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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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Boyer
马恩合写《宣言》时，两个人都还不到30岁。马克思因为政府关闭他所编辑的报纸，1843年从普鲁士搬到巴黎，1845年被法国驱逐出境。恩格斯当时住在巴黎，他父亲经营棉纺业，在德国与英国的曼彻斯特有分公司。1842年他们在巴黎结识，合写过两本书：The　Holy　Family（1845）和The　German　Ideology（1846）。1847年11月，他们去伦敦参加「共产党联盟」（munist　League）大会，马克思在会中大放异彩。会议结束时，有人邀约他们写一项「宣言」来陈述「联盟」的主张。马克思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元月间写出《宣言》，2月在伦敦出版，正好赶上欧洲各地的革命热潮，但《宣言》对革命似乎没有影响。
《宣言》最广为人知的，是书内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位作者描述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预测它日后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宣称：「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他们把资产阶级形容为「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资产阶级制造了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
工人成为机械的附属品，像士兵一样地被组织起来。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吧！」
以上是众所熟知的「思想」，现在来看当时英国产业界的「实况」。1840年时，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产业界工作；1900年之前，西欧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比例这么高过。这47。3％的工人，并非全都在与机械、技术相关的部门工作。1861年之前，整个英国还称不上是「一座工厂」，大型的工厂很少（大都是棉纺厂）；这些棉纺厂位于英国中西部兰开夏地区，集中在此区东南方的曼彻斯特。
我们从《宣言》得到的印象是：只要是劳工，就被资产阶级剥削得很悲惨。其实是《宣言》过度渲染了，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地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集中在曼彻斯特。以撰写《美国的民主》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59），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2大工业城）。他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工厂内的工人数以千计，每个工厂有两三千人。」而伯明翰「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他没在伯明翰住过，他把曼彻斯特的状况，过度一般化为全英国的普遍情形。贫困的马克思，家庭的负担那么重，根本没钱去伦敦之外的地方旅行，他对劳工阶级的知识，泰半靠恩格斯转述，或从报章杂志断章取义。革命的热情加上共产党「联盟」的委托，这两个人在30岁不到的年纪，在见闻有限的认知里，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外国和后世的读者，缺少第一手的实况理解，很容易就被《宣言》里的动人言词，激起无限的情怀。
为什么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会观察到工人的悲惨生活？《宣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现代的经济史学者有另一种解释：因为那时的英国正处于「1840年代的饥荒」（hungry　’40s）。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悲惨印象，和de　Tocqueville、Charles　Dickens、Sir　Charles　Napier等人的观察类似。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一座让人震惊的城市（the　shock　city），而曼彻斯特就是1840年代令人「震惊的城市」。它吸引世界各国人士来参观，把社会与政府措手无策的问题，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问题，都浮在桌面上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1841年普查128家曼彻斯特的工厂，数据显示有32％的棉花工人，在规模大于5百个工人的工厂里就业。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相对地，在乡村地区的Ruthland，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曼彻斯特的孩童，57％在5岁之前死亡。为什么工人还要住在曼彻斯特？因为工资是Ruthland的2倍。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参观的时间，是1842年秋季，正是「饥饿的40年代」初期：英国的景气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在1841年时已经15％，1848年更高达18。6％。虽然有社会救济，但那是杯水车薪。以1842年夏季为例，每天要供应三千人热汤（无食物），「有很多人已经到了绝对饥饿的状态」。在这种高度压力下，整个社会与工人阶级已经出现暴动的倾向（rioting　propensities）。
1842年8月7日，有一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　for　a　fair　day’s　work）。罢工者拔掉工厂的动力设备，破坏生产工具，军队介入逮捕带头者。罢工事件三个月后，也就是1842年的秋季，恩格斯才来到曼彻斯特，他所见到的是罢工后的残破景象。
现在要争辩的是：你认为这是社会性的事件，还是经济性的罢工？前面说过，工人要的是「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目的在养家活口，属于「经济衰退型的民权运动」。恩格斯把他在曼彻斯特的见闻转告马克思，15个月后《宣言》出版时，罢工运动早已结束，气氛消失。如果《宣言》提早6年出版，说不定会有火上加油的效果。1842年大罢工时，有人预测会出现革命，但没发生，原因很明白：工人要生活，生活不下去才暴动。
《宣言》在1848年2月出版后，欧洲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从巴黎开始，迅速传到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为什么没传到英国？这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明显对立的时期，是劳资斗争最好的战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联盟最期盼发生革命的国家，为什么反而一片宁静？因为1848年之后不久，英国就进入185060年代的「维多利亚繁荣期」（Victorian　boom）。
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成长1。3％，这项成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完全猜错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这段繁荣时期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工人生活安定后，对斗争的兴趣就不大了；《宣言》里所预测的工人革命，也就无从发生。这项重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拼经济」是治国的首要目标，古今中外皆然。《宣言》里所传达的讯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英国经济好转后，《宣言》的两位作者仍未死心，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历史显然让这两位30多岁的作者失望了。失望之余，他们转而批评劳工阶级在向资本家（压迫者）摇尾乞怜。恩格斯去世之前一年（1894）说：「我们对英国工人实在失望，…他们的思想与观点，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式的，他们只有实际倾向的狭隘心态。」恩格斯去世22年后（1917），共产党的革命才在俄国发生。

参考文献
Boyer；　George　（1998）：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unist　Manifesto”；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15174。
Buchholz；　Todd　（1989）：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冯勃翰译：《经济大师不死》，台北：先觉出版社（第6章：马克思）。
Heilbroner；　Robert　（1983）：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蔡伸章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台北：志文出版社（第5章：马克思）。

原刊于《当代》2007年8月第237期

11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13至19世纪间，欧洲约有一百万人被控巫罪而死。主要的审判与行刑，集中在16和17世纪，以德国的某个乡镇为例，一天之内有四百人被处死。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基本上都是穷人，寡妇的比例高得有点奇怪。施刑者的分布很广：宗教法庭和民间法庭都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做。地理分布很平均：欧洲各地都有，西南欧比北欧和东欧更早开始，也更早结束；美洲也有类似的事情，尤其以麻州的Salem城最为人知。
虽然欧美地区审判巫者的事情，在18世纪时已经结束，但今日仍有许多国家（尤其在开发中地区），还有指控巫者与杀巫的情形。例如非洲南撒哈拉沙漠地区，就指控巫者散布艾滋病毒使人病亡。崇信巫者与残杀巫者，是古今中外的普同现象。

欧美审判巫者的研究
研究欧美巫者的文献非常丰富，只要在Amazon。打入witchcraft，就可以找到读不完的著作。在中国方面，Philip　Kuhn的名著《叫魂》，研究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是近20年来较著名的一本。在欧洲方面，现在较可追溯的事件，是13世纪时由宗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的法庭）执行，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就少见到教会介入，审判巫者的事件减少许多。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说明为何巫者人数后来会减少，其中一种说法是：专业男性医师出现后，女助产士和女性民俗疗者（女巫）的活动空间就少了。

大多数对巫者的研究，都属于某个地区的某些案例或某类行为，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为什么她会有这种奇特的见解？因为审判巫者活动最盛的时期，正好都是平均气温较低的阶段，也就是气象史上所谓的小冰期。这会导致农作物欠收，海水太冷也会影响渔获，这对欧洲北部的食物供应，会产生严重冲击。巫者审判增加、气候变冷、经济成长下降，这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偶然。
为什么要用指控巫者的方式，来消除边际人口？因为巫者的阴森形象，最容易引起民众的惊恐与排斥。欧洲的宗教势力庞大，拥有现成的教会组织网络，方便利用制度杀人。以天主教为例，驱魔是教廷正式许可的作为，去世不久的教宗保禄二世，就曾经在公共场所替一位少女驱魔，但未成功。
如果21世纪初期的欧洲，尚能接受教宗的驱魔，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杀巫现象，就不必惊讶了。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提到魔鬼，《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猎巫历史久远，道教和佛教在这方面的记载更多。
大致说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猎巫活动，在15世纪初期相当明显，15世纪末到16世纪之间暂时平息。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迫害巫者最严重的阶段，这也是本文探讨的时期。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许多记载巫者的文献，以1484年出版的Malleus　Malleficarum为例，这本类似巫术大全的书，对各式各样的巫术信仰、巫者的法力与作为，都有详尽的记载。也提供完整的引导，说明要如何审讯嫌疑巫者，使她（他）们认罪；解说巫者如何呼风唤雨、破坏农作、兴风作浪、打闪电、引发海啸。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自然现象，却硬要被指控为巫者的代罪羔羊承担责任。
从气象史的角度来看，10至13世纪之间的平均气温，是四百年的「中世纪温暖期」。14世纪起气温开始下降，直到19世纪初期才又回暖。在这段小冰期间，最寒冷的是1590年代，以及16801730之间，平均温度约比之前的世纪低华氏2度。看起来数字好像很少，但已足够让当时接近北极圈的冰岛被冰块包围，伦敦的泰晤士河和荷兰的运河结冻。平均气温降低华氏2度，对农作物有何影响？如果今天冷明天暖后天热，全年的「总积温」不变，短暂的温度失调对农作物没有影响。但如果整年平均低华氏2度，365天就共降低730度的总积温，那就严重了。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Stanley　Jevons　（183582），曾经研究太阳黑子活动对农业歉收的影响，也有人研究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对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现在Oster要用统计数字，来观察气温变化和杀巫的活动，统计上是否有显著相关。研究欧洲杀巫历史的学者，早就把气候的极端化，当作控诉巫者的重要因素。Oster想用经济学界擅长的计量工具，来证实这项猜测，她得到的答案很明确：Yes。

Emily　Oster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但这只是用肉眼来判断，未必有科学的说服力。
Oster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来显示相关性是否可靠。她得到的系数，显著水平都在90％以上，有好几项在95％？以上，更有好几项在99％以上。她反复作不同的统计检定，得到的答案都是显著负相关：气温下降会引发更多的审判巫者案例。
有人会说，以这么宽广的地区，用这么长的年份来做回归分析，虽然统计上很显著，但也应该用个知名的城市为例，看这种负相关是否还成立？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再度明确显示：气温降得愈低，控诉巫者的案例就明显增加。她引述历史学界的研究，说各国内战的发生，通常是在景气衰退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农业时代影响收成的重要因素，就是气候（气温）变化。
2003年有人发表一项研究，说近代非洲坦桑尼亚仍有杀巫，被指控为巫者而受害的，通常是年老女性。在降雨量极少或极多时，被杀的巫者人数都会增加。Oster说，其实现代的坦桑尼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一样，在面临粮食短缺的压力时，会选择清除社会中最不具生产力的份子，而老妇、寡妇、穷人都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指控这些人是否为巫者其实不是要点，重点是在那个社会里要用哪种罪名最方便，或是最顺理成章。在宗教性浓厚的欧洲，巫者是最好的罪名。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退休的陈良佐教授，写过两篇深厚扎实的论文（1991、1996），探讨春秋到两汉时期的气候变迁。他的基本结论是：「战国到文景时代的气候是温暖期，…武帝时期是气候温暖期转入小冰期的过渡期。…到了元帝时期正式进入小冰期。王莽时代低温和灾害达到高峰。东汉初期的气候是西汉小冰期的延续，…桓灵时代气候恶劣的程度不下于王莽时期。」（1996：323）
这项结论明白告诉我们：西汉末期会有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当时的气候有密切关系；王莽虽然极力挽回颓势，积极做了许多改革也徒然无功；汉朝的灭亡和气候的变迁脱离不了干系。过去的历史解释，大都把责任归在帝王的英明与否，其实怎么能把翻船的责任全算在船长头上，而不考虑当时海象与风浪的恶劣程度呢？

参考文献
Kuhn；　Phili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孔复礼（Philip　Kuhn）原著，陈兼、刘昶译（2000）：《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台北：时英出版社。
Oster；　Emily　（2004）：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21528。
陈良佐（1991）〈从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轻重》著作的年代〉，《新史学》，2（1）：149。
陈良佐（1996）〈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2）：　32381。

12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






197984年间，我在巴黎与比利时求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护照允许的地区内广泛旅行。当时的台湾护照，规定不准到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匈牙利、波兰、俄国、南斯拉夫的领事馆会说，我们可以给签证，但是台湾政府不让你来。所以我的足迹就限在北非、西欧诸国与英国。
欧洲的宗教气氛很重，每到个大地方，就会看到历史悠久的重要教堂，简单说五个。一是巴黎的圣母院，终年访客不断，其实它的高度与面积只能算中等。我走上屋顶逛了一圈，对中世纪教堂的设计与建筑能力，大为叹服。雨果的小说《钟楼怪人》，就是以此为背景，更让游客非到此一游不可。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德国科隆河畔尖耸入云的大教堂，内部高度155英呎。有好几张大照片显示，二次大战期间科隆被夷为平地，但美军轰炸时完全没损伤教堂，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重要文化财，炸下去就会结下民族深仇。走入这个哥德式教堂的内部，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实在盖得既雄伟又艺术。

德国科隆河畔尖耸入云的大教堂
第三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黛安娜王妃与查理王储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内部高度103英呎。我记得是隆冬时去的，有个管理员要我这个不懂礼貌的访客，进教堂后要脱帽。
第四是罗马的梵蒂冈教堂，参观后才了解什么叫做教廷。我参观过梵蒂冈两次，它是全世界最漂亮、最雄伟、最丰富、最权威的教堂。走入大厅后，就有叹为观止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天花板上的壁画，让人有天使正在升空的感觉。走到教堂顶端的圆屋顶，有个金碧辉煌的mosaic（马赛克镶嵌细工图画），漂亮得令人目瞪口呆。在中段的宽广阳台里，有12尊圣像，各自约有两层楼高，不知建筑时如何搬上去的。教堂内的电梯宽大，有保养很好的木板，给教会的大老当座椅。附设的雕刻馆、美术、图书馆，都丰富到让人摇头。
第五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国香槟地区的Reims主教大教堂，13世纪时盖的，有许多漂亮的石雕作品。大门的圆形彩色窗上头，写了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拉丁字：Deo　Optimo　Maximo。我在Google查了一下，有两种译法，一是To　God；　best　and　greatest；二是To　God；　most　good；　most　great。我觉得都没有译出内涵，但也知道这三个字不容易翻译，需要略作解说。

法国香槟地区的Reims主教大教堂
Deo就是上帝或是神，很清楚。Optimo是数学上「最适」的意思，Maximo是「极大」的意思。这三个字合起来就是：上帝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适的。能同时具备「最大」和「最适」这两项条件的，大概也必须尊称为上帝了。这三个简单的拉丁字，显示中世纪欧洲人的思考已经相当深刻了。
听说埔里的中台禅寺，建造费用了30亿台币。在有大型卡车运输、有吊车施工、有计算机可仿真设计的条件下，还需要这么庞大的经费。我有理由相信，建造梵蒂冈教堂的总经费，以现代的币值和现代的施工技术，300亿或甚至3000亿台币也盖不起来（艺术品要算在内）。
盖一座大教堂的技术困难很多，有一项肉眼看不到而难度又很高的，是内部空间与音响声学（acoustic）的设计。在没有麦克风扩音器的时代，如何让讲道者的声音传遍教堂，又不会有回音干扰，要做好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有些教堂就很以声响的杰出效果为荣。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欧洲每个城市都有雄伟的教堂，有些还要盖两三个世纪？以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教堂为例，盖了不知几百年，至今还有一边（我记得是右边）的大柱子顶端尚未完成。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盖得这么大？先看以下的统计表：

城市（国家）
面积（平方英呎）
内部高度（英呎）
建筑年代
Amiens（法国）
70；000
144
1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