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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大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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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曾是其最主要的发起人）、商业大陆、中托克、康温特技术、伊文斯与苏诺兰德、英特尔、绘图教师等公司。在早期，决策是由劳伦斯·S·洛克菲勒做出的，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本家，而现在，合伙人中再也没有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了。
洛克菲勒家族的每一代人都想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权力。例如第三代— —“兄弟们”——渴望挣脱他们的父亲小约翰·D 的权威。林德勒·凯姆鲍尔在《洛克菲勒家族：美国王朝》①里曾描述过一件事：“温斯罗波满面流泪来到我这儿说，噢，我多想做些属于自己的事情。”姐姐艾贝描述了一次颇奇怪的会议，参加者包括邓·布恩、理查得逊·狄沃思等七八个人，还有一个名叫琼·李的会计师： 他们拿出一个小的红色公文包，“我”的投资尽在其中。每件事都已经做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狄沃思向李建议由他检查投资项目， 他看完后向我做了简短的说明。他谈到埃克森公司时说：“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然后又谈到美孚公司，“美孚就好比是埃克森的小妹妹。”这就是他使用的语言，很幽默，但却清晰地把我和钱隔开了，我不知道哪些属于我。
这个办法很有效。我感觉好像我脸上带着面具任人宰割。5600 房间是按照我父亲的方式复制出来的，它禁止任何人提有可能解释它内部逻辑的问题。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的成员近些年来变得很活跃，包括向慈善机构捐款，这会使约翰·D·洛克菲勒极为伤心。劳伦斯·S·洛克菲勒的女儿劳拉宣称，“摆脱钱的困扰是很难的，尤其是想让这些钱有益于社会而不是危害社会的时候。资助那些力图改变旧的体系的人，而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赎家族的罪过，被称为帕蒂·哈特综合症的典型病例，在许多富贵家族出现了。他们的后代往往加入自由党， 像肯尼迪或艾威尔·哈里曼一样。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的收入水平都不太好，他们只获得公司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们有22 人以及第五代的50 多名成员。第四代的很多人都与慈善机构关系密切，第五代则认为他们的生活需要钱，投资商业也需要钱。
1983 年的一项研究结果令人吃惊，它发现洛克菲勒集团的利润率只有1％左右。原因之一是，洛克菲勒中心，家族的核心资产，经常业绩不佳。据说大楼的每平方英尺的维修费用超过了纽约任何其他的大楼。相当数量的长期租约是在70 年代早期签定的。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大约为26。5 美元，只有现在租金的一半，而且只有租约期满后，他们才可能提高租金。如果把税金和管理费都算进成本的话，无线城音乐厅已经连续几十年亏损。他们早就想关闭它，因为它还制造了大量噪音。他们需要发善心替居民想想。
就在大厦将倾之时，洛氏集团的领袖大卫·洛克菲勒，请来理查德·维尔做总裁，以图有所振作。维尔是一个合适人选，他在拯救宾州中央铁路公司时表现不凡，成功地实现了资产的重组与扩张，就像在比特瑞恩公司里干的一样出色。
维尔发现洛氏集团在赫斯顿和达拉斯等地有20 多亿美元的房地产投资，而这些投资将会面临供给过剩的风险，于是他撤了这些投资，还从石油天然气公司和集装箱公司退出。
1984 年，以3。32 亿美元买下奥特莱公司，和以4 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块地皮一样，都是通过借款实现的。因此，偿还债务一项占用了集团大量的货币收入。为增加流动性，迫使家族成员增加货币持有量以及建 ① 由彼特·柯立亚和大卫·赫罗兹著（纽约：赫特·瑞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76）立一项基金，寻找新的机会，维尔先生将目光转向了洛克菲勒中心。但若直接卖掉，光税金就需交纳4 亿美元，维尔没有这样做，而是组建了一家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取名为洛克菲勒中心财产公司，进行了历史上数额最大的房地产交易。
这个拥有12 幢洛克菲勒中心大楼的公司，卖出了价值7。5 亿美元的普通股票，以及5。5 亿美元的欧洲债券，这些债券大部分在2000 年将转换为股票， 总价值为13 亿美元。与洛克菲勒家族成为共同股东的想法，使得该项交易很有吸引力。但当专家研究过后，一般认为这项交易对洛氏家族有利，对新投资者利益不大。普通股的价值是以对纽约商业房地产租住率的乐观估计为基础的。尽管出售者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销售形势依然严峻，价格甚至低于发行价，而此时股市的一般行情正处于涨势。他们一方面表明对曼哈顿写字楼的信心，另一方面却迫不及待地希望公众加盟。
1986 年，维尔卖掉了奥特莱公司，价格为6。25 亿美元。如何使用近20 亿元的资金呢？首先，偿还公司的债务；其次，毫无疑问，维尔将乐意施展他的经营才能，建立一家多种经营的控股公司，有可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了满足家庭成员——他们赞成出售——对流动性的需要，外界投资者已被允许进入集团内部，包括意大利汽车巨子捷尼·艾那利，得克萨斯的富豪贝尔顿·克勒贝格·约翰逊。
如前面提到的，5600 房间已经组建了一家小型的内部信托公司。有理由相信，洛克菲勒信托公司最终会寻找外界的委托人。如果它这样做，就会走上和菲浦思家族（二者向来是唱反调的）办事机构一样的道路。
贝莎默信托亨利·菲浦思年纪比安德鲁·卡耐基小，他们都是在宾夕法尼亚的艾丽赫那城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小鞋厂的厂主，雇卡耐基的母亲做“装订工”。
亨利·菲浦思对数字很敏感。他开始是卡耐基的会计，后来成了合伙人，卡耐基那时正建设大型钢铁公司。当T·P·摩根想要组建美国钢铁公司时，他意识到多谋的卡耐基的那个钢厂尚在他的控制之外。据说在一次著名的谈判中，摩根问道，“你出价多少？”卡耐基递过来一张纸，摩根瞥了一眼（他的习惯做法），点头同意，付给卡耐基2。26 亿美元。超过不久前卖价的两倍以上，其中有菲浦思的4300 万——相当于今天的10 亿美元。听到这个消息时，菲浦思笑了，“好极了！”后来卡耐基遇见摩根，一副怀念往事的尊容， 说道，“我当时应该再多要1 亿。”“我会为之付款的。”摩根迅即答道。
这表明吃亏的还是卡耐基。
亨利·菲浦思大规模地赞助慈善事业：诊所、公共浴池、游乐场、图书馆。然而下一代的想法有所不同。亨利的孩子，阿迈（格斯特）、约翰·海伦（马丁）、亨利·C 和霍华德，都认为家庭最应该受到赞助。他们建造了别墅，尤其是约翰，他在老威斯特伯瑞，有三个马球场。菲浦思的孩子们还曾拥有棕榈滩13 的产业。当约翰变换住所时，他（或他的办事机构）总要召集九部小汽车，组成一个专列：三部用来载家人和仆人，三部为行李车， 最后三部装马球和食物。
所有这些费用，都由一个被称作“家族计划”的不寻常的机构提供。亨利·菲浦思几乎将他的全部财产都分成了一系列的小基金。为管理这些基金，他和另一个家庭成员一起指定新泽西州的贝莎默信托来做这件事。贝莎默后来被它管理人中老一代的家族成员赋予了极大的权力。
更为奇特的是，信托的主要财产是贝莎默证券公司，由菲浦思家族投资， 购买股票和债券、不动产、石油和天然气、风险资本协议等等。它的股票只能卖给家族其他成员，因此一个较年轻的成员对自己的资产没有多少发言权。1911 年贝莎默资产是7500 万元，到1987 年增加到15 亿美元，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扣除税金和红利后，年增长率仅为3。7％多一点。贝莎默证券公司和贝莎默信托共同负责菲浦思家族的股票生意，但在私人买卖领域却不一定需要和贝莎默信托合作。
贝莎默提供的私人服务大大超出了任何家族机构的服务范围，约翰·菲浦思的9 部小汽车只是一例，那儿有常人能想拥有的一切。它负责开闭棕榈滩的别墅，当盥洗室堵塞时，有管工负责疏通，草坪和屋顶有人管理。雇人将船驶出新港，当然，当主人到亚利桑那游玩时，还负责蹓狗。主要的家务活，如重新粉刷，都另行收费。服务中的其余部分，尤其是为第二代和第三代服务，实际上，大部分服务都不申报纳税——因而也是免税的，因此增加了红利收入。这很好，虽然未能完全符合税法精神。
第四代和第五代的“家族计划”与先前的亨利·菲浦思不同，经常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矛盾重重。
1957 年，莱布兰德——罗斯兄弟和蒙哥马利公司的审计师们研究发现， 管理者和委托人之间的内部交易，使贝莎默没有达到应达到的成绩。由于这个原因，第三代成员艾思蒙德·B·马丁开始用法律手段从贝莎默撤出资金。
70 年代早期，这个家族在房地产业上的投资损失了8700 万美元，但仍未使家族觉醒（老亨利不相信债券而相信房地产，但他从不用借来的钱投资—— 只用现金）。溃败之后，艾思蒙德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他的大外甥，玩马球的温斯顿·格斯特，奢侈的生活已迫使他不得不卖掉了帕姆海滨、许多古玩和艺术品。直到1974 年，他们在法律上的努力才有了些许回报。那时，贝莎默为支付现代化的费用，试图征收信托代理费。随后，加入马丁和格斯特集团的有格斯特的姐姐，狄安娜·曼宁以及另一位亲戚玛格特·伯格那。这回反对者取得了胜利，新泽西法院判决削减将近一半的代理费。
在这一段时间里，家族每年多支付税款数百万元，因为贝莎默的收入要先支付公司所得税，利润分给股东后再交个人所得税。因此一段时间过后， 温斯顿的儿子费瑞德克·格斯特，也加入了逃离“家族计划”的队伍之中。
此后，在70 年代早期，贝莎默做出了明智之举：除照管200 位菲浦思家族成员的事务外，引进外界账户。通过比较外界支付的相同费用，来缓解心怀不满的成员的批评。“公开化”意味着将你的分析和操作过程向外部委托人公开，他们如果不满意，可以离开。这样有助于你保持努力。由于服务对象的增加，使得费用分摊后降了下来，同时也容易雇到更称职的人。
近些年来，由于卓越的业绩，良好的管理和丰富的想像力，账户款额已增至50 亿美元。菲浦思家族支付的费用仅占总费用的13。贝莎默只允许大额账户加入：最少的年费用为45000 元，以1％的资本费用率为基础，而对于增值的部分以及国外证券则按1。25％收费（外国投资事实上业绩不好）。
最近几年，贝莎默的最好成绩是平衡的资产结构和权益账户以及账户的公正。
尽管如此，贝莎默（或者5600 号房间）永远也不会建议自己的客户按照菲浦思的“家族计划”的模式来处理资产了！ 美国信托业的沉浮我们已经考察了家族机构；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美国最古老的投资管理公司，纽约美国信托公司。它于1853 年开业，在那时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不仅作为顾客的代理人，而且提出投资建议。
那时，股票还是个新鲜东西，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仅有24 种股票上市，相对于现在的数千种，规模太小了。因此把资产分散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或者投资于互助基金和房地产业）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信托财产经常以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财产等受托人可以亲自管理的形式存在。
但本世纪初，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富家财产转换成各种公司股票，富人们需要专业人才来为他们理财。美国信托公司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其他许多成长在本世纪的有名气的信托公司，最后大多变成了商业银行，信托业成为它们的兼营业务。美国信托公司虽然也开展了商业银行业务，却一直把信托业务放在首位。现在它是银行界少数几个纯粹进行信托业务的银行之一。
可是它的顾客不时地需要现金，就算是一个有几十万身价的人也需要贷款。
因此，仅仅是比其他银行利率高出0。8％水平，就可以令客户们纷纷抽回自己的资金了。他们不在乎持有货币而增加的额外成本。
美国信托公司曾经是银行信托业的骄傲：有一批聪明且富有经验的员工，他们了解生活、金钱和家庭。我的外祖父、摩根的一位同事，为了他的孩子和孙子，曾将一笔信托财产存放到该公司中。
但连续的成功使他们自鸣得意，问题出现了。“信托公司”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俱乐部，丧失了在一个充满困难的竞争世界里生存所需要的那种敏锐的创造力。我们正面临着通货膨胀、高技术、社会变迁，还有日本人的威胁， 生活热闹极了。
通往投资厄运的捷径是失去对危险趋势的感知，在股票市场上，你只有做别人不曾做的事才能发财。如果你参与到集体的快乐与恐慌之中，你将失去赚钱的机会。避免此种境遇的一个办法是，请一位聪明富有经验的大人物来管理，就像摩根拥有朗其特·亨廷顿一样，一个彻头彻尾了解投资游戏的人，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改变行情。他可以挑选并控制新手，客户感到他对世界无所不知，不像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干巴巴的图景（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我们是通过影子来了解事物本身的，我们的知识是通过无数数据形成的）。当这位大人物因年老而离开以后，他的继任者或许是一位目光短浅的新手，于是，事情就变糟了。之后，董事可以从银行里请一位新的经理，强调要恢复秩序，使利润回升，然而，由于不是投资者，他将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而且在混乱状态下也缺乏长远的战略。
美国信托公司学会这个道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在70 年代早期股市的狂升时——“一次性买卖”时代——受到了双重打击。他们当时认为一些企业——“漂亮的中年人”或“纯洁的少女”——比其余的企业有着更好的持股前景，因为一旦持股，就高枕无忧了。这将使管理变得容易些，并带来丰厚的利润。
可惜的是，这种想法和华尔街上的所有观点一样，注定要走向灭亡。许多“中年人”——雅芳实业、波拉洛德、静电产业等公司——在1974 年以后，收益能力萎缩到原来的15～17，甚至更低。美国信托公司再次受到打击， 高价买进的股票损失惨重。更糟糕的是，当市场开始复苏的时候，带动大盘上扬的不是成长股，而是“夕阳股”，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等。
美国信托公司解雇了那些喜欢“中年人”的经理。后任者抛出了“中年股”买进了“夕阳股”，可是此时前者已经降至最低点，开始反弹，而后者却已达到了它的顶点。
于是出现了新一轮的解聘，当然，许多人是自动辞职的。美国信托公司的研究部人数最少时曾从20 人减到4 人！这个银行已有百年历史了，而且仍打算继续下去。可是在客户心中，存活与否关键取决于人的因素，而不是公司的历史。在1976 年到1979 年间，养老金部门的主管更换了5 次，这样一种状况怎能让客户有安全感呢？ 上述这些人事变更都无济于事，在整个70 年代中期，公司的业绩很差。
事实上，在《美国银行家》杂志1978 年的排名表中，它的提款卡、养老基金和分红账户业务在全国172 家基金组织中都是倒数第一。
投资上的混乱与政策上的困惑相呼应。它开展了私人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避税场所，避税的投资具有内在的风险：否则就不会有人找它了。一些选择是灾难性的，包括赫姆—斯特克石油公司和西方财务公司，这导致了客户对美国信托公司的集体诉讼。这些事件的结果是，美国信托公司在80 年代中期成了少数几个老牌信托公司中经营资本下降的公司之一。
最后，在1979 年，董事们找到了丹尔·P·戴维森，摩根财团的老担保人，一位商业银行家，与其说是一位投资者不如说是一位银行家。戴维森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他研究了形势之后，迅速取消了避税业务和个人金融投资计划。他还放弃了国际银行的业务，降低了养老金和给大企业借款的比重。
做到这些后，银行规模得以收缩，意味着它只能从餐桌上得到一些碎面包屑。
几年以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彻底的决定，完全从商业银行业务中退出！下面是他对这些决定的解释。
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市场已大大萎缩，但竞争者却增加了许多。
商业银行的市场业务量缩减，开始于商业票据性质改变的时刻，商业票据刚出现时是一种灵活性不大的金融工具，但后来它参与国际贸易，逐渐涉足商业存贷和企业短期需求的金融业务，而这本是商业银行的传统领域。
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1962 年，我做第一笔活期贷款业务时，有20 亿美元的商业票据在外流通。当我，还有我的银行在1987 年退出这一业务领域时，市场上流通的未清偿的非金融性企业票据已达790 亿美元。
无法想像商业银行与大企业同富贵的前景。一种更有效的金融方法已被发展起来，商业银行死气沉沉，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盛况。
在这时，米查利·迈肯先生和“低档”债券参与进去了。对于我来说， 当另一种金融工具绕过银行直接贷款时，历史正在重演。据推测这个高收益市场的业务量在1977 年是80 亿，而现在已达1500 亿美元。
外国银行很早就已在美国银行界站稳了脚根，但只是最近才成了国内活跃的借贷者。10 年前，外国银行对国内工商业的贷款仅占总量8％，但最新的数字（1987 年）已发展到了16％，相应的贷款量也从170 亿美元发展到1987 年的910 亿美元。
国会和州立法机关解决储贷银行问题的方法是给予他们更广泛的业务权，进行商业和工业贷款。这等于向两场而不是一场火上浇注汽油。商业银行市场上有了新的信用提供者，这不啻于给商业银行头顶上开了个洞。这种兴旺是以负利差导致的巨大亏空为代价的。毫不奇怪，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没有经验的借贷者在心急火燎地想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将自己变成了牺牲品。这种不好的态势成了国家的灾难，如果不发生金融恐慌也会以一种相似的闷火的形式留给21 世纪。
经过大幅度裁减组织，戴维森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向公众的信托和私人证券的传统业务上。“我认为集中在基础板块上经营是最好的选择。”他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紧紧地以家庭为基础。”到目前，他的努力在经过最初的痛苦之后终于取得了成功。银行自有资金回报率提高，证券经营达到了中等水平，并且在市中心的老詹姆斯·古德温广场设立了一家小分支机构，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这个分支机构位于西54 大街11 号，离它的上等顾客更近。在棕榈滩也有一个以瓷砖为屋顶的机构。几年前卖掉整个银行的谈论， 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西54 大街的分支机构委托埃德温娜·桑地做一件雕刻品，放在大厅的休息处。这个雕像是一个正在蹓狗的人（有点像戴维森）。戴维森不允许自己的职员提供蹓狗的服务，但是他们可以雇人来做，他们还雇佣厨师、女佣， 以及其他可以使客户感到舒服的服务。其他项目包括帮助客户整理房间，转交补助支票给寄宿学校的学生，甚至打印学期试卷都在公司注意力之内。公司还举行婚礼和丧葬仪式。这些服务过去的费用就很高，现在更是提高了不少。
社交场上的做作在戴维森这儿不见了。过去接待客户时照例是要上茶送花的，现在已经取消了。8 间威廉伯格风格的餐厅中的3 间，以前是招待客户的地方，现在已被换成了办公室。
为了避免定位错误和决策失误而毁掉所有的业务，股票的选择权事实上已下放给了证券经营者，而不是从上至下独裁决定。从公司角度来看这样做更安全些，虽然从长期来看，不一定比让一个能干的人制定一般政策的做法更好些。
家族办事机构还是投资顾问公司？ 如果菲浦思和其他富豪家族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精明，那么急于发财的人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呢？或应该寻找一位传统的投资顾问呢？我认为不存在一般答案，需要具体分析。个人服务的情况是容易评估的，比如一个旅馆，如果他们服务的很周到，那就是好的。但是评估投资就很困难了。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记录，如果可以选择起始时间，限定种类的话。例如，我们可以将一个呆账变为好账。当不成功者和成功者联营时，他们的历史和经营纪录合并时就如银行的合并一样，最早的日期成了新实体的成立日期。因此你不得不看得更仔细一些。为了很好地评估投资结果，你必须分析成绩是如何取得的，然后才有足够的知识去做结论，不容易呀！ 一般观点认为，正如我一开始说的，一个家庭持有资本必须花很多精力来处理出现的问题，就像君主看护他的政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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