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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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或其它观点来判断，成功的机率其实相当高。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恐怕是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认为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炮舰，才半战半离的。换句话说，荷兰人本来就想走了，正好碰上郑成功的骚扰，就坚决离去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17世纪VOC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但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中国的丝绸，卖回给日本赚一笔呢？台湾正好提供两种日本需要的东西：鹿皮和糖。荷兰人到远东做生意的手法是「内海贸易」（intraAsian　trade）：拿台湾的鹿皮与糖去换日本的银子，再去换中国丝，再去日本换金银。
做这种贸易的人称为country　trader，他们把中国海（台日中这一圈）称为「远东湖」（Far　Eastern　Lake）。如果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那为什么台日中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主因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虽然明令片板不准下海，但仍有民间的走私，或开放几个小港口对外做小额贸易。
其实最早看到远东地区贸易机会的是葡萄牙，大约在1511年就在马六甲海峡驻扎，1557年在澳门、1580年在长崎设立贸易据点。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设立总部，主要的生意是从南美洲运来白银，向在海上贸易的中国商人买丝绸。1596年荷兰人来到东南亚时，中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之间的贸易网络，早已建立运作良好。荷兰人只好避开被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日雅加达）建立总部（1619）。
1600年荷兰人初次抵达日本，1609年在平户（Hirado，长崎附近的港口）建立贸易站。之后在1624年往广东与福建试探建立据点，但未成功，就转向台湾西岸海边设立几个据点。那时的明朝政府对海外领土兴趣不大，台湾就成为中日走私者的贸易点。荷兰人来台之后建立热兰遮堡，1633年建立和福建的贸易关系，拉起台中日的三角贸易网。
虽葡西荷已各有据点，但三国之间的混战尚未结束。17世纪的荷兰本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两国的宗教与民情大异，时常出现激烈的抗争与流血镇压。西荷两国的长期深度情结延伸到远东，对荷兰人来说，VOC同时具有贸易和战争的任务。荷兰人试过要把西班牙人从菲律宾赶走（1620），也试过要切断马尼拉与福建的贸易（1630），但都没成功。原因是：（1）西班牙在吕宋岛的兵力相对地坚强，荷兰人攻打不下。（2）中国商人需要西班牙的美洲白银，暗中扯荷兰人后腿。
相对地，荷兰与葡萄牙之争就成功多了：1639年把葡萄牙人逼离长崎的出岛（Dejima），抢下日本市场。两年后（1643），葡萄牙把马六甲让给荷兰人，失去东南亚的据点。荷兰人控制马六甲海峡后，成为南亚与远东区的掌控者。荷兰的亚洲生意布局，是从印度买棉纺织品，带到印度尼西亚群岛换香料。日本和欧洲对中国的丝绸需求量很大，买卖丝绸的利润很好，但要如何从锁国的中国，取得大量丝制品呢？用白银：从日本、从欧洲运白银，和中国商人在海上交易。

复制的VOC船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1）当作储存货物的仓库；（2）当作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3）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4）还有鹿皮、糖可以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VOC在生意最旺的164154年间，平均有26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9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利润有多高？在这鼎盛的十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00％。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为什么1654年之后，VOC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下坡呢？关键在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国（Bengal）用低价抢走了。164154年间，VOC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1。28千万荷兰盾，其中7百万盾（约54％）是生丝和丝绸。但到了165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生丝价格，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florin），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相对地，中国丝的价格，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1650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VOC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660年代末期，只剩4艘。任何人都明白，VOC在远东的生意快结束了。
VOC的董事和巴达维亚的总督很快就有共识：不再派船到中国海。那么要如何取得中国的货物呢？替代性的方案很简单：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必派船出海，就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1690年代，荷兰完全放弃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郑成功确实打败过安平古堡的荷兰人，这一点不必争论。问题是荷兰人为什么不调集炮舰回击？因为VOC从商业的观点评估，已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了。

参考书目
Blussé；　Leonard　（1996）：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30（1）：5176。

14为什么江南的佃农特别多？






1937年在金陵大学（现今南京农业大学）任教的卜凯（John　Loosing　Buck；　18901975），发表一套重要的农业调查报告：《中国的土地利用》。这是他在192933年间组织的大规模农户调查，涵盖22个省、168个样本点、38；256家农户。这是二次大战前最完整的农业普查，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卜凯的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是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大地》（1932）得过普利兹奖。

卜凯（John　Loosing　Buck；　18901975）：《中国的土地利用》
卜凯调查资料中的地图3，是各省县的佃农比例。整体而言，长江以北各省的佃农比例，大约是10％20％，但在长江以南，除了云贵的27％，都在40％50％之间。为什么偏远的西北省区，佃农比例只有8％，而较富庶的四川有49％、江浙湖广有42％、两广有47％？不是较穷的农民才佃耕吗？为什么这个统计和我们的常识相反？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当佃农？最常见的说法是「贫迫卖地说」（debtsales）：生活穷困农民被迫卖地，转向地主承租耕作。其实影响租佃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例如景气的好坏、湖泊或海埔新生地的开发、省际的移民、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贫迫卖地说，其实只是地权变化的次要因素。再说，大江南北各省的地理、人文、经济条件差异很大，若只用贫迫说来解释租佃比例的差异，反而会忽略更重要的因素。
大体而言，江南与华北有几项较明显的对比：（1）江南较富裕，人口较稠密，单位面积的农产量，约比华北高15。（2）江南的气候较稳定，华北的天灾（旱、洪）人祸（战争）较频繁。（3）江南水路网较发达，运送农作物较低廉方便，而华北只有几条东西向的大河，运输以陆路为主。（4）江南的富庶与运输效率，有益工商业的繁荣，华北相对地较朴实平淡。
　　　
卜凯的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贫迫说会占上风呢？因为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报章文字的讯息，大都描述可怜的农户受到高税压迫，产品卖不到好价格，父亲留下的几亩地被诸子均分，每人只得到几亩小地，又常碰到水旱天灾与战争人祸，卖地卖身的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左派的作家与社会学家，常举实例深刻描述农民卖地典妻鬻子的惨事，更让贫迫说深入人心。
有人反驳说，江南与其它较富庶的地方，因商业发达而造就不少富商，这些人衣锦返乡后，通常大买农地保值。但他们又不住在农村也不耕作，因而造成租佃比例增高。相对地，华北与偏远地区的商业较不繁荣，资金较缺乏，不容易像江南一样购地出租，大部分的土地所有者都亲自耕种，只有真贫困的人才去当佃农，佃户比例自然较低。华北的商业机会少、资金不足，土地较不容易买卖换手流通。简言之，贫迫说在华北与偏远地区是合理的解说，但对江南富庶区就不适用。
为什么江南的农地出租率较高？对那些「不在地的地主」（有钱的城市人在农村买地）来说，雇工耕种不如佃租出去，只要在年底收租反而省事。江南以稻米为主，很难大规模耕作，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不在地的地主因而有较高的动机把耕地佃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农民租佃土地可以扩大耕作规模，并非因生活贫困才被迫承租。相对地，华北以自耕为主，租佃市场较小，土地商业化的程度较低，经济不够活络，农民的生活较苦，无余力外租土地扩大耕作规模。
此外还有几项外在环境的变化。明初（1400）到清末（1900）之间，人口大约增加4倍，但耕地只增加3倍，平均可耕地的面积缩减。除了水旱蝗之类的天灾，还有太平天国之类的人祸，造成明清时期「超省际」的大量人口流动（移民潮）。各地生活困难的人口，必然往富庶的四川和江南迁移。大量的外省移民，在初到的几年间，很难有钱购地自耕，通常是先租地佃作。这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富庶区的租佃比例必然较高，犹如纽约、东京、台北的房屋市场，租赁率必然高于农业地区和偏远地方。
为什么江南会有这么大的移民吸纳力呢？有一项重要的手法：围湖创造新生地，例如洞庭湖的面积，就因民间大幅度围湖而缩减，失去调节长江水位的重要功能。有了新生地，自然产生大量可以出租的耕地。围地活人是华北不具备的条件，而这是江南佃户大增的主因。江南土地的另一项吸引力，是灌溉率较高：平均有70％的农地可以灌溉，而华北农地平均少于15％。
另一项观察，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江南商人赚钱买地，此时的租佃率会大幅提升。如果贫迫说成立，情况应该会相反：在景气低迷生活困难时，农民被迫卖地转为佃农，造成租佃率提升。同样的道理，景气繁荣时，江南的地权会更集中，但不一定要从穷人手中收购，富人投资新生地的开发，速度快成本更低还更省事。
民间的印象是佃农的生活较自耕农困苦，这在华北或许是常见的事，但华南的情况正好相反：华南佃农的生活水平，平均而言好过华北的自耕农。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大家的印象是美国黑奴生活很可怜，主人不人道，又超时工作。其实正好相反：现在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黑奴的卡路里与蛋白质摄取量，好过欧洲的一般平民，甚至比贵族还高。
如果我欠银行很多钱，房子也是租来的，千万不要以为我的生活很可怜。其实是要相当富有，才能有机会欠银行钱、才有资格破产。2009年8月，台北富商孙道存欠国税局3亿，但他名下无财产，房子也是租来的。他生活奢华，不知道总共有几房夫人，一点也没贫迫的样子。江南的佃户说不定也有不少富人呢！

参考书目
Shepherd；　John　（1988）：　“Rethinking　tenancy：　explain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3）：40331。

15杀女婴






听到某位孕妇流产，我们会替她感到婉惜。听到新生儿夭折，那还得了：没来得及喜悦就遭逢变故，一年来的辛苦孕育前功尽弃。其实还有更可怕的事：受迫于粮食或各种原因，必须狠心结束幼年骨肉的生命。这些事古今中外都有，缺粮时期尤其容易发生，中国史上较特殊的现象是杀女婴。宋朝苏轼写过这类的事：饥馑时若家里已有男孩，父母会在冬天冷水里，闭紧双眼溺杀女儿，增加男孩的生存机会。
8岁前夭折者（因病或人为死亡），通常不行葬礼，未婚女性过世者不列入族谱，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掩饰杀女婴的惨事。对这种事知情者避谈，又无统计数字可分析，虽然知道民间有此习俗，研究者如何取得可靠证据呢？

1935年黄河在山东西南部发生严重水患，省主席韩复渠（18901938）展开大规模救灾，其中最重要的作为，是广设难民收容所，据以编写《山东黄河水患救济报告书》（2册），内含两项重要统计资料。（1）　1935年912月间，在难民营死亡的10；296人，他们的基本资料：姓名、性别、年龄、原籍、死亡日期与地点。（2）同一时期出生的3；392位新生儿：父母姓名、母亲年龄、婴儿性别、出生地点、日期、父母籍贯。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后，可以做出许多排列组合的表格，细节稍后详述。
养育过子女的人，大概有个共同经验：平均而言，男婴较易病痛看医生，女婴较体健少病。就人类的自然出生比例来说，通常是105（男）比100（女）；就平均寿命来说，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然而山东难民营的统计，告诉我们相反的答案：夭折的婴幼儿中，女性明显大于男性。虽然没有杀女婴的直接证据，但诸多的统计分析结果，逐步地让我们从间接证据中，承认一个推论：在衣食无缺的难民营中，女婴的异常高死亡率，恐怕是人为的成分居多。现在终于能用计算机来分析大样本，间接证实汉文化的杀女婴习俗。以下解说1935年山东黄河水灾的背景，与难民营资料分析的证据。
　
韩复渠（18901938）
1935年的水灾，始于7月中旬的大雨，山东西南部靠近大运河的郓城和荷泽，先淹了大水。一星期后大运河决堤，淹没济宁地区。7月28日已有40万灾民，露宿运河堤防上。到了8月中旬，黄河的大水淹没所经之地，22万灾民涌向济宁火车站附近的收容所。此次受黄河大水影响的还有江苏、河北、河南三省，但以山东的情况最严重。山东灾民涌入邻近的河南，对铁路和城市造成很大困扰，中外人士积极捐献救助。
依据9月初的统计，山东的济宁、嘉祥、巨野、郓城、荷泽、鱼台等十个地方，总人口约3。6百多万，其中有2。3百万多是灾民（64。62％）。到了9月下旬，外送到各地收容所或难民营的灾民，只有27。17万（11。68％），另有2。85万人因老弱残疾无法离开，住在当地的收容所，还有1。87百万人（80。62％）需要协助（无人照管）。
这次水灾影响4省，国家的救助犹如杯水车薪，必须靠中外各界捐款。灾民送抵救助站后，先分送到学校与公共建筑内安顿。基本的原则是男女分住，百人到千人编成一个大单位，家人可定时会见，食物每日配给两次，成年人每月可领1。8元，每日有2餐，供应医疗与粮食。还提供娱乐节目，目的是要和当时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农村重建」配合，希望灾民返乡后能改变旧习俗：剪辫子、放缠足、识写字。
在韩复渠省主席的强势领导下，有几项重要的作为：（1）用铁路运灾民。（2）提供灾民教育机会，要求讲究卫生。（3）搜集灾民资料，出版两册救济报告书，一方面向外界宣传山东的政绩，二方面提供日后各省救灾时参考。
从这两本救灾报告，可以看出几项基本统计：（1）灾民来自78个县。（2）在有照料的难民营内，1935年912月间，竟然还有10；296人死亡；未得到照料者，死亡比例必然更高。（3）各县的死亡率相当平均，大都小于2％，只有省会济南的死亡率高于9％。（4）但前述的十大受灾县死亡率特别高，前三名是：济宁（26。5％）、嘉祥（19。3％）、巨野（17。9％）。（5）以月份来说，1935年9月的死亡率17。5％，10月40％，11月26。5％，12月15。9％。（6）死者中以幼童占大多数：11岁以下的80％，5岁以下的63。5％。（7）女性的死亡率51。4％，男性47。6％。（8）这3个月内，共有3；392名新生儿，籍贯遍及78个县，各县的出生人数相当平均：9月份的新生儿有259人，10月922人，11月1；040人，12月1；146人。
以下把重点放在婴幼童的死亡比例，以及母亲的岁数。从各项统计表格，得到两项主要推论：（1）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消除女婴的倾向，因为她们要把生育的资源与机会，留在日后生男婴。（2）同时有男女婴的母亲，在逃难的状态下，较倾向于留下男婴。主要的左证数据如下。
（1）先从年龄与性别，来看1935年912月间死亡的10；296人，统计上的几项分布。（a）在没有申报年龄的死者中（应该是刚出生者），女婴的死亡率是66。7％，男婴的死亡率33。3％，这违反我们的日常经验。（b）同样地，在2到7岁的幼童中，女童的死亡率都超过50％，男童低于48％，这也违反常识。（c）但1520岁的死亡性别就正常了：男大于女。
（2）有母亲身分的女性中，30岁以下的人数有50％，表示逃难者中年轻人占多数，老弱残疾者较不愿或无力远离家园。
（3）正常社会的男女比例，约是105比100，但难民营婴儿的整体男女比例，竟然高达150比100。更奇怪的是，如果依母亲的年龄组，来看婴儿的性别比例，就会看到：（a）　20岁以下的母亲中，男女婴的比率高达188比100，表示年轻母亲对性别的选择非常明显。换句话说，　20岁以下的母亲，最有不保留女婴的倾向。（b）这个比例，随母亲的年龄组增高而下降：2125岁母亲的男女婴比例，是167比100；2630岁组的降到137比100；46岁以上者只有123比100。
（4）在难民总人口内，7岁以下的只占13。7％，而在正常社会里，大约是44％到48％，表示难民营内：（a）不带小孩逃难；或（b）放弃7岁以下的小孩，尤其是女孩。
（5）以济南地区为例，5岁以下的死亡率高达64。7％，610岁的死亡率约17％，但5160岁的死亡率只有1。9％，6170岁的只有2。5％，70岁以上只有2。9％。这是违反常识的数字，因为在衣食药品无缺的难民营内，70岁以上的死亡率不可能只有2。9％，而5岁以下者竟然高达64。7％。这表示5岁以下的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6）在正常的社会里，2024岁群组的女性，应该有27％具母亲身分，但在难民营中只有17％。这表示24岁以下的年轻妇女，有放弃母亲身分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幼婴，就显示不出她们是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她们还年轻，日后还很容易受孕。相对地，25岁以上的妇女，具有母亲身分的百分比，在正常社会和难民营中，并无显著差别。这表示：（a）年龄较高的母亲，子女岁数较大，已无法放弃子女。（b）她们日后的生育机会减少，不敢轻易抛弃子女。
（7）如何证明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放弃女婴的倾向？1岁的男婴死亡率约30％，而1岁的女婴死亡率高达70％，两者相差太大。2到7岁的男婴死亡率，约45％到48％之间，2到7岁的女婴死亡率，在53％与50％之间，两者相当接近。这表示1岁以下的女婴，被牺牲的倾向非常明显。

Lillian　Li（李明珠）
（8）若以1935年山东洪水的死亡率，和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的死亡率对比，更可看出汉人对男女婴的选择偏好。（a）在15岁组中，孟加拉国的死亡率是9。2％，山东高达60。6％。（b）在61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8％，山东是17。3％，双方接近。（c）在203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2。3％（表示这些青壮年人真的是饿死），而山东只有1。5％（表示并无生存危机）。这3个例子就足够说明，山东在衣食无缺的状态下，高达60。6％的幼儿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竟然比缺粮的孟加拉国（只有9。2％），还高6倍以上。
杀婴是做得说不得的事，知情者掩鼻避谈。幸好有这两本水灾救济报告书，让研究者从间接证据中，推证年轻女性杀女婴的倾向。重男轻女不是传说，而是血泪的残酷事实。不必谴责这些下毒手的年轻女性，因为背后有几股文化力量，在逼迫她们必须这么做。真正的凶手可以是社会习俗，可以是公婆，更可以是丈夫。

参考书目
Li；　Lillian　（1991）：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3）：466510。

16守寡有理






现在说起来奇怪，但在1970年代初期我上大学时，台湾的社会好像认为妇女守寡比较受尊敬。时代变化很快，35年后的今天就没有这种心理，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觉醒，二方面是经济能独立自主，三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大量吸收西洋观念。
寡妇守节不嫁叫做「节妇」，自杀殉节的叫做「烈妇」。鲁迅在〈我之节烈观〉（1918），有尖锐的观察：「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然而仍旧牢不可破，…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它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