣除丞相和他的属员丞相史数人，以及桑弘羊和他的属员御史数人（假定共计十人），则剩下的文学和贤良，大约有五十余人。
丞相田千秋的事迹，在《汉书》卷66有详载，不赘。至于为何又称为车千秋，那是因为「千秋为相十二年，…千秋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其子孙此后改姓车。丞相之下的丞相史（即丞相长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所以照编制应有两人。
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职责是：「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在汉代往往会补丞相之缺。18　他的生平事迹，在正史内并无传记，只能从其它人的记述中，拼凑出一个大略的形象。王利器在《盐铁论校注》的前言里（页2230），对桑大夫的生卒年和重要事迹，有相当的描述。此外，马元材（1982）《桑弘羊年谱订补》（河南：中州书画社，194页）也有补充资料，在此不拟重述。
御史大夫的属员御史，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的说法：「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汉代通称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之下的这些官。《续汉书？百官志三》说这十五位御史的官俸是六百石，他们的职责是：「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
据《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六月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所以贤良应有八人：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各推荐二人（计六人），太常推荐二人，合计八人。19文学是「文学高第」的简称，是学经书的儒家，约四十余人，由各郡国推荐。《汉书？地理志》所载的郡国数远不止此数，可能某些郡国并未推荐。
已知的贤良，只有茂陵（地在右扶风，当时可能归太常管辖）的唐生，和一位被桑弘羊称为「子大夫」的人。「子大夫」是一种尊称，《汉书？董仲舒列传》说，董仲舒对策时，武帝在「制曰」中，数度用「子大夫」来称呼他。同样地，在盐铁会议中，桑弘羊对某位特定的贤良也用此称呼。而这位贤良前后发言的语气相当一致，甚似为同一人（详见王利器1992页341的考证）。现在可知姓氏与出处的贤良只有一人：茂陵的唐生，「子大夫」可能就是指他而言。已知的文学，只有鲁（国）的万生、中山（国）的刘子雍、九江（郡）的祝生，这是根据〈60杂论〉的说法。此外，提供许多与会议相关消息给桓宽的汝南郡朱子伯（〈60杂论〉：「汝南朱子伯为予言」），是否也是与会的文学之一呢？
以下分述参与者的角色和发言状况。依王利器（1992）集注本的分段方式，141篇内共有242段（73％），4259篇有87段（27％）。有21段未计入这329段内，都是属于状况描述、开头语或结束语者，如：大夫曰：「御史！」御史未应，大夫不说，作色不应也。
六种身分的参与者当中，最高的是丞相（车千秋），他在141篇内共发言4次（2％），他在4259篇中缺席，未发言。他的随属丞相史（有数人），在上篇中发言12次（5％），在下篇内未出席。御史大夫桑弘羊在上篇内发言77次（32％），下篇36次（41％）；他的随属御史（有数人）在上篇发言11次（4。5％），在下篇8次（9％）。文学在上篇发言79次（37。5％），下篇43次（50％）；贤良在上篇内有59次（24％），在下篇应有出席但未发言（0％）。若从上下篇合计的329次发言数来看，最多的是文学122次（37％），其次是御史大夫桑弘羊113次（34％），贤良59次（18％），御史19次（6％），丞相史12次（4％），丞相车千秋4次（1％）。以上的统计，是以每段计算一次。
丞相车千秋的发言次数最少，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成熟度与个性，二方面因为他是会议的主席，发言的次数少也合乎会议常情。然而，车丞相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其实他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只是做得清淡，容易被人忽略，另见文末附录〈车丞相的重要发言〉，内有举例说明。
桑大夫的发言次数不少，159篇内共113次（34％）。在此不易综述他的发言手法，但大致可以说，他对经史与历代掌故相当熟悉，论点精准锐利。桓宽称许桑弘羊的表现：「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60杂论〉）。他单人舌战群儒，在141篇内可以说是不分上下，相互僵持。但是在4252篇内，桑大夫虽然斗志旺盛，但也渐露不耐，时常会把论点扯离主题，熬到〈52论功〉之后，就把话题转到〈53论邹〉、〈54论灾〉、〈55刑德〉这类较意识形态的题材。而他最在意的匈奴问题，也就因而不了了之。在4254篇中，全都是桑大夫一个人和文学双方在争执，到了〈55刑德〉的下半篇时，桑弘羊已因厌倦而放弃对话（「大夫俛仰未应对」），改由他的属下御史接手和文学再战。御史和文学从〈55刑德〉的下半篇，一直论战到〈58诏圣〉的下半篇才结束（「御史默然不对。」）之后桑大夫接着辩下去，但文学仍不肯松手，所以到了〈59大论〉时，「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双方既然僵持不下，桑弘羊就说：「请与诸生解。」结束了这场会后会的争论。
文学的人数和发言次数相当多（159篇内共122次，37％），内容虽然缤纷，但立场大致相似：反官营、反独占、反奢靡、主宽刑、反对讨伐匈奴、反对社会性的所得不均。贤良的人数较少（8人），发言次数也少（59次，18％）。这59次的发言，有不少集中在〈29散不足〉（计34段），原因是王利器把贤良大论散不足的事，依文句分成了这么多段落。若把贤良在此篇内的发言只算成一次，那么他们在全书中则只发言26次（9％）。桓宽对文学和贤良的评价很高：「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60杂论〉）。
丞相史和御史都是随从，他们的发言立场有两种形态：（1）帮上司解危，（2）缓和争论的场面。他们对政策性的议题较少触及，可论性较低。所说的论点，也多在重述桑大夫的旨意（尤以御史为甚）。但也有精采的场合，例如〈23遵道〉到〈26刺议〉之间，丞相史意图为桑大夫解围，但也饱受文学的流弹攻击。另一个例子是在〈26刺议〉内，文学毫不留情地对丞相史说：「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非吾徒也！」然后「丞相史默然不对」。20　桓宽对丞相史和御史的评价很低：「若夫群丞相史、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60杂论〉）
为何在〈42击之〉到〈59大论〉这下半部内的讨论，显得秩序井然，而且在态度比上半部141篇更和平理性？那是因为在会后会里，桑弘羊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他要讨伐匈奴的主张（详见第四节），而文学和贤良对桑大夫却已无所求（当初所诉求的盐铁问题在〈41取下〉已有定论），所以可以从容反驳桑弘羊。在第四节可以看到，桑大夫和文学用11篇（4252）的长度，激烈争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但因为文学坚持不让，桑大夫气得把话题转到表面上看来不相干，且无实质政治、经济、社会主题的〈53论邹〉、〈54论菑〉等问题上。简言之，4259篇的题材其实只有一个：是否应讨伐匈奴，这才是桑大夫要召开会后会的主因，可惜碰了一鼻子灰。

3会后会的问题
要辨清有无会后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解释〈42击之〉第一段的不合情理：「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以下分几点解说此段所产生的困扰。
（1）从与会者的角度来说，既然御史已辞，他就不应该再出现，但从〈55刑德〉的倒数第二段起，御史竟然出现了，直到〈58诏圣〉的倒数第三段，才停止发言（「御史默然不对。大夫曰：…」）。再说，御史是大夫桑弘羊的属下，既然桑大夫出席，则御史也应出席才对，所以御史其实未辞。况且，御史的地位并不很高，若要退席，也不应该和丞相车千秋用同位格的「辞」，用「退」即可。所以这段话可能是由于其中尚有逸文，或是学者在断句上的不当。
我们认为，这段话应该到「辞丞相」就结束了。「御史」这两个字，应该和下一段起头的「大夫曰：」合在一起，成为「御史大夫曰：」。这样比较讲得通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有了会后会，而桑弘羊又是官位最高者，所以由他带头发言是合理的。再说，既然是会后会的首次发言，所以用他的官职全称「御史大夫」来描述，也是合理的。或曰：〈01本议〉的首次发言是文学，但也没称他们为「文学高第」，所以硬要把〈42击之〉的大夫，说成应该是全称「御史大夫」才正确，似乎有点勉强。这或许是有点勉强，但总比「辞丞相、御史」这句话所产生的两项矛盾合理多了：（a）在官方用语上奇怪；（b）御史其实有出席，并未退场。
（2）比较麻烦的是「咸取列大夫」这句话。很有可能在〈42击之〉的开头有逸文，才会造成后世读者的困惑，但也有可能是由于传抄的错误。有一种可能的断句法是：「贤良、文学既拜，咸取（通「聚」）列。」（因为〈60杂论〉里有「咸聚阙庭」这种用法）。21之后的句子是：「大夫辞丞相。御史大夫曰：…」。依照这种断句法，「大夫」这两字就重复了。我们也可以把全段读为：「贤良、文学既拜，咸聚庭，辞丞相。御史大夫曰…」这样读起来就畅顺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正式的会议是始元六年（81　BC）二月召开的，那么会后会是在同年的几月？会后会的时间，应该是在始元六年二月到七月之间。二月的会议结论是：「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41取下〉），此奏已上，而昭帝之诏并未立刻传下。所以可能有一部分贤良和文学还留在京师候讯，桑弘羊就利用这个时机召开会后会。另一个设想是：可能在五、六月。上官桀用假造的燕王旦上书来倾害霍光，这项阴谋在那时已破露，昭帝开始怀疑上官桀那批人。这件事一方面会逼桑弘羊想利用召开会后会讨论伐匈之事，来挽救政治危机的压力；另一方面，朝廷发生这件大事，所以昭帝迟延到七月，才下「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的诏书（「秋七月，罢榷酤官，…」）。

4匈奴的问题
武帝时因与匈奴火并，以致两败俱伤。在武帝、昭帝之际，汉朝经过休养生息，已稍恢复活力。为何在4259篇中，双方有11篇（4252）大论讨伐匈奴之事，而在141篇中，却只有3篇（12、16、36）和匈奴相关？
如果4259篇是会后会的记录，那么既然丞相和丞相史不参与会后会，依官阶而言，应该由桑大夫主导会议。桑弘羊在〈42击之〉的第一段，就把主题带到匈奴问题上，主张采取攻势：「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他的用意大概是：既然在正式的会议内（141篇），对铁税和酒税两项已作出让步，所以希望文学和贤良，能在伐匈政策上投桃报李。
昭帝初年，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已弱，为何桑弘羊对伐匈之事这么积极？主要是他已经意识到，昭帝和霍光想铲除他的政治势力。如果能够把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讨伐匈奴上面，若有小功，说不定还可以借机翻身重导国政。这是藉外乱以平内危的手法，没想到文学完全不给面子：「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方今县官计，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42击之〉）。
这种厌战的气氛，是自从李广利全军覆没后，已在朝野弥漫，所以文学才会向桑弘羊泼冷水。22然而桑大夫并不轻易放弃这项意图，和文学从〈42击之〉纠缠到〈52论功〉，互不相让。桑大夫的主张和论点一贯，例如：「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秋霜而振落叶，…」（〈52论功〉）。文学的反战态度也坚定如一：「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车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群臣为县官计，皆言其易，而实难，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52论功〉）。虽然桑大夫的姿态和要求都不高（「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但文学毫不假以辞色。
《盐铁论》下半部的18篇内，就有11篇在激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