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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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但文学毫不假以辞色。
《盐铁论》下半部的18篇内，就有11篇在激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若说下半部是桓宽臆造，他何必让双方拉扯不清，反复地各自表述？以他的反桑立场和反战的见解，如果真要臆造的话，只要丑化和矮化桑弘羊即可，不必要让他有机会大发议论。以下再分三种状况析论。
（1）如果宣帝时期（即桓宽着撰此书时）匈奴的问题严重，国人讨伐匈奴的意愿必高，文学也应无反战心理。桓宽若以臆造手法，用反战的观点撰写下半部，岂不是自绝于国人？桓宽在全书内的立场，都是在支持文学和贤良的论点，可以说是反战派，那么他又何必臆造4252篇，大谈讨伐匈奴的事情？所以，很有可能真的是有会后会，而且桑大夫一开始，就把主题导入伐匈问题，然而文学却坚定地反对，双方相持不下。
　（2）相反地，如果宣帝时的匈奴问题不严重，桓宽以臆造手法，用反战观点来讥评桑大夫的主战思想不当，这样说才比较合理。所以关键就在于桓宽撰写时，匈奴问题是否严重。《汉书？宣帝纪第八》说，本始二年（72BC）夏之后，「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有一种见解认为，汉军此时虽然无法抓住匈奴的主力，但常惠和乌孙兵已足够应付匈奴。此时的匈奴对汉朝已非大患，只是骚扰而已。若匈奴问题真的不严重，那桓宽何必耗费4251篇的精神大论此事？

匈奴
（3）荀悦的《汉纪》卷十七宣帝三年载：「…初，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武帝欲与乌孙共击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弥。…于是匈奴复侵乌孙昆弥。昆弥与公主上书，请击匈奴。…」。可见「匈奴数侵边」是在武帝时。《汉书？宣帝本纪》载：「…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因为内容较简化，容易使人误为「匈奴数侵边」是在宣帝时。《汉纪》的记载条理分明，不似误抄，亦不似臆测。荀悦的《汉纪》虽是根据《汉书》而作，但荀悦亦有所删润，常可补《汉书》的缺陷。23《四库全书提要》称：「…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舛。…」。由此可知宣帝本始三年之役，并非由于匈奴侵边。
那为什么在正式会议内（141篇），只有三篇谈到匈奴问题，而在会后会时才大幅讨论此事？那是因为正式的会议，是以盐铁问题为主轴，所以文学和贤良把论点放在宽赋减税这类的事项上，对匈奴问题只是跳跃性地应答（第12、16、38篇）。而在会后会时，既然桑大夫一开始就谈匈奴问题，文学就不客气地反驳了。在正式会议时，在〈12忧边〉和〈16地广〉内，都是文学和桑大夫对答，到了〈38备胡〉时，就完全由贤良应答。一方面贤良的人数少，二方面是他们的意见已表达完毕，所以在4252篇内就完全没发言，只由文学和桑大夫双方拉锯对峙。

5记载方式的问题
桓宽在〈60杂论〉说，盐铁会议的内容是「汝南朱子伯为予言」。所以有可能是汝南郡的朱生（他可能是参与会议的文学之一），把当时的情景告诉同郡的后辈桓宽，但恐怕也难免加上自己的见解。桓宽在宣帝时（7149　BC）举为郎（皇帝的侍从官），史称桓宽习公羊春秋，他有可能是宣帝时的博士弟子（可能师事颜安乐或严彭祖），后任庐江太守丞，但他的生平事迹以及生殁年尚无法确知。盐铁会议的正式发言记录，应该是由太史令执掌。《汉书？公孙田等传赞》说，盐铁会议「当时诘难，颇有其议文」，以桓宽的身分未必能见到这些记录，他的记载是靠别人转述的。《汉书？公孙田等传赞》称桓宽「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着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这句话说明了桓宽撰写《盐铁论》的手法与性质。
目前《盐铁论》最好的版本，祇能追溯到明代的涂祯本，离汉代已远，传抄的错误可想而知。历代都把它当作儒家的诸子书之一，科举功名上的用途，远不及群经和正史，也因而得不到应有的校勘整理。有些文字看来矛盾，可能是由于衍文或脱误。例如，〈60杂论〉与《汉书公孙田等传赞曰》所记载的就有差异。「赞曰」至「其辞曰」以下当为原文，若拿此段话来和《盐铁论》相对应的部份比较，则《汉书》应较少有传抄的错误。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班固作了整段的删节。某些引经据典的地方，也往往出现异文，其中有些可能是因为经书传承上的差别，但也有些地方是明显的衍误，例如「异乎吾所闻」就误成「异哉吾所闻」。24类似这样的地方，尚需要多作考证。
前面提到姚鼐说：「宽之书，文义肤阔，无西汉文章之美，…其明切当于也，不过千余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桓宽的文体，恐怕与西汉的经学传统有关。博士传经，本期于致用，往往多方收集例证，不嫌杂庑。元帝以后，各家博士皆有「章句」，往往动辄至数万言，用之于「应敌逃难」。25昭、宣之时，此风已开（宣帝时的小夏侯《尚书》已有章句），桓宽大概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
桓宽在还原盐铁会议记录的过程中，难免把自己的议论和见解掺入。基本上他和桑弘羊的思想格格不入，如果要臆造的话，大概是着重于描述桑弘羊的窘境，如〈10刺复〉的「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和〈59大论〉的「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这类的描述将近有20条之多。若桓宽真要臆造桑弘羊的言论，手法上应该把他的说辞极端化，引人反感，而比较不会去虚拟他的论点，因为能揣摩得这么前后一致，唯妙唯肖，也不容易。
若说《盐铁论》的后半部是桓宽臆造，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反驳。虽然桓宽是在宣帝朝才撰写此书，但昭帝朝的老官，以及当时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和文学，也一定还有人健在。所以一方面是桓宽未必敢这么做，二方面是同时代的人若看到桓宽臆造，以当时私家著述的风气已逐渐蓬勃，难道不会留下抱怨此事的记载或传闻吗？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桓宽在处理下半部（4259篇）时，落笔的谨慎态度。在〈54　论菑〉里，桑弘羊把论点从邹衍的五行，转到阴阳灾异问题上。他的问话相当主动，特别强调：「妖祥之应，鬼神之灵」，而且用「不知则默，无茍乱耳。」来反激文学。他的用意，一方面是想替兵刑找出理论的根据，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想趁机找碴子，要从文学的答辩辞中，引出犯忌的话，看是否能扳回一城。阴阳灾异在西汉是大热门的题材，熟悉《公羊春秋》与《尚书？洪范》的文学们，很容易见猎心喜。从战国末期到西汉谈论灾异的人，很着重「天人感应」，一听到怪异的现象，往往会联想到政治人物的命运。若把这种信念用到实际问题上，而且认定自己的见解，就很容易产生悲剧。
然而文学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熟知前朝董仲舒的遭遇。《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艹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在这种背景下，桓宽所记述的文学应答辞，就显得非常低调：勿用严刑、顺天，宽民。他们用「天道好生恶杀，好赏恶罪。」（〈54论菑〉）来躲闪桑大夫的陷阱，同时也反击性地说：「…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54论菑〉）文学在此巧妙影射桑大夫「臣不臣」，这种勾心斗角，后世的读者不一定容易体会到。
桓宽是个公羊学者，在重建这段对话时，显然也很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笔端，保持低调的态势。那是因为有眭孟的覆辙在前，更提醒他要用这种谨慎的手法书写。26如果他真要臆造《盐铁论》的下半部，就应该根本回避这个题材。

6结论
赖文的旨意是在呼应姚鼐的论点，说《盐铁论》的下半部（4259篇），有可能是桓宽臆造的。姚鼐的论点是直观性的，并没有提出结构性的证据，也没有外部和内部的逻辑检验。赖文从《盐铁论》上下两部结构迥异的角度，提出四项理由来呼应他的观点。这当然是个有趣的议题，赖文的怀疑乍看之下也有些道理，但主要的缺失，是他单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忽略了从内文找出细微的证据，来检验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相反的论点，说《盐铁论》的上下两部之间，应该是有机的关联，关键点在于是否有会后会。姚鼐和赖文认为没有会后会，主要是质疑〈42击之〉的首段文字。我们认为此段可能有逸文，因而导致解读困难；若无逸文，则在断句上应有其它的解读方式。我们在第三节提出新的断句法，并考证会后会的可能日期，这两点可以用来支持很可能有过会后会，而不是桓宽臆造的，也不是他在托事立言。
如果真的有会后会，那就回答了赖文的第一项质疑（双方代表人物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丞相和丞相史并未出席会后会，出席者有：御史大夫桑弘羊、他的属下御史（数人）、文学（五十人以下）、贤良（八人或更少）。
第二项疑点，是4259篇的主题，与盐铁会议的主旨不相干。是的，桑大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伐匈主张，因为盐铁问题在〈41取下〉时已有定论，所以会后会的主要议题，就转到伐匈问题，但双方因相持不下，怨怒而散。
第三是匈奴问题的比重，为何在141篇内所占的比例不多（只有三篇），而在4259篇内却有11篇？此事在第四节已有详论，不赘。
第四个问题是：141篇内的言辞激昂，各篇之间的主题跳跃不连贯，而在4259篇内，却是论点平稳理性，诸篇之间的秩序井然？那是因为141篇所论的主题纷杂，各方相持不让，焦点不易集中。而4252篇中的主题单一（伐匈问题），5359篇的题材是次要的，是辅助性的言谈，不是桑弘羊的主要诉求。再说，一旦进入〈55刑德〉、〈58诏圣〉这些论题时，桑大夫当然不是文学们的对手，再论下去必然自讨无趣，所以就不欢而散了。
针对4259篇是否为桓宽臆造的问题，我们提出另一些可能性的论点，希望引发更多角度的讨论。

附录：车丞相的重要发言
丞相车千秋在盐铁会议内的发言次数最少：在〈29散不足〉有两次单句型的话，在〈31箴石〉开头有一段六行的论述，在〈39执务〉有一段四行的表述，如此而已。一方面这是他的政治成熟度与个性，二方面因为他是会议的主席，发言次数少也合乎会议常情。然而，车丞相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其实他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只是因为做得清淡，容易被人忽略。
在〈29散不足〉的前两段内，桑大夫其实已被贤良驳倒，以致「大夫默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转谈他题，但车丞相却再度挑起这个会让桑弘羊更难堪、更处于下风的题材。他只轻淡地说了一句：「愿闻散不足」，这就给贤良一个大幅发挥的空间，从第5段一直论到第38段，大论奢靡之不当以及节俭的重要。这些话都是针对桑派人士平日的作为而发，车丞相表面上是在关心时政和民弊，但更深沈的用意，却是在使桑弘羊难堪：车丞相在政治上阴党霍光，但在盐铁会议上又不便直说，就利用这种单句挑拨法借刀杀人。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31箴石〉的首段，丞相说了一段六行的话，再度借着贤良、文学的事来批评主政者（桑弘羊）：「…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县官所招举贤良、文学，而及亲民伟仕，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
这两处已可以显现车丞相的手法与立场。《汉书？车千秋传》说：「昭帝初即位，…政治壹决大将军（霍）光，千秋居丞相位，…终不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桓宽在〈60杂论〉的末段也盛赞车丞相，说他「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车丞相这种「终不有所言」的形象，和上面所引述两段借刀杀人的话，并不一致。他借着轻描淡写的挑拨手法，来表达他对桑派人士的不满，以及对贤良与文学的支持，确实能让他「容身而去」，这种高超的政治身段，真是「彼哉！彼哉！」。
车丞相的四次发言，几乎全都在配合贤良的论点。从〈28　国疾〉到〈41取下〉，有某位贤良大出锋头，他的语气平缓坚定，层次清楚，举例丰富，多方面都能顾虑到。此次会议最后能达到部份目标（「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这位贤良的功劳不小。开始时他完全没有发言，直到桑大夫在〈28国疾〉时受了困（「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贤良曰：」…），并尊称这位贤良为「子大夫」，向他求援而碰了一鼻子灰时，才知道他的厉害。然而，如果没有车丞相在旁边撑腰、打边鼓，这位贤良的作用可能就小多了，此事的前后过程很值得欣赏。27
这位贤良在〈28国疾〉开始讲话，在此篇末段作了20行的大议论，这股大气势在场面上把桑大夫压了下去。这位贤良在此篇的结语是：「故国有严急之征，即生散不足之疾矣。」「不足」这个名辞，后面也数度用到。针对这个论点，桑大夫的初步反应是恐吓性的：「患至而后默，晚矣！」（〈29散不足〉首段）。接着，贤良以不亢不卑地态度响应。桑大夫一时也没有话讲，若非车丞相把这个话题再挑起来，恐怕这个论题就这样放过了。
车丞相的用语很讲究，他没有接续刚才的那句话，而是巧妙地趁之前一回合的印象还没有消失时，说一句挑拨性的话头：「愿闻散『不足』」，这就启开贤良的长篇大论。这篇大论，是全书内最长的，依照王利器的分段方式，共有34段（段538），其结语是：「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这时，丞相说了一句结束语：「治聚『不足』奈何？」这句话表面上看来，是不关痛痒的发问，但临场效果却不止如此。贤良立刻又接着说：「盖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结果是桑「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30救匮〉）。这时候丞相才假装责备几句：「…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31箴石〉）。贤良趁机把论点拉开，说：「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狭耳。」希望藉此来缓和场面。然而桑大夫已被激起斗志，身不由己地辩起这些话题：「己不能故耳，何狭之有哉？」（〈32除狭〉）。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贤良趁势谈起「选贤」。
一直到〈38备胡〉，桑大夫和这位贤良之间的辩论有如短兵相接，针锋相对。论点有时偏离主题，有时又回到会议的主要议题上：废除盐铁专卖。到了〈38备胡〉的尾段，桑大夫又「默然不对」。此时丞相又介入了：「愿闻方今之急务…」（〈39执务〉）。这句挑拨性的问话，再度把桑大夫逼得图穷匕现：「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41取下〉）。这个说法再度引起贤良的最后一击：「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邪？」场面急转直下，「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41取下〉）。
综观车丞相在盐铁会议内的四次发言，我们的评语是「清淡」、「精准」、「老到」。
　
李怡严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当代》2000年3月151期

7良币驱逐劣币：汉文帝的放铸政策






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要有一项前提才会成立：在金属货币的时代，如果政府规定劣币与良币的购力相同（或有固定的交换比例），劣币就会驱逐良币。但如果（1）良劣币之间没有固定的交换比例，（2）政府鼓励民间自由铸币（放铸），那就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良币会驱逐劣币。西汉文帝（公元前179157），鼓励民间自由铸造四铢半两钱，就出现这种「反格雷欣法则」的现象。从考古的证据可以证实，放铸期间铸造的四铢钱，比国家铸造时期的四铢钱，在含铜量与钱币的重量上（成色），都明显地优越。
秦朝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看起来可以由上而下一条鞭，但也要付出相当高的监督成本。在这个短暂的朝代里（公元前221206），货币体制并未和政治一样地标准化。这种混乱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西汉初期的几位统治者，发行过好几种货币，但效果并不好，主要的困扰是盗铸与贬值：减轻钱币的重量或降低含铜量。
汉文帝登基的第5年（公元前175年），宣布两项新政策：（1）铸造新币，名为四铢（每铢的重量＝0。651公克）；（2）开放铸币权（放铸），民间可以自由铸造，私人铸币无罪（「除盗铸钱令」）。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惟一的放铸时代，效果如何？意外地好，可以说是替「文景之治」（公元前179141），奠下良好的基础。
文帝的放铸政策只维持30年（公元前175144），之后收回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铸币权回归中央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直到公元前119年为止，四铢钱的寿命总共约55年。我们从出土的钱币质量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汉代的各种钱币中，四铢的质量最佳（含铜量最高）。历史学界认为，文帝的放铸引发币制混淆，这是不正确的见解。


四铢钱
前面说过，四铢钱是放铸政策下的新钱，但国家收回铸币权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这就方便对比「放铸」与「禁铸」时期，四铢钱的质量优劣。我们要提出一个论点：在自由铸造的环境下，透过「产品」（民间自由铸造的钱币）的竞争，货币的质量会不断提升，导致「良币驱逐劣币」。
这个结果其实很符合格雷欣法则的精神：（1）如果政府不强制规定劣币与良币的交换比例；（2）如果民间对钱币的质量，讯息对称透明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反格雷欣法则」（良币驱逐劣币）。大家会问：如果放铸能让良币驱逐劣币，为何古今中外的政府，大都采「禁铸」政策？原因很简单：在放铸政策下，政府赚不到「铸币利润」。铸币利润是君主的重要财政收入，铸币权收归国家因而成为常态。
但放铸并不表示，民间可以铸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铜量）的钱币。事实是：政府会提供「标准货币」的样本让民间遵循，重点是要让民间赚取「铸币成本」与「钱币面值」之间的铸币利润。换言之，政府把原本由国家赚取的铸币利润，转让给民间。放铸的目的是希望：（1）透过民间的竞争，钱币的质量会愈来愈好，国家的币制可以更快统一。（2）减少政府的负担，不必支付铸币成本与发行费用。
在这种鼓励下，民间有意愿铸造成色较佳的钱币，这样才比较容易把自己铸造的钱币卖出去。在利润的诱导下，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钱币的质量就和其它商品一样，会愈做愈好，劣币自然会被驱逐。但如果铸币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就会在财政考虑下（为了赚取更多的铸币利润），降低钱币的质量，因而掉进格雷欣法则的陷阱里。
把秦朝铸造的12铢钱、西汉早期的3铢钱、吕后时期的8铢钱、文景时期的4铢钱、武帝时期的4铢、5铢钱，以及东汉时期的5铢钱，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含铜量，可得到很明确的结果。以秦朝12铢钱每公克的含铜量当作基数（=100），就可看出秦汉各种钱币中，以文景时期的4铢钱质量最佳（指数=205），其次是西汉初期的3铢钱（=198）、武帝时期的5铢钱（=184）。这个结果说明，在放铸政策下，钱币的质量最佳，良币真的有可能驱逐劣币。
接下来要问的是：单用放铸政策，就可以保证这项结果吗？当然不是，还需要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称钱衡」。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168号汉墓，出土了汉文帝前元15年（公元前165）的称钱衡（天平）。衡杆上记载与货币法律相关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意思是说：凡商民买卖所用的钱，都必须用「钱衡」（天平）测量实重，不可逃避，否则依条例处罚。
钱衡的目的很简单：持有各种货币的人，必须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交易。如果具体落实的话，民间很快就能评断出，哪种钱币质量较优、接受度较高。换句话说，钱币市场开始产生有规范的良性竞争，让良币更为人接受，拒收劣币。透过钱衡的公开运作，如果持劣币来买卖，对方会要求加钱才肯成交：「或用轻钱，百加若干」。反过来说，如果持良币来买卖，就会要求对方添给商品：「或用重钱，平称不受」。
格雷欣法则成立的第一项条件，就是良币与劣币之间有固定的交换比例，钱衡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